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导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与科技进步，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从产业间、产业内的国际分工逐步细化到同一产品内部不同生产工序的国际分工。跨国公司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全球范围内根据各地要素禀赋的不同将产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配置在其力所能及的最佳位置，产品生产过程在全球范围的空间重组和地理扩张形成了全球生产网络。李国学、何帆（2008）将全球生产网络定义为“介于国际市场和跨国公司之间的、以关系契约为治理基础的一种组织形式”，其边界是生产要素，是生产价值链上劳动要素密集、资本要素密集、技术要素密集或其他要素密集性质不同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分工，其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对要素的整合（张二震、方勇，2005）。跨国公司凭借其拥有的核心要素以及对技术标准的控制权承担着全球生产网络^[1]组织者、推进者与控制者的角色并最大限度地获取了“潜在的地理柔性”：一方面，将价值链中的各项职能活动分布于不同的东道国，以充分享受该国特有的区位优势；另一方面，当围绕跨国公司的国际、国内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跨国公司可以灵活地调整区位和转移区位，以增强适应环境的能力（刘春生，2011）。

全球生产网络不只是单纯的价值链增值活动，更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体系（Levy，2008），它的出现使生产要素不断冲破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要素流动的规模、结构、方向与速度都呈现出了崭新的特点。要素国际流动不再由某个主权国家单独控制与管理，而是演变成了涉及多种要素与众多利益相关者的生产要素流动、组合、集聚与利益分配的活动，在促进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也给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国际资本流动管制重新抬头、劳资关系失衡、权力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以及要素流动的全球治理等问题受到各国的普遍关注，国内外学者也开始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问题。大部分以国际资本流动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分析了资本流动政策的选择与决策。Quinn和Inclan（1997）认为党派价格效应和宏观政策效应是影响一国资本流动政策选择的重要因素^[2]，此外选举周期对政策选择也有显著的影响。Facchini和 Willmann（2005）研究了决定资本流动政策的内生变量，认为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党派在政策选择上具有不同的偏好并且能够利用权力来影响资源和财富的分配。Haaparanta（1996）使用菜单拍卖^[3]的方法建立模型来研究各国政府吸引跨国公司FDI的竞争行为，指出政府希望借助FDI来解决国内的失业问题。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极大地影响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由于新兴国家对国际资本依赖性较强而且国内金融市场尚不成熟，资本流动格局的变化严重地冲击了这类国家的经济、金融以及宏观政策（项卫星、王达，2011）。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全球范围内开始掀起了新一轮的资本管制浪潮，韩剑、高海红（2012）认为，资本国际流动使各国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为了应对危机的挑战并促进经济复苏发展，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开始重新认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

除了国际资本流动，移民或劳动力流动对福利、政策以及劳资关系的影响也是文献关注的重点。Helliwell（2004）研究了要素国际流动与人口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间关系的政策含义。为了分析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的劳动力工资不平等问题，Anwar（2006）使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要素流动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结论显示，随着经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不管是熟练劳动力还是非熟练劳动力，移民都会扩大两者间的工资差距，而资本的流出则会缩小工资差距。岳经纶、庄文嘉（2010）指出，全球生产网络打破了传统的劳资关系格局，形成了一种多元行动者构成的网络化关系。这种劳资关系的网络化在给中国的工人团结带来机会的同时，也提出了挑战。拉辛与沙卡（2002）首次将多种要素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并将国际要素流动置于核心地位，他们分析了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原因与后果，研究了移民为现代福利国家带来的挑战和机会以及资本流动对货币危机与金融市场的影响。

随着要素国际流动规模与范围的扩大，权力主体间的利益分配与要素流动的治理问题日益重要。孙伊然（2008）发现，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分配与风险分担的不对称性将会引致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因此需要政府以收入再分配的方式来平衡各群体之间的差距。Barrientos等（2011）指出，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扩张，各国的对外贸易结构、生产与就业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各类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应充分关注全球生产网络的全球治理与劳动者体面劳动^[4]的实现这两方面的问题。全球生产网络的要素国际流动淡化了国家的主权边界，因此在这种网络化的世界生产格局中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实现有了新的特点。张二震、方勇（2005）认为，这种新型国际分工的国家利益主要取决于一国参与国际分工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参与了什么层次的国际分工以及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能力。张幼文（2005）则指出，只有要素所有权意义上的国家产出而非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产出才是一国国民能够支配和享用的财富，才能更直接反映一国生产要素的财富创造力，也才能真实地体现一国的国力。

要素国际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但从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仍以劳动力或者资本等单一要素的国际流动为主。而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要素国际流动却呈现出了网络化的特点，每种要素的国际流动不再是孤立的存在，只有与网络中其他要素组合才能实现其价值。全球生产网络中要素国际流动权力主体的多样性、覆盖范围的广泛性以及要素网络化流动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将更加深远。本章结合全球生产网络中要素国际流动的特点，以多种要素的国际网络化流动为研究对象，从全球生产网络要素流动的权力主体、利益分配和全球治理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进行分析，并对我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提出一定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