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秦汉俑塑艺术的积淀

“俑”，作为中国古代墓葬陪葬的主要器物，种类、造型繁多，反映了多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审美特征。

秦汉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雕塑创作活动，尤其是陵墓艺术中的俑塑不仅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推向了历史的高度，为汉末佛教艺术进入中国，在审美意识和造型观念上迎接、吸纳、融会外来艺术做出了必要的准备，也将俑塑这一表现形式发展成了在世界雕塑艺术中独具风采的类型。

秦始皇兵马俑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造型写实严谨，色彩浓厚艳丽，表现手法不仅延续了彩陶塑绘结合的方式，还在人物塑造、形象刻画、制陶工艺和彩绘制作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特别是从部分出土后仍保留着色彩的俑塑看，俑像的面部和手都涂有粉肉色（见图3.3-1），眼睛描有褐色或黑色，身上绘有红、绿、紫等多种颜色，色彩搭配对比十分强烈（见图3.3-2）。这些大型的彩绘陶俑不仅在塑形方面展现了高超的技艺，在色彩的调制和绘制方面也形成了系统性的方法，为中国古代雕塑塑绘结合探索出了一条重要之路。

汉代历史长达400余年，特别是“文景之治”带来的经济繁荣为艺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时期的俑塑既是不同时期文化、观念和思维的现实表现，也是多种因素影响下不断发展和演变的结果。

汉俑比秦俑在表现内容方面有了更大的拓展，形式也更加丰富多元。汉代俑像的制作材料多种多样，有陶、铜、玉、石、木等。俑的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陕西、四川、甘肃、河南、河北、江苏等地。陶俑主要集中于陕西、甘肃、河南、河北、江苏，石刻俑集中在四川，青铜俑则主要集中于甘肃省武威（见图3.3-3）。

西汉早期俑像形制沿袭秦代兵马俑，也多是表现军阵，以达到为死者送葬和护卫的目的。俑像的造型比较呆板，尺寸规格也比秦俑小很多。

1965年在陕西省咸阳市东郊杨家湾汉墓前的10座随葬坑中出土了大量的兵马俑。这批兵马俑模拟汉初的实战军阵，真实地反映了文、景时期的国力与军队状况（见图3.3-4）。随葬坑分成东西两列，自南往北两两相对排列，南端4座为步俑坑，北端6座为骑俑坑。共出土步兵俑1 800多件，骑兵俑580多件，舞乐俑、杂役俑100多件。这些彩绘兵马俑均为模制陶塑，造型简练，彩绘精细。俑像的短袍色彩搭配有红、绿、黄、白等色，马的鬃毛依据真实马的颜色分别涂有黑、红、紫、白四色（见图3.3-5、图3.3-6）。

1991年陕西省咸阳市汉长陵陪葬坑出土的陶制彩绘骑兵俑、步兵俑、武士俑和指挥俑（见图3.3-7），在造型上与杨家湾出土的兵马俑十分近似，真实地表现了当时将士的装备。大的骑兵俑高68厘米，小的骑兵俑高有50厘米，步兵俑高在44.5～48.5厘米之间。俑像个个头包发巾，面部涂有粉红色，脸颊部位还有腮红；俑像身穿至膝短襦，身上彩绘有紫、绿、红、白等色。这些兵马俑表情沉静，古拙安详，神态朴素大方、典雅厚重，造型虽略显稚嫩，但仍不失生动鲜活（见图3.3-8）。相比秦代兵马俑，在塑造手法上少了写实性，而增加了写意性，特别是在人物心理刻画方面展现出了工匠们的娴熟技艺。

1984年12月，徐州市东郊狮子山西麓也发现了一组汉代兵马俑，总数达4 000多件，军阵反映了西汉初年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国军队的整体建制。兵马俑坑东西向有步兵俑坑3条，南北向有警卫俑坑1条，骑兵和战车坑两条。出土的兵马俑数量众多，种类有博袖长袍的官员俑、冠帻握兵器的卫士俑、执兵俑（见图3.3-9、图3.3-10）、足蹬战靴和抱弩负弓的甲士俑等10余种，对研究汉代社会生活、丧葬制度、军制战阵和雕塑艺术都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见图3.3-11）。

这些兵马俑的表现手法在继承秦俑风格基础上也显示出由写实性向写意性转变的倾向，秦始皇兵马俑的造型准确地在这里让位给了对内心世界的刻画和精神风貌的表达。有些俑像面部悲怆肃穆，展现出了对墓主人的追思与缅怀之情。

大概是源于兵马俑题材的限制，秦汉的兵马俑人物神情和动态都受到了束缚。相比兵马俑，汉代的女立俑、男立俑、舞蹈俑在形象和动态刻画方面都有了新的拓展。西汉前期的女立俑面部塑造略显稚拙，身体的造型还保留着先秦木俑扁平或者站立的状态（见图3.3-12、图3.3-13）。这种状态后来发生了改变，面部逐渐趋于写实，身体也更具有立体感（见图3.3-14、图3.3-15）。

1950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狼家沟汉惠帝安陵周边陪葬墓葬坑的陶制彩绘“拱手男立俑”（见图3.3-16），高72.5厘米。立俑身穿宽袖束腰大喇叭形长衣，整个身体比例匀称，线条优美。面部神情塑造得端庄恬静，十分生动，刻画出了人物的心理状况，展现出了高度的人文气息。

舞蹈是汉代俑塑表现的一个重要题材。出土的舞蹈俑姿态各异、生动鲜活，有的举止文雅，动作细腻（见图3.3-17、图3.3-18、图3.3-19），有的挥舞长袖，飘逸洒脱（见图3.3-20、图3.3-21），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舞蹈艺术的风采和社会风貌。舞蹈俑在动态上突破了兵马俑和立俑的呆板模式，强化了头、颈、胸和四肢的运动变化，尤其是身体的前后扭转极大地增加了俑塑形体的张力和空间感。

“乐舞杂技俑”（见图3.3-22）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表现舞台演出场面的雕塑作品，它集舞蹈、音乐、杂技于一体，布局有序，气氛热烈，再现了当时“百戏”演出的热闹场面。塑造的人物虽然形象还有些古拙，但仍不失形神兼备、栩栩如生。

东汉后，兵马俑不再出现，反映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俑塑更为广泛，除了侍仆、舞女、百戏，还有文吏、仕女、农夫、市井普通劳动者。其中的一些“舞乐俑”（见图3.3-23）形象十分生动活泼，人物神情、舞姿动态洋溢着时代特有的淳朴、浑厚和古拙之美，简洁的造型、高度的概括在朴拙中透着率真，展现出了天然、自由生动的形象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割据分裂，战乱频繁，社会动乱也形成了民族的大交融。这一时期的陶俑与汉俑相比，内容更广泛，风格更多样，手法也更写实。“提盾俑”（见图3.3-24），神态自然，面带微笑，身体比例协调、饱满圆浑，服饰上的衣纹处理线条清晰、结构明确，在简洁中显露着对形体结构的理解和认识。“笼冠侍吏俑”（见图3.3-25）和“笼冠俑”（见图3.3-26）两件陶俑造型十分接近，头戴冠，身着宽袖长袍，腰束带，双臂下垂，表现出了人物温良恭谨的神情。“男侍俑”（见图3.3-27）和“男立俑”（见图3.3-28）是东晋时期的两件陶俑，人物形象和身体比例都略显稚嫩，艺术水准明显不及两汉。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曾奉行薄葬，这时期俑的数量也急剧减少。“戴毡帽徒附俑”（见图3.3-29）、“横髻女立俑”（见图3.3-30）是南朝的两件俑塑，造型显得粗糙古朴，但都十分传神，动态协调自然。

在这期间出土的一些动物陶塑比人物陶塑显得更加出彩。如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制作的“鞍马”（见图3.3-31），造型十分生动，比例也很准确，尤其是马的头部刻画细致入微、鲜活灵动，整个造型马鞍后掀，躬身勾首，张嘴嘶鸣，表现了马的机警和威严、不惧的精神气质。十六国时期的“骑马吹号角俑”（见图3.3-32），相比之下显得比较朴拙，形态回归到了泥玩的生动，与北魏“鞍马”的写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隋代陶俑继承了北齐和北周的传统，但俑的身躯追求修长，面容转向了丰腴，造型的动态也有所增加（见图3.3-33、图3.3-34、图3.3-35）。

唐代建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文化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陶俑艺术在唐高宗（公元650—683年）末年后逐渐形成了新的风格（见图3.3-36、图3.3-37、图3.3-38、图3.3-39），而且人物和动物的题材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俑塑有文官、武士、仕女、胡人，还有牵驼、牵马等各种骑俑。尤其表现贵族妇女生活的“胖妇女”形象，生动鲜活，富有神采，一举一动之中饱含情韵，成为唐代最为典型、中国古代俑塑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俑塑形象。

五代十国时各地的墓葬随葬俑情况不太相同。以江苏省江宁牛首山南唐二陵中的陶俑数量最多，也最具代表性。俑塑以模制的方式，头与身躯插接而成，入窑烧制成后先涂白粉后敷彩。男女形象都是模拟宫中侍从、内官、卫士和舞伎的面貌，衣冠华丽。但这些俑塑尽管仍遵循盛唐陶俑造型之余韵，而盛唐雄健生动的气势已遗失殆尽，纤巧秀丽中失于柔弱（见图3.3-40、图3.3-41）。

宋代之后，随着丧葬制度的改革与厚葬风俗的变化，墓俑这一艺术形式开始走向式微，逐渐淡出雕塑史。与此同时，一些反映世俗生活的泥彩塑或陶塑开始兴起，作为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进入雕塑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