第三节 明清徽州士绅的特点
从上述情况来看，明清时期的徽州存在着数量可观的士绅群体，他们在传统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凭借自身威望和经济实力，慷慨好义，多举善行，是地方宗族社会的主要建设者、文化事业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展现出自身的特色，对此，康熙年间学者赵吉士在描述当时徽人的社会风尚时曾有过总结，所言之主体就是徽州士绅：
吾乡之人，俭而好礼，吝啬而负气，其丰厚之夫，家赀累万，尝垂老不御绢帛，敝衣结鹑，出门千里，履草屩，幞被自携焉。乡党有称贷，锱铢升斗见于面，岁时伏腊必燕饮酬酢，一介不取与，乾糇必报。呜呼，何其细也。然急公趋义，或输边储，或建官廨，或筑城隍，或赈饥恤难，或学田、道路、山桥、水堰之属，且输金千万而不惜，甚至赤贫之士，黾勉积蓄十数年，而一旦倾槖为之。呜呼，又何其慷慨好义也。[17]
一 热心宗族事务
明代以来，尤其是嘉万之后，徽州人口逐渐增多，宗族支派繁茂，仅靠血缘纽带无法使宗族保持凝聚而不涣散，有鉴于此，徽州宗族往往会通过重建祠堂、撰修宗谱、经营族田等多重方式来保证人口众多、关系复杂的大宗族的维系。祠堂是家族祖先神圣精神的寄托之地，宗谱是宗法血缘关系的见证，族田是家族组织活动的经济基础，而这其中任何一项的建设，都需要族内士绅的参与，并贡献他们的力量。而此时的徽州士绅也会积极发挥自身所长，并利用知识与财富主导这些建设，使之在合乎礼法的同时，还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一）兴修祠堂
徽州宗族的发展，最直观的表现是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和具有影响力的族裔不断涌现，然而宗族发展更重要的象征则是祠堂的建设。徽州士绅对于自身宗族祠堂的建设十分重视，从倡修到完工均有着士绅的影子，可以说这是明清徽州士绅的一大特点。从明清时期，绩溪仁里程氏宗族重建敬爱堂的过程中，士绅的主导作用就可以得到印证。绩溪仁里程氏族谱的《重建世忠祠堂记》中记载：
新安程氏自太守公赐第篁墩，阅十四世忠壮公灵洗奋起，继兴讨贼救民，厥功甚伟，以故子孙蕃衍，徽属建祠而祀者，里十二三。我绩仁里乃三十世朝议郎元定公嗣，总干千八公、提干廿五公、同知六三公，昆弟三人，由槐塘卜迁而居也。派衍三支，为斯里始祖。二世中宪大夫宣慰司副使相公请于朝，建祠于槐塘，仁里则处士宝贤公，太学生朝宗公肖像立会，所谓世忠庙专祀忠壮，阖宗胥未之祔也。弘治乙卯新昌县令傅公、义官成公、司训文公、庠生愈公，相度山川，始卜购村心地二百七十余步，鸠建宗祠……今距弘治二百六十余年，中间亦陆续修葺，然终有朽败不可复整者，非重建无当也。夫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居室为后。尝见世之丰于财者，辄华美其居室，磨砻刻镂，靡费千万，略无吝惜，而祠宇倾圮，栋折榱崩，无复过而问焉，良可慨矣。乾隆癸酉（1753）集议重建……自癸酉迄乙酉（1765），历十三载告成。[18]
上述材料较清楚地反映了绩溪仁里程氏世忠祠堂历次兴修重建的过程，早期是中宪大夫宣慰司副使相公向朝廷请求，在槐塘重建家族祠堂，而仁里支派则是依附其间。直到弘治乙卯年间，则由新昌县令傅公、义官成公、司训文公、庠生愈公共同“鸠建宗祠”，这是仁里支派首次修建宗祠。到乾隆癸酉（1753）年间，仁里程氏族人再次“集议重建”，经过十三年后宗祠终于建成。在修建过程中，始终是由士绅集团起着主导作用，其中弘治年间初建时，是由“新昌县令傅公、义官成公、司训文公、庠生愈公”共同主持完成的。至乾隆年间重建宗祠时，总理人员有飞升、行可、本润、度、玉光、守先、学圣、华祝；分理人员有士可、士首、士玉、士买、勋缵、坦然、德基、国辅、章等。该谱中虽然没有提及这些人员的身份信息，但是在嘉庆《绩溪县志》中却记载着其中核心成员的具体身份信息：
如程飞升，“字允恭，仁里人，国学生，六岁失恃，善事继母，得二亲欢。父因宗祠岁久就圮，有志重修未遂。升倡首董其事，卒以告成。又尝修整远祖坟墓，树立碑石，捐祀产于祠，与时祭。兄早卒抚侄如子，教诲成立”。如程勋缵，“字功也，号长眉氏，仁里人，国学生，少读书通大义……诏举孝廉方正，学官采其行将为请，勋缵力辞”。如程法，“字允则，仁里人，国学生，家贫远贾客通州，离亲之戚，时见颜面。人因重其孝，争以交，以信义遂获厚利，纤毫不敢匿得，所赢悉献于亲，父殁，寄所余于弟。痛四、五两弟早卒，诸侄幼，视犹己子，终身不析爨，传之五世犹同居”[19]。
不仅仅是程氏宗族的祠堂是由士绅集团领导修建的，徽州地区其他世家大族祠堂的修建也大抵如此。
又如汪氏宗族，在《仙源岑村汪氏族谱》中记载，如汪元桂，“元桂公，邑庠生，乾嘉时，族闾重建宗祠，换地经度，鸠工庇材，巨细毕举，其首创焉”，汪元桂身为邑庠生，为重建汪氏宗祠，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为宗族首创。汪金琇，“金琇公国学生，为人谨厚，有长者风，乾嘉时族建宗祠，鸠工庇材，不遗余力，族人至今均乐道焉”，汪金琇身为国学生，为建立宗祠耗费心血，为族人所赞扬。汪文涛，“文涛公训导，同治建元……宗祠毁于兵，捐资兴复，公首倡焉”，[20]因汪氏宗祠毁于战火，汪文涛身为训导，身体力行，捐出家资，首倡重建。
吴氏宗族亦是如此，在《休宁万安吴氏宗谱·建祠》中记载，“祠自万历辛亥年，因澂公捐资置基始，合族乐而附助之，登名于簿志，何其伟且励也，阖邑谁不称吴氏右族之盛举也”[21]。又如许氏宗族，在《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中记载，“今者观察使沧亭君，乃太傅五世缇孙也，具有经纶济世之才，扩民物胞与之量，起家水部郎，敭历仕途者二十余载……无在不以济人利物为心，而生平兢兢筹画者，尤在敬宗睦族一事，尝捐数千金修宗祠，创义学”，许氏族贤许沧亭，身为观察使，尤其注重宗祠修建，捐资数千金，为家族表率。该谱中还有记载，许蘧为重振家族，独自承担建祠大任，“予叔蘧翁毅然特起而振兴之，建祠修谱一人独肩其任。斯祠也，规模宏敞，轮奂重新……更于宗族有光焉”[22]。
除了在家谱中对士绅建立宗祠的事有记载，在方志中也尤其注重表彰士绅建祠修谱行为。例如，同治《黟县三志》卷七《人物·尚义》对此有诸多记载：
国学生程珍独力重建毁于寇灾的族祠，“程珍，字玉亭，横冈人，增贡生……咸丰五年（1855），粤寇焚横冈，族祠毁，珍独力重建，不科一钱，以数十年所积修金，并卖田成之”。
监生黄飞熊用金三千有余，独建祖祠，“黄飞熊……监生，祖祠毁于顺治初，至嘉庆初，飞熊独力重建，费三千余金，敬宗收族，矜孤恤寡，别造浮梁东乡如意亭，捐田为修亭施茶经费”。
守备朱承璨，修葺祖祠，“朱承璨，字星田，捐职卫守备，友爱好义，修祖祠，赈宗族，不靳巨资，同兄弟捐资重建赤帝庙，别于景德镇施棺掩埋，修亭造路，本邑捐助考棚，捐置义冢”。州同朱承玮为重振宗族，倡导节孝，修建朱氏节孝祠，“朱承玮，字毓珍，州同，道光十五年（1835）旱灾，出境购米，减粜振族，修东文岭、建屏山朱氏节孝祠”。
胡元熙建祠修谱，为宗族承祧，“胡元熙，幼善读书……又移常平旧仓，以其址创试院及彰善祠，并葺府县学宫，在家修葺宗谱，为大宗立祠承祧，从祖祠有倒坍者，修理之……出守浙江，捐廉寄归”。胡应钟两修支祖祠堂，“胡应钟，字声永，西川人，尚古好义，赈恤亲邻，提携子弟，捐资独修桃源古路，助建考棚，增捐碧阳书院膏火，两次修支祖祠门，创立祀会”。
同知舒立昆，以万金之财，独自建立本支祠堂，“舒立昆，字肇修，屏山人，议叙同知，质直好义，道光四年，浙江岁歉，立昆捐资助赈……独建支祠，用费万金，未科一钱”。邑庠生舒尔祺，于旧址重建本支祠堂，“舒尔祺，字受禧，屏山人，邑庠生……同治二年（1863），支祠寇毁，尔祺独力捐造于旧址，仍曰慎徽堂，旋病终，未有子族，众以其祖父及尔祺木主，选祠祔祭”[23]。
除了胡应钟在同治《黟县三志》未有具体功名在身的记载以外，程珍为国学生，黄飞熊为监生，胡元熙出守浙江，朱承璨为守备，朱承玮为州同，舒立昆为同知，舒尔祺为邑庠生，由此可知，士绅集团是建祠的主要力量。
士绅集团不仅在宗祠的兴建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在而后宗祠的日常管理中也起着主导作用。这可以在宗族祠规制定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在徽州宗族的祭祀活动中，士绅集团承担具体祭祀规则的制定。康熙年间，歙西金村宋氏宗族对其祖先的祭祀，即由该宗族士绅群体共同协作完成，据《歙西金山宋村宋氏族谱·初至上丰宗祠告寝室文》中记载：
大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岁次甲午三月壬寅朔，越二十八日，己巳辰，珠川梅岭裔孙文运，宗萃率支孙候选州同知之馨、学仁、德清，举人世荣、则荣，经历德泽，庠生富年、珩，监生振忠等，谨以刚鬛柔毛，庶馐之仪，百拜致祭于新安始祖，宋光禄大夫，吏部尚书，敕赠开府仪同三司贶公，暨显祖妣敕赠郡君黄氏夫人之前。[24]
由宗谱中可知，宋氏宗族主导祖先祭祀的子孙，乃是候选州同知宋学仁、宋德清，举人宋世荣、宋则荣，庠生宋富年、宋珩，监生宋振忠，均是具有功名头衔的士绅阶层。
又如乾隆年间，湖南分守衡永郴桂副使许登瀛，曾为许氏宗族制定宗祠祭祀的礼仪要求，据《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中记载：
乾隆二年（1737），余入觐过里，捐赀八千金，相祠基址，重建诰敕楼、拜堂各五大间，并建宗文会馆经蒙义学，高大门楼，四载告竣，计此拜堂可容千人跪拜矣。另置田产……清查祀产交族人之贤者与族长查收租息……正祭日黎明齐集，序立行礼，择年德俱尊者纠仪，如有参差挽越者罚胙，慢侮不敬者罚跪，抗执不服者责惩，衣顶子孙无故不与祭者，罚金入祠以充公用，不受罚者不许与祭，庶几宗庙之中有事为荣，大昭小穆肃雝成礼矣。[25]
许登瀛不仅独力出资八千金，建立规模宏大的宗族诰敕楼、拜堂五大间，可供千人祭祖，而且提出明确的家族祠祭礼仪要求和奖惩措施，因田产作为祀产，关系家族祭祀，许登瀛又另行制定《宗祠新置义田规约》，以维持家族祭祀。
（二）维护祖墓[26]
士绅集团不仅重视为宗族建祠修谱，尤其注重对宗族祖墓的维护，将祖先墓地视为家族之根本，认为“死者有墓犹生者有庐”，“先人坟墓政吾人之根本地也”[27]。徽州宗族赋予了先祖坟墓人格化的灵性，并认为保护祖墓即是为子孙后代服务，“人之魂体居墓，受山川淑气则灵，灵则魂安，安则致子孙昌衍而不替”[28]，当宗族面临与外族纠纷时，士绅集团首当其冲，维护宗族利益。
清代徽州宗族墓地主要来源于祖传与向他人购买两种方式。祖传者因年代久远，家族虽明确要求族人不得出售祖墓，并严加保护祖墓，“倒卖宗谱及祖坟地基，砍卖祖坟切近荫木，致伤祖墓者”[29]会遭到逐出宗族的处罚，但是破坏祖墓的行为仍屡屡发生。在徽州宗族看来，祖墓之一草一石皆关乎宗族的命运，一朝被损，则有子孙不蕃之风险。受此观念影响的墓地诉讼在徽州屡见不鲜，对于破坏先祖坟茔的行为，徽州家族往往会有激烈的反应，即会采取诉讼的解决方式。
在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中，墓地为家族所共有，同一家族往往葬于同一处墓地。同时，宗族亦将本族墓地视为家族根本，和宗祠统一起到“敬宗收族”的功能。共有财产的现实与根本地位的认同使墓地纠纷通常会涉及整个家族和宗族的利益，因此当诉讼发生时，尤其是涉及祖墓的诉讼时，更是家族之事，虽然诉讼涉及家族利益，整个家族甚至整个宗族都会卷入其中，但大部分情况下，家族都会推举族内士绅作为诉讼代表。这些士绅大都拥有功名，与本地官府有着天然的联系。实际上家族也会要求在涉及墓地纠纷时，每个族人都要贡献自身的力量，不得帮助外族：“外姓有强葬及侵界、伐荫等患，协力公讨，受贿外袒者严惩于家庙，即讼于公庭勿贷。”[30]
如康熙五十年（1711）叶菁控汪士案，是盗卖坟地的案例，汪士伪造契约以推翻叶氏墓地地权。在叶菁等控汪士案中[31]，原告即为整个叶氏家族，包括叶菁、叶莘等34名叶氏族人。具体名单：叶菁、叶晟、叶蔼、叶莘、叶世庆、叶世寀、叶世安、叶世宁、叶世钟、叶世琦、叶世宠、叶世璋、叶世宸、叶世容、叶以梓、叶以权、叶以柑、叶以楫、叶以树、叶以榴、叶以林、叶以本、叶以椿、叶以柏、叶雄、叶智、叶棠、叶枢、叶慧、叶以枢、叶以植、叶以栻、叶栋、叶英。其中大部分是具有功名的士绅，由此可见，为维护先祖之墓，叶氏宗族以家族士绅为首阖族皆出。
相互毗邻的墓地徽州宗族之间往往会因界址不清而发生诉讼，或会因一方侵权而引发诉讼。如发生于雍正四年（1726）汪陈两姓互控案，即是源于界址不清：“纵来山地总以界为定，如汪陈两姓土名黄栗岗坟山毗连，各坟墓在各山界内……汪姓续在自界内靠西埋坟，陈姓即与之争论。”[32]两族以家族士绅为首，均是阖族皆出。汪氏士绅在《黄栗岗案抄》中有明确记载，同时也记录了陈氏士绅有陈龙、陈多、陈近、陈演、陈擎、陈贵、陈派、陈攀、陈成、陈秀、陈榜、陈早、陈廷、陈四、陈冲、陈现、陈九元等人。
又如同治三年（1864）许元剑等诉邻村地棍汪德富等案中，原告即是“池州营千总事，芜采营千总蓝翎守备”许元剑及其堂弟堂侄等人，士绅许元剑与当地官府联系紧密，而官府亦肯定士绅的行动，甚至赋予他们进一步行动的权力，“许该绅赴县指名控告”，“许该生等指名呈禀”[33]。通过这些事件可知，从徽州宗族社会的结构来看，士绅属于家族内部权力的主要掌握者，又有可能是国家和地方的统治阶层，双重属性下的士绅阶层能够顺利地达到家族诉讼的目的。
士绅集团不仅通过诉讼维护先祖之墓，当宗族面临与外族纠纷时，士绅集团维护宗族利益，维护祖墓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向官府申请各种禁碑，如道光七年八月，汪氏宗族向官府申请禁碑，据《新安汪氏宗祠通谱·重修墓祠禁碑》中记载：
特授江南徽州府歙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劳 为吁叩示禁，以杜残害，永保坟祠事，据原任山东金乡县知县汪廷楷、池州府教授汪熙、原任庐州府教授汪忠均、原任江苏上原县教谕汪燡、举人汪潭、汪豫、岁贡生汪天凤、禀生汪澍、汪光黻、生员汪铣、汪鸿祚、倡捐监生汪之遴、职员汪文翥、支丁汪章秀、汪世垣等抱呈……[34]
在这份汪氏宗族向歙县府衙申请墓祠禁碑的15人集体名单中，无功名在身，不属于士绅阶层的白丁，仅有支丁汪章秀与汪世垣二人而已。至道光十九年（1839），汪氏宗族再行申请禁碑，据《重修始祖墓禁碑》记载：
署江南徽州府歙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利 为环请示禁，以弭衅端，永保茔祠事，据翰林院修撰汪鸣相、翰林院编修汪元方、兴化县教谕汪
、即用县知县汪湛恩、职举汪立权、汪桂、举人汪光谦、汪春、禀贡生汪林、副贡生汪维城、生员汪芸、汪元、汪开溎、汪绍祖、汪忠淳、汪荣、汪维藩、职员汪文翥、汪徽和、支丁汪日金、倡捐监生汪之遴抱呈。[35]
在此次汪氏宗族的士绅集体行动中，依然是由具有功名的士绅群体所共同发起，其中无功名在身的白丁，仅有支丁汪日金一人而已。汪氏宗族的两次向官府申请禁碑行动，充分地体现了徽州士绅集团在解决宗族对外纠纷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三）编修家谱
从现存明清徽州家谱来看，有大量的士绅所编家谱存在，其中还涌现了一些著名士人直接参与本族家谱编修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大多数是凭个人力量完成家谱编修的。如成化年间程敏政编修了《新安程氏统宗世谱》，万历年间汪道昆编修了《汪氏十六族谱》，乾隆年间金门诏编修了《休宁金氏族谱》。他们作为具有显赫身份的官员，多在居乡时节，独自承担了家谱的编修工作。
当然，编修家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凭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情况下，徽州家谱的编修是依靠家族士绅集团的力量来完成的。如道光三年（1823）所修《新安汪氏宗祠通谱》，就充分体现了家族士绅集团的力量。其中鉴集人员：翰林院修撰彭泽县黄花畈裔孙鸣相、翰林院编修余杭县裔孙元方、兴化县教谕追远裔孙燡、即用知县大里裔孙湛恩、庠生富溪裔孙芸。倡集人员：国学生双溪裔孙之遴、国学生烟村裔孙敬增、庠生钟楼裔孙维藩、职员莲川裔孙文满。襄集人员：副贡生渔梁裔孙维城、解元潭川裔孙立机、职举堨田裔孙桂、举人鄣岐裔孙光谦、举人稠墅裔孙春、邑庠生丰溪裔孙林、禀贡生黟县宏村裔孙澍、庠生考坑裔孙荣、庠生丰溪裔孙炽、国学生湧塘裔孙开源。参集人员：庠生鄣岐裔孙熊、庠生烟村裔孙绍祖、庠生烟村裔孙忠淳、庠生郡西裔孙元、中书婺源县对坞裔孙杰、国学生凤凰裔孙溥。督刊人员：庠生追远裔孙荣增、庠生婺源县对坞裔孙腾煇、国学生烟村裔孙鉴辂、理问婺源县对坞裔孙栋、职员双溪裔孙长琳、婺源县对坞裔孙殿邦、婺源县对坞裔孙梦兰。校对人员：职员县学前裔孙徽和、婺源县对坞裔孙腾玉、双溪裔孙日金、职员双溪裔孙长珪、钟楼裔孙恒鉴、慈姑裔孙朝栋、婺源县对坞裔孙培基。参校人员：户部湖广司郎中古塘裔孙喜孙、县学前裔孙徽秀、双川裔孙廷柆。在这份总数达42人的编修名单中，没有功名及官员身份的只有9人，仅占21%，且主要是校对和参校人员，核心的编修者都是有功名的士绅。
不仅汪氏宗族如此，其他宗族亦皆相似。如现存《程氏族谱》就是由当时族内士绅合力完成的，户部主政俞赞虞所写的序中称：
余读礼家居，门人程章珊持其家谱请序，受而览之，系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五十世监生耀鉴冰、五十一世邑庠生兰芳、郡庠生锡范、文珒、国学生锡光、文蔚、文渊、文瀚诸公依康熙丁丑四十七世国学生天叙公纂辑原本重加重订。[36]
由此可见，这次程氏族谱的编修者中虽无高级功名者，但均是族内接受教育的士绅，此外还可看出康熙年间该族家谱也是具有国学生身份的程天叙完成的。在《歙西金山宋村宋氏族谱》中同样直接列出编修者的功名身份，即修职郎宋德泽编辑，邑庠生宋麟、邑增生宋珩校阅，太学生宋振忠参订，贡生宋仕业校梓，也显示这次编修家谱是以士绅群体为核心。
士绅参与家谱编修的另一个集中表现则是撰写家谱中的谱序。由于世系繁衍、家族迁徙、兵灾战乱等因素，徽州世家大族的家谱时常重修或者续修，而每次编修谱序，除收录新写的序外，之前所修谱中的旧序也被一并录入新谱，因而家谱中通常有数篇谱序。徽州世家大族为提高本族名望，通常恳请本族中声名卓著的士绅为家谱撰写谱序，或是恳请与本族颇有渊源的知名士绅撰写。谱序是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提纲挈领、概括全谱的作用，徽州宗族将士绅们为本族所作谱序按照年代先后顺序收录，谱序的内容大多涉及本族起源迁徙与世系繁衍，本族修谱的历史，以及撰修家谱的重要意义等。因而，按谱序撰写者的不同，可将谱序分为两类，一是本宗族之人所撰写的谱序，二是外姓之人所撰写的谱序。
本宗族之人所撰写的谱序，主要是指家族内声名卓著的学士与官绅为本族家谱所撰写的谱序。家谱撰写成后，为使家谱得到支持和认可，撰谱者通常会恳请家族内有名望的学者或政界官员为家谱作序。早在明初就已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从徽州程氏与汪氏家谱中可以较清晰地体现出来，如：
程维宗，休宁率东程氏族贤，两次乡试不中，继而从商，富甲一方，因家族所请，于洪武十二年（1379）乙未冬月为本族撰写《率东程氏家谱》中的《率东家谱序》，其文如下：
维宗切切，思本者，水木根源也。见其木必有根，见其水必有源，牒见其人必有父母，有父母必有祖宗、必有族谊，有族谊必有谱牒，有谱牒必有子孙续者，可谓根源之有本也……呜呼，此吾程氏之谱，高祖修后又越五世矣，不可以不续，吾当为之故。夫显者徵之，幽者阐之，旧者新之，缺者补之，使夫历朝以来或仕，或隐，或登史册，或著郡志，或载家谱，纲举目张，一览无遗，则涣者萃，离者合，疏者亲，百世相承之绪，于以复明途人之患，与后子孙知有根源之本也，是为序。[37]
之后的程敏政更为典型，其人字克勤，为休宁篁墩程氏族人，赐进士及第出身，奉训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同修国史，经筵官兼太子讲读官，官终礼部右侍郎，是徽州著名学者，为一时之冠。《率东程氏家谱》中的《率东家谱跋》，《安徽休阳程氏支谱》中的《陪郭程氏清明序》，《安徽韩溪程氏梅山支谱》中的《绩溪坊市程氏族谱序》，以及《程氏统宗世谱序》均是程敏政因程氏家族所请而撰写的。而其于成化十八年（1482）撰写的《程氏统宗世谱序》最为典型：
敏政不揆，盖尝有志，于是积之二十年，颇尽得诸谱异同之故，因定著为谱辨三十七条，凡例十条，犹未敢自足也。成化壬寅春，先公之服既除，乃发书以告诸宗人，宗人是之，各以其谱来会，理淆伐舛，将六逾月，始克成编，为卷凡二十有奇，会者四十四支，名之登于谱者逾万人，先墓之可共者五十三世，相与告诸先庙，而命之曰《新安程氏统宗世谱》，鸠金刻之，俾敏政言其故于篇首。呜呼，是岂徒以阀阅之盛，骄四方、夸后代而已。惟先世有大功以得姓于其始，有大忠以保姓于其间，有大惠烈于乡邦以著姓于今日。故以敏政之不肖，而得众族之贤者辅之，遂使统宗之志可充而谱可成，岂非幸欤！凡我宗人，其因是而毋忘水木本源之思，笃尊祖敬宗睦族之义。守其世业，诵其遗书，保其体魄之藏而不失，谨其名分之称而不紊。奉斯谱者，其共勖之。[38]
程敏政在序中表明了他对修谱的重视和谨慎的态度，以及修谱工作得到了士绅集团支持的情形，序中还强调修谱并非仅是彰显祖先的功绩，而是告诫后人，勿忘先祖们创立基业、征战四方的艰辛，应笃行尊祖敬宗收族之举，共守程氏家业。
程大宾，字汝见，歙县槐塘程氏族贤，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云南按察司副使，提督云南学政副使，南京吏部郎中。因安徽休宁率口程氏家族所请，于隆庆三年（1569）撰写《休宁率口程氏续编本宗谱》中的《率口程氏续编本宗谱序》，因新安岑山渡程氏宗族所请，于万历十三年（1585）撰写《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中的《槐塘程氏续会通谱序》。文中体现其撰写谱序的思想，其文如下：
今兹本宗续谱，匪为观美，实以章志。仰观率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得无兴《车辖》五章之歌乎；俯察率溪，沔波流水，朝宗於海，得无兴《沔水》首章之歌乎；仪刑先世，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得无兴文王六章之歌乎，抑又闻之《祭义》曰：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以为顺也，明示后世教也，孝以基德，顺以制礼，教以锡胤，尊祖敬宗，睦族弘矣，其行远哉。[39]
程孟，槐塘程氏宗族人，因新安岑山渡程氏宗族所请，于宣德三年（1428）撰写《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中的《重修谱序》，于景泰三年（1452）撰写《岑山渡程氏续谱序》，而且《程氏会通谱》中的《会通谱叙》也是由程孟于景泰二年（1451）所作，其中明确地论述了程孟的修谱思想，《会通谱叙》：
予以会谱至各族，观其所居，山川形胜不同，风俗人物亦异。各派之人多于宗族世系直指其人，而备谈其善恶。又云某支昔而兴盛，今而陵替，某支昔而单弱，今而蕃衍，其言盖有同然者。又有达者云，兴替系乎气数，善恶出于人为，人当尽其在我者，而顺其在天者而已。予善其言而叹曰，人亡世远而其所行得失，后人论之。若是其彰彰也，可不鉴哉。虽然善恶备书者，史笔也。善者详书，恶者略其辞焉。谱籍也，是何也？谱为亲作也，谱虽为亲者讳，而其善恶之实，犹有不可掩者，如此可不戒哉。斯谱也，余既备集，欲人尊崇孝悌，而亲乎九族也。一开卷览之则曰，斯吾五服之亲也，斯吾同宗无服也，斯吾同源别派也，吾当亲之爱之异乎常人。又曰斯人之有德也，斯人之有善也，斯人之有功绩也，吾当尊之仰之异乎常人，如此则人伦日敦，风俗日厚矣。不然，虽有谱籍，何益之有哉！予不佞敬以两端书于谱米，仰兾同宗，三复阅之，庶知审择云。[40]
不仅程氏宗族如此，汪氏宗族也是如此。
汪道昆，字伯玉，号南溟，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义乌知县，历官武选司署郎中事员外郎，襄阳知府，福建按察使，福建、郧阳、湖广巡抚等职，仕终兵部左侍郎官，徽州著名学者，著作有《太函集》。汪道昆不仅亲自参与撰写《灵山院汪氏十六族谱》，还为家谱撰写了《汪氏十六族谱序》，他在序言中训诫汪氏后世子孙，不忘家族的历史。“通于设险之说者，汪氏当无忘歙矣。通于言行文明之说者，汪氏当无忘司马矣。”[41]
汪鸿儒，龙门县事，南源汪氏族人，因族兄汪惟正请求而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撰写《南源汪氏支谱》中的谱序，即《祁门南源支谱序》：
宗谊之当讲也，亦明矣……然非子仁、惟正之善述，何以倡其始，而非诸族贤之好义，亦何以成其终哉。余于斯谱之作，重有感焉。而不容于无言也已。[42]
充分体现了汪鸿儒认为修谱有助于明人伦、联宗谊，更感念族贤修谱之辛劳的心情。
汪大阪，休宁汪氏族人，布政司右参议，因休宁西门汪氏宗族所请，于嘉靖五年撰写《休宁西门汪氏大公房挥佥公支谱》中的《西门宗谱序》。
汪泓，号静斋，宣城旌德汪氏族贤，明嘉靖癸卯举人，中宪大夫，江西南安府知府，因仙源岑村汪氏宗族所请，于隆庆三年（1569）撰写《仙源岑村汪氏族谱》中的《旌德新建统宗谱叙》。
以上家谱大多是由徽州宗族本族士绅所撰写，然而，徽州家谱中的谱序不仅是由本族士绅撰写，许多谱序是由与本族颇有渊源的外族知名士绅撰写。以明代的情况为例，考察徽州家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首先是上文提到以程敏政、汪道昆为代表的徽州本地士绅所撰谱序。
徽州著名士绅程敏政因徽州各族所请而撰写的谱序有，歙县谢氏的《岩镇谢氏家谱序》、歙县江氏的《歙江村江氏族谱序》、歙县鲍氏的《棠樾鲍氏传家录序》、休宁詹氏的《休宁流塘詹氏家谱序》、休宁汪氏的《城北汪氏谱序》、休宁查氏的《城北查氏族谱序》、休宁黄氏的《古林黄氏续谱序》及《五城黄氏会通谱序》、休宁邵氏的《休宁东门邵氏族谱序》、舒城秦氏的《南舒秦家谱序》等宗族谱序，并将其收录在《篁墩文集》中。
徽州著名士绅汪道昆因各族所请而撰写江氏的《天宝江氏家谱序》和《溪南江氏族谱序》、金氏的《璫溪金氏族谱序》、程氏的《长原程氏本支谱序》、吴氏的《太玄吴氏宗谱序》等，并将其收录在其文集《太函集》中。
汪思，婺源汪氏族贤，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中宪大夫，云南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刑科左给事中，因安徽十万程氏宗族所请，而于嘉靖己丑年间撰写《安徽十万程氏会谱》中的《安徽十万程氏会谱序》。
吴子玉，字瑞谷，休宁大鄣人氏，嘉靖中贡生，授应天训导，徽州著名学者，著有《大鄣山人集》《四库总目》，因休宁率口程氏宗族所请，于隆庆四年（1570）撰写《安徽休宁率口程氏续编本宗谱》中的《率口程氏续编本宗谱序》。
潘珍，字玉卿，初号朴庵，婺源人氏，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南京兵部左侍郎，福建副使，湖广左布政使，因休宁戴氏宗族所请，而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撰写《休宁戴氏族谱》中的《重序谱叙》。
二是当时徽州地域范围外的著名士绅人物为徽州宗族所撰的谱序。
黄淮，字宗豫，号介庵，浙江永嘉人氏，明内阁首辅，著名学者，明史有传，官至荣禄大夫，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知制诰国史总裁，著有《黄文简公介庵集》和《省愆集》等。因安徽十万程氏宗族所请而撰写《安徽十万程氏会谱》中的《旴江程氏谱序》。
陈讷，字尹言，福建莆田人氏，赐进士出身，洪武时历任刑部主事、直隶徽州府知府，著名学者。因休宁率口程氏宗族所请，而于洪武庚午年间撰写《安徽休宁率口程氏续编本宗谱》中的《率溪程氏续谱序》。
李杰，字世贤，号石城，南直隶海虞人氏，成化二年（1466）进士，国史会典副总裁，翰林学士，经筵讲官兼东宫讲读官，资善大夫，南京国子祭酒，因休宁率口程氏宗族所请，而于正德四年（1509）撰写《安徽休宁率口程氏续编本宗谱》中的《程氏本宗谱序》。
徐元太，字汝贤，号华阳，宣城人氏，嘉靖年间进士，万历时任刑部尚书，著有《史鉴吟》等。因春榖戴氏宗族所请，而于万历十一年（1583）撰写《蒋溪戴氏宗谱》中的《春谷戴氏重修谱序》。
叶向高，字进卿，号台山，福建福清人氏，赐进士出身，两次出任明内阁首辅，通议大夫，南京吏部左侍郎，因蒋溪戴氏宗族所请，而于万历壬寅年（1602）间撰写《蒋溪戴氏宗谱》中的《戴氏重修族谱序》。
何如宠，字康侯，号芝岳，桐城人氏，赐进士出身，庶吉士，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同知，经筵日讲，纂修实录总裁，明史有传，称其操行恬雅，与物无竞，难进易退，世尤高之，著有《奏疏》《后乐堂稿》，因休宁戴氏宗族所请，而于崇祯五年（1632）撰写《休宁戴氏族谱》中的《序休宁戴氏族谱》。
综上所述，徽州地区世家大族的谱序大多是声名卓著的士绅所撰写，谱序是家谱前的序言，说明家谱的编修缘由、家族的起源发展、先世的德行等情况，由知名士绅为家谱撰写谱序，不仅体现了士绅的身份与地位，提高了修谱的家族和所编修家谱的知名度，使家谱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而且有力地维护了徽州宗族的宗法制度，维持了家族正统世系的传承，体现了尊祖敬宗、睦族友好的宗法精神。
二 参与地方社会治理
（一）士绅与地方秩序的维护
1.士绅制定家法族规
家法族规，是以血缘为纽带，在族内士绅领导下和族众支持下，制定的一系列约束和规范宗族成员，成文的但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条文。家法族规的内涵非常丰富。在明清徽州家谱中体现为谱例、谱规、家训、祖训、庭训、规训、家规、家典、家法、宗规、族规、祠规、规约、族约、戒约、家礼、定例、祀规、家范、家政、会规、墓祠规。从繁杂的规制可见，明清徽州宗族社会组织严密，对族众的规范愈加强化。参与编纂家谱、制定家法族规的成员众多。查看明清徽州家谱，不难发现，士绅普遍参与族规家法的制订。典型的就是清代儒生吴翟所撰《茗州吴氏家典》。此外，由于徽州家谱中广泛收录家训家规，而家训家规往往就是这些家谱作者所作，可以说，通过这种方式，徽州士绅直接参与到了徽州家训家规的制定过程中。如范涞就曾在家谱中撰述了自身家族的家训，“继善堂家规仲德公七世孙涞代为训言”[43]。
许多家谱中对制定家规、家训的原因与意义均有专门的论述，绩溪士绅冯景坊在其所修《绩溪东关冯氏家谱》中有着明确的表述：
《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无非勉人为善而戒人为恶也。然有不鉴此者，恣行己志，小则殒身灭姓，大则覆宗灭嗣，可胜叹哉！且吾宗自冯侯得姓，至五十世祖蘩公，大唐时任歙尹而家于歙，厥孙延普公始迁绩北居焉。迨今数十余世，子孙蕃衍，继志述事，代不乏人。其先茔丘垅，松楸云密，每岁清明拜扫，举族相集，敦尚礼义，此非祖宗善积厥躬，庆流后裔，又焉能有今日之盛耶？每惟根本之礼不可废，尊祖之义尤不可缺，吾因而知慎终之道，前人固尽之矣。自是厥后，追远之责，岂不在吾与你子孙乎？吁！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其可忽哉？以此推之，莫不皆然。与其验之于今，孰若质之于古？与其托诸空言，孰若见诸实事？昔《柳氏家训》有云：“余见名门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范文正公有云：“吾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故无亲疏也。”余深有感于斯，而家之事不敢妄议，愿与尔等究《易》《书》之旨，参柳、范之言，斟酌家规，俾吾子孙遵而行之，庶几流余庆敛百拜，睦宗族而无负圣贤之格言也，是宜条列于后云。[44]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同样体现在明代歙县谢氏家谱中：
尝考《嘉言篇》，杨文公、颜氏俱有《家训》，吕氏有《童蒙训》，马援还书，范质作诗以戒其侄，诸葛武侯、胡文定公、康节先生俱有书以戒其子，皆欲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敦夫仁人君子之行，成乎温雅谦和之德，虑之深，言之切。
先贤之训，章宪万世，使谨厚子侄遵而行之，何德不修？何事不端？但以言之谆谆，听之漠漠，放旷不检，以入小人之流而坠先业，亦或身家不保，可胜言哉？予不揣菲陋，僣作《家规》一十八事，附于族谱，以训童蒙，以便观法。然谱系藏于箧笥，不可常玩，视为空言。爰别录成帙，令子孙初学之时即诵此规，长而端其性习，守其规范，不恣睢，不骄惰，修身慎行。为善人，为达士，为廉官，为名臣，则或庶几一助。文词深奥，尤恐幼稚难晓，故以目前切事，衍以浅近之言，使知规戒，未必无小补云。
予父伯亮公钦奉太祖高皇帝除授枢密院百户，操持军旅之重。兄子真、弟子让，以武功皆任提举。侄玫一，少习儒业，判江西崇仁县事，皓首归来。祖宗种德百余年，世沐国恩。予亦从大夫之后，帝命简任广东韶州府通判。严父见背，庐墓山中。未近三年，慈母遐逝。六年终制，敕授承直郎浙江金华府通判，抚民考满，荷蒙圣朝凡在故老，矜育擢用，受以日近西山，乞骸骨归，日具卮酒，会族人、宾客，相与娱乐，而子侄长幼揖让之序，殊不周旋，乃作《家规》，以箴后人。遂为之序。
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二十六日，敕授承直郎浙江金华府通判歙北黄山谢子受书。[45]
对于这一家训，后来谢氏家族的修谱者都十分认可，并充分肯定了该家规的功效：
金华郡司马谢子受公《家规》一十八节，词直理明，诚传家之至宝也。公生平节概，迥出人表。然而是书岂啻公之子孙可法，而世之子孙皆可诵可行者也。苟能熟读玩味而有得焉，则修身齐家、居官为政之道不外乎此。其有裨于世教也非浅，盖可与司马温公《家训》并行于世云。
先金吾希周府君归休渔矶轩，不肖筑木石居矶傍，杜门求圣贤书读之。晨昏定省，以甘藜藿，从叔祖廷梓持郡司马先公所作《家规》视予。二百年来，虽蠹鱼钻研，手泽如在，子孙固当佩服，细玩格言，有关世道，敬梓风世云。
万历三十二年（1604）岁次甲辰五月天中日，裔孙师教谨辑。[46]
除了对前人家训进行认可之外，还有家族修谱者会抬高自身家训的地位，乃至赋予其编修者以灵异的意味，无疑是为了加强家规的控制力：
先儒有曰：“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一家人，父子、兄弟、夫妇相亲相狎，义胜易离，恩胜易玩，整齐最难。非有规以范之，未有不至于离且玩者，是以吾家教谕府君定《家规》十二条，为后世子孙法。深究风自火出，家人之理，以人生不越言行两端。日与家人接，亦只此二者而已。诚言有物而行有恒，身既正则一家自无不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吾家世世，永宜勖之。
吾家教谕府君，生有流虹异梦之祥，长受业于大儒之门，躬行笃至，重伦常，敦义让。居父丧，泣血苫块，如礼庐墓三年。乡人化之，表厥里为“旌孝”。条定家规，首谨言行，平好恶，重伦理，正名分，以规其始，大本立矣。继之以豫蒙养，敦忍让，教诗礼，而教道行。闺门不肃，邪巫不禁，勤俭不务，争讼不息，败之道也。[47]
在个人订立家规的形式之外，还有集体订立家规的存在，在此种家规的形成过程中，同样是士绅发挥了重要作用，试举如下两例：
右家规立自嘉靖三十五年（1556），屡经佥议，逐条斟酌，至后益加详妥。兹因家乘既成，摘其要略，附梓于末，以便观守云。
时万历十四年（1586）丙戌孟冬月吉旦，族老之珍、之锡、应祥；族首奇口、端阳、之汶、之琦、应绶、应龙、一治、伯昱、伯洪共立。[48]
以上《德庵府君祠规》二十三则，系五门门长、文会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二月十三日在祠中列祖之前公同议定，支下子孙，务须永远遵守。如有紊乱祠、变坏成例及玩忽怠惰不遵者，俱以不孝论。慎之，勉之。
以上公议《宗祠规条》计三十二则，乃八堂尊长暨文会诸公于康熙甲午仲春卜浣七日议定，自当永远遵守。倘司年违议不行，必集众公罚，不得徇情。[49]
从上述情况来看，总体来说，徽州士绅通过家谱载体，记载保留了族内士绅通过多种方式所订立的家训、家规，通过具体规条，士绅能够将自身对宗族秩序的认识付诸实践。
2.士绅联合制定乡规民约
乡规民约，亦称乡约，是地方社会自治的一种约定，主要以劝民、安民为目的。明代文学家吕坤在《实政录》中说到，“乡约原为劝民，保甲原为安民”[50]。并且指出乡约“主劝善以化导”，而保甲“惩恶以究诘”。从中能看出乡约主要功能是劝民为善。
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士绅是制定乡约的重要力量。在《潭渡黄氏族谱》敦睦堂家规引中，黄迪提到他与同堂弟侄共同立约，“规约者，约同堂之人也。吾堂自元七府君分居以来，衣冠奕世，礼让相承，允乎乡闾之光矣。不幸中遭回禄，人事不齐，礼坏俗颓，日为益甚……迪自解组归来，深为此惧，乃集同堂弟侄，共立条约，以警将来，众皆曰：‘唯，可以行矣。’虽不敢媲美吕氏之乡约、苏族之亭规，然而升堂入室，庶或由斯，丘文庄所谓‘大家变于小户’，吾知必可以免也”[51]。
此外，还有乡约，在康熙年间，徽州知府何东序倡议制定乡约。在隆庆年间，祁门文堂陈氏制定了乡约家法，在《文堂陈氏乡约》中介绍制定乡约的背景，先陈述文堂陈氏，自始祖至今一直遵守“朝廷法度、祖宗家训”，“节立义约，颇近淳庞”。后提到社会风气败坏，“或败度败礼者有之，逾节凌分者有之，甚至为奸为盗、丧身亡家者有之”。在祁门县令廖希元的支持下，“爰聚通族父老会议闻官，请申禁约，严定规条，俾子姓有所凭依”。[52]由此可见，士绅积极地参与到地方社会管理，在理想与现实中寻找平衡，希望族众与村民遵守乡约，从而实现宗族社会的自我治理。在这过程中，士绅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即实现儒学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例如将朱子《家礼》运用到宗族社会中去，将昔日贵族之“礼”变成了宗族之“礼”，实现了“礼”的蜕变，从“礼”约贵族到“礼”约同堂，从王侯将相到街头巷闾，不得不说是礼的质变，这些都顺应宗族社会变化，在地方社会收到不错效果。
乡约不仅在家谱上记述甚多，在方志上记载也较普遍。如乾隆十九年（1754），绩溪县令较陈锡，奉府太守何达善的命令制定乡约，“坊乡村镇慎举绅士耆老，足以典刑闾里者一二人为约正，优礼宴待颁发规条，令勤宣化导立彰善瘅恶簿，俾民知所劝欲”[53]。清代学者佘华瑞在其著作《岩镇志草》中，收录两则乡约。一则乡约是在嘉靖甲辰（1544），是在曾任南京刑部主事的郑佐倡导下制定的，关于这则乡约制定的背景及内容，可以在《志草》中得以大概了解，郑佐在乡约序中说，岩镇虽四通八达，但离郡城很远，“官府之法，尝三令而五申；里社之条，亦并行而兼举”。至于制定乡约原因，是“大时亢旱，人心忧危，奸党乘机，邪谋窃发。假称借贷，敢拥众于孤村；倚恃强梁，辄紾臂于单弱。白昼公行而无忌，昏夜不言而可知”。另一则是备倭乡约，在嘉靖乙卯（1555），由于倭寇潜入岩镇，扰乱民众的正常生活，“即今倭寇，势甚陆梁。零落孤踪，辄奔溃而出；偷生余孽，益草窃而蔓延”。于是，在方元桢领导下，“爰集里众，重订新盟”，规约模仿“甲辰荒岁御寇之条”。[54]
乡规民约的内涵丰富，涉及范围很广，能够约束民众，净化社会风气，使世道人心不惑。乡规民约，是“规约”普通百姓，还是“规约”士绅。士绅参与规约的制定，成为规约的执行者，难以保证不徇私。但明确的是，士绅“共襄族众”制定规约，以期实现重整社会秩序。
（二）士绅与救助
“族人乃一本所生，彼辱则吾辱，当委曲庇覆，勿使失所，切不可视为途人，以忝吾祖。”[55]这是雍正时歙县潭渡黄氏族人的观点，也集中代表了徽州士绅的心态。在程朱理学浸染下产生的亲本睦族的思想，促使徽州士绅将宗族救助乃至地方社会救济视为己责。徽州宗族社会自形成后便一直相对稳定，这与其相对完备的救助体系有很大关联，而士绅在其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有了士绅们的积极参与，官府、宗族、商贾和士绅之间的社会救助才会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清代婺源秀才江源进，设置义丰仓，以贮仓谷，帮助村内江腾二姓及异姓佃民。[56]明代国子生江九皋，“性孝义，慷慨卓荦，同兄九万重修合郡节烈祠，给槥、赈济、置义冢、赡孤贫，义举甚多”[57]。清代歙县东门士绅许登瀛，“置义田、设义学、乍兴一族、泽被三党，族中节妇孤儿，与出嫁守志，以及贫乏无依者，生有月粮，寒有冬衣，死有棺衾，葬有义冢，嫁有赠、娶有助，莫不一一均沾其惠”[58]。这样的事例在历史资料中比比皆是，随着大量徽州文献的发掘，人们有理由相信徽州士绅们在当地社会救助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宗族社会下的士绅，动员群众投入到地方社会救助中，汪氏就是个典型，在《仙源岑村汪氏族谱》中详细记载了汪氏宗族的士绅在当地进行相关义行，如士绅汪庭有，“尝捐金二千，修学宫、建义学，造邑乐成桥，费至巨万，又砌路建亭，捐田施茶者数处，约费三千金有奇。贸易汉阳，置义塚，施棺木，又于本邑置义塚数处。岁歉赈济，建义仓，兴文会，义行甚多。道光二十年（1840），旌建乐善好施坊”。监生汪金熬，“贸易汉口……同治初宗祠毁于兵，倡捐兴复，未及观成而殁，元配崔氏嗣输重金，以竟其志”。训导汪文涛，“同治建元侍养汉皋时际，兵燹徽宁二郡，难民群集，官秀峰制军总督两湖，委办恤难局，屡邀嘉奖。宗祠毁于兵，捐赀兴复，公首倡焉”。[59]
事实上，在这些义行的实践者中，当时的士绅作为一个群体出现，他们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们的行为在徽州方志中有着明显体现，几乎各县均有。如在康熙《徽州府志》中有记载，清代太学生程子谦，“益笃于义，修郡邑学宫，置郡邑义学田屯溪，为六邑孔道，桥圮独力营造，丁丑复坏，子谦复成之。又襄成闵口石梁，远近便焉。尝性买腴田为祖祠公业，积其息以给族子之赴试者。又岁给其族贫人钱，月六百文。他如赈乏绝、助棺衾、恤鳏寡，不少倦”。明代婺源诸生汪焕祖，“岁饥，尽出所积谷数千斛平粜，贫者不受直，远则兼设粥以食之。疾革以千金，命子应蛟，置常稳田百亩，以济族人。复买稻三千斛，仿常平法以济乡人”。[60]
又如在嘉庆《绩溪县志》上的记载，明代诸生胡永穆，“能惇本行，修梁治道，弗恤重费。有逐妇无归，或娶之故夫兴讼，乃捐资两全焉。遗命重修乳溪道院，子唐踵其志。抚孤贷娶，赒田埋骨，郡守徐公书‘为善最乐’四字旌其居并蠲徭役”。曹志让，“由诸生入太学，因亲老回籍，孝友敦睦乐善好施，屡岁洊饥，捐资赈济，独力造太乙桥，胞兄推官志宁为记”。[61]士绅受到地方百姓的认同，同时也得到官府的褒奖与鼓舞。类似郡守为生员题字歌颂士绅善行，并不是个案。再如道光《歙县志》的记载，清代附贡生许稷，“明旌尚义门奇泰之后，稷秉性孝友，从师友讲学，整饬宗祠，睦族党、厚友朋，矜鳏寡、恤饥寒，凡甃道成梁无不□助。乾隆八年，夏麦歉收，出粟以振，巡抚范公、郡守朱公咸旌奖之。卒之日，乡人醵钱制幡，幢署名氏称沐恩者数百人，哭拜灵次三日而后散”。清代寄籍江宁诸生汪晋，“尝构宗祠置义田以成先志，笃于友爱白首无间，言自给甚约，而周急拯危不少却”。[62]此外，同治《黟县三志》记载，清代监生叶敔，“孝友好义，粤寇初扰，黟集设分局团练，敔与有力，嗣又设厂赈粥喜槐亭，以济邻邑难民，捐有义冢一处土名南山下”[63]。不难看出，士绅对地方的救助是全方位的，有设义田助学的，有赈灾济贫的，有独力营造桥梁、学宫的，可以说士绅对徽州地方社会救助的参与是较为成熟完善的，救助的范围也已超出了自身宗族的范围，由此可见，士绅对基层社会的作用是很大的，倘若没有士绅的救助，基层社会的稳定性是难以想象的。
分析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这些士绅从事社会救助最重要的就是赈饥荒，虽然这种行为本身不是持续的，但其效果是直接的。特别是这种救助所具备的自发性与群体性，更显得这些士绅行为可能达到的高度。甚至这些行为还有着延续性，有些士绅的救助行为是子承父志，如上述胡永穆，只是生员，但他乐善好施，逝世后遗命重修道院，其子胡唐“踵其志”，郡守徐公书给予高度的赞赏，赐“为善最乐”四字来表彰其义行，并且免除徭役。士绅绅权建构和社会认同，重要的是他们对地方社会救济的主动参与，使许多族人、乡人都受益其中，自然而然对士绅的评价很高，士绅因此在地方上获得较高的声望和话语权，与国家赋予他们的经济政治特权相比，声誉的提高，话语权的拥有，秩序的构建，都是在从事社会慈善事业建设过程中逐步培养出来的，而不是自始至终就拥有的。
（三）士绅兴修公共设施
在地方社会建设中，士绅付出了相当的努力，与社会救助相同，兴修公共设施，士绅同样是以集体力量来完成的。例如明代代监生方良堂，“由澄塘迁岩镇，敦本睦族，周急济危，德才具优长，族党公事多身任之，明崇祯中，知府陆锡明、知县叶高标重修渔梁坝，公举良堂董其事，复督修紫阳书院，经理尽善，寒暑罔懈，同族司徒宏静器重之，每事咨焉，生平多焚券掩骼诸善行，里人钦之，题名于镇西贤良坊”[64]。康熙年间，休宁太学生叶日华，“刚直慕义，尝独力重造东亭石梁，倡建汪文毅公忠臣祠，人义之”[65]。清代附贡生吴之骏，“尝葺宗祠，置义田，修道路……”[66]清代黟县县学生叶绍涛“鲠直好义，施石灰掩埋露棺，施药材以拯疾，独力捐造龙东坞山路，又于岭上山坳造亭，樵者得蔽风雨焉，明医理活人有效”。清代黟县南屏人叶康龄，“从九品，忠厚乐善，施棺木掩露骸，祖绍涛造龙东坞亭山路并康龄监工任劳”。这些例子有力地说明，士绅或以个人，或是带动集体力量建设地方社会。[67]士绅兴修公共设施，有的是替政府监修，如监生方良堂，在明朝崇祯年间，被乡人举荐去监修由政府主修的渔梁坝，后期又督修紫阳书院。还有官员叶康龄，他负责监工造龙东坞亭山路。有的是身体力行，“独力”修建，如叶日华，太学生，凭自己力量重造东亭石梁，还发起倡议修建汪文毅公忠臣祠。还有程珙尝，“独力重修村后石桥，构亭烧茶济渴”。叶绍涛“独力捐造山路”，后又修建亭台。
士绅兴建公共设施，在明清徽州具有普遍性。为了更为直观而具体地显示士绅在这方面的行为，以歙县为例进行更为细致的探讨。清代武英殿中书程大功，“孝友，能以令德汲引后进，缮宗祠、筑石堤、建岑山寺、修渔梁坝，输饷助边。倪文正公荐任度支，力辞不受”[68]。清代光禄署丞叶世祥，“累举乡饮宾，歙始筑城，世祥捐建三十丈，盖紫阳门也，紫阳输费六十六人而作者七人，世祥与焉。于时赵村人叶义亦以捐助造城，督府旌曰：尚义之第”[69]。程大功功勋卓著，虽修缮祠堂、建造寺庙、修渔梁坝，却淡泊名利，真有侠士之风范。叶世祥捐赀筑歙城，其善行有目共睹，官府赐字褒奖。清代太学生汪昉，捐赀重建普济桥，“侧有通济桥为溪水冲激将倾，昉独力重建，他如修岭路、新社庙、整祠墓，善举甚多”。清代贡生谢光麟，“倜傥不群，平生多义行”，“乾隆二十五年（1760），造乐济桥，三十五年（1770），造悠远桥，四十一年（1776），造双津桥，又甃往来大路，凡贫不能自存者，周恤终无倦色”。兵部主事许日舒，“谦谨逊顺，见义必为”，不论是“修桥路、施茶水”，还是“岁饥出资以周急”。总之，受惠者众，感恩者多。并且德行高尚，“岁庚午（1750），郡县公举孝廉方正，坚辞不就，病中检诸借券百余纸悉焚之”，为世人景仰。武庠生程兆龙，“敦本好义”，“乾隆六年（1741），邑中尚贤祠倾圮，龙倡议重建，郡守何达善筹积贮教纺绩，兆龙襄助经营，规制尽善，居恒好购良方制药施人，丧不能敛、鳏不能婚者助之，至再三不倦”。[70]此类事例，在民国《歙县志》中不胜枚举，勿提其他文献资料。
值得关注的是，文献中还记载部分子承父志的事迹。汤口程氏父子是典型，父子致力于公共设施兴建，其事迹为世人津津乐道。太学生程文璧，“字易城，赠奉直大夫。孝友睦姻，力行善事，尝捐千金造石井源桥、黄丝党桥，又修乌泥岭路”[71]。其子程正孝，字行先，太学生，赠奉直大夫，“乾隆四十三年（1778），独力建鹅鼻石桥，费千余缗，修复先世所造水冲，颜曰：继祖。又捐重金，甃芹岭大路，构亭以憩行旅，又建汤溪逍遥山亭。邻里以缓急告者，必推诚周恤。夏月施茶汤于村左右，他如丹药、棺槥随时施舍，不遗余力”[72]。汤口程氏父子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造桥修路，构亭施药，其善行天人共鉴。此外，钱塘籍的许承基是候选詹事府主簿，其父（许）鼎钧官至知州，“以学行著称，承基善承先志，乾隆十六年（1751），岁歉，出粟平粜。二十一年（1756），复倡议施振，先后全活甚众，又捐义田百亩以恤族人，又以千金生息为文庙岁修费，他若拯困、焚券、浚河、筑路，义行甚多”[73]。实际上，明清徽州子承父志的例子很多。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在中国传统社会，若要从事公共事业，要几代人共同努力。其次，传统的家训能劝诫子女，规范行为，引导其“崇正道，遵学问”。再次，封建社会后期，强调“以孝治天下”，不忤逆父母为之孝，子女“踵父志”成为必然。最后，儒学成为官学，科举名额增多，知识下移，文化渗透，士绅觉悟提高。此外，诸如官府号召宣传，士绅价值实现也是其原因之一。
此外，佘华瑞纂的《岩镇志草》有记，在《绮园吴菘：重修同济桥记》一文中，述说道：“（岩）镇为六邑都会，车马往来之所辐辏”，根据山川发源，分为上街、下街，然而其中受到颍水的阻隔，故“是桥之兴所为利涉者广也”，由于年久日衰，通行不便，汪氏之族孙汪仲光“募而治之”，但未成功。其子州同知宏佐、明经宏任遵从母意，“伐石取材，不数月而成”。汪仲光修同济桥未果后，其子不辱使命重修通济桥，在两代人的努力下终于实现。在《上川明经胡氏宗谱》有记载，如邑庠生志珙公，“性孝友，质且好义于村中，倡建文会以兴士类”。邑庠生兆材公，“司宗祠事，终身不苟，捐腴田五亩入毓英文会，以为学者会文之资……”[74]志珙公、兆材公，都倡建文会，而文会的兴建有益于文人墨客的交流，促进当地学术文化传播。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只揭开士绅“义行”一角，至于士绅兴修公共设施的义举在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真是难以尽述。可以说，在兴修公共设施上，士绅的积极性绝不输于商贾，这点是肯定的。
在家谱、方志记载中，士绅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呈现出级别低、人数多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士绅是通过捐献而获得头衔。士绅作为知识群体，未能直接参与到更高层次的管理，也就失去展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士绅为了生存为了理想，虽上未“观文察理体国经野之事”，然下可“事神治民明农察物之理”，在地方社会贡献一丝绵薄之力。士绅在基层社会，是联系官府与民众的枢纽，能“上传民情，下达命令”，辅助官府工作，引导社会风气，团结闾里族人，构建和谐社会，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倘若忽视这个群体，那么，地方社会机构难以更好运行。人员流动是一面镜子，从中能看到社会机构的运转。不可否认的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士绅的慈善行为，应该解读为：通过维护地方安宁，从而维护国家稳定，“家天下”得以继续。但不管怎么说，士绅的义行“真足以激顽懦风后进”，实现地方社会“化民成俗”的美梦。
三 积极参与文化事业
（一）参与地方志的编修
作为士绅构建自身文化权力的重要部分，地方志的编纂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原因即在于，地方志的内容是当地地情资料的直接反映，是不同时期国家统治需要下的一种正统化学术活动。在地方志的编修上，国家往往是文本制造的规范者，对方志的编纂思想进行规定，而地方士绅则是文本本身的创造者，对方志的编纂内容和体例进行创制。这一点在徽州地方志的编纂中也不例外，从宋罗愿《新安志》至民国时期，徽州地方志的编纂者大部分都属于士绅阶层，其中有进士功名者占据了绝大多数，以府志、县志为例（见表1-3）：
表1-3 现存宋至民国徽州府志、县志的纂者信息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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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清时期地方志的编纂的一个通行模式是由地方长官挂名编修者，而志书的实际纂写者则是另有其人，从表1-3来看，在现存宋至民国徽州府志、县志的实际纂者中，进士者为20人，举人者为9人，共29人，占总数中的六成以上，同时籍贯为徽州1府6县者为31人，同样超出了六成，兼具两者的为24人，则也已逾半数。仅从这一点即可看出，徽州士绅阶层，特别是高级别的士绅阶层在徽州地方志编纂上的积极性。同时，其中的部分人物还身居高位，在明代表现尤为明显，如汪舜民曾任右副都御史，程敏政曾任礼部右侍郎，谢存仁曾任云南巡抚，程昌曾任四川按察使等。这些高官的参与在展现徽州士绅参与地方志编纂热情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徽州地方志的影响力。还要注意到，这些士绅往往交游广泛，在当时全国范围士绅阶层内都具备一定的知名度。除上述高官外，一些较为低级的官吏同样因才华而被时人所闻，如赵吉士，其人与当时文人赵士麟、梁清标、戴名世交游，戴名世认为赵氏，“先生前之千律，是江河之大观也……其植，基也厚，故其为诗从于心而注于手，百思不竭，愈出愈奇，人皆惊其敏，服其工又叹羡其富”[75]，朱彝尊还为之作墓志铭，称其“智勇不可及者，而又详于政典”[76]。更为著名的是俞正燮，仅从其为他人编校书籍一事来看，与他交游者就有大学士彭元瑞、编修刘凤浩、户部给事中叶继雯、湖南提督杨芳、户部侍郎程恩泽、南河总督张井、礼部侍郎陈用光、两湖总督林则徐、吏部侍郎祁寯藻、山东督粮道孙星衍等人[77]。在这些人中，不仅有高官，而且有著名文士，翰林戴熙就与其有所交，并评价他：
理初先生，黟县人，予识于京师，年六十矣，口所谈者皆游戏语，遇于道则行无所适，东南西北无可无不可。至人家，谈数语，辄睡于客座。问古今事，诡言不知，或晚间酒后，则原原本本，无一字遗，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78]
即使这些主纂者无法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影响力，但其至少在徽州地方士林具有一定的声望，以谢陛为例，在当时徽州名士汪道昆的指导下，与方元素、汪道贯、汪道会、汪仲淹等结丰干社，在明末徽州具有一定的影响。
事实上，在这些主要纂者之外，徽州地方士绅还从多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首先是在地方志的资料提供上。地方志对于地方资料的要求很高，“其博采详摭，条分件系，并省增益皆有据”[79]。主纂者往往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资料收集上，以前述赵吉士为例，“遍购邑乘家谱、典故、艺文，与致之京师，日与其乡之公卿大夫暨贡举于辇下之文学士考求讲论。于事则采其信者，而阙其疑者；于人则传其可传者，而逸其不必传者”[80]。这些类型的材料大部分是徽州士绅所提供，如弘治《绩溪县志》，“程大尹佐时取予所录而增修之，以稿见示；又得冯驾部时鸣、张节判性之暨新举子程静夫，各出家藏有关志事者，参互考订”[81]。乾隆时期所修《绩溪县志》则“举四隅十五都之结报者因其类而附书之”[82]。又如康熙《婺源县志》修纂，“敦请绅士名儒取旧志重续之，仍其部署益以新事，宁核无疏，宁苛无滥，不数月而二十余年之文献瞭然如指掌”[83]。
其次，徽州地方志在编纂过程中，往往会延请地方士绅参与进来，而士绅同样会积极同修、参修，各司其职，踊跃地贡献自身力量。典型的如弘治《徽州府志》，“先檄六县贤令乐清朱君谏，猗氏翟君敬、平原聂君瑄、江夏韩君伯清、文安张君伟、鄱阳胡君汉，博采事迹，各有报章，又召教授黄君湜，教谕郑君宏、王君杰、江君鈇，训导唐君鼎、车君文昌、韩君洪卿、徐君炯、王君介及庠生汪诉、杨瑄、程敏亨、程堂、汪木、汪潮、胡相、任荣俱在，开局紫阳观”[84]。府志如此，县志亦不例外，试举二例如下：
1.万历《休宁县志》：乃简郡邑诸弟子金生世忠、俞生王言、程生涓、金生鼎铉、邵生辉，胡生九皋斗玑、范生槲，凡皆行宜高等，素称为博洽。[85]
2.康熙《婺源县志》：礼延郡大夫，大涵谢君斐篁、李君孝廉养默、胡君诸二三文学相与左右而壹取裁于谢君。[86]
从徽州地方志的长时期修纂过程来看，这种士绅直接参与的编纂形式实际上是有着一定持续性的。以歙县为例，从最早者直至清代最后一部志书，均有着徽州士绅，特别是歙县士绅的支持。具体情况如表1-4所示。
表1-4 现存各版本《歙县志》中的部分参修人员信息
续表
从表1-4中可直观地看出，除各时期歙县官员外，歙县县志的主要修纂者均是歙县士绅。这一点即可展现出长期以来歙县士绅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可以说，如果离开了歙县本地士绅，仅凭歙县地方官府是无法长期高效编制自身县志的。
最后，就徽州地方志的编纂资金而言，特别是其中的府志和县志中，明清时期同样出现了士绅的身影。从相关史料来看，有“施圭锡……佐父业木，比父归里，孳息倍于前，悉均兄弟，不以自私。生平慕义好施，凡郡邑修志及造文庙、书院、考棚、河西桥，均挥金襄助”[87]。另据王振忠教授考证，清末歙县修志时，资金就来自“云塘程氏”，而之后民国《歙县志》的完成也是在歙县旅沪同乡会的支持下完成的[88]。从唐力行教授的研究来看，虽然旅沪同乡会人员来源广泛，但其主要构成是旅居上海的歙县士绅，资金主要是来自其中的商人等。[89]
在府志、县志之外，徽州士绅在乡镇志展现出更大的影响力，从作者群到记录的内容无不体现出士绅的力量。特别是乡镇志和专志在资金来源上主要来自士绅与家族，借此士绅能够充分参与其中，展示自身对于乡土社会的理解。首先是作者群，现存乡镇志的作者大都为徽州地方士绅，如乾隆《橙阳散志》，江登云辑，江绍莲续编，其中江登云为乾隆十三年（1748）武进士，江绍莲为优贡生，赐国子监学正。又如乾隆《沙溪集略》为乾隆二十四年（1759）歙县沙溪村邑庠生凌应秋纂。《岩镇志草》为清歙县人，康熙诸生，选授桐城训导的佘华瑞纂。《善和乡志》为清祁门县太学生，赐封奉直大夫的程文翰纂。其次是徽州乡镇志的内容，在内容上乡镇志往往以人物为重心，将大量篇幅花在了记录乡镇士绅行为上，如《沙溪集略》：
卷一为序、凡例、目录、源流、舆地、山川、古迹、建置。卷二为桥梁、水利、祠庙、丘墓、里甲、岁时、风俗、祥异。卷三为科甲、国学、庠序、仕宦、吏材、武职、封荫。卷四为忠节、文行、艺苑、列女。卷五、卷六、卷七为艺文。卷八为诗赋。[90]
又如《善和乡志》：
卷一为：志境、志居、志山、志水、志宅、志制、诰敕、祖德、最高祠记。卷二：山居 图记、世居说、风水说、渔隐图序、十景记、十景诗并序、忠谏、表启、修报慈庵记、增祠田记、河南夫子祠记、黄陂夫子祠记、乡贤考、孝友实录。卷三：儒林、隐逸、孝友、义行、寿考、方伎、贞节。卷四：寿文并序、游赏、游梧冈亭、四记会记、堂馆书舍、松岩记、碧泉记、五山歌、游雁山记、六桥记、衍庆录诗、驱棚除害记、光烈义学合文、告示薄叙。卷五：赠墓图。卷六：哀挽序诗、墓志。卷七为：仁山遗稿序并诗、列祖诗稿、先达诗稿。卷八为：世坟记、四府君分迁、墓图。[91]
又如《岩镇志草》有元亨利贞四集，分别为：
元集：原始、山水、建置、古迹、桥梁、祭祀。亨集：道院、名园、贤良坊题名和人物传。利集分为人物续传和艺文（上）。贞集分为艺文（下）、贡元坊题名、汇编、仕宦、封典、巷道、逸事。[92]
从这些内容来看，徽州士绅所编纂的乡镇志有着明显的倾向，主要集中于记录士绅名录和事迹。总的来说，由于乡镇志的独特特性，徽州士绅积极参与其编纂就不言自明了。
（二）投身地方教育事业
1.明清徽州官学的日常维护依靠士绅
徽州官学的经济来源主要以学田为主，就其来源而言，大多是由士绅所捐献的。如康熙《徽州府志》载婺源县学的学田来源为：原田一十八亩五分，又溪潭五厘，掌县事通判蒲宗启置田二亩，武举生程以忠输田一百亩四厘，乡官江一皋输田七十亩五厘，按院宋焘置田六亩九分六厘。学院项下田一十亩，学院金□置田一十八亩三分三厘零，生员汪珊、程寅兄弟共输田一十亩一厘三毫，生员洪钟声、汪邦宁共输田（缺文）。[93]从材料记载看，婺源县学田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的便是在此任职的官员和本县士绅阶层共同设置的学田来提供的。明清徽州一府六县的学田，大体都是由士绅们来提供的。又如道光《徽州府志》载，“胡璋，字卜男，郡城人，康熙甲辰武进士，事亲孝性尤独……又设义田义学，人多赖之，晚筑补松书屋以见志。”[94]
在民国歙县志同样有对清代士绅设学田建学宫的记载，例如清代诸生江金黼，“与弟金海，贫而好义，因县学圣殿山被邻近民居侵削，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贾儒学前当字七号地捐入文庙，岁输粮以卫学宫，呈请府县立案。郡守朱思仁、县令冯履丰倶嘉奖之”[95]。道光休宁县志中也有相关的记载，“方春熙，字鳞伯，曾祖兆迁常熟之梅里，春熙登乾隆丁丑（1757）进士，授吏部文选司主事，甲午补考功司，越二年卒。春熙家素贫而好行其德，创书院，修舆梁，分金助贫，馈赆劝试，孜孜不倦。其文章喜务实而去绮靡，有《侍耕梅诗文稿》藏于家”[96]。同样，在嘉庆绩溪县志中有提及，清顺治庚子武举曹六行，“以孝义称，立远祖墓碑八所，置义冢地，建施茶庵，造育英堂，置膏火田数十亩以兴斯文，邑旧苦里役，虽奉革犹行科派，六行建白当事免之”[97]。不论是造学堂，还是捐学田、膏火助官学，都反映出士绅对地方教育的重视和认同，也都会促进地方教育更好发展。
上述方志中有关于士绅捐学田的史料，其实在家谱中也有类似记载。在《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中，邑庠生兆材公，“司宗祠事终生不苟，捐腴田五亩入旒英文会，以为学者会文之资”。议叙盐运司知事余德公，“道光八年，合邑议建东山书院，公捐银一千余两以为之，倡设开文墨业于休城”。布政司理问祥善“捐大买并顶田五亩一分入毓英文会为士子劝，修竦岭路十馀丈，光绪末捐钱四十千改造宗祠头门”[98]。在宗谱上记载士绅捐学田行为很多，像上川胡氏宗族捐田兴文会，这是对胡氏家族教育的重视，反过来又会促进家族教育进步。
除此之外，官学设施也因年久日衰而不断地修葺，其日常维护多依赖当地士绅。如《徽州府志》中记载清代太学生程亨嘉，修建“紫阳书院两廊书社一十八间，种种义举难以悉数焉”[99]。清代监生方良堂也有着同样的表现，“德才具优长，族党公事多身任之……复督修紫阳书院，太守有实效勤劳之奖，敦本睦族，周急济危，终无德色”[100]。不难看出，士绅对地方教育事业的维护与支持，不仅为学校提供学田，而且努力维护地方教育设施，使徽州教育能够持续下去。士绅对教育的支持，不仅府志上有记载，在县志上也有涉及，以歙县和休宁县为例，即可见一斑。乾隆《歙县志》对各大书院的建制沿革有详细的阐述，例如为世人知晓的紫阳书院，“在紫阳山，宋韦斋朱先生学于郡时所游地，后居闽犹刻印章曰：紫阳书堂，怀归也……嘉靖四十三年（1564）知府何东序修，万历二十六年（1598）知府沈再荣修，三十年（1602）知县方承郁修，三十七年（1609）知县张涛修，顺治七年（1650）知府祖建衡修，康熙八年（1669）知府曹鼎望修，三十一年（1692）吴日慎等修……斗山书院，在府东城斗山上，元明间姚琏、唐仲等作精舍讲学，嘉靖十年（1531）知府冯世雍葺为书院，万历十九年（1591），大学士许国、按察使凌琯重建……天都书院，在府西城外，崇祯十六年（1643），知府唐良懿兴书院，贡士吴经邦倡建。康熙十二年（1673），知府曹鼎望重建，有紫阳天都两书院义田碑。问政书院，在县学东江家坞，乾隆三十五年（1770），知县张佩芳以名宦祠后规制不称无以容学者，将卜地为之，附贡生程光国等捐建。崇正书院，在堨田竺溪寺，知府冯世雍建，以祀宋五子”[101]。以上对书院源流的记载，不难看出，除了徽州主政官员外，徽州本地士绅也积极投入到书院的修缮过程中去，典型如紫阳书院的修建，历经明清两代，从明嘉靖年间，徽州知府何东序，到知府沈再荣、知县方承郁、知县张涛、知府祖建衡，再到清康熙年间知府曹鼎望等等，在这100多年里，平均不到20年就由政府官员出面修葺官学设施，最久的大约40年一次，最短的仅四年一次。可见，士绅对官学的日常维护是很用心的。士绅对官学维护，对社会参与度，显示对权力的支配程度，既有传播儒学的目的，也有回馈社会情结，对徽州教育的发展是百利而无一弊。
需要注意的是，还有些书院的建成主要是依靠徽州本地士绅，而非地方官府，如清代休宁士绅刘启伦等就集体建造了海阳书院，刘启伦个人无力完成所有的设施建造，便“遍告邑之乐善者量力捐助”，并与邑人国子生程元槐，“参画尅期鸠工，为今海阳书院”，此外，“增膏火，其余地复构考棚”。考虑到“邑之应省试者多艰资斧”，刘启伦又号召并得到邑绅汪国柱、徐名进慷慨捐赀，并且“悉心部署，为酌章程行之久远”。[102]又如前述问政书院。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由知县张佩芳牵头，附贡生程光国等捐建，问政书院方才得以落成，在此过程中，歙县士绅程光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人除了捐助问政书院外，还积极投身于多种地方活动，在民国《歙县志》中有着清晰的表述：
程光国，字虚谷，邑城人，府庠生，幼倜傥，读书能见其大，郡守何达善、紫阳书院山长方楘如，见其文亟称之，累荐不售。输军饷，奉旨以主事即用，庚子南巡恩赐御书，甲辰南巡赐燕赐福字，篁墩程朱阙里祠奉旨敕建，年久就圮，光国独力修葺，增置祀田以垂永久。言于邑令张佩芳，倡建问政书院，捐赀添助城南紫阳书院膏火，又偕曹文敏公修复古紫阳书院。悯里人客死江浙，归其旅榇，其家力不能葬者，于潭渡买高原为广阡，标碣以志。邑北箬岭路倾圮重修以便行人，洪亮吉为作记。他如设义学、置义冢、修两城大路、施棺、施药、收养遗弃婴孩、振恤孤贫诸义事不可枚举，里人感其德义，附祀两紫阳书院卫道斋，嘉庆十年（1805）奉旨崇祀乡贤祠。[103]
程光国并非徽州士绅中的个案，与其行为类似的还有不少，例如两淮盐商鲍志道次子鲍勋茂，“由举人、内阁中书历官至通政使司、通政使，在台谏时，数陈天下大计。生平慷慨好义……郡中紫阳书院学舍甚众，捐银千两，增卷烛费。江南会城，地广人稠，特立崇义堂以资诸生课读，集英堂以教贫家子弟”。事实上，这类侨寓在外的徽州士绅还会在侨寓地展现对教育的重视，如王震，字敏功，“候选布政司理问，不仕侨居常州”，“以好义著声，倡修宗祠，敦睦宗族，族人之茕独无告者，悉衣食之，遇歉岁，出藏粟以振，在常在歙无以异。尝倡建紫阳书院于常州，以祀朱子。导其乡人之秀而贫者，资之使学。兄弟五人，食指以百数，待之如一，虽千里外无异”[104]。在建设教育设施的同时，还为之延请名师，进行教学，如清代附贡生吴继祺，“性好义……侨寓汉口，醵金重立紫阳书院，崇祀朱子……并立义学、聘名师、立教条，乡人子弟就学焉，至于惜字有会、施药有局、槥椟有助、漏泽有园，义举不可胜数”[105]。除贡献力量建设书院外，徽州士绅还积极投身倡修文会等。清代国学生程用康，字象丰，封朝议大夫，“性坦易，与人无纤介之嫌，父廷槐尝欲恢家祠修秩祀，用康成之，复建文会设义学，立乡社，置邮亭，甃孔道，偕弟杏芳、永庚、永序修葺黄墩祖墓……”[106]传统社会教育的终点在参加科举，徽州士绅对于本地教育的扶植还体现在为徽州学子提供科考支持。如清代郡邑乡饮大宾黄大顺，得知“旧无考棚，士子每就试旌德，顺念跋涉艰难”，于是“慨然捐赀创建”，“郡伯为之檄行七学，博集诸生议请于上宪，迨允而已捐馆”[107]。不难发现，明清徽州士绅对官学设施维护，其人数之多，用心之深，效果之好是能预见的。这些士绅不仅重视官学设施维护，还关心学生前途命运。从建造书院到学生科举，考虑十分周全，他们通过捐学田、设学宫、修考棚、增膏火等方式，建立一整套维护地方教育的体系。可以说，这些行为对地方社会教育发展大有裨益，同时又会促进徽州士绅规模的扩大。
2.书院教育有赖士绅
明清时期徽州书院教育十分发达，康熙《徽州府志·凡例》有言，“新安讲学书院较他郡为多”。以婺源县为例，“闻诸故老，婺在昔四郊书院常相望，乡先正集徒讲学声相闻”[108]。书院发达首先就体现在数量上，据李琳琦教授统计，以徽州方志为资料，查出明清徽州书院约有93所[109]。其次是书院规模，以紫阳书院为例，最鼎盛时，房屋建筑“周通四达，就山势高下缭以垣，如雉堞焉”[110]。具体的情形在民国《歙县志》中有着清晰表述：
中为朱子堂，以蔡黄二公配享。近北东西两舍，以为山长绅士栖息之所。后堂为韦斋祠，祠旁两舍分奉“卫道”“衍绪”神主。堂上堂下两旁分作四舍，曰“志道”、曰“据德”、曰“依仁”、曰“游艺”，以为生童肄业寝食房间。大门南向外有围墙，以为标榜之地，嗣又于墙围之下作一考棚，分上下堂以为会课之区。[111]
明清徽州书院的兴盛是与地方士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93所书院中，仅十余所为官方出资修建，其余者均为士绅出资修建的。前述紫阳书院即是典型，为书院建设，清代两淮总商鲍志道前后捐资白银近万两。此外还有“李天祥，字润芳，歙东关人，读书好义，宗族贫乏者恒周之，又置义田，凡丧葬嫁娶饥寒无资及有志读书者，皆取给焉。又助义学，创紫阳书院以祀朱子”[112]；“程亨嘉，字本善，婺源城西人，太学生……建紫阳书院两廊书室一十八间”[113]。不仅是紫阳书院，明清徽州士绅还创办了大量其他书院，如碧阳书院，史载：“胡尚熷，字如川，一字昆泉，西川人，候选道。嘉庆十一年（1806），捐万五千金，倡造碧阳书院”[114]；“吴肇，字廷献，横冈人，国学生。笃厚乐善……嘉庆十四年（1809）尝捐豆坦助建碧阳书院地基”[115]。前文提到的问政书院，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由知县张佩芳牵头，附贡生程光国等捐建，问政书院方才得以落成。在此过程中，虽然知县张佩芳牵头此事，其实歙县士绅程光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问政书院的建设具有民间性。除了参与创建这些有名书院外，更多的是一些士绅参与创建的书院，未有具体名称，“朱光宅……捐职州同，邑修学宫，建书院、考棚，光宅皆捐赀，又助膏香火，乡会试盘费”[116]；“朱辂……岁贡生，候选训导……邑建书院、考棚，辂均乐输”[117]。
除了出资创建书院外，徽州士绅还会捐输金银膏火以维持书院的日常运行。如当时比较著名的东山书院，据《祁门县志》载“方兆錀，字汉望，居城西崇善坊。援例从九品衔……生平好读书，临终命子孙将所遗金输五百入东山书院，没后其子孙遵遗嘱如数输焉”[118]；“冯光泽，名智，字希训，行三，居西乡中泉，国学生……利济桥捐造石栏杆，东山书院输膏火银五百两”[119]，方兆錀、冯光泽都有功名在身，他们对东山书院的捐输，可见其对书院发展的重视。又如还古书院，“吴继良，字君遂，休宁商山人，尝构义屋数百楹，买义田百亩，建明善书院，设义塾，置郡邑学田八十七亩，输还古书院讲金四百。葬戚属之无主者，赎还人鬻子女，乳活草间遗婴，表扬贞烈，赈济饥民，独建邑之小溪石梁二，建浙之九里、太阳、朱柳、双溪、五圣石梁五，甃歙查坑、浙朱柳路数百里。结辙所至，好义不倦”[120]；碧阳书院“朱光谦……监生……见义勇为，修平道路，费巨资无靳，捐助碧阳书院膏火”[121]；不难看出，士绅对书院发展的重视。士绅捐输以维持书院发展，在徽州方志的记载中，也有一些材料并没有具体注明书院名字，再如“许炳南，字燮堂，例贡生，居仙源……平生医药济人、乐善不倦。如考棚、书院及族里公费，均踊跃输将”[122]；“汪正诚，字于民，号和轩，居芦溪，从九品衔……书院捐银六百两以培士林”[123]等，如“郑士昌，字鲁山，奇峰人，例贡生。孝亲敬兄，抚侄若子。少贫，后稍裕。道光间独捐钱二千缗入书院。生息津贴阁邑乡试卷费，士人德之他”[124]；“朱承圭，字采文，捐职都司……补捐邑书院费及乡会试盘费，助修紫竹庵”[125]；又如“谢正仪，字坤友，居城西，乾隆时人。壬辰朱子祠灾，书院亦倾圮。众议新之、正仪输金二百以倡”[126]；“胡衍虞，字瑞洲，号石樵，居北街，增贡生……同治三年（1864），皖南道张凤翥兴复东山书院，费缺如。虞慨然捐金二百以倡，众皆踊跃输”[127]；再如“许麟，字云青，居仙源，监生。生平乐善不倦，本邑书院及修造平政桥，首先捐输以成”[128]，正是有了这些士绅的捐输行为，明清时期的徽州书院体系才能如此发达。
以上李天祥、朱辂、吴继良、郑士昌、冯光泽等人都曾创办书院或者捐输金银给各个书院，这些人在当时的徽州都有一定的官职在身，可见明清时期徽州士绅对书院教育是非常重视的。除了捐输金银支持书院发展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士绅对于明清时期徽州书院的修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太函集》有《歙县重修紫阳书院记》，略云：“郡中特建紫阳书院，祠事徽国文公。其地屡迁，递有兴废。其一在歙儒学之右，文公裳衣在焉。建自国初，西向。成化庚子（1480），郡丞张公，改而南向，面紫阳山。正德壬申（1512），郡守熊公，迁废寺以都形势，增置堂庑斋舍，凡若干楹。为台为池，莫不具备，乃简七校之士，讲业其中，一时人文愈益斌斌矣。岁久一切就圮，迄今垂五十年。嘉靖丙寅，县大夫林公由进士领县事，始谒祠下，周视而叹曰：‘元立闽人也，闽之俎豆文公者，视阙里有差，至盛矣。此中盖文公父母之国，而祠事不治，谓有司何？’乃鸠工程材，葺其旧者，咸若更始。复度台前馀地，增置讲堂，堂外为垣，树桃李若竹箭。垣之南为亭，奉世宗皇帝敬一箴。堂之东为门，揭宋理宗赐额。其兴事自十一月至于正月。其财用出公帑若干缗，工不告劳，民不知役，都人士莫不欣欣然喜也。”[129]此为紫阳书院的几次修葺情况。
又如《徽州府志》记载：“嘉靖四十三年（1564）甲子知府何东序修葺……国朝顺治七年庚寅太守祖建卫重修，令六邑诸儒遵文公遗规，讲学于此；康熙八年（1669）己酉太守曹鼎望修……乾隆十三年（1748）戊辰歙绅徐士修”，[130]此为紫阳书院在明清时期的建置情况。据《徽州府志》记载，紫阳书院在嘉靖、万历、崇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等都进行过修缮，且修缮之人多属于士绅阶层。
此外，其他徽州书院也多有类似的记载：“还古书院在古城万安山。明万历壬辰知县祝世禄邑人邵庶倡建，为讲学之所……崇祯改元奉旨，准复邑绅汪先岸命侄姬生偕生员吴侃等募修。”[131]据载，还古书院在清顺治、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均有重修，且修葺之人也多属士绅阶层。
“斗山书院，在府东城斗山上，元明间姚琏、唐仲等作精舍讲学，嘉靖十年知府冯世雍葺为书院，万历十九年（1591），大学士许国、按察使凌琯重建”，[132]此为斗山书院在明清时期的建置沿革情况。
“明崇祯八年知县王佐即县前街西南之良安驿旧址为之……国朝康熙间知县廖腾煃重修。”[133]据《徽州府志》记载，明清时期海阳书院的建置也多由士绅主持倡导。
“明正德末郡守留志淑与知县洪皙更为祠……嘉靖九年知县陈光华即东山旧址重建为崇贤堂……更曰‘环谷书院’”[134]，此为东山书院的建置情况。据《徽州府志》记载，东山书院在嘉靖、万历、乾隆、嘉庆年间均有重建、重修之举，且大多为士绅所重修。
“天都书院，在府西城外，崇祯十六年（1643），知府唐良懿兴书院，贡士吴经邦倡建。康熙十二年（1673），知府曹鼎望重建，有紫阳天都两书院义田碑。问政书院，在县学东江家坞，乾隆三十五年（1770），知县张佩芳以名宦祠后规制不称无以容学者，将卜地为之，附贡生程光国等捐建。崇正书院，在堨田竺溪寺，知府冯世雍建以祀宋五子。”[135]这些对书院的源流的记载，不难看出，除了徽州主政官员外，徽州本地士绅也积极投入到书院的修缮过程中去翻开明清时期徽州各个地区的地方志，可以看到很多书院的修缮情况，除以上所提到的紫阳书院、还古书院、斗山书院、海阳书院、环谷书院、天都书院、问政书院、崇正书院外，还包括竹山书院、桂岩书院、明经书院、福山书院等，可见这一时期徽州的书院是非常之多的。根据各种方志记载，这些书院在明清两代都有不同程度的修葺情况，且其主持倡修之人大部分都是属于士绅阶层。他们依靠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极大地调动了人力、物力对书院进行修缮，促进了这一时期徽州书院的发展。
明清时期徽州的书院除了是由士绅阶层主持倡修外，其经费来源也主要是靠这些士绅的捐输。这些士绅不仅有一定的权势，且其大部分还是富商。这些“贾而好儒”的大商人利用其地位和经济实力，投资家乡的教育事业，满足徽州众多读书人的求学需求，为明清时期的徽州书院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3.私塾义学依靠士绅
私塾和义学是中国古代地方较为基础的两种教育机构。明清时期，徽州的士绅大都致力于设置义学私塾，以助乡族子弟进行教育。私塾又称塾学、塾馆、书塾，是中国古代一种最为基础的启蒙教育形式。在明清时期的徽州，是由私人广泛设立经办的蒙养教育机构。在徽州的地方志和文献中，有关士绅设置创办、资助私塾的记载是非常多的。众多的私塾大致可以为分两各类型，一类带有公共性质，为一族或更大范围子弟学习之用；另一类则是规范较小，局限于家庭范围之内。比如祁门“郑华邦，字国彦，居奇岭，乾隆时邑增生。为学务敦实行，居丧一遵家礼，在族兴立塾学，嘉惠寒儒，永垂为例”[136]；“郑于第，字士魁，居奇岭，乾隆时人……尝与族人华邦等兴立塾学”[137]；又如“姚成凤，字德勋，溪南人，监生。修村中大路百余丈及村前木桥，建溪南书屋畀族人肄业”[138]等，此种私塾形式即属于族塾。家塾则有两种：其一是塾师在自己家里设馆，或借他人房屋等设馆招收子弟就读，如“汪授甲，字龙门，附贡生。汪家驹，字千里，州同衔，俱宏村人……任事每遇善举，协力成之，劳瘁不辞。嘉庆中造以文家塾，二人之力居多”[139]；又如明黟县汪文宗“建光德楼读书其中……常手录先贤格言以训乡邻子弟，一时志学之士，咸就正焉”[140]。其二是富裕人家聘请塾师至家，专门教授其家子侄，如明末清初歙县江之鳌“课子延名师，朝夕敬礼”[141]，即为此类。以上郑华邦、姚成凤、汪授甲、汪家驹等人都属于出资出力创办私塾者，而在当时的徽州，捐资扩建私塾的情况也是非常多的。如“康周铨，字列三，号浩寅，居礼屋，从九品衔……除存立家塾外，捐租谷五十秤入明光化县尹江峰公义塾，又捐租谷五十秤入明诸生豸山公义塾”[142]；“孙士楷，字雅题，古筑人，附贡生。祖洪维、父思爽并乐善好施，士楷慷慨有祖父风……扩家塾，建祠寝，订支谱，敦本好义类如此”[143]；“石承模，字廷嘉，旺山人，太学生，仗义疏财。独建文昌阁于村口，以励族中子弟读书，给以膏火，成就甚众”[144]；“舒大信，屏山人，州同衔，性好善……修东山道院，旁置屋十余楹为族人读书地。邑人议建书院，大信存两千四百金助之”[145]，康周铨捐资入义塾，孙士楷扩建家塾，石承模给膏火鼓励族中子弟，这些人则都属捐资以助私塾发展者。
义学则是为贫穷子弟设立的学习场所，其性质在于资助贫困，无须求学子弟提供上学费用，甚至还会为其求学提供经费支持。如明代婺源县的太白精舍，是太白潘氏合族所建，其设置义田百亩来资助孤寒子弟学习。又如清代谭渡孝里黄氏宗祠也从祠产中“开支脩脯，敦请明师”，以开设学堂教育无力读书子弟。明清时期徽州义学有民办和官办之分，民办义学多是依靠士绅。士绅不仅创办义学，而且还捐资助其发展。如清胡璋“字卜男，郡城人，康熙甲辰（1664）武进士……又舍义田义学，人多赖之”[146]；清歙县吴景松“创崇文义塾，斥万金购市屋七所，收其租直以资族中子弟读书”[147]；又如黟县汤永懿“字步皋，白干人，监生，议叙八品……又成父志，造松山书屋，为族人肄业……置产以祀，余为义学”[148]；清婺源汪思孝“十岁失恃，艰苦备尝。迨长，痛兄不禄，扶孤侄、事继母，樵渔贾贩，拮据以供抚养。逾四旬，家稍裕，遂慷慨仗义……置十五亩开义塾，延师以训贫子弟之不能教者”[149]；再如清休宁吴继祺“字任文，大斐人，附贡生，性好义……醵金重立紫阳书院，崇祈朱子，为乡人尸祝之所。并立义学，聘名师、立教条，乡人子弟就学焉”[150]；清婺源程世杰“早岁由儒就商，往来吴楚，稍赢余，推以济众……念远祖本中曾建置安义塾，置租五百亩，久废，杰独力重建，岁以平籴所入延师，使合族子弟入学，并给考费。有余，即增置田。二举经费不下万余金”[151]。为族人肄业，延师训贫子弟不能教者，可见士绅创办义学多是为了方便族人及乡人子弟就学。士绅捐修资助义学发展，在徽州的各类文献中也有很多记载。如休宁程守基“字永孚，兖山渠人，贡生，见义必为……里中旧有义塾，具脩脯聘师，俾子弟多所成就”[152]；又如清休宁程子谦“字益仲，率口人。少孤，事继母王氏以孝闻。修建宗祠、编辑家谱；捐赀置文萃会以给族之应举者；置敦本会以赈族之贫困；又置府县学义田为诸生科举之费；修葺府县学宫……举郡邑乡饮大宾崇祀乡贤祠”[153]。程守基、程子谦等人都曾修葺义塾、学宫，且都资助族中子弟就学，可见这些士绅对于乡族子弟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
郑华邦、程子谦、舒大信等人大力兴办私塾义学，捐助私塾义学发展，帮助族里贫困子弟学习入仕，提供膏火之费，培养了大批科举人才。除此之外，在书院中也有一批属于私塾义学性质。如休宁县程氏创建的率溪书院就是程氏家塾，据《徽州府志》记载“率溪书院在率口。明成化己丑里人程希建为程氏家塾”[154]；又如清咸丰年间婺源县周溪人为帮助乡里子弟肄业所建的玉林书院，也属于私塾义学性质。这类书院更侧重于对乡族子弟进行儒学教育。
私塾义学作为徽州的基层教育单位，在徽州的教育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明清时期的徽州遍及各乡各村，涉及家家户户。除以上所列举的徽州士绅外，明清徽州许多商人也参与其中，包括明末歙县新馆鲍氏商人设塾立教，如鲍继登以盐业起家，曾经创办建德文堂为书塾，延请名师益友为其家族子弟讲学；明歙县呈坎人罗元孙曾经购买百亩田地建设义塾，以帮助族中贫困子弟学习；清歙县人洪世沧曾捐助大笔资金到宗祠中，并且还设立了两个义塾，等等。徽州这些士绅广兴义学私塾并不是毫无理由的，如鲍柏庭“教子也以义方，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尝曰：‘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155]正是由于“富而教”思想的影响，明清时期的士绅阶层才会如此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才会如此积极地参与文化事业建设。
明清时期徽州的地方教育体系是非常发达的。徽州的士绅阶层为了更好地建构其文化权力，积极参与地方文化的建设，积极支持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是当时徽州教育体系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古代历来倡导“学而优则仕”，明清时期的徽州，其发达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这些人大部分都走向科场入仕之途，他们进入官场之后，身份进一步转化为士绅，再继而继续支持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正是这样一种层层的发展，使明清时期的士绅阶层在社会上得到了大众认同，得以实现其权力的建构。
（三）积极宣扬朱子之学
明太祖朱元璋曾说：“朕惟淮泗集群圣之大成，新安为文公阙里，先后相望，斯文盛昌。”[156]
太祖赞朱子如此，无怪乎新安学者“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小儿都诵晦庵书”。“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推新安之士为然。”这是明初休宁人赵汸之语。[157]徽州士绅对六经传注，诸子百家之书，没有经过朱子论定的，不教也不让学。能将朱子之学讲得透彻、说得详细、坚守得牢固，新安士绅堪称楷模，故有“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恃，而以邹鲁之风传若子孙”[158]之语。
徽州士绅们不但积极宣扬朱子之学，而且将朱子之学付诸实践。“文公著为《家礼》，炳如日星矣……《家礼》一书，若衣服饮食，不可一日离焉耳。”[159]士绅实践朱子之学，在日常生活方面表现为对《家礼》的尊崇，而在宗族事业方面则表现为：尊祖定修谱、敬宗定建祠堂修坟墓、睦族定集有族产。
康熙《徽州府志》儒硕传记载的就是对朱子之学传播的主要人物，其中到明代时有汪克宽、赵汸，这两人虽然在科举中没有取得大成就，但在当时确为一代名儒。府志载汪克宽“程学士敏政赞其像曰：此考亭世嫡门生第四人也，此龙兴史局布衣第一人也，六经皆有说，而《春秋》独盛”。朱升在元时曾任池州学正，明太祖下徽州时“参密议，一切典礼章程悉预裁画”，“吴元年授侍讲学士”，亦为声名显赫之人。范准“洪武戊午（1378）以明经举本邑训导，辛酉（1381）召为葭川吴堡令”。汪循为“弘治丙辰（1496）进士，历官顺天府通判”，汪应蛟为“万历甲戌（1574）进士，除南兵部主事”，范涞为“万历甲戌（1574）进士，知南城县”，余懋衡为“万历壬辰（1592）进士，知永新县”。这一群体，是明代朱子之学传播的中坚力量，也反映士绅阶层在传播朱子之学的主体地位。正如赵吉士所言“自朱子出而群贤辈兴，新安一郡号东南邹鲁焉，猗欤盛矣”，这与士绅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四 士绅与商人群体
（一）士商迭相为用
细究徽州士绅群体，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兼具商人身份，士绅与商人合流的情况是明清时期徽州士绅的明显特征之一。对此，清末徽州士人许承尧就有所发现，“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其以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入词垣跻朊仕者，更未易仆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其间，则固商而兼士矣”[160]。事实上，就长时段的情况而言，士商“迭相为用”已经成为徽州士绅群体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呈现出多种不同状态，有的先儒后贾，有的先贾后儒，有的贾儒贾，有的儒贾儒，有的兄贾弟儒，有的弟贾兄儒，有的父贾子儒，有的父儒子贾，没有定式。以生员群体为例，检索《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就可明显看出这一点（见表1-5）。
表1-5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中的生员/商人群体[161]
续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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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生员这类低级别士绅在身份上与商人有所重叠外，徽商还通过多种方式使自身及家人获得了更高级别的官员身份。其中最为典型的手段就是捐纳，此类史料清代尤其多，仅举数例如下：
君讳胜隆，字有朋，姓姚氏，系出西汉龙骧将军衮。其后有讳刚者十世孙仲迁黟双溪南，十四传而生修职郎，讳宗佑，即君之父也。娶汪氏，有子四人：伯勇、仲远、季高、叔即君也。君幼而歧嶷，举动若成人，父母爱之，乡里器之。及长，事亲孝，事兄弟居家理。谦己笃实，乐善不倦，有古人风。乾嘉之际，发著于浙江之常山县，其地有芳村之桥路则修之，捐金以倡其事；有炉山之祠宇则葺之，输地以广其基。施金而不吝，有劳而不伐。举世所不能为、不肯为之事，而吾君毅然为之，非其向善之笃亦乌能是！又在常买桐桑岗之地，在黟买料儿窟之地，以为义塚，其贫不能葬者，更量力赀助之，昔范忠宣之麦舟犹依故旧，君此举岂出忠宜下耶？君细行美不胜书，姑述一二以为当世风焉。卒年七十有五，以赀授州同衔，阶儒林郎。
嘉全字瑞武，幼聪敏，性纯谨，雅好勤俭，不尚浮华，遇事乐善好施能如其父。终身事亲，未尝有疾言遽色，寡兄弟视从兄弟如手足。少长，随父贸于常山，规矩、动作无违。嘉庆初，常邑荒，偕弟嘉庭与邑绅襄办赈饥事，全活无算，邑之人甚德之，浙抚黄公奖额曰“雅谊足嘉”，常邑侯罗公赠嘉庭额曰“惠周里党”。十六年（1811）复大饥，君又出米六十余石白、金三百余以赈，弟嘉允复同彼地绅商力筹平粜，并输金二百接济，浙抚乌公奏闻君，议叙九品，嘉允加盐知事衔。其后，甲戌（1814）乙亥，天灾叠告，君又屡赈之，久益不懈，于是其地无有远迩、无间贤愚，闻君名者皆知君之为好善人也。呜呼！如君者可谓善继人之志者矣。卒年公三十有六，未竟所为，知者惜之。以孙同知衔加级，貤赠朝议大夫。[162]
江灵裕，字淦川，（清咸同间？）江湾人，国学生，捐职州同。重义好施，幼失怙恃，兄负多债，析居时裕悉偿之。兄殁，携侄经商，客中寄财物常先嫂氏，并为侄完婚。族有负裕赀者，殁后，其妻将田偿，裕念薄田数亩，孤孀且不能度活，坚不受。尝贾于温州，总理茶务。有恒泰银号沿市籍未销，误兑四千金，裕悉返之。[163]
公讳元奎，字世勋，清国子监生，后以捐赈授布政司理问衔。生而明敏过人，遇事善谋能断，尤精会计。幼即偕其兄元烛随父经商于浙之淳安。乃兄生有异行，好为清静虚无之说。淡于世味，不慕荣利，商业事一倚于公。洪杨之役，公侍其父偕兄随湘阴左文襄营。后经商、避乱二者并行，以为可保无虞。不意公父年迈衰颓，素负气节，遇匪竟以身殉。是时东南各省，群盗如毛，信息梗阻。公以家人离散，父又死难，痛不欲生，誓死杀贼，以报父仇。既思徒死无益，因勉节哀思，勤理旧业，冀以承先人之志。厥后乱平归里，萧条四壁，不复成家，仰天大痛。幸以半生辛苦，营业大裕，组织家庭，尚非难事。生平善使酒，有先见，每吐露于杯酒纵谈之中。尝谓洪杨为革命首领，鄙曾左诸公为满奴云。[164]
汤永懿，字步皋，（黟县）白干人。监生，议叙八品。父嘉盈，例贡生。先世服农，代皆耕读食贫。永懿经商祁门，家稍裕。父子始贡监，植其弟读书。父命析爨，与诸弟实产，谓永懿能自殖，与以先世所佃之田。黟俗：凡田有租，有佃租，曰实产。其佃曰典首，交租而食佃入者也。永懿忻然受之。又成父志，造松山书屋，为族人入肆业所。抚弟遗孤，教养无懈。资助族人嫁娶，集金权奇赢，将为义庄，年荒折阅，因就支祖各祀会，复旧扩新，节冗置产，以祀余为义学。邻村世嫌，自永懿待以诚信，尽感孚。在祁门时，浮梁船户争埠头，聚众到湖，将斗，永懿访其谋主，动以利害，晓以大义，事解。佥议所报，永懿曰：“我黟粮食仰给江西，不杂沙水，受赐多矣。”由是积弊皆已。道光壬辰，旱，江西遏籴，黟、祁市断米。永懿诣府陈状，持文书告籴饶州，米乃通。又集修祁门至渔亭石路六十里，监造如法，人便之。祁门建考棚，永懿与有力，得诉叙，并“为善最乐”额。居乡为族里宰不平，仁而有术，谓平旦时，天良发见，正言易入，深得名理。喜吟咏，与祁门姚勋、马豫，同邑胡成浚，俞正禧唱和，有《春草轩诗稿》。[165]
这种行为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表现得更为明显，徽商不仅直接向清政府捐献资产，同时还通过组织人力等方面进一步以帮助清政府，进而获得较高的官职，典型者如黟县余大庆，婺源胡家尧、俞粹宾：
公讳大庆，一名长庆，字积堂，黟城名贤里人。捐职江西试用县丞。父尚标，以谨厚闻。公性爽直，与弟长龄俱有名于时。咸丰六年（1856），发匪窜黟，公与绅耆规画防御，得奖六品顶戴。九年（1859），办团出力，张都堂保以本班侭先即补。曾爵相督大军驻祁，进取宁国，黟与宁、太接壤，知公道路熟悉，又营米业，委与卞姓者会同采办军粮，藉侦匪踪，其后叙功，又赏加五品衔。终以母老绝仕进念，足见公之天性纯厚者矣。军兴以来，县设练局，筹饷办团以辅官力之不逮，公朝夕从事，不避劳怨，与贵势不相阶，而贵势亦卒不敢侮。同治癸亥（1863），大兵之后，野无青草，室如悬磬，公措资至江西南河购米回籍平粜，每斗较原价减钱百文，受惠者奚止万家？公其黔敖之流亚欤？地方善举，必踊跃捐资，不稍吝惜，德本财末之旨公其有合乎。居乡规行矩步，疾恶若仇，强暴亦所不畏，而对于端人正士，无论老幼，必接以礼貌。乡里恶少有所敬惮而改过者，盖不可胜数焉。[166]
（胡家尧）性颖悟，幼从师，工制艺，屡试前列。父殁，家中落，弃儒业木，复遭折阅，投笔从戎，于中州佐外舅金世祥大令剿土匪，议叙五品蓝翎。居恒善吟咏，谙绘事，通星命堪舆诸学。性磊落，仗义疏财，与人交际无面从心违。闾里有争，直言排解，乡人德之。[167]
（俞粹宾）客江西，性憨直，慎取与。少习武略，清咸丰初，发匪扰婺，婺邑绅洪修政命督勇剿匪得力，保五品军功。后客江西，赒贫济急，修宗谱，理祠务，清介自矢，乡里称善。[168]
除捐纳外，徽商还通过在盐业上的专门性才能，获得官府认可，成为较高等级的官员，典型的有“汪燮，字容若，宏村人。附贡生。以浙鹾议叙主簿”[169]，“余逢盛，字际虞，（清黟县）西隅人。监生。试不中，以淮鹾议叙卫千总”[170]。此外，徽商中同样还有通过考试等方式以为上升者：
程兆枢，原名兆逵，字宸中，上溪头人。少业儒，年十五失怙恃，弃砚就商，业木，奉宪委航海采办材料，入河套、赴都门，由监生考授州同。归家，创祠宇、助祀田、建义仓，督造水口桥梁及文昌阁，勤劳六载，敬兄抚侄，人无闲言。邑侯吴颜其堂曰“孝友”。妻汪贤淑，年六十以戚友祝仪醵资集会生殖，修源头百丈冲岭并石栏杆。乾隆甲戌，邑侯俞聘邑绅修志乘，公举枢总理，坚辞未就，后以内翰王京函特荐，复请，乃偕子台奎在局襄校。辛酉得元孙如檊，五世一堂，享年九十有三。[171]
洪国桥……少习举业，试列前茅，未售。嗣受延川聘，总理如皋质库，其间平讼累、厘清宿弊，建会馆、立义阡，置腴田拜扫，皆赖桥筹划襄成。咸丰癸丑，发贼窜金陵，从各宪台襄办团防，地方藉以安靖。是时，大江以南难民麇至，饥莩相望，桥与绅董劝捐筹款，设立粥厂，灾黎获全。至若居乡修祠寝、立文社，凿月池，建亭庙，善行累累，难以缕述。[172]
程其贤，字思齐，歙岩镇庙前人。四龄失怙，事节母汪以孝闻。总角就外傅，恂恂礼法，举动悉如成人。时家中落，弱冠弃儒服贾，勤苦以供家给。……生平耽经史，重伦常，崇尚朴俭，远近推为典型。家政严肃，迪后有子，倬、佶、傃，克遵庭训，绍书香焉。晚年，由国学考授州司马。[173]
汪錞，字钟如，号惕斋，西门人。性颖悟，过目终身不忘。年十七，随父雅会游楚，为高汇旃先生首拔。已，以父卒，家中落，弃儒服贾走四方，供母甘脂者十余年。复习举子业，读书江汉书院，癸卯、庚戌登两榜，甲寅考授中翰。……乙卯分校京闱，称得士，升户部主政。督京仓亲加厘剔，奸胥不敢欺，报最，擢吏部文选司主政，历考功验封司员外。……冢宰称之曰贤，特荐由验封郎中超调掌选。……生平忠厚和蔼，周贫济急，虽隆贵不忘商贩交，乡人钦为长者。[174]
程鱼门编修晋芳，新安人。治盐于淮。时两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声伎狗马，先生独愔愔好儒，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共讨论。先生不能无用世心，屡试不售。亡何，盐务日折门，而君舟车仆游之费颇不资，家中落，年已四十余。癸未，纯皇帝南巡，先生献赋，授内阁中书。再举辛卯进士，改吏部文选司主事。未几，上开四库馆，诸大臣举先生为纂修官，议叙改翰林院编修，大喜过望。先生耽书史，见长几阔案心辄喜，铺卷其上而事不理。又好周戚友，求者应，不求者或强施之。付会计于家奴，一任盗侵，公不勘诘。以故虽有佽助，如沃雪填海，负券山积，势不能支。乞假赴陕中，将谋之毕中丞沅，为归老计，至冒暑暍至署，未半月卒，人争惜之。[175]
（江）公讳演，字次义，号拙庵，徽郡歙县人……托迹淮海间，播迁之余，家亦中颓，而公之志气不少衰……再游邗上，竭蹶营造，无一宁息处……由太学生考授州同知，敕封征仕郎、内阁中书。[176]
除徽州士绅自身所具备的商人身份外，徽州士绅与商人间的血缘联系更为广泛，这种联系的形成既是当时社会科举所需经济实力的表现，也是徽商积极向士绅靠拢的展示。如果从家庭层面来考量，士商“迭相为用”的现象表现更为明显。试举数例如下：
（明中叶）终慕公者，歙溪南里人也。名才，字大用，父曰浩生，公甫三岁而卒。公少则茕然，从其兄为小贾，长乃独游青齐梁宋之间，赀日起，为大贾。益治第宅田园，寖盛矣……始公盖贾于钱塘也，中官毕真者，宁庶人之党，包藏不轨，肆其荼毒，公谓乡人曰：“是可居乎？”亟去之。其后留者往往被祸，乃多公之先识。于是公年四十余矣，长子爬、次绊，壮可任也。乃遂归课子衿、珍习举子业，不复出。二子为邑庠诸生，日有名。嘉靖庚子（1540），珍举于乡，甲辰登进士第，授知江西高安县，至里省公，公谓曰：“吾先世奕叶衣冠久替矣，其引之勿替是在汝，勉之哉！毋要名，毋希上官之旨，惟廉惟勤，镇之以静，抚之以宽，其庶几乎！”珍为高安三载，声称甚著。戊申，征为礼部主客司主事，公所以敕之行，又移书戒之者，皆森然法语也……殁后，珍为南京兵部车驾司署员外郎主事，满考，赠公如其官。[177]
府君姓吴氏，讳鈵，字岘山，号嵩堂，歙之丰南人……年二十八，受之于督学李公，补邑诸生，每试辄高等。受业于乡先辈叶丽南先生，读书问政山中，手披口吟，寒暑无间。武进秦龙光先生，不轻许可，见府君所诣，推为国器。府君亦慷慨激扬，谓一第可捩契致。会大伯父早卒，而王父治鹾汉皋。府君曰：“嘻！余不能事事，碌碌羁塾门，乃以家口贻亲忧乎！”遂与三叔父分任其事。府君来扬，犹不忘举子业，往往昼筹盐策，夜究简编。迨棘闱屡踬，府君始绝意名场。自此遂总持家政，勤靡遗劳矣……府君自少留心经世之务，经史子集，环列几前，至老未尝释卷。遇事辄明于大体，能持公议……两淮之人咸倚以为重，士大夫来扬者，每从而决所疑。事关鹾政，大宪偶有咨询，府君亦尽言无隐，时蒙采纳焉……训诸侄必以礼，遇臧获宽而有制，而督不孝等则一主于严……长不孝绍汸，敕授儒林郎，候选布政司理问……次不孝绍洁，庚寅恩科举人，乙未科进士，内阁中书，武英殿行走，充《四库全书荟要》总校……次不孝绍波，国学生……次不孝绍浣，庚寅恩科附贡，甲午科举人，内阁中书，充《四库全书》分校，戊戌科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级……次不孝绍洮，国学生……康熙戊子科举人，癸巳恩科进士，覃恩诰授中宪大夫，刑部福建清吏司郎中，加二级……次不孝绍湀，国学生……次不孝绍洋，国学生。[178]
细究这种家庭中既有士绅又有商人的情形，不难发现其背后是家庭乃至家族的刻意选择，就明清时期徽州家训而言，此时的士商分野已十分模糊，“士农工商各有本业”[179]，“事务本业：民之业有四，民之职有九”[180]，“四民所业不同，皆是本职”[181]。从徽州家庭对于其子弟职业选择的实际情况也可看出这种情形：
朱次公者，名模，字子范，休宁鹤山人也……从伯兄贾淮楚间……忽遇乞食者……谢曰：“君峨岢巨舰蔽江而来，各有标帜，请所以易其名者。”……次公故事伯兄如父，兄逾壮未举子。事让而执劳以佚其兄。而弟贾武林，武林人巧说少信，仰机利而食，以此折阅，一无所问。因策曰：“……吾阅天下广矣，莫如棠邑，是襟带维扬真州，其俗俭啬，畏罪远邪，矜已诺，可以居。”择诸子姓可使者，割赀令佐弟贾，久之，赢得过当，悉以付弟，身不名一钱矣。兄既育两子而卒，长甫胜冠，幼者提孩也，以属次公，次公为经纪者十八年。次公亦有子三人，其可贾者与兄之子贾，其可儒者与兄之子儒……（次公）初服贾，击楫渡江中流而矢之：“昔先人冀我以儒显，不得志于儒，所不大得志于贾者，吾何以见先人地下，吾不复归。”已而贾乃数十倍于旧，伤其父不及见也，而筑亭于室之畔，颜父之别号曰“竹亭”，以志思云。[182]
春帆胡君名际瑶，字美堂，安徽黟县人也。其先世出唐宗室，育于婺源胡氏，遂从其姓。宋元丰间，迁黟之西川，至胡君二十有六世矣。胡族旧多名儒，以经学传家，所务惟耕读二事。然徽处万山中，少平畴，故商于外者亦所在多有。君家自曾祖创业江右，传至君凡四世弗坠也。君虽业商，然于诗书皆能明大义，舟车往返，必载书箧自随。每遇山水名胜之区，或吟诗，或作画，以寄兴，著有《浪谈斋诗稿》一册。又工笛，善音律，饶有雅人深致，与庸俗市侩不类。……子三，长朝贺，为兄后，即予视学时所选择士也；次朝贯，随君习商；三朝赞，随长习儒。盖君晚年虽授例捐职，生平实以不习儒为憾，因以二子就儒业，属望甚殷，每诫子曰：“古人云：‘非关因果方为善，不为科名始读书。’吾家世明经，苟不能上承家学，虽得科名不贵也。”居家持躬皆尚节俭，无鲜衣美食，惟从师买书之费一无所靳。过通圜见书肆，必入观书，能辨优劣，遇佳者辄购归与子，凡数百卷。[183]
倪氏慕麟公，伊川止斋翁仲子也。名一圣，化之其字……（公）习儒不得志，废书叹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不贵则富，安事毛锥子终老乡井乎？”寻仿鸱夷猗顿术，遨游江湖。一日抵荆涂，见其地为江北要区，可贩盐鹾。直走淮阴，运筹以鬻诸市，不数载辄拥素封。止斋翁奇之，曰：“此儿一不为少，百不为多。”……子三：长宗魁，少异敏，弱冠知名，寻入泮，克冠多士……次宗典，慷慨明大义，绍父志贩盐养亲……三宗章，幼嗜经史，后弃儒而业盐江淮，尝与缙绅、贤士、大贾、高人游，莫不钦其豪举……宗魁二子……仲国昌……常偕二叔业盐濠淮间，协力营谋，为举家图生计。[184]
上述三段资料，描述了三个徽商家族的职业观。朱氏家族的朱次公择业观十分明确，就是“可贾者”服贾，“可儒者”业儒，是依据个人的条件来确定的。胡氏家族的胡际瑶二子习儒，一子习商。倪氏家族的倪慕麟则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不贵则富”，不仅自己“贩盐鹾”，其子、其孙皆有“业盐”者，亦有业儒者。从中不难看出，徽商家族职业选择确有精心设计之情形。
（二）士商互相支持
在共有身份的同时，徽州士绅与商人长期处于互相支持、互相合作的状态。分开来看，徽州士绅有庇护徽商在外的经营成果，而徽商则支持徽州士绅在外的施政。这种双向的支持不仅在个体层面上有所表现，更多地则是在群体层面展现。就个体层面而言，史料显示徽商会利用自身力量帮助徽州士绅处理政务：
（金大坤）业木金陵，为众推重，后改业茶，以诚信著，发捻迭起，佐从弟世祥帮办河南唐县团练，奖蓝翎。嗣主管如皋石庄质库，襄办义仓，输助善后。邑侯刘赠额“乐善不倦”。卒年八十四。金世祥，号积庵，延川人，两次署唐县、苍台县丞。值发捻窜扰，祥与绅民奉檄团练御，寇退，该处莠民山东东山土匪势复鸱张，祥亲督团勇剿平，地方安堵。事竣，保五品蓝翎。后代理汜水县，清积案数十，民怀吏畏。[185]
（章必林）一名玉琳。明练庶务，通大义。家故贫乏，偕仲兄佐伯兄外贸，寓于杭。暇时即讲韬略，习骑射，年二十二遂获中隽。晚复循例为国子生，往来杭嘉间。然诺不欺，亿每多中，族叔盐经历公需次浙江，坐补原缺，历署诸场务，宦邸相从，时与数晨夕，以故得名鹾政。嗣是绩之业盐者，半出其手，而于艰难兴替之会，皆为经划得宜，感其恩者不一而足。仲兄三娶无子，以鲜财产，隐不言嗣，林揣其意，心悬许之。厥后次子生，抚育长成即令承仲兄嗣，仲兄未之强也，且以己租及租本分给，人咸称其义。四都原有祖遗庄田，后各自转变仅余祀产，林恐祖制就湮，矢志恢复。曰：“若置田业必于是乎先。”竟得遂其所愿，而祀田之为佃侵匿荒芜者，皆兴复如初。[186]
余文彬，字自英，市南人。太学生。父雅好义乐施，文彬继之。有族叔落魄在外，五子已鬻其三，彬闻遣人觅归，并割己资与之抚养。……贾于衢，值岁饥，民相抢夺，总戎闭城，将授甲，时宰西安者歙人执中，彬急见之，谓速赈平粜可弥变，愿先出粟二百石为诸商倡，许题之言与总戎。后果以平粜帖服。又于航埠造渡济人，捐田为经久费，衢人德之。[187]
上述案例中，第一、二例的情况并不常见，在个体层面上，徽商更多的是采用第三例的模式，即通过捐献自身资产，解决家乡和经商地的社会问题，来帮助徽州以及经商地士绅的政务处理。这一点在两淮盐商鲍氏家族三代传承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鲍肯园，乾嘉时歙县人）生平好施，独不喜建佛堂道院。其乡有两书院，一在城内曰“紫阳”，一在城外曰“山间”，并垂废矣。公慨然与乡士大夫作新之。以状白盐使，请援扬州安定书院例，出库金增诸生膏火，自以私财白金三千两益之，于是城内之紫阳书院成，又出白金八千两自置两淮生息，以复城外之山间书院。……嘉庆三年（1798），独力捐赀筑水射以当其西南障之，使东藉湍悍以刷久淤之沙。……扬州至康山以西，至钞关北，抵小东门地彭下，街衢水易积，为之易砖为石。淮之盐艘涉江湖，不幸遭风沉溺者，例责其人补运。公建议一商舟溺，则群商攒助，谓之津贴。当事者义之，下其法为令。公前后义举及所置力盐务中事，非可一二数，大率类此。[188]
鲍志道，字诚一，（歙县）棠樾人。幼习儒业，以家贫就盐筴。怀独行君子之风，矫革盐商侈汰旧习。敦本好义，捐银八千两，增置城南紫阳书院膏火。偕曹文敏公倡复古紫阳书院，出三千金以落成之。建鲍氏世孝祠，增置祀田，以奉祭祀。为族中诸节妇请旌。倡设淮南津贴法以利众商。筑东河水射，修造古虹桥。筹男女两惠济堂经费。置义塚、义学。其他诸义行甚多。歙人感其德，祔祀紫阳书院卫道斋。嘉庆十年（1805），奉旨崇祀乡贤祠。[189]
鲍漱芳字席芬，志道（即鲍肯园，乾隆时为两淮总商）子。幼随父扬州理盐筴，寝寖有声。父病疡，衣不解带者累月。父殁，佥举甲商。嘉庆八年（1803），川楚陕三省贼平，漱芳集众商输饷。奉旨，从优叙盐运使职衔。十年夏，洪泽湖涨，决车逻、五里诸坝，灾民嗷嗷待食，漱芳集议公捐米六万石助赈。得旨俞允，遂于各邑设厂，并赴泰州恭亲督视。是年，淮黄大水，漫溢邵伯镇之荷花塘，漱芳倡议仍设厂赈济，并力请公捐麦四万石展赈两月，所存活者不下数十万人。方议坝决时，高堰抢险，护坝甚急，秋后全河溜，势将改由六塘河从开山归海，漱芳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又芒稻河为洪泽湖之委，制府铁保，亟谋疏浚，漱芳捐银六万两以济工用，又捐银五千两助浚沙河闸。漱芳于运盐水道暨诸水利孜孜讲求，洞悉利弊，以屡次捐输，迭奉恩旨，从优议叙，加十级。家居敦本尚义，修里社、筑水堨、置义学、修新岭、修王干、阳溪、清水塘、丛山关诸道路，益惠济堂义冢地，周助婚葬，义行不可枚举。并遗命其子均捐修府学，创建府学西偏久圮之忠烈祠。[190]
这种行为表面上看是徽商的慈善行动，但从他们的资金流向看，这些问题如教育、水利和赈灾等均是地方官员需要直接面对的政务和社会事务，这样一来，徽商的这些行动就具有了帮助地方士绅进行社会管理的色彩。仅选择《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中徽商支持地方教育和赈灾的行为以佐证这一行为的普遍性（见表1-6）。
表1-6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中徽商对地方教育与赈灾的支持行为
续表
续表
必须说明的是，就徽商的这种行为模式而言，实际情况往往是多种行动共同结合而成的，即徽商会在捐资教育的同时，参与赈济，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徽商对于地方士绅进行社会管理方面的支持力度，典型者除前述鲍氏三人外，还有汪应庚：
汪应庚，字上章，（歙县）潜口人。业鹾于扬，遂籍江都。富而好礼，笃于宗亲。雍正九年（1731），海啸成灾，作糜以赈伍佑卞仓等场者三月。十年、十一年，江潮迭泛，州民仳离，应庚先出橐金安定之，随运米数千石往给。时疫疠继作，更设药局疗治。十二年，复运谷数万石，使得哺以待麦稔。是举存活九万余人。又于邻邑之丹徒、兴化并输粟以济。大吏上其事，特授光禄少卿。郡邑屡举乡饮宾，辞不赴。又尝出五万余金，建府县学宫，以二千余金制祭器、乐器。又出万三千金，购腴田，归诸学，以所入供岁笨。又助乡比试士资斧，至今永著为例，士人称为“汪项”。乾隆三年（1738），岁饥，首捐万金备赈，及公厂煮赈。期竣，更独力展赈八厂一月，所赈至九百六十四万一千余口。又兴复平山堂、栖灵寺，建五烈祠，并为请旌表其墓。在城贞节祠亦增修焉，见《淮海英灵集传》。按：上章名不甚著，而博施如此，其行谊以超江、鲍诸商之上矣，应表而出之。[191]
在个人行为之外，作为商帮团体的徽商集团，在外也展现出对徽州士绅的群体性支持。这种支持的模式有二：一是个人行为的集体整合，这种行为的组织性不强，同时也并非经常性行为，试举两例如下：
惠济仓，在府城天宁寺前，乾隆十六年（1751）旱饥，太守何达善劝阖邑绅士醵金籴运济民，又札募歙人士之商于淮者输其力之所及，得六万金，买谷积贮，建仓六十间，遴才干之士经纪之……[192]
黟邑碧阳书院，嘉庆十六年（1811）前令吴君甸华谋于邑中人士，裒费建成，并以余银六万两分发盐典生息，计岁入息金三千六百，以为延请山长脩金、生童住院膏火，而邑中之应乡会试者于此中给以资斧，其他诸用亦各条分缕析，预防流弊。[193]
就当时商人参与赈济这类行为本身而言，实际上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以前述惠济仓为例，实践证明徽商参与能够使它的运转更为有效。“按：乾隆三十一年（1766），知府李嵩禀称，现管各董事均已届满，间有家道消乏势难管理，久经饬令举报，并无愿管之人出为承认。窃查惠济仓存有原本三万两有余，详定发典生息，周年七厘起息，其利本轻，典商又系家道殷实之人。应请将仓谷三万担，即令领本典商各照银数多寡分管谷仓，以利息之轻余，补谷仓之折耗，自难推诿。奉督宪高、抚宪冯、藩宪富俱批准如议办理。自此以后仓谷三万石，俱系典商经理，较之绅士更加妥协矣。”[194]
二是徽商通过会馆渠道展现自身对于士绅的支持，由于有着会馆平台，商人支持便有了强大的组织性，同时也能够在长时段内表现自身对于士绅的支持。典型的就是这些会馆对于科举的支持，从中即可看出徽商的支持往往是组织性和长期性的。[195]除此之外，更为典型的是徽商会馆为士绅所提供的多种服务，以北京的歙县会馆为例，从其中的三次规条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嘉庆十年公议条规
一 会馆房屋除大厅及兰心轩上下为同人公叙之所，不便居住外，其余房间由内及外、自左达右，以到京先后为序，每人住房一间，不可多占，并不可拣择，如各房业已住满，方可于兰心轩暂住。
一 会馆原为公车及应试京兆者而设，其贸易来京自有行寓，不便于会馆居住以及存贮货物，有失义举本意。
一 本籍外籍皆属同乡，但吾邑寄籍者多，凡乡会试之年，先尽本籍及名隶外籍而家住本邑者居之，其余外籍须房间实在有余，询明乡村族属，确有可凭并京官作保者方得居住。
一 会馆为乡会试习静之所，下榻诸公敬业乐群，所带家人及看馆人等，不得征歌选伎、酣酒呼卢，违者议究。
一 非乡会之年，谒选官及来京陛见、并京官未觅有寓所者，均听于会馆作寓；外官每房一间，每月出租钱大钱二百文，京官每房一间，每月出大钱一百文，按月交司年收贮。惟将届应试之期，务须早为迁让，不得占踞。其他因公差役、并各衙门供事书吏，以及无事闲游者，概不留住，如司年徇情，公议重罚。（上镛按：此项租钱于嘉庆十九年公议蠲除）[196]
嘉庆十九年续增条规
一 本籍乡试诸公向无元卷，今拟每人送元卷六两，其帮项则惟会试致送。
一 乡试向无接场，今拟照会试之例添设举行。
一 会试接场酒席，照团拜之例给价。
一 会试向例，除接场公宴外，本籍诸公各送元卷二金，今拟加增数目，除旧例二金照给外，每本籍一人送帮费三十两、外籍十两。
一 会馆公车到京解装之日，每位开支饭食银五钱，交馆使预备，以当洗尘。
一 乡、会试接场，届期照例传知齐集，不必仍输分金。
一 本籍同乡，乡、会试后，实在无力归里者，查询确实，酌送川费若干。
一 本籍乡、会试，留京无馆、薪水不继者，酌送帮费若干。
一 司年除科甲出身外，惟拔贡特用之小京官暨由贡监援例六品以上、家业殷实者得与焉，此外无庸滥及。
一 本籍同乡京官四品以下，科甲出身暨拔贡特用之小京官，每年以二千五百两为率，于岁暮分送炭资；三品以上暨外任官员则不致送，其家业殷实者皆不致送。
一 京官炭资于邗项寄到之次日，照现在人数按股均分，其业经告假者概不致送。
一 试差回京本年不送炭资，次年减半致送，下年照例全送。
一 学差回京俟二年后照例致送炭资，如又出差则不送。
一 本籍同乡在京病故无力殡殓回里者，酌送赙仪若干，京官另行公酌。[197]
道光十年（1830）续议条规
一 查岁入房租，历年公帐内俱系一年仅敷一年之用，甚少赢余。所有乡会试各费，定于每年寄到邗项内酌拨。
一 查邗项三千两，原议以二千五百两为帮贴京官以资办公之用、余五百两原议乡会试元卷及会试帮费一款，均于此内支销。近年乡会试留京人数众多，各项开支日渐增加，遂致公项绌乏，是以己丑年会试元卷帮费系挪借认利，始得按照旧规屆期致送。现在邗项又减至二千四百两，益形支绌，今议定本籍会试元卷帮费以一百六十两为率、乡试元卷以八十两为率、乡会试留京炭资以三百二十两为率，无论人数多寡，照数摊分，余作同乡京官帮项。
一 外籍会试向来每位致送帮费十两。查吾乡迁居客籍者无处无之，其会试诸公来赴会馆者一科多于一科，所有帮费若按照每位致送十两之数，逐渐增加，其势难行。今议改为每位致送元卷二两。
一 本籍乡会试诸公无力归里及留京无馆者，旧议酌送帮费。现在经费不敷，暂行停止，日后充裕，再议酌行。[198]
从这些规条即可看出，徽商会馆对于官员有着明显的优待，而且这种优待被证明是专属的。通过会馆，商人可以有组织并长期地向士绅进行利益输送，尤其是上述“邗项”是两淮盐商所提供的专项资金，更能直接体现这两大特征。[199]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到在这两大特性之外，徽商会馆及相关事务还为商人与士绅合作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以汉口紫阳书院为例，在保护书院相关产业方面，徽商就与徽州士绅实现了紧密合作：
特授湖北汉阳府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又军功加一级纪录二次明 为呈簿请印给示勒牌，以便稽查，以垂永久事。据新安书院绅商士庶汪湘、汪相、余兆昆、余大晶等呈称“窃汉镇新安书院，供奉文公，历为徽郡士商公所，置有基地、市屋，司事轮年承管收取租息，以备春秋二祀之需。自康熙七年（1668），至乾隆六十年（1795），先后买置公产契约六十七纸。唯恐年代久远，契约繁多，碾转流交，或有遗产散漫，无凭稽核。谨将各契汇录成簿，呈请钤印发执，俾有稽查。并恳给示勒牌，用垂久远。庶公产无虞废失，客民永戴鸿慈”等情，据此，除将呈到抄簿印发外，合行给示。为此，仰该书院绅商士庶人等知悉，嗣后书院公产契约，遇有司事交替，均须按簿点收，秉公承管。如有遗失散漫，许即执簿鸣官，以凭查究。各宜凛遵毋违。特谕。
嘉庆四年（1799）六月二十日示
特授湖广汉阳府正堂纪录六次钟，为书院公置义冢，吁请给示勒石，以广宪仁事。据江南徽州府六邑士商程璋、吴元抡、佘勍、吴宗熟、吴浣、程日朗等呈前事。呈称“窃惟民胞物与，孰非天地之身；存顺没宁，共此生死之理。圣朝叠沛泽枯之典，荡荡难名；草野争推乐善之心，孳孳不倦。汉镇商民杂处，直省通衢。旅榇未封，独吾徽为更甚；贫棺相望，岂抔土所能藏？璋等目击心伤，用是捐赀，公买宪治十里铺紫霞观前刘参生户内麦地一大段，地势平衍宽厚，可葬千百棺，以为新安义冢。四围钉界明白。窃恐无知恶棍，觊觎异乡公业，藉端渔利，或纵放牛羊，或暗谋侵盗。非邀宪恩给示，勒石严禁，难以垂久。为此公吁台前，伏乞慈嘘彩笔，弗至侵害于豪强，庶泽逮黄泉，永沐奠安于域兆矣”等情，据此，除行汉阳县查明申覆外，合行示禁，为此，示仰附近居民，以及保甲人等知悉，示后敢有不法土豪地棍，在于义冢界内，藉端渔利，纵放牛羊，暗谋侵盗等事，许保甲人等，扭赴该管衙门，以凭法究，决不姑宽。倘保甲人等通同徇隐，一并究治不贷。各宜凛遵毋违。须至碑示者。
乾隆五年（1740）九月 日立
湖北汉阳府汉阳县正堂加三级纪录五次刘 为公置义阡恳恩锡示勒石。以永宪仁事。据徽郡六邑士商程璋、吴继祺、佘勍、吴元抡、汪朝录、吴浣等呈，前事。词称：“窃惟掩骼埋胔，明王之钜典；停棺露朽，功令所首严。璋等生逢盛世，身沐宪恩。窃念汉镇黔黎，多半异乡赤子。或客游物故，久淹萧寺之中；或贫榇无归，渴殡荒郊之外。以致朽棺遍野，堪怜孤旅之魂；暴骨成丘，谁覆一抔之土？用是六邑桑梓，捐赀两契，公买宪治十里铺紫霞观前刘姓麦地一段，东至西计一十六丈，南至北计三十六丈，照契册载，麦粮共四斗四升半，在玉二里又五甲刘参生、大兴、运生户内起割。另呈过入新安书院内完纳。四围钉界明白，筑以土堑，前立墓表，颜曰：‘新安义阡。’自上而下，分定层列编号，挨次而葬。葬从书院给票，将死者乡里姓名注簿，方许凭票前往照号扦埋，弗致紊乱。倘本人子孙昌盛，后有愿迁回故土者，或力有不能，不愿轻举者，俱可按簿查考，知在几列几冢，立碑封志，逢时祭享，不致错认。窃恐无知地著，欺凌异孤，藉端阻挠。或日久侵占耕种，或纵放牛羊践踏，以及土豪听信阴阳，暗谋盗葬等情，均不可不先事预防。为此公吁台前，伏乞彩笔生春，恩准锡示严禁，勒石永垂。庶幽魂下奠于北邙，仁政上跻乎西伯。结草衔环，存殁均感。”据此，查捐置义冢，收埋客旅尸棺，善行可嘉。合行给示禁谕。为此，示仰附近居民保甲人等知悉，凡书院给票在于界内安葬，如有藉端阻挠，以及侵占耕种，纵放牛羊践踏者，许即指名赴县禀究，各宜遵照毋忽。须至碑示者。
乾隆七年（1742）三月 日立[200]
事实上，在会馆资产的建设过程中，就已然有徽商与士绅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还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如北京歙县会馆附有义庄“北京歙县义庄，在永定门外五里许石榴庄，旧名下马社。规制甚宏，厅事高敞，周垣缭之，丛冢六七千，累累相次。盖亦经始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与创设会馆同时。主其事者州倅江龙、卫幕仇自宁及杨忠、许标、江昙诸人。至隆庆中，郑楫、江世充、江同仁议设寒食、中元二祭。万历丙辛间，程文德、张汝黉、俞文美更拓其地。后吴之启、方时用、徐拱辰诸人，募建厅堂，见隆庆三年（1569）江西抚州推官黄愿素、万历四十六年（1618）南户部郎中汪元功二记。许文穆公亦与其事甚力，见云塘程景伊碑记。至清初则杨监正光先，曾重加修整，其后世守之。曹、潘二相俱曾资助。捐款则可取于茶商为多。据黄记，则隆庆中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乾隆中，则茶行七家，银行业之列名捐册者十七人，茶商各字号共一百六十六家，银楼六家，小茶店数十。其时商业之盛，约略可考”[201]。还需要看到，会馆建设本身就是一种联系士绅与商人的纽带，仍以前述汉口紫阳书院为例，其倡修者为时任湖广总督毕沅：
募修汉镇新安书院序
汉镇为楚省通衢，远方士商，辐辏云集。于此一大都会也，向建有新安书院，奉祀徽国文公栗主。凡我同郡之士，往来过从，即次如归。非独团聚乡井，且以寓羹墙先哲之意。盖肇自康熙甲戌（1694），乡前辈捐资共创。阅丁酉有西厅之举，辛丑有义学讲堂之设，至乾隆乙未（1775），复开康衢以通商旅，并置市屋十馀椽，取给租赁，以足春秋二祀之需，固井井有条。第历年久远，风雨飘摇，栋梁剥落。且地形坎窞，积水漫溢，岁次戊申，遭汉镇水患，水积数月，后檐墙垣，又复颓塌。若不及今修葺，难免前功隳毁。余自戊申奉命持节来楚，于今七载。幸得岁物丰成，而民气恬宁。今年春，乡人汉临衡士等集同人为请曰：“此书院之议修举久矣，顾筑室道谋不成。且以物力维艰，又各因他故未暇。今幸明公屏翰三楚，惟此福曜所临，莫非天作之合。念此工程浩大，非撮土可成，必赖众擎则易举，且北构文昌阁，西开宴射轩，前人已立成格，空馀基址，有志未逮。某等公议襄此钜役，愿公赐一言弁首。”余惟江汉名区，南北往还，会馆之设，所在多有。而新安之以书院名者，独以文公之乡而重也。余世家新安，而通籍于吴，念乡人之为此举，无非充其好意乐善之怀，而为维系桑梓之本。且其所以恪守文公之道谊家法者深矣。余特述其所以谋始之意，如此惟冀同乡诸老，体昔前贤缔造之难，为后起观型之劝，交相乐助，共破悭囊，鸠工庀材，刻期告竣。俾馆舍如旧，规式一新，往来者有于处之安，而免琐尾之叹，则余于诸君有共乐焉。是为序。
赐进士及第诰授荣禄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都院右都御史，总督湖广等处地方军务，同郡后学毕沅撰。[202]
而参与捐修者自然通过此事与毕沅联系起来，以首事者徽商汪衡士为例，其人就曾有言，“此合郡公事，人人思诿，夫谁肯任者？余既承制军之命，及同乡之举，余不敢辞。兹事之成，余与诸君共任之”[203]。通过这类言语及其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出会馆在联系徽商与徽州士绅之间的作用。
[1] 关于这些词汇的概念辨析请参见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 虽然在词汇上用的是绅士而非士绅，但在内涵上与绅士（gentry）不同，指的是后者。
[3]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4]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291页。
[5]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6] 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岳麓书社2012年版。
[7] 参见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0页。
[8] 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9] 方月樵等：《方氏宗谱》，光绪三十三年（1907）本。
[10] 程绍邰、程盛浯等：《程敬爱堂世守谱·祠规》，道光九年（1829）本。
[11]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一六《处士程有功暨配吴孺人合葬墓志铭》。
[12] 李琳琦：《徽州教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13] 赵汸：《东山存稿》卷四《商山书院学田记》。
[14] ①李琳琦根据徽州各县县志进行了粗略的统计（包括部分占籍或寄籍外地中试的徽州士子），得出明代徽州中文进士者计有452人、武进士56人；清代徽州中文进士者计有684人、武进士111人（《徽州教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②根据地方志记载统计，明代徽州有举人1100多人，清代有 1536 人。明代徽州进士 452人，居全国第13位；清代徽州进士 684人，居全国第4位。明代徽州状元为 3人。而清代112 科 112名状元中，徽州本籍状元4人，寄籍状元 15名，共 19人，占全国的 17%，居全国第一位（原被认为状元数最多的苏州府共有状元 24人，但其中有 6人为徽州人）。此外，歙县明清两代共取进士 623 人，居安徽省诸县首位（黄山学院学报编辑部：《明清两代徽州的举人、进士、状元》，《黄山学院学报·徽州文化小资料》2008年第6期）。③吴建华曾经做过苏州与徽州进士数量的比较研究。据他统计，明清徽州6县的进士共652名，其中明代405名，清代247名。这个数量未计入寄籍者[唐力行：《论徽州士绅的文化权力及乡村自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④刘伯山统计徽州中进士者，宋、明、清三代，本籍就有1242人，加上寄籍者则更多；中状元者，仅清一代，本籍加寄籍有18人，占全国总数的14.9%，仅次于苏州府，名列全国第二。历史上，徽州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一科同郡两元者”等之说，这些都是徽州教育发达的真实写照（参见刘伯山《发达的徽州教育》，《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0月27日第2版）。
[15] 曹诰：《休宁曹氏统宗谱》，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本。
[16] 方炽昌：《方氏宗谱》，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17] 赵吉士：康熙《徽州府志·尚义》，成文书店1985年版，第2050页。
[18] 程绍邰、程盛浯：《程敬爱堂世守谱》，道光九年（1829）本。
[19] 嘉庆《绩溪县志》卷十《孝友》。
[20] 汪立铭等：《仙源岑村汪氏族谱》卷十《黄栗岗案抄》，光绪二十二年（1896）本。
[21] 吴道达、吴思宽：《休宁万安吴氏宗谱·建祠》，天启三年（1623）本。
[22] 许登瀛：《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乾隆二年（1737）本。
[23] 同治《黟县三志》卷七《人物·尚义》。
[24] 宋德泽：《歙西金山宋村宋氏族谱·初至上丰宗祠告寝室文》，康熙五十九年（1720）本。
[25] 许登瀛：《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乾隆二年（1737）本。
[26] 徐彬、祝虻：《徽州家谱中的清代涉墓诉讼论略》，《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27] 程家训等：《潜阳程氏支谱》卷首《家训》，光绪元年（1875）世忠堂刻本。
[28] 许登瀛：《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一《戒后侵祖坟伐木说》，乾隆二年（1737）本。
[29] 高美佩等：《梁安高氏族谱》卷十一《家法》，光绪三年（1877）本。
[30] 汪凤五等：《汪氏宗谱》卷首下《家训》，民国十四年（1925）务本堂刻本。
[31] 叶希明：《新州叶氏家乘·法案六》，民国十四年（1925）铅印本。
[32] 汪立铭等：《仙源岑村汪氏族谱》卷十《黄栗岗案抄》，光绪二十二年（1896）本。
[33] 许文源等：《南关许氏惇叙堂宗谱》卷九《墓图附告示》，光绪十五年（1889）本。
[34] 汪之遴等：《新安汪氏宗祠通谱·重修墓祠禁碑》，道光二十年（1840）刊本。
[35] 汪之遴等：《新安汪氏宗祠通谱·重修始祖墓禁碑》，道光二十年（1840）刊本。
[36] 程梦诏、程知培等：《程氏族谱·俞赞虞序》，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
[37] 程湧来：《率东程氏家谱·率东家谱序》，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本。
[38] 程敏政：《程氏统宗世谱·程氏统宗世谱序》，成化十八年（1482）刊本。
[39] 程珍：《休宁率口程氏续编本宗谱·程大宾序》，隆庆三年（1569）刊本。
[40] 程孟：《新安程氏诸谱会通·会通谱跋》，景泰二年（1451）刻本。
[41] 汪道昆：《灵山院汪氏十六族谱·汪氏十六族谱序》，万历二十二年（1594）刻本。
[42] 敬敷堂族众：《南源汪氏支谱·祁门南源支谱序》，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
[43] 范涞：《休宁范氏族谱·谱祠·继善堂家规》，万历二十一年（1593）刻本。
[44] 冯景坊：《绩溪东关冯氏家谱》卷末下《存旧·家规》，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
[45] 谢廷谅：《古歙谢氏统宗志》卷六《家规序》，万历三十二年（1604）刻本。
[46] 谢廷谅：《古歙谢氏统宗志》卷六《家规序》，万历三十二年（1604）刻本。
[47] 叶敬仲：《休宁叶氏族谱》卷九《保世·家规》，崇祯四年（1631）刻本。
[48] 郑之珍《祁门清溪郑氏家乘》卷四《规训》，万历十四年（1586）刻本。
[49] 黄臣槐等：《歙县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卷六《祠祀》，雍正九年（1731）刻本。
[50] 吕坤：《实政录》卷之二《乡甲至要》。
[51] 黄臣槐等：《歙县潭渡孝里黄氏族谱》，雍正九年（1731）刻本。
[52] 转引自卞利《明清徽州族规家法选编》，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210—215页。
[53] 乾隆《绩溪县志》卷三《乡约附》。
[54] 佘华瑞：《岩镇志草》贞集《艺文志下》。
[55] 黄臣槐等：《歙县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卷四《潭渡孝里黄氏家训·亲睦》，雍正九年（1731）刻本。
[56] 乾隆《婺源县志》卷二十三《人物志·义行》。
[57] 乾隆《橙阳散志》，《人物·义行》。
[58] 许登瀛：《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许氏阖族公撰观察蘧园公事实》，乾隆二年（1737）刻本。
[59] 汪立铭：《仙源岑村汪氏族谱》，光绪二十二年（1896）木活字本。
[60] 康熙《徽州府志》卷十五《人物志·尚义》。
[61] 嘉庆《绩溪县志》卷十《人物志·尚义》。
[62] 道光《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
[63] 同治《黟县三志》卷七《人物志·尚义》。
[64] 道光《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
[65] 康熙《徽州府志》卷十五《人物志·尚义》。
[66] 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二《人物志·义行》。
[67] 同治《黟县三志》卷七《人物志·尚义》。
[68] 乾隆《歙县志》卷十三《人物志·义行传》。
[69] 道光《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
[70] 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
[71] 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
[72] 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
[73] 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
[74] 胡祥木等：《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上卷之中《善行》，宣统三年（1911）刻本。
[75] 赵吉士：《林卧遥集》，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79页。
[76]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七十七《朝议大夫户科给事中降补国子监学正赵君墓志铭》，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723页。
[77] 俞正燮：《俞正燮全集（三）》，于石、马君骅、诸伟奇校点，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244—254页。
[78] 戴熙：《习苦斋笔记·俞正燮》，参见俞正燮《俞正燮全集（三）》，于石、马君骅、诸伟奇校点，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216页。
[79] 道光《徽州府志》曹振镛序。
[80] 康熙《徽州府志》丁廷楗序。
[81] 弘治《绩溪县志》戴骝序。
[82] 乾隆《绩溪县志》陈锡序。
[83] 康熙《婺源县志》蒋璨序。
[84] 弘治《徽州府志》汪舜民序。
[85] 万历《休宁县志》金忠士序。
[86] 康熙《婺源县志》詹养沉序。
[87] 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五《人物·义行》。
[88] 王振忠：《从〈歙县修志私议〉到民国〈歙县志〉——有关徽州方志史家许承尧的新史料之研究》，《徽学》，黄山书社2008年。
[89] 唐力行：《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90] 凌应秋：《沙溪集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91] 程文翰：《善和乡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92] 佘华瑞：《岩镇志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93] 康熙《徽州府志》卷七《学产》。
[94] 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二《人物志·义行》。
[95] 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
[96] 道光《休宁县志》卷十五《人物·尚义》。
[97] 嘉庆《绩溪县志》卷十《人物志·尚义》。
[98] 胡祥木等：《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上卷之中《善行》，宣统三年（1911）刻本。
[99] 康熙《徽州府志》，《人物志四·尚义传》。
[100] 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二《人物志·义行》。
[101] 乾隆《歙县志》卷二《建置志（上）·学校》。
[102] 道光《休宁县志》卷十五《人物·尚义》。
[103] 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
[104] 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
[105] 道光《休宁县志》卷十五《人物·尚义》。
[106] 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
[107] 道光《休宁县志》卷十五《人物·尚义》。
[108] 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二十三《人物志·学林传赞》。
[109] 李琳琦：《徽州教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110] 《紫阳书院志》卷二，第23页。
[111] 民国《歙县志》卷二《营建志学校》。
[112] 康熙《徽州府志》卷十五《人物志四·尚义》。
[113] 康熙《徽州府志》卷十五《人物志四·尚义》。
[114] 康熙《徽州府志》卷十五《人物志四·尚义》。
[115] 康熙《徽州府志》卷十五《人物志四·尚义》。
[116] 康熙《徽州府志》卷十五《人物志四·尚义》。
[117] 同治《黟县三志》卷七《人物·尚义》。
[118] 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义行》。
[119] 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义行》。
[120] 康熙《徽州府志》卷十五《人物志四·尚义传》。
[121] 同治《黟县三志》卷七《人物·尚义》，第124页。
[122] 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义行》。
[123] 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义行》。
[124] 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义行》。
[125] 同治《黟县三志》卷七《人物·尚义》，第123页。
[126] 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义行》。
[127] 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义行》。
[128] 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义行》。
[129] 汪道昆《太函集》卷七一《歙县重修紫阳书院记》。
[130] 道光《徽州府志》卷三《营建志·学校》。
[131] 道光《徽州府志》卷三《营建志·学校》。
[132] 道光《徽州府志》卷三《营建志·学校》。
[133] 道光《徽州府志》卷三《营建志·学校》。
[134] 道光《徽州府志》卷三《营建志·学校》。
[135] 乾隆《歙县志》卷二《建置志（上）·学校》。
[136] 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义行》。
[137] 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义行》。
[138] 同治《黟县三志》卷七《人物·尚义》。
[139] 同治《黟县三志》卷七《人物·尚义》。
[140] 嘉庆《黟县志》卷七《人物志·尚义》。
[141] 江淮椿等：《济阳江氏族谱》卷九《清故处土之鳌公传》，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
[142] 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义行》。
[143] 同治《黟县三志》卷七《人物·尚义》，第126页。
[144] 嘉庆《绩溪县志》卷十《人物志·尚义》，第607页。
[145] 嘉庆《黟县志》卷七《人物志·尚义》，第225页。
[146] 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二《人物志·义行》。
[147] 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
[148] 同治《黟县三志》卷七《人物·尚义》，第134页。
[149] 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二《人物志·义行》。
[150] 道光《休宁县志》卷十五《人物·尚义》，第362页。
[151] 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二《人物志·义行》。
[152] 道光《休宁县志》卷十五《人物·尚义》，第364页。
[153] 道光《休宁县志》卷十五《人物·尚义》，第361页。
[154] 道光《徽州府志》卷三《营建志·学校》。
[155]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卷三《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支谱柏庭公传》，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143页。
[156] 朱升：《朱枫林集》卷一《翰林院侍讲学士朱升诰》。
[157] 赵汸：《东山存稿》卷四《商山书院学田记》。
[158] 吴翟等：《茗洲吴氏家典》，雍正十一年（1733），木活字本。
[159] 吴翟等：《茗洲吴氏家典》，雍正十一年（1733），木活字本。
[160] 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黄山书社2001年版。
[161]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
[162] 民国《黟县四志》卷十四《杂志·文录》。
[163] 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五《人物·义行》。
[164] 王德藩等：《盘川王氏宗谱》卷三《元奎公家传》，民国十年（1921）刻本。
[165] 同治《黟县三志》卷七《人物·尚义》。
[166] 民国《黟县四志》卷十四《杂志·文录》。
[167] 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五《人物·义行》。
[168] 光绪《婺源县志》卷四十一《人物·质行》。
[169] 嘉庆《黟县志》卷七《人物·尚义》。
[170] 同治《黟县三志》卷十五《艺文志·人物类》。
[171] 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五《人物·义行》。
[172] 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五《人物·义行》。
[173] 程之康：《程氏人物志》卷七。
[174] 康熙《休宁县志》卷六《人物·宦业》。
[175] 昭梿：《啸亭杂录》卷九《程鱼门》。
[176] 江维椿等：《济阳江氏族谱》卷九《清诰赠光禄大夫演公原传》，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
[177] 江珍：《溪南江氏族谱·明赠承德郎南京兵部车驾司署员外郎主事江公暨安人郑氏合葬墓碑》，隆庆三年（1569）刻本。
[178] 吴吉祜：《丰南志》卷六《皇清附贡生诰授资政大夫侯选道加四级恩加顶带一级又恩加一级议叙加六级显考嵩堂府君行述》。
[179] 不详：《重修休邑城北周氏宗谱》卷九《家训》，万历年间刻本。
[180] 汪掬如等：《古歙义成朱氏宗谱》卷首《祖训十二则》，宣统二年（1910）刻本。
[181] 黄治安等：《休宁古林黄氏重修族谱》卷首下，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本。
[182]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六十九《朱次公家传》。
[183] 同治《黟县三志》卷十五《艺文·人物》。
[184] 倪望重等：《祁门倪氏族谱》卷下《慕麟公纪略》，光绪二年（1876）刻本。
[185] 光绪《婺源县志》卷二十《人物·宦绩》。
[186] 章尚志等：《西关章氏族谱》卷二十四《家传》，民国四年（1915）刻本。
[187] 嘉庆《绩溪县志》卷十《尚义》。
[188] 鲍琮：《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二十一《中宪大夫肯园鲍公行状》，嘉庆十年（1805）刻本。
[189] 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义行》。
[190] 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
[191] 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三，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453页。
[192] 道光《徽州府志》卷三《营建志· 仓局》。
[193] 道光《黟县续志》卷十五《艺文· 碧阳书院复旧章记》。
[194] 道光《徽州府志》卷三《营建志· 仓局》。
[195] 张小坡：《明清徽州科举会馆的运作及其近代转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196] 徐上镛辑：《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新集·嘉庆十年公议条规》，大东图书公司1977年版。
[197] 徐上镛辑：《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新集·嘉庆十九年续增条规》。
[198] 徐上镛辑：《重续歙县会馆录》上册《新集·道光十年续议条规》。
[199] 具体可参见邹怡《善欲何为：明清时期北京歙县会馆研究（1560—1834）》，《史林》2015年第5期。
[200] 董桂敷编：《紫阳书院志略》卷八《杂志》，嘉庆十一年（1806）刻本。
[201] 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1册《北京歙县义庄》，黄山书社2001年版。
[202] 董桂敷编：《紫阳书院志略》卷八《杂志》，嘉庆十一年（1806）刻本。
[203] 董桂敷编：《紫阳书院志略》卷八《杂志》，嘉庆十一年（1806）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