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圆滑为人处世
蒋介石处人是与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在极其复杂的利益环境下甚至是生死攸关时进行的，他的处人是政治利益的处人，因此，他的处人经极带有谋略和方法性，是一般人所难想像或做到的，他的处人术胜于一般人，甚至于他的同时代人，许多“人精”在与他的较量中纷纷落马，其关键是蒋介石的处人术阴险狠毒，无人可比。
1.和事有方
1909年暑假，蒋介石由日本回国，滞留上海，王采玉亲自送媳妇前往上海，让儿媳和儿子同房。但是，喝了洋墨水的蒋介石对土媳妇更加看不上眼了，整天横眉瞪眼，夫妻俩同床异梦。
为了促使夫妻俩和睦相处，王采玉长哭训子，痛陈家史。但是，蒋介石当面答应母亲，晚上同房并不亲近，第二天王采玉一问儿媳，更是急了，最后以死相胁，如果儿子夫妻俩不好的话她就要到黄浦江投水。蒋介石吓得跪地求饶，发誓不再与妻子争吵。但是，王采玉这次并不罢休，死去活来还是喊着要：“让我去黄浦江，让我去黄浦江！”
蒋介石没有办法只好邀好友张静江、戴季陶同来劝解，最后两人向蒋母担保，蒋介石一定留毛氏在上海居住，王采玉这才罢休，不再说要投江水了。
王采玉回乡前夕，托付在上海的乡亲随时探询儿子媳妇相处情形。后来，终于她得悉媳妇再次怀孕了！这可把王采玉乐得比自己当年生子还高兴，马上启程又亲自前往上海，见到儿媳后延医诊脉，说是男胎。结果她高兴得眉开眼笑。然而，知子莫如母，王氏怕蒋介石故伎重演，使毛福梅再次小产，于是，马上采取措施，领着毛氏回了乡。
【点悟】蒋介石是个孝子，当母亲因为他与媳妇关系不好寻死觅活时，为了让母亲平息心气，他巧妙地请来张静江、戴季陶等好友做工作，可以说是和事有方。
在以后的人生和政治舞台上，蒋介石在部下、朋友及其他人发生矛盾时多次充当“和事佬”，他能巧妙地运用各种方法，化干戈为玉帛。和事有方是他处人圆滑的表现。
2.笑里藏刀，翻云覆雨
整倒许崇智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事。1925年8月20日早晨，廖仲恺在夫人何香凝的陪同下，前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去参加会议。半路上，国民党驻香港报纸的主编陈铁林也上了他们的汽车。很快，他们来到中央执委会大楼。廖仲恺第一个打开车门，随后陈铁林、何香凝也下了汽车。霎时间，枪声大作。迎面冲来四个人朝廖仲恺连开数枪，枪响过后，陈铁林当场身亡，廖仲恺身上连中四弹，有一颗子弹穿眉心而过，伤势十分严重。何香凝一边呼救，一边俯身去看廖仲恺。通常在中央党部门口有警卫站岗，但这时岗楼里都是空的。廖仲恺的卫士急忙对凶手还击。当场打死一人，抓获一人。
事后，从被逮捕的受伤刺客身上搜出了武器携带证。武器是国民党右派交给刺客的。
廖仲恺被送到东山医院抢救，由于伤势太重，被罪恶的子弹夺去了生命。
廖仲恺的葬礼还没举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就决定了党的领导问题。
国民党中央作出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尽管这样，党内最高职位还是空缺，成为人们垂涎的目标。
在最希望得到党内最高职位的人选中，有汪精卫、胡汉民和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但是，许崇智因为他的部下梁鸿楷、梁士锋、杨锦龙等人与刺廖者有关而被捕，一开始就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而汪精卫和蒋介石由于右派行刺的名单中有他们的名字却身价大增。
尤其是蒋介石，这时严词谴责右派是反革命，是甘心投靠帝国主义，为虎作伥的“群小”，并口口声声要为廖党代表报仇，因此得到了“左派军人”的桂冠。
这样，特别委员会实际上就成了汪蒋联合专政的机构。借着清查廖案，汪精卫、蒋介石有权审查任何个人与党、政、军机关。这时他两人手中的权力，可以说是至高无上。
廖案发生的当天，蒋介石以卫戍司令名义，宣布广州市戒严，命令何应钦率领第一军第一师分布市区警戒，并派兵驻防市区制高点观音山阵地。于是，蒋介石控制了全广州市。
为了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国民政府又组织了“廖案检察委员会”，周恩来、杨匏安等共产党人都参加了。何香凝回忆说，杨匏安在追查凶手时，很积极认真。经查明，暗杀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干的。右派分子在胡汉民家开了好几次“倒廖会议”，并接受了香港政府二百万元的贿赂，主要成员有邹鲁、林直勉、许崇智、吴铁城以及其他右派成员。当时，大部分人主张暗杀，少数不赞成，如孙科就说：“倒廖我赞成，但不赞成用暗杀手段。”但是，最后还是决定用暗杀手段了。
出面组织和收买凶手的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
“他们刺杀廖仲恺先生的目的，决不单是要刺杀他一个人而已，而是要推翻国民政府”。英国人还许诺，事成之后，梁鸿楷为总司令，魏邦平为广东省长。
8月25日早晨，蒋介石命令黄埔教导等五团由黄埔开进省城，捉拿罪犯。然而，主要罪犯胡毅生、魏邦平、朱卓文等人，在通缉令发出之前，都已逃到香港去了，被捕的只有林直勉一个人。后来林直勉也因查无实据，被驱逐出广州了事。
蒋介石在权衡了自己的条件后意识到，他在演讲和文才以及表演艺术方面都不如自己的对手汪精卫。汪精卫以党内杰出政治家而闻名。汪精卫在廖仲恺的灵柩前进行了充分表演：他悲愤交集，跺着脚，挥舞着拳头，口口声声要向杀人犯讨还血债。汪精卫就如同一个地道的演员，演出了一幕活剧。汪精卫作为孙中山的同乡，比其他候选人更占有优势。人们已经把孙中山的继承人中最年轻的汪精卫看作是新型革命运动的领袖。蒋介石把赌注押在了先和汪精卫合作。
开始时，对于刺杀廖仲恺的幕后策划者，一时尚未查清，社会舆论对国民党右派分子胡汉民、许崇智表示怀疑。胡汉民实际上充当了谋杀廖仲恺的“思想上的领导者”。蒋介石感到这是搬掉压在他上面的两个人的天赐良机。于是，他胁迫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也进入了廖案审判委员会。此后，他一不作，二不休，利用群众的公愤情绪，亲自率领黄埔军校学生包围了胡汉民、许崇智的公寓。
当夜，胡汉民听到有人敲门，知道事情不好，就赶忙跳下床、光着脚从后门溜到了汪精卫的家里。后来，蒋介石又派人把胡汉民押送到黄埔，软禁了一段时间，就悄悄地把他放走了。不久，胡汉民流亡国外。从此，蒋介石除去了一块心病。
因廖案许崇智也被处于被审查的地位。蒋介石通过廖案，查明许崇智的罪名是纵容部下勾结右派刺廖，并有阴谋叛国的行为。接着，蒋又将许本人把持财政、私吞公款、克扣各军军饷等种种罪状散布出来。这样争得了汪精卫和各军军长对他倒许的支持。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把粤军中对许崇智不满的将领李济深和陈铭枢设法拉到自己的一边，并收买了许祟智的嫡系第二师的旅长谭曙卿等人，许崇智于是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
在这种情形之下，蒋介石反过来对许崇智提出，粤军将领牵涉廖案的很多，粤军已靠不住，为了他的安全，建议派黄埔学生军，负责许崇智住宅的警卫，从8月底起，许崇智事实上已被置于蒋介石所派的黄埔学生军的武装监视之中。9月15日，许崇智想调驻守在东莞、石龙他最得力的许济、莫雄两个师的兵力，回师广州，用武力来保卫他的地位。
蒋介石在以驱逐汪精卫的敌手胡汉民时帮助过汪精卫，如今倒许，汪精卫也出面大力支持他了。听到许崇智的嫡系部队要“发兵勤许”的消息，9月18日汪精卫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决定，命令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全权处置粤局”，蒋介石取得了倒许的合法权利。于是，蒋介石开始紧张的策划和部署。
9月18日深夜，他命令黄埔军校全体学生、教官武装出发，抢占了要地，防止许济、莫雄回师广州。
9月19日早晨，在广东省举行的全省财政会议上，蒋介石突然把许崇智的亲信，广东财政厅长李鸿基、军需局长关道职等人逮捕，送到黄埔关押起来，罪名是侵吞公款，接济反革命军队。随后，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
19日深夜，蒋介石突然袭击许崇智，将他软禁起来。接着在20日凌晨，按计划蒋介石亲自率领兵马将许崇智的嫡系部队许济、莫雄两部包围，许济没有抵抗就被缴械，莫雄的部队略加抵抗，随即也被解除了武装。随后，蒋介石把这两个师编入了他自己的第一军。
但是，对许崇智动武，蒋介石笑里藏刀，表面客客气气的，为了赶走许走智，他又给许写了一封非常客气的信，派陈铭枢当说客，劝许崇智暂到上海去休息，约定3个月之后，他把广东整理好了，再请他回来，并要陈铭枢送他到上海，并且他还送给了许崇智两万元旅费。
这样，许崇智在蒋介石的人情之下前往了上海。
【点悟】蒋介石是善用“笑里藏刀”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处事高手。
“笑里藏刀”表面上一团和气，给人友善的表示，实际上心中暗藏杀机，以表面上的“笑”掩盖心中的“刀”，以表面上的“厚”掩盖心中的“黑”。这是一种高超的处事技巧。
蒋介石并吞许崇智并赶走他，表面上一直客客气气，俨然一副对待师长的面孔，但是，手段又黑又毒，笑里藏刀，威力无穷。此举既圆滑不得罪许，又巧妙地夺了许的兵权，一举几得。
在蒋介石的处人经里，笑里藏刀是他惯用的伎俩，也是他纵横军阀之中的一大法宝。
3.欺软怕硬，惹不起躲得起
1926年5月3日上午，日军向驻扎在商埠的国民党第40军第3师第7团的两个营发动突然袭击。当时该部各级军官丧失警惕，多到澡塘洗澡或上街购物，事起仓促，猝不及防，一时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这两个营损失殆尽，团长王校膺畏罪潜逃，副团长查端生死于混战。
事发后，国民党第40军第3师主力会同方振武所部的92、93师奋起反击，以强大火力把日军的嚣张气焰压制下去，也引起双方在商埠的全面战斗。日军福田师团长见势不妙乃派佐佐木来到蒋介石总司令部大叫大嚷，说国民党军队欺负日军兵少，发动了这次战斗，扬言日本帝国正在运动兵力，如果继续打下去日中全面战争必不能免。蒋介石原本就作了避免与日冲突的打算，当即接受了佐佐木的停火要求，派出10个参谋传令班，打着一而很大的白竹布旗帜，上写“立即停止冲突，各部撤回原地”字样，阻止向日军开火。当日，蒋下令“凡在城外的部队，一律在下午5时前离开济南附近”。入夜，又严令驻商埠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出。
这天，日军在济南城疯狂追杀中国军民，其所到之处，中国军民在马路上行走的，在商店购物的，在澡塘洗澡的，在理发店理发的，以及负伤的，几乎都惨遭杀害。日军更不顾国际公法准则，包围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黄郛在济驻地，强迫其卫队缴械，并冲进黄郛的办公大楼，搜查抢掠文件财物，还把黄郛劫持到日方军部，强要黄郛在一个反诬中国军队挑起战斗的报告上签字，黄郛无奈，只得签了个“阅”字，才被释放。入夜，日军还闯入山东交涉署，把国民政府外交部处长山东特派员蔡公时及其工作人员18人非法拘捕，恣意凌辱。蔡公时提出抗议，日军遂将蔡等人耳鼻割去，剥光衣服，施以酷刑。后除一人侥幸逃出，其余17人均遭杀害。当天，被残杀的中国军民达千人以上，死尸狼藉，惨不忍睹。
国民党军队将士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与日军决一死战。但蒋介石却说：“日军占领济南，意在阻挠北伐，我若和他作战，便上了他的当，北伐事业将付诸流水。目前无论如何要暂时隐忍，等到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之后，再来和他算账。”4日，蒋介石在珍珠泉督办公署和他的高级幕僚杨杰、熊式辉、朱培德等人商定“忍辱负重”，绕道北伐。
【点悟】在蒋介石的处人术中，他并不一以贯之是一副强悍硬攻形象，也有服输忍气的时候，这就是在比他更强硬的人前。欺软避硬是蒋介石处人中的一个重要招式。面对强手，硬抗硬顶就要吃亏，此时蒋介石就会退，就会让，他忍一时之气，可以不顾屈辱，也可以不管民族气节，其忍让的“气概”比谁都强，绕道而行的本领超过常人。而以后他在列强前“忍辱负重”，在历史上终于酿成日军的得寸进尺，大半个国土的沦丧。
4.利用名人效应，树立自己
在争权夺利的政治角逐中，蒋介石的手段很多，并且花样百出，利用名人、死人来树自己是他出色的一招。
1926年，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中央大权以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外靠出卖主权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除了高喊革命口号，他还大搞神化孙中山的活动，借以抬高自己，巩固地位。
蒋介石用来骗人的一个妙方，就是自命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那么，为了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真传弟子，是无可非议的接班人，蒋介石多次利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人民中间享有的崇高威望，掀起了神化孙中山的浪潮。他把孙中山抬到上帝的高度，把孙中山言论当作圣经去叨念，从而抬高自己。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为了以实际行动悼念孙中山，实现他制定的三大政策，完成北伐，国民党中央曾作出决定：每星期一的早晨，举行总理纪念周举行纪念总理的仪式，各级党部要，恭读遗嘱，检查工作，以求改进。这曾起到一定的好作用。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践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是，他却把纪念仪式沿袭下来。不过狡猾的蒋介石把内容完全篡改了。除了照旧要向中山像敬礼，背诵遗嘱外，检讨缺点这一项变成了“老子”对“逆子”的训话了。凡是蒋介石认为碍于他的独裁统治的人和事，他都要在纪念仪式上大骂一通，纪念孙中山的纪念周变成了推行其政策的工具。
蒋介石一面搞奉安，一面造舆论，称孙中山先生生前就选定他为接班人。1928年秋，他指使几个亲信，把孙中山生前写给他的亲笔信，选了十几封，用优质的宣纸精印成一尺多长、六寸多宽的册子，派遣他的侍从副官，分头赠送给国民党的军政要员。这些侍从副官到处游说，向赠送的对象说明：从孙中山先生的信件中可以充分说明，中山先生早已把国民党领袖的继承人嘱意于蒋介石了。而对汪精卫、胡汉民两人却不信任，认为他们意志薄弱，不能担当革命重责，曾多次加以批评。
蒋介石借孙中山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的花招，一时蒙骗住了不少的人，为他自己是“正统”出足了风头。
【点悟】荀子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蒋介石利用名人树立自己，其实就是“善借物也”。
人们总是有这样的心理，名人生活的环境是非凡的地方，与名人有联系的必定是不一般的，基于这种心理，人们对于名人从来就有一种崇拜心理。蒋介石深谙这一点，在处事中，他巧妙利用孙中山在人民中的威信为自己作宣传，利用孙中山的名人效应，树立自己的威信，提高自己的身价。他的这一做法蒙骗了许多人。
5.两边做工作，求得两边稳
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后，他决定偕夫人在清明时节来溪口拜认祖先。但是，有一个问题难住了他。因为他的先灵神主放在丰镐房“报本堂”里，而丰镐房是发妻毛福梅住地，万一她再像去年8月蒋介石带姚冶诚归乡那次一样，当面闹将起来，他将如何向新夫人交代？为了息事宁人，他便请出了异母哥哥蒋锡侯去溪口做毛氏的说服工作。同时对新夫人也委婉地再三叮咛。宋美龄体谅丈夫的苦衷，也乐得讨好毛福梅，便买了一盒上好人参和一领狐裘大衣，托蒋锡侯送给毛福梅。
蒋锡侯来到丰镐房，毛福梅听到宋美龄要来的消息，心里虽然很难过，但经老兄的劝说，也渐渐的释然了。她不能不给面子。何况宋美龄还识礼，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她深深叹了一口气，亲自指挥侍女、娘姨在素居东侧布置了一间高雅的新房。
1928年4月，蒋介石带着年轻、娇贵的新夫人来到溪口。蒋、宋在乐亭稍事休息之后，便坐轿到祖坟所在地石鳝岙、桃坑山蒋父肇聪墓、鱼鳞岙蒋母王采玉墓拜祭。
宋美龄站在乐亭走廊上，面对剡溪，连声赞美溪口的风光人情。蒋介石见新夫人对自己家乡赞不绝口，心里一块石头落了下来。按照议程，新夫人明天一早得去丰镐房拜祭祖堂。为了怕毛氏反悔，使他难堪，这一夜，蒋介石心事重重，当天蒙蒙亮，宋美龄还在梦乡时，他便悄悄起床，步出乐亭，那双脚便不由自主地踏上了丰镐房的门槛。这一夜，毛氏也没有睡好，索性早起，在婆母遗像下的佛堂里诵经。忽听门外行来熟悉的脚步声，她好似全身血液部凝住了。不用回头，便知道是谁的脚步。毛福梅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濡湿了手里的经本。两人相对无语，好像要说什么却什么都不用说。毛福梅照例入厨房为丈夫烧点心。油炸得又脆又香又甜的玫瑰白糖猪油馅的宁波汤团是蒋最爱吃的，可今天竟品不出什么滋味来。从此，两人好像有了默契，每逢蒋带着宋美龄到溪口来小住的时候，蒋总是早早的起床，从乐亭踱到丰镐房来看望旧人，而毛福梅又总是默默地为他备好他爱吃的点心。
这一次，宋美龄到丰镐房拜祖，毛氏以姐妹相称，款待有加。
【点悟】在蒋介石一生的几个妻妾中，最没感情的就是发妻毛氏，而最令他难以处理的也就是她，毛氏一直是蒋介石娶妻纳妾的最大障碍，但是，在三番五次送旧人迎新人中，他都把毛氏摆布得服服帖帖，其成功之处除了毛氏的软弱和退让外，也与蒋介石的处人方式有莫大的关系。
两边做工作，是蒋介石处理感情和以后的政治中的棘手事的一个秘笈。
在处理新人、旧人与自己的矛盾中，他把自己置身于矛盾之外，俨然是个局外人，然后找人两边去进行解释、说服，甚至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软硬兼施，使矛盾得以解决。蒋氏此一处人经是化解矛盾的高招。
6.进则不成，退而求其次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则企图利用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与蒋介石争雄天下。冯玉祥的部队在控制了陇海、京汉两路交叉口以后，其军事实力和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成为宁汉双方争取的重要人物。
汪精卫在讨蒋反共问题上需要冯玉祥的支持，冯玉祥也需要与武汉方面协调，双方各有所需，便在郑州举行了会议。会议于6月10日举行。汪精卫集团为拉拢冯“讨蒋”和“分共”，把豫、陕、甘三省的党政军大权都交给了冯玉祥。
汪精卫拉冯玉祥，蒋介石也拉冯玉祥。当蒋介石得知郑州会议的消息后，便连忙打电报给冯玉祥，要求与冯会晤。
冯玉祥主张宁汉合作，团结北伐，不同意“讨蒋”。接到蒋的电报后，马上同意与蒋介石会面。6月14日即给蒋发出电报，表明态度。6月16日，冯玉祥到开封，又致电蒋介石，提出专候与蒋会晤。蒋、冯通过函电联络，确定在徐州会晤。为了拉冯玉祥为己所用，蒋介石作了精心准备。
6月19日，冯玉祥的专车抵达徐州。这一天清晨，蒋介石就率领李宗仁等在徐州的将领，乘专车西上20多里，到黄口车站迎候冯的到来。
月台上，仪仗队、军乐队整齐排列，枪械、铜管乐器和将校肩章，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欢迎的人们屏息以待，静候良久，才从西方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接着冯玉祥的专车放着粗气，缓缓驶入车站。一时军乐大作，蒋介石率领欢迎人员整肃衣冠，排立于月台上，向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窥视，想尽早一睹冯总司令的风采。但是客车车厢内坐的都是冯的文武随员，未见他本人。随员们见欢迎人群都伸首向车内窥探，便以手指向后节车，意思是说，冯总司令在后节车内。
蒋介石等人迎着徐徐前进的列车向后边走去，只见后节车厢并非客车，而是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一个布衣敝屣的大汉站在铁皮车门口，向欢迎者招手，这时，蒋介石才知道这位大汉就是冯总司令。
列车停了，人们一拥向前，冯玉祥走下车来同人们一一握手，同蒋介石互相拥抱，二人都流下了激动、高兴的眼泪。这是蒋冯第一次谋面。冯玉祥身着粗质土布军服，腰束布带，足登土布鞋，与蒋介石等人的黄呢军装、革履佩剑形成鲜明对照，但冯玉祥对蒋介石的专程迎接却十分满意，他感到蒋介石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还能如此谦下，如此周到，且见面后蒋的言谈态度，无不使他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当天，蒋冯同坐一车，且走且谈，到了徐州，下榻花园饭店。晚上，蒋介石设宴招待冯玉祥，在徐州的各高级将领出席作陪，席间谈笑风生，颇为融洽。
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等要员抵达徐州，与冯玉祥会晤，并举行会议。蒋介石本想拉冯反汪和反共，冯玉祥婉言拒绝反汪，并努力调解宁汉争端，一再强调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反共，国民党不要自相残杀。蒋介石迎合冯玉祥力主“共同北伐”以减轻自己军事负担的心理，便用所谓“继续北伐”来换取“清共”，要求冯玉祥在军队及其所辖地区“清党”，冯慨然应允。蒋介石为了把冯拉向自己一边，还馈赠50万硬币给冯犒军。
6月21日会议结束时，蒋冯联名通电，表示要并肩携手，为三民主义而奋斗。
1927年6月21日，冯玉祥告别了蒋介石，乘火车离徐西行，22日凌晨7时到了开封。
冯玉祥回到河南后，按照徐州会议达成的协议，在自己所辖的地区开始了“清党”。
冯玉祥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和在地方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调到了郑州，宴请之后，便宣布说：
“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
冯玉祥送给刘伯坚1000元，科长以上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然后用一个闷罐车皮将这240名共产党员拉到武胜关。后来，这些共产党员大多去了武汉，少数人去了西北。
6月28日，冯玉祥以开封政治分会主席名义，密电豫、陕、甘三省政府，布置了“清党”措施。以后，又陆续发出文件、电令并多次演讲，反苏、反共、反对阶级斗争，歪曲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命令各地“严防”和“严惩”共产党。
1927年春夏之间，蒋介石、冯玉祥和汪精卫，都先后走上了反共之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被葬送了。
【点悟】蒋介石此去黄口车站迎接冯玉祥。本想与之结好，拉冯反汪、反共。但是冯拒绝反汪，并要求国民党不要相互残杀时，蒋介石马上退而求其次，迎合冯玉祥力主“共同北伐”的心理，同意不再反汪“继续北伐”以要求冯“清党”。此举退而求其次，结果马上奏效。
在处人之中，蒋介石很讲策略。为了拉拢某人为己用，进而不成时他能退而求其次，以达目的。此乃蒋氏处人的圆滑和“灵活”之处。
7.对于忠诚的人，宠信不疑
蒋介石对于忠诚的人，宠信不疑。
邓文仪是湖南人，在黄埔毕业后，他就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之后，便伙同贺衷寒等仇共分子，向蒋介石提出了反共的主张，并积极参与了反共政变活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他从苏联回国，即与贺衷寒、肖赞誉等向蒋介石提出反共的主张，蒋因而派他到黄埔军校任入伍军部政治部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委任他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让他主持军校的“清党”和政治工作。4月22日，邓文仪走马上任，这是他从事国民党政治工作的开始。5月5日，在黄埔军校第五期第四次政治工作扩大会议上，邓文仪代表政治部向会议提出：彻底调查和清除共产党员，由政治部与政治教官在思想上、言论上考察甄别全体官长、学员、士兵、职工。
5月18日，邓文仪主持召开了军校清党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本会是根据本校党部联席会议及政治工作扩大会议的决议案而成立的。它的责任，是要彻底肃清本校叛党分子，开展“清党”运动。清党是本校给各同志之天职。因此，本会各委员，应该切实地负起责任去做，决不可存丝毫观望不前之态度。在这次会议上，邓文仪被推举为该会七人常务委员之首，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不久，在他的主持下，该会制定了检举及审查实施细则，规定对共产党人及其他嫌疑分子严惩不贷。一时，黄埔军校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反动分子四处活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师生遭到了残酷镇压和迫害。
邓文仪除组建军校清党审查委员会外，还着力改造了军校各级党部，在各级组织里广插亲信，排斥异己，控制了军校的国民党组织。在宣传方面，他派人查封了大革命时期的进步书刊。据邓文仪所作的政治部政治工作报告记载，从4月20日至31日，政治部封存的诸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国民革命》等进步书刊就达近10万册。黄埔军校一时出现了缺少图书的局面。为了弥补这一空白，邓文仪又组织一些人编写了《黄埔周刊》、《黄埔军人》、《黄埔生活》、《清党运动》、《蒋校长最近之言论》等刊物和书籍，内容除了清党反共，就是为蒋介石歌功颂德。邓文仪在黄埔军校的任职时间不长，仅三个多月，却为蒋介石的反共事业倾心尽力。因此，蒋介石对他的“忠诚”非常欣赏。
邓文仪在黄埔军校卸职之后，从1927年底至1934年夏，在蒋介石身边担任随从参谋、书记、侍从秘书等职达七年之久，是非浙江籍的黄埔学生中侍从时间最久也是最受宠信的一个。虽然蒋介石喜怒无常，对邓文仪时而挥之，又时而呼之，但邓文仪总是毫无怨言，以服从为天职。他还向人解释说：“谁能离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
正因如此，蒋介石对他不像对其他非浙江籍的黄埔生那样疑忌，而是宠信不疑。
【点悟】对忠诚自己的人宠信不疑是蒋介石作为一代枭雄的处人用人之道。蒋氏用人首先就是看其对自己是否忠心不二，在此基础上选人用人。对于忠诚之人，他关顾有加，能够大加重用并且宠信不疑。此一处人之道，也是蒋介石统军御将之术。
8.虚情假意，做表面文章
蒋介石与张静江是多年的结盟兄弟。
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蒋介石在经济上做出了励精图治的姿态。在这其中，张静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由张静江担任委员长。
11月，张静江又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他在任期内集中主要精力发展全省的交通事业，并筹设杭州电厂，兴办全省电话事业。为促进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张静江在杭州举办了西湖博览会，并为此在杭州市内铺筑了柏油路。这次博览会耗资巨大，吸引了众多的中外人士，称得上民国初期工商业的一件盛事。蒋介石为此次博览会题写“恢张蠡策”四字以示祝贺。
张静江大搞建设，需要大笔的资金。为此，他巧立各种名目，增加苛捐杂税，有所谓“建设特捐”、“建设附捐”、“水利费”、“土地测绘费”等，一律在原有田赋项下附加征收。其中以“建设特捐”一项最重，按田赋征税每元附加1元4角，附税超过了征税。同时，他还发行公债，并向上海、杭州、宁波、绍兴等地银钱业进行抵押借款。后来，又增加“积谷”项目，按亩征谷2升，商人积谷则在营业税项下附征。国民党政府曾在裁撤厘金改征营业税时，声明营业税不得征收任何附加费用，因此一再令张静江停收。张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
张静江以元老自居，我行我素，不仅敢不买政府的账，即使是蒋介石的意见有时也不放在眼里。蒋介石原拟以路矿权利向德国借款，从杭州建造浙赣铁路通至南昌，一次建成重轨。而张静江则着眼于牟取高额利润和早些还本，坚决主张先造杭州至江山一段，由他向银钱业借款建造轻轨，于是执意动工而置蒋介石的主张于不顾。同时，他对浙江的公路建设也未能与蒋介石的“军事计划”相配合。蒋介石命令浙江省首先建造浙赣边境及浙东、浙南山区公路，而张静江出于对实利的考虑，先以全力建成杭州至绍兴的一段公路，成为全省惟一有盈余的公路。这都使蒋介石大为恼火。
这时，张静江同国民党中的一些新贵的矛盾也在滋长。他认为陈果夫鼓吹“合作运动”、“二五减租运动”等是多余的，致使陈果夫通过省党部推行的“合作”和“二五减租”在浙江一筹莫展。
此外，他在浙江省政府内也四面树敌，他曾因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国民日报》社长胡健中发表不利于自己的文章而擅自将其逮捕，结果遭到国民党中央和行政院的电斥；为在省府内争权夺利，他与原来的亲信、省民政厅长朱家骅反目成仇，并借故将其免职。
张静江的政治独立性越来越难见容于蒋介石。加之在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权力再分配中，血缘姻亲的利益远比异姓昆仲的情谊重要。宋、孔家族的地位不断上升，张静江的地位却日趋下降，因而其政治上的失意也就在劫难逃。1930年，蒋介石派人去劝张静江“自动”辞掉浙江省主席的职务。张静江闻言，恼羞成怒地说：“我偏不辞职，叫他免我的职就是了。”
经人劝说，张静江亲自到河南会见正在前线督师的蒋介石以解释误会。蒋介石让他在会客室等了好久才出来见面。张一见蒋就怒不可遏地说：“你现在架子这样大了，我从前去见总理也没有等过这么长久！”
蒋亦勃然大怒回道：“我看你在浙江要独立了，等我把阎、冯打下以后，再来打你，你等着吧！”
说罢即转身离去。
蒋介石再也不是那个仰仗张静江的接济并满脸虔诚地乞求指教的三弟了，早年对“良师”的敬意也早已变成至尊者对老臣的不耐烦。张静江却不识“时务”地倚老卖老，结果是“患难至交”险些成了冤家对头。无奈，张静江只好满腹恨意黯然回府，遵旨“自动”辞去省长职务。他虽仍居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但建设委员会的职权大为缩小。1931年10月，以宋子文为首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后，建设委员会更是名存实亡，张静江成了有职无权的摆设。
蒋介石的疏远、权力的丧失和痼疾的日益严重，使张静江意志消沉，渐渐离开了政治舞台。每当看到年轻的部属和亲友，他总是说：“不要做官，没有做头！”
1950年9月3日，张静江病逝于纽约。他虽然晚年备受冷落，死后却极一时之哀荣。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等都纷纷电唁，并给遗属汇寄治丧费。16日，台湾“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中央党部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为之题写“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亲自主祭。
6年后，在张静江80诞辰纪念会上，蒋介石又为其题词：“毁家纾难，以从事革命，踔厉无前，以致力建设，侠骨豪情，高风亮节，一代典型，邦人永式。”蒋介石这番虚情假意的表面文章，时眼人一下子就看到那仅是表面文章而已。
【点悟】蒋介石处人，全是以利相交，对己有益即重用，无用则弃之；不管是拜把子兄弟还是为他征战的将士，抑或是亲族家人。但是，他虚情假意的表面文章却是做得相当的出色，这不可谓不是蒋氏处人处事的一大高招。
所谓虚情假意，就是用虚假的言语或行为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或真实目的，以假乱真，以假掩真。蒋介石与盟兄闹翻，情义全无，但是，在张静江死后又哭又明令褒扬，此番假心假意，蒙骗住了许多人。
在处人中，善用虚情假意做文章、耍花招是蒋氏处人的厚黑之道达到炉火纯青之境的表现。
9.巧找代言人，又作替罪羊
1928年初，下野数月又重新上台的蒋介石急欲完成“统一”，举兵二次北伐。因深感外交棘手，请出黄郛担任外交部长，专门去做争取列强谅解和支持的工作。
秉承蒋的旨意，黄郛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屈从于英、法、美等国对上一年“南京事件”的无理要求，为帝国主义洗刷罪行，换取他们的外交承认及对二次北伐的支持。
4月初，蒋介石率师开始讨伐奉系军阀的二次北伐。5月1日占领济南，第二天蒋率总司令部入城，黄郛奉蒋之召也于当晚赶到。早在4月下旬，日本紧急内阁会议即决定派兵在青岛登陆，赶到济南布防。蒋、黄虽意识到局势严重，但却没有做出有效的防范。就在黄郛赶到济南的第二天夜里，日军突然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打死中国军民多人，并残暴地将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的耳、鼻割掉，同署内17人一同杀害。当晚，黄郛的办公处也遭到日军的猛烈射击。黄郛赶到日军司令部交涉长达十几个小时，直到4日傍晚7点才返回蒋介石的司令部。
“济南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政府对日作战，以雪国耻。但蒋介石害怕与日军冲突，使他的北伐“大业”中断，黄郛也建议他绕道北伐。于是，蒋下令除两个团留守济南外，其余军队全部撤出济南，取缔一切反日活动，同时连续派代表请求日方停战议和。6日，黄郛赶回南京，展开各种外交活动，力图促使日本政府阻止日将福田在前线提条件，而将一切移交后方由外交部办理，以解除蒋介石在前线的压力和难堪。然而狂妄至极的日军对此不予理睬，对蒋节节进逼，并在7日向蒋下了最后通牒，其中要求中国军队不得驻扎在济南及胶济铁路两侧20里以内。
此时，蒋介石只想赶快跟日本人停战议和，5月10日致电黄郛：
黄外交部长：
下电应与矢田，或电汝耕转达，请酌之。其文如下：‘昨答福田条件一电谅达，惟党家庄被土匪占领，与日军交通阻绝，何雪竹至今尚在原山站，不能提交，请酌告其代达福田。顷接岳军与田中晤后电，彼言不妨碍我军北伐，如其能不妨碍我津浦交通，予以自由运输，则对于反日运动，中正可以极严厉手段阻止之。如此，则向来关系依然继续，日益加厚，中正为增进睦谊计，亦可以向日军道歉表示真诚也。’希与前途先以非正式详告，盼复。
……中正灰未。
此中蒋氏妥协退让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是，蒋介石直接出面有损于自己的形象，于是又于同一天再次致电黄郛：
黄外交部长：
前上一电，即请托矢田或汝耕转达之意，最好以兄之名义电告，可代表弟办到多少程度，不必用弟名义。如何？请酌，总以速了为宜也。
中正灰未。
担当这种角色的黄郛一边诉苦：“反对派攻击外交，集中个人，甚觉困难”；一边力争使蒋氏解脱困境，他在给同日方直接办交涉的殷汝耕的电文中，要他“请再见田中，如彼（指日方）元（13）日所谈，果属望总司令（指蒋）为收拾时局之中心人物者，（1）应免除其现处地位之困难；（2）应不伤其对国内之威严。将临（时）协（定）一说，统归后方并案办理。”
由于日军蓄意扩大事态，使一切外交活动都鲜有成效。竭力为蒋介石分忧担“丑”的黄郛非但没有受到嘉奖，反而在5月底接到蒋氏要他改任外交委员会会长、以王正廷继任外交部长的电报。蒋介石对此事的解释是：“膺白外交办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
黄郛当即辞去本兼各职，携带着妻子和女儿到莫干山隐居。
【点悟】黄郛此番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虽为时仅3个月，但其政治形象却大大改变：对资产阶级革命曾有所贡献的特立独行之士，成了赫赫有名的“亲日派”。究其原因有二：从“公”的角度说，他为推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外交政策——取得帝国主义的承认，完成由革命的反帝外交向争取帝国主义支持的外交方针的转变——而不遗余力；从“私”的方面说，在涉及有损国格和个人名誉的外交事务上，他不仅要为蒋三弟出面，而且还要代之受过。
蒋介石让黄把兄又作自己的代言人对日妥协，失败之后又让他作自己的替罪羊为己揽过，此一处人法十分高明。其中，事成功是自己的，事失败是他人的，蒋氏始终做了赢家。
10.巧用第三者出面化解矛盾
1932年3月2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陈赓在上海被捕。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逼供，他大义凛然，并揭露臭骂了前去软化投降的叛徒。4月，陈赓被押往南京。后又被押往南昌。
到南昌后，陈赓被软禁在南昌市的江西大旅社。为了诱逼陈赓自首，蒋介石首先派邓文仪去劝降。
邓文仪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作学员时就是一个右派人物，他和陈赓既是“同乡”，又曾是“同窗”。陈赓也深知邓文仪的反动经历，打心眼里鄙视他。
陈赓被押解到南昌时，正值邓文仪“荣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兼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一天，他带些礼物，来看押解到此的陈赓。他一进屋，就把自己刚刚印行的《青年战争革命》小册子，双手递给陈赓。
陈赓笑笑：“嗬，你还在舞文弄墨。”
邓文仪的脸刮得光光的，头发梳得油亮，嘴角挂着微笑。说：“现在要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蒋委员长如此器重你，你何不重整旗鼓，再展宏图呢？”
陈赓往铺上一躺，蹬掉鞋子，说：“邓文仪，老话说捆绑不成夫妻，你干吗要把我往你身上拉？我是共产党的人，死了也不进你们蒋家的牌位。你走吧，我要睡了。”
邓文仪不好再劝，转身走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带了些绸料衬衣、哔叽长衫、礼帽之类。讪讪说道：“校长要见你，我领你去吧。你先洗洗澡，刮刮胡子，换换衣服，总得讲点礼貌呀！”
“礼貌？你们把我整成这个样子，还有脸说礼貌？告诉你，我身上还有三十六只老白虱，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叫你们也尝尝滋味！”
邓文仪顿时也觉得身上发痒，但还是硬着头皮进行劝说。
结果还是遭到了陈赓的严词拒绝。
在这一情况下，蒋介石只好亲自出面会见陈赓。
【点悟】在劝降陈赓的过程中，蒋介石巧妙地利用邓文仪这个第三者出面来做陈赓的工作。邓文仪与陈赓既是老乡又是同窗，现在又在蒋氏手下享受荣华富贵，蒋介石以他来出面做工作很有说服力。
运用第三者出面化解矛盾，或者解决问题，是蒋介石处人中一个常用的方法。以第三者出面，既可现身说话，又可以局外人旁观者的身份“貌似公允”地做工作。此举比本人直接出面常常有更好的效果。
11.有求于人，毕恭毕敬
日本侵略势力向华北扩张，国难深重。南京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对日政策。
1935年10月19日，蒋介石从南京给冯玉祥发出密电：
“泰安探交冯委员焕章吾兄均鉴：密。近来尊体如何，遥为康吉为颂。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在即，党国要计，均待商讨，甚盼大驾早日惠莅首都，共商一切。谨电速驾，不胜祷企！弟中正。”
23日，冯玉祥复电蒋介石，提出自己的抗日主张。
30日，蒋介石再发密电，以“商讨党国大事、集中国力，挽救危亡”为名，请冯玉祥下山。
31日，冯玉祥复电蒋介石，告知：“即日来京”。
冯玉祥离泰山南下，11月1日到达南京。
1935年11月1日上午8时，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举行开幕式，11时，冯玉祥的专车抵达浦口，南京许多权要人物前往欢迎。
蒋介石在南京陵园为冯玉祥准备了寓所，冯住下后，蒋介石和林森立即前往拜访，以礼相待。当晚，蒋介石在陵园四方城寓所设家宴，为冯接风洗尘，以示欢迎。宴罢，冯即住在蒋介石家中。
蒋冯交谈中，冯玉祥再次强调“不抗日一定亡国”，指出惟武器论和三日亡国论都是错误的，对蒋说：“我希望你为祖先留下的国家着想，为将来的子孙打算，为中山先生和死难的先烈们争光，把那些惟武器论和三日亡国论快快改正过来。”
蒋介石诺诺连声，满口答应：“好、好、好。”
蒋冯第一天相见交谈，冯玉祥十分高兴，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为抗日南来，为抗日赴会。不是为位置，不是为分赃，不是为骂人的，亦不是为打人的。”
11月2日，冯玉祥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宪法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和提案审查委员会政治组委员。同日，冯玉祥根据10月23日致蒋电报精神，向全会提出救亡大计。
2日下午，蒋介石再次见冯，“态度虚心、恭谨、亲昵，以盟弟身份，连称‘大哥’。”
4日下午，蒋介石又到冯的房间询问冷暖，毕恭毕敬地向冯“请示”治国方略：“现在第一件要事，当办什么？”
冯答：“抗日为第一要事。”
11日晚，蒋介石请冯玉祥、阎锡山、黄郛等人赴宴。饭后，蒋又向冯请教：“目前当择几件最主要的事来办？”
冯答：“抗日收复失地，这是目前最主要的”，“必须做到民欲者政府办；不欲者政府不办。”
蒋说：“不错，要研究办法。”
12日到23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冯玉祥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26日，蒋冯再次长谈，冯向蒋提出了十三点应注意之事，其中包括抗日、应付华北事变、颁布大赦令、联俄等问题，蒋一一记在本上，表示接受冯的主张。对此，冯玉祥很感动。
12月18日，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和阎锡山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为总参谋长。蒋介石为尊崇冯玉祥，特在南京大行宫头条巷设立了副委员长办公厅，1936年1月6日，冯玉祥就职。
“西安事变”后，冯玉祥得知消息，甚为惊急，他力主和平解决，并致电中原大战曾置他于死地的张学良，劝其释放蒋介石。12月20日，冯还命人到陕西，向杨虎城递交他的亲笔信，信中提出：“如能救蒋出险，我担保以副司令长官给之”。
【点悟】蒋介石与人打交道常常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态度骄横得很。但是，当他有求于人时则又是另一副嘴脸，对人毕恭毕敬，俨然一个“谦谦君子”。
在与冯玉祥的交往中，为了求得冯的出兵，他又是拜访，又是设家宴洗尘，在交谈中他“诺诺连声”，再次相见也是态度虚心、恭谨、亲昵，以盟弟身份，连称“大哥”，并且到房间“询问冷暖”……此举全然一个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刘玄德”。
蒋氏有求于人时，待人毕恭毕敬，甚至能屈尊，其态度确实蒙骗住了许多人，此一处人之招也使得他求人即见效。
12.既已得罪，恶人做到底
1937年“七七”事变后，冯玉祥出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而后指挥了淞沪会战。9月间，又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然而由于蒋介石的限制与猜忌，10月20日，冯玉祥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冯回南京后，即被蒋介石免职，第三战区也被撤销。
冯玉祥的军权被削以后，他并没有停止抗战工作，不仅奔走前线后方，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并向蒋介石提出了若干建议。蒋介石对冯玉祥的建议，口头上“哼哼哼，是是是”，实际行动上根本不予理睬。
1938年春夏之际，冯玉祥到豫西、豫东和鄂东等地视察。连续的奔波、劳累，冯玉祥于8月患恶性疟疾，住入武昌东湖医院。14日，蒋介石亲自探病，劝冯不要着急，要安心静养，以期早愈，言语间谦恭和蔼，并说：“有什么事，我来向您报告。”冯玉祥又一次被感动，认为蒋本人还不坏，只是他左右的人不好。冯玉祥病愈后，8月25日，给蒋写信表示感谢，并真诚地提出三项建议，第一项就是发动民众问题。
冯玉祥的肺腑之言，真诚的建议，在蒋介石那里，却置若罔闻，束之高阁。
1941年后蒋对冯的压制愈来愈厉害，有一个时期，几乎断了冯的经济来源。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热衷于准备内战，镇压民主力量，面对严酷的现实，冯玉祥感觉到在蒋介石的高压政策下，已经难有所作为，决定申请出国。
1946年9月，冯被蒋介石解除军籍，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赴美国考察水利。行前，他给蒋介石写了临别赠言《上蒋主席书》，他一心希望蒋能改好，劝蒋不要打内战，要讲和平，实行民主。到美国后他还买了一份礼物，恭贺蒋介石寿辰。但在考察水利期间，国内内战愈演愈烈。1947年蒋介石镇压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使冯玉祥大为愤怒。他于5月26日发表《告同胞书》，谴责蒋介石当局，开始公开反蒋。
蒋介石恼怒万分，便以“冯玉祥在美国肆意诋毁元首”的罪名，革除冯玉祥公职，又串通美国政府吊销他的护照。紧接着，1948年1月7日蒋介石又以“行为不检、言论荒谬”，“违反党纪、不听党的约束”罪名，开除冯玉祥的党籍。并电请美国，希望将冯玉祥驱逐出境。
冯玉祥处变不惊，置生死于度外，2月8日，他在《纽约下午报》发表《致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并于2月10日写下了遗嘱。在公开信中，他痛悔自己曾对蒋介石抱有幻想，错把蒋介石扶上高位，严正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出卖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要求蒋介石立刻下台。
1948年初，一批爱国反蒋的中坚分子从蒋记国民党中分裂出来，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冯玉祥被推为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极为欣喜兴奋。在中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美国政府已对蒋介石丧失信心，为了保住其在华利益，美国密谋踢开蒋介石，拉起第三势力，与中国共产党对抗，建立一个亲美的政府。由于冯玉祥在国民党军政界威望很高，在海外又有巨大影响，于是杜鲁门政府千方百计对他进行收买笼络。4月，美国政府派员登门游说，表示美国愿意出钱出军火，帮助冯玉祥回国收拾败局。但冯玉祥坚守民族大义，当即予以拒绝。
美国政府见冯玉祥软硬不服，恼羞成怒，便准备将他驱逐出境。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冯玉祥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毅然决定返回祖国。7月，冯玉祥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31日，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冯玉祥在纽约登上苏联客轮“胜利”号，取道苏联投向祖国怀抱。
不幸的是，9月1日“胜利”号客轮在黑海失火，冯玉祥遇难身亡。终年66岁。
【点悟】蒋介石与冯玉祥原是“结盟兄弟”，然而，一朝双方结怨，他便下狠手。蒋氏解除冯的军职，显然是得罪冯氏之举。之后，他并不罢休，既已得罪干脆恶人做到底，以后百般压制，不仅断其经济来源，而且逼迫他流亡国外，但是仍不甘心，最后开除其“党籍”，与美国串通逐其出境，欲置冯于无家可归的境地。蒋氏的这些举措可谓至毒至狠！
13.识时务，有进有退
在抗战期间，作为中国战区总指挥官的蒋介石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特使、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矛盾重重，双方达到水火难相融的地步。
1943年前后，通过威尔基和宋美龄访美，蒋介石成功地取得了罗斯福的好感。于是，他与史迪威较量的胆子大起来了。10月初，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闹到公开化，蒋介石说，他忍耐史迪威的诬蔑言行已经到了极限。蒋介石找到刚抵达重庆的美空军补给司令萨摩维尔中将，要求美方解除史迪威的职务。蒋介石把史迪威以及史迪威的两个政治顾问——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三等秘书谢伟志——说成是共产党的爪牙，因为他们向华盛顿汇报时，称赞共产党，指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在与蒋介石斗法的过程中，史迪威也没有示弱，他的顾问戴维斯曾向华盛顿报告说：“蒋介石与日本有勾结的迹象，”“国民政府囤积租借物资以备内战，”“美国应要求国民政府解除对共产党的封锁。”并且，史迪威估计，中国军队每天发布的战报，至少有90%是假的。他认为美国支持这个腐朽政权是根本错误的。他经常称蒋介石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对蒋介石来说，史迪威直接威胁他的独裁统治。所以，蒋介石不惜冒着得罪美国政府的危险，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职务。
就在这时，1943年10月28日，罗斯福电邀蒋介石参加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准备召开有苏联参加的四大强国首脑会议。能同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等大国领袖人物同座开会，就意味着成为被公认的世界强人，蒋介石兴高采烈。
但是，蒋介石知道，参加开罗会议必须有史迪威的支持。他对中国战区的抗战情况发表意见，并直接向罗斯福反映中国情况，才能在国际社会中表明中国抗战的成果，因此，蒋介石必须同史迪威和解。而此时史迪威也从萨摩维尔中将处得知，宋子文正在华盛顿不断向罗斯福施加影响，要求将他解职；宋美龄、宋蔼龄正在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不许蒋介石得罪美国人；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英国蒙巴将军也反对把史迪威弄走。蒋介石于是让步说：“只要史迪威向我说一句道歉的话，事情就过去了。”
此话传出去后，史迪威权衡利弊，认为自己如果从中国战区解职后，将得不到总统的支持，于是，到蒋介石住处表示与蒋和好。
在这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最后史迪威悔改留任，重加信用。”
【点悟】蒋介石虽忍耐史迪威到极限而下决心要赶他走，但是，开罗会议前，为获得史迪威的支持，他放弃赶走的念头，放言修好。此并不是他完全“原谅”了史迪威的“冒犯”，而是识时务的进退之举。
能伸能屈，能进能退是高明的处人之策。作为有“人精”之称的蒋介石自然精通这一点。在与强手、硬手较量和交往中，敏识时务，巧施进退之功，是惯常的处人做法，体现了他圆滑处人的特点。
14.有功即赏，赏钱封官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大城市。10月上旬，兵临广州城下，当时，邓文仪已逃到广州，在阎锡山拼凑的所谓“战时内阁”中任政工局局长，指挥国民党特务继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在一次军警特务头子会议上，他曾扬言：应迅速逮捕所有嫌疑分子，所有政治犯应迅速处决。在他的指使下，反动军警在广州大搞白色恐怖，仅中山大学一次就有156人被捕。
在广州解放前夕，邓文仪曾命令广州卫戍区司令李及兰大肆破坏城市设施，犯下了种种罪行。最令人愤恨的是他下令炸毁了广州市区的海珠桥。海珠桥是广州人民用血汗建筑的横跨珠江的大铁桥，工程浩大，建筑雄伟，是广州人民引以自豪的建筑之一。国民党要破坏大桥的消息传出后，广大市民纷纷派代表向广州当局请愿，坚决反对破坏大桥，但由于邓文仪等人的干涉和阻挠，请愿毫无结果。
10月14日，军警突然宣布大桥“紧急戒严”。不久，又宣布解除警戒，车马行人照常行驶。可人们哪里知道，丧心病狂的反动派已经在他们的脚下安装了400多箱黄色炸药。下午6时，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钢架结构的珠海大桥腾空而起。桥上的一切化为乌有，途经行人被炸得粉身碎骨，桥下的船只也顷刻间化为支离破碎的木板，一时间，珠江两岸呻吟号哭声四起，惨绝人寰。事后统计，海珠桥血案造成灾民三千，死伤五百，沉毁民船轮船百余艘，震损房屋数百间。海珠桥血案教育了广州人民，更增强了他们对国民党的无比仇恨。
早已跑到成都的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称赞邓文仪等人干得好。随即邓文仪被任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等职。邓文仪也以此在台湾国民党政坛上又混了几年。
【点悟】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罚分明，此乃统军御将要诀，蒋介石虽不能做到赏罚分明，但是，他有功必赏倒是大多时候能够做到，蒋氏之赏，即是给钱给官，赏钱封官是他奖赏的两大法宝。在贪污盛行、逐官成风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内，此术十分管用，为此蒋介石也揽住了许多“武将”“文臣”为己效劳。
有功必赏是蒋氏重要的处人之术，也是他御将的法宝。
15.巧造幌子，压制对手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心篡取中国革命大权，尝试着对革命发动了第一次突然袭击，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中山舰事件”。
为什么蒋介石要选择中山舰作为突破口来打击共产党呢？
这是因为中山舰是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管辖的惟一的一只装备完善的军舰，具有较强的实战能力。蒋介石早就想把海军局和中山舰的实权夺过来。
在1925年8月，蒋介石就开始积极策动亲信欧阳格加紧夺取海军领导职位的阴谋活动。当海军局一度出现空缺，蒋介石认为时机已成熟，加紧帮助欧阳格夺取海军局长的职位活动时，国民政府却任命了共产党员李之龙代理海军局长兼中山舰舰长。
这对于蒋介石和欧阳格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更重要的是，李之龙在任海军政治部主任期间，就曾破获蒋介石的亲信爪牙、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贩卖私盐、牟取暴利的案件，上报国民政府，结果陈肇英被撤职查办。但是后来蒋介石却把陈肇英庇护起来。李之龙兼任中山舰舰长后，厉行缉私，这更加引起了蒋介石一伙的仇视。
因此，对于蒋介石一伙来说，掌握到中山舰指挥权的李之龙，是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除而后快。他们选择中山舰作为诬陷打击的目标就不值得奇怪了。
1926年3月18日晚，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等三个蒋介石的爪牙，以学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到广州文德路李之龙住宅传达命令，全文如下：
顷接邓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此致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
3月18日
这是蒋介石精心设下的诬陷计谋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李之龙在接到这个命令后，用笺纸写了两张命令，一张交给宝璧舰舰长，一张交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命令略云：“令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
19日上午6时，宝璧舰抵达黄埔。7时，中山舰抵达黄埔。这时，蒋介石不在黄埔军校，中山舰舰长即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并请示任务。邓演达说不知此事，可稍待请示校长蒋介石。
因为中山舰是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困守的永丰舰，后来为纪念孙中山而命名中山。不多时，李之龙又接到海军局的通知，说苏联参观团要参观中山舰。李之龙于是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可否将中山舰从黄埔调回省城供苏俄参观团参观？在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后，中山舰于19日下午6时30分返回广州市。
这时，蒋介石的爪牙们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立即开始了诬陷阴谋的第二步：大放谣言。他们说“共产党要暴动”，“李之龙要造反”，“共产派阴谋倒蒋，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等等。于是，蒋介石借机开始大举逮捕共产党人，实行反革命政变。
19日深夜，蒋介石的行动开始了：
（一）密令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和欧阳格到文德路逮捕李之龙，派兵占领中山舰并解除其武装。
（二）命令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率部队包围东园内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武装。
（三）命令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率公安部队包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住宅以及全市的共产党机关。
（四）命令缪斌将第二师各级左派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共四十多人全部扣押，拘留于广州造币厂内。
同时，蒋介石还派人严密监视邓演达。
当蒋介石在广州市内一切布置妥当后，他即电令驻扎在潮汕的第一军，把全军党代表撤销，并把他们逐出军外。
3月20日凌晨三时许，李之龙在睡梦中被蒋介石派的人逮捕。随后，蒋介石调动大批军队和警察，断绝广州市内交通，实行戒严，扣留中山舰及其他海军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卫队枪械，包围苏联顾问的办事处及住所，监视苏联顾问行动。同时，黄埔军校及第一军第二师中的共产党员四十多人被拘捕了。何应钦将驻防在潮汕的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逮捕，并取消第一军的党代表制度。汪精卫的住宅也被蒋介石以“保护”名义派兵包围。
这次事变，达到了蒋介石的目的。中山舰的军权被夺，舰长换成了欧阳格，国民革命军中的全体共产党员被驱逐，党代表被取消，以季山嘉为首的几个坚决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苏联顾问也被解聘回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精神上都受到了一次很大的打击，而蒋介石则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广东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地位。
【点悟】蒋介石为了打击中共，制造中山舰事件，以“共产党要暴动”、“李之龙要造反”、“共产派阴谋倒蒋，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等等为幌子，借机逮捕共产党人。他的这一招以虚击实，迷惑众人，达到自己扼制对手的目的，是处事术中最老道的厚黑之术，可是，效果却“很好”。
16.巧找借口，以求名正言顺
1928年4月，北伐军蒋、桂、冯、阎联合进攻旧军阀张作霖。6月，“张帅”退出北平，在返回沈阳途中的皇姑屯车站被日本人事先埋下的炸弹炸死。少帅张学良继承父业后，宣布东北换旗，接受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统治的历史宣告结束。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1928年7月11日，蒋介石邀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北平开会，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及军事意见书。
在会上，蒋介石提出，战争基本结束，今后进入建设时期，中国的经济情况，不可能负担这样庞大的军事费用，今后必须精兵简政，以节省国库开支。蒋介石建议中央政府机构改组的同时，举行一个编遣会议，并当面约请冯、阎、李、白等人和他一路到南京，立即举行编遣会议。
随后，蒋介石马上就提出了一个《军事善后意见书》，说：“北伐完成，军事急应结束，裁兵饷，从事建设已成全国之一致要求；唯革命尚未成功，建设大需保障，整军经武亦未可视缓图，职是之故，吾人于疑覆北方军阀之后，乃有两种极大之责任。一面当裁汰兵额，移巨额军饷为建设之用；一面当充实军备，保持国家与社会安定。”又说：“吾人以促进国家统一为职志，而反对军人把持地方，但若有借口整理，今已为国家存亡之关键，进行之始，必以大公无私之心，收集广益之效，非任何人所阻挠，亦非任何人所能把持的。”
军队，是军阀们的命根子。谁有兵，谁就有权，谁的兵多，谁的权力就大。蒋介石要把他曾一度施舍给冯、阎、桂的权力收回来，并且先从削弱他们的兵权入手。实力派的首领一旦失去了军队，也就失去了相互竞争向蒋介石挑战的能力。这势必激怒各实力派，甚至使他们联合起来“造反”。因此，蒋介石想削藩，但是却不敢赤裸裸地干。于是，他与心腹吴稚晖、宋子文等人密谋，编造裁兵的理由。
结果，商议之后，大家认为，以节约开支搞建设为旗号提倡裁兵最妥当。这样既可避免有削夺异己的兵权之嫌，也有贯彻民生主义的美名，使他人没有反对的余地，于是乎蒋介石才有了前面所说编遣裁兵之说。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编遣主张，冯、阎、李、白等人各自心里都很明白，这是蒋介石拿编遣为借口，实际上是为了削弱其他三个集团军的兵力，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好使自己的权力凌驾在各个集团军之上，以便等待时机，各个击破。但是，国家已经“统一”，编遣裁军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蒋介石的理由冠冕堂皇，尽管各军阀各有各的打算，但在裁兵这一点，谁也不敢明言反对，只好齐声高喊要编遣裁兵，以获民心。
【点悟】蒋介石在处事中，很注意名正言顺这一条。解决一些复杂的事和人时，他都能够巧寻借口，然后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压住人，使其无法公开反对。他此招虽多惹出更多的祸端，但也常能一时镇住许多人，使己处于有利地位，占据上风。他这一次要削夺、削弱各地军阀的势力，裁减兵员，理由之充分、之正当，谁都不敢反抗，无法反驳。名正而言顺，这为他下一步行动就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以后他师出有名，群雄便被威镇了。
17.假做真，真做假，牵一发以动全身
1928年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宣布统一完成。中国结束军政，开始进入训政的和平时期。
但是，谁也想不到国民党在宣布中国统一之时，“劳苦功高”的蒋介石却于6月9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6月12日，他又宣布辞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职务。接着，中央党部常委丁维芬申请辞职，海军司令杨树庄提出辞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刘峙，电请蒋介石批准他辞职赴欧洲留学。南京政府的内政部长冯系的薛笃弼也提出辞职。
在这股辞职风中，6月11日，冯玉祥自河南新乡发出通电，电报中称：“此时言去，不啻置党国于危难。前在柳河站誓同患难于涂炭中，现不能坐视前功尽弃，惟有相继引去，现在新乡整理待命。若蒋不打消辞意，本人不敢独留。”表示愿与蒋介石一同辞职。
紧接着，阎锡山在北京却忽然“病”了，请假三日之后，又连告续假，移居北海的养心斋“养病”。紧接着，河南的冯玉祥与阎锡山“同病相怜”，致电南京军委会，称因患咳疾，请假十日，回辉县百村养起病来。
人们不禁要问，造成此番情景的原因何在呢？原来蒋介石刮的是欲进则退的“政治风”，阎锡山与冯玉祥得的是消极反抗的“政治病”。
原来，蒋介石玩弄的辞职只是他一个巩固自己已有权力和地位的一个伎俩，其用心从他的辞职通电中，可以看出来。通电称：“查伏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制定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第一条，国民政府为图战时军令之统一，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自作战目的完成之时，即总司令职权当然解除之日。中正本年2月复职之电，亦经剀切陈明，一俟北伐完成，即当正式辞职，以谢去年弃职引退之罪。息壤在彼，尤蒙昭鉴。为此沥陈缘由，恳予明令府准，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解除，并准辞去军事委员会主席。所有各军，悉令复员，此后军权统归钧府军事委员会办理，以一事权，而专责成。”
在电文中，蒋介石的用意很明白。按规定，他的法定任期将到，如果恋栈不去，那么众人就会不服。所以他主动“出击”，乘北方各项工作纷乱紧张之时，提请辞职，逼迫各方不得不来挽留他，这样他就可以增高身价，变被动为主动。
再一个是“北伐”大业完成，蒋介石要把全国的军权都收归己有，但是，他估计到各地的实力派肯定不会轻易交出军权，于是用“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策略，先行放弃权力，打出军权统归中央的招牌，等待各方挽留之时，再以统一军权为条件，讨价还价，要求各派交出军权，最终达到军权独揽的目的。
另外，还有一点电文无法表达，就是蒋介石对各派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暗中搞了不少政治交易，在新军阀的各派之间积累的矛盾实在太多，难以解决。蒋介石以辞职相威胁，逼迫各派表态，服归统一的中央领导，如果各派都因离不开他而坚决挽留，他便要按照自己的意图解决矛盾了。
蒋介石在辞职通电里说的“此后军权统归政府（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这其中的深意就是要把所有的军队统归于南京政府，这就等于他要把众人争抢的肥肉拿过来自己独吞。阎、冯等人都是政治场上的老手，明白蒋介石的用心，不会让他的阴谋得逞。于是，他们也效法蒋介石，用辞职怠工来与之相对抗。
但是，这时的中国局势是各派军阀势均力敌，只有蒋介石的力量在他们之上，蒋介石一辞职，各派军阀立即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于是，随之而来的是在国民党内挽留蒋介石之风接踵而起。
南京政府及中央党部分别发出挽留的通电。
阎锡山、白崇禧从北京发出挽留的通电。
李宗仁在武汉吁请蒋介石留职。
何应钦从南京向广州发电报，请李济深出面挽留蒋介石，李济深立即响应。
……
可是，挽留的呼声越高，蒋介石的辞意似乎愈坚决。6月14日，他向南京政府请假一周，带着宋美龄及众多随从，畅游金山寺，又顺江而下到达上海，接着又转道返回奉化省亲，表现了一种少有的闲情逸致。
结果，蒋介石越“无意”于一切职位，各派军阀和国民党的要员们越是慌了神，平时你争我夺，这时则担心蒋介石一走，局势更乱，各人的既得权势和地盘在“无秩序”中失去，于是，举国上下挽留蒋介石的通电满天飞，前往蒋介石住处的说客更是不断，蒋介石的身价一下子又增加了几多倍。
时候到了，经过一番扭捏之后，在一片恳请挽留声中，蒋介石感到自己玩弄的假辞职已达到了真目的，于是在6月17日发表声言，他已打消辞意，仍将对军事负责到底。
【点悟】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利，采取退一步的做法是蒋介石玩权的“杰出智慧”。在政坛权力的角逐中，他曾多次上演辞职下野的伎俩，但是，他的这一次退让之举虽也不是真“走”，却是与以往的手法有些不同。此次玩的是连环计，击中各路军阀的心中大忌！因为他一走，众军阀群龙无首反会陷入另一场混战，他的“辞职”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这一招更能要挟众人，抬高自己，获得更大的权力。
蒋介石此一处事真经比以往的“下野”之策更阴险，更能为人所难识破，因此用得更出奇，是他经世夺权的一个绝招。
18.三弹齐发，绞杀对手
国民党第三大全国代表大会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远未解决，反蒋的实力犹存。阎锡山和冯玉祥手中的军队加起来，仍有近50万大兵。蒋介石为此寝食不安。这时改组派串联反蒋，频繁活动，给蒋介石的中央造成很大的威胁。
蒋介石要保住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时首当其冲还是必须消灭地方实力派的武力威胁。于是，新军阀们置国家安危与人民死活于不顾，为维护本集团的私利又展开了一场新的争斗。
1930年的国民党新军阀战争，从蒋、阎开始。
自从南京政府成立后，桂系、冯系、唐系都先后受到蒋介石的致命打击。惟独善于投机经营的阎锡山，一直像游蛇一样，回旋于各势力派之间，使晋系得到了保存和发展。阎锡山虽多次充当蒋的帮凶，绞杀其他派系，但是，蒋介石还是不能容忍晋系保存实力，占据北中国，威胁他的政权和分享权力。
于是乎，蒋介石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就要轮到阎锡山了。
首先，蒋介石派宋子文到平、津以划分“国税”与“地方税”为名，把平、津税收收归国有，变成了“蒋有”。没有了税收财源，使盘踞在平津的晋系等于是抱着个水中的月亮。
其次，蒋介石曾答应阎锡山帮助他攻击唐生智，事成之后把河南省变成他统辖。但是，当阎锡山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唐生智后，蒋介石却自食其言，不仅没有把河南省交给晋系，反而给了向他悔过的石友三。
第三，蒋介石为了对付阎锡山，嫡系部队纷纷北调，集中徐州、蚌埠，防备晋军和西北军。
阎锡山在各派系争夺中渔利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在反蒋、拥蒋这两道路上面临着抉择。
1930年1月16日，蒋介石派吴铁城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副总司令就职仪式，这虽然是个手续问题，然而，却是蒋介石要阎锡表示服从中央的一种形式。阎锡山不愿再沉默，借机发表了反对蒋介石的演说，指责蒋介石独裁、黩武，造成党的分裂，提出“党人治党，国人治国”的口号，并要求蒋介石“在野负责”。
蒋介石得讯后，一面调兵遣将，进行武力威胁，一面反唇相讥，称：“中央始终以和平统一为职志”，“即兄前毅然出师，以消灭改组派为己任，固亦此意也。”同时，蒋介石授意何应钦提出也叫阎锡山下野。从这开始，蒋、阎之间喋喋不休的展开了两个月的电报论战。
蒋、阎论争，使阎锡山与改组派亲近起来。因为阎锡山否认蒋介石的中央的合法性，就必须树立一个“合法”中央来与蒋介石的中央对抗，阎需要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帮助。蒋介石于1929年11月19日封禁了改组派在上海的总部。1930年2月18日，又武装袭击了改组派在上海法租界的机关，当场打死改组派中央负责人王乐平与潘行键。改组派遭此打击，已无法在上海以及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立足，正需要阎锡山的帮助，1930年3月，改组派的上海总部转移到北平。西山派与桂系这时也派人到平、津活动。
这时，冯玉祥被困建安村，但他观察形势，认为蒋、阎总有一天要闹翻。于是，他仍然采用老办法，密令鹿仲麟派人与蒋介石联络，摆出秘密联络的样子，并故意让阎锡山侦知，使阎锡山产生蒋、冯勾结的错觉。冯玉祥此举对阎锡山果然起了作用。这时蒋、阎矛盾已十分尖锐，各方代表不断对阎锡山游说，使阎锡山思想有了变化。在阎锡山看来，真正能够与他并肩作战的实力派只有冯玉祥的西北军。冯是坚决反蒋派，他不会中途妥协。西北军与晋军毗邻，便于团体共同作战。现在冯玉祥已久处逆境，如果自己主动与他和好，携手反蒋，他肯定会密切合作，并可能推自己为首领。经过这番权衡之后，阎锡山于是前往建安村。
此一行，阎锡山交给冯玉祥50万元军饷，花筒手提机枪200挺，面粉2000袋，于3月9日送冯玉祥回到陕西。
冯玉祥回到潼关，于是在3月11日发表拥护阎锡山反蒋的通电。冯玉祥联阎反蒋的旗帜树起后，处在困境之中的桂系，极力推崇阎、冯领导反蒋。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张发奎、胡宗泽五人联名通电，拥护阎锡山为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组成联合阵线反蒋。叛冯附蒋的冯军将领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刘春荣以及韩复榘等，也致电声明服从冯玉祥的指挥。经过各方代表会商，3月15日，原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的将领57人发表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桂林分别就任副总司令。当天，阎锡山发表就职通电，揭露蒋介石的罪恶。他说：“党国不幸，三全大会指定过半数之代表，致使党权高于一切，党变而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而政治上之一切错误，其责任悉归之于党。以致贿赂公行，国人不敢诘责；土匪遍国，政府不加过问。筹巨款，借巨债，无非成全其篡窃之具。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
蒋介石的中央与反蒋派的实力几乎势均力敌。因此，张学良在这场斗争中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谁能首先争取张学良的支持，便会有压倒对方的优势。所以蒋介石和各反蒋派的代表云集沈阳城。张学良却不动声色，严守中立。
汪精卫的改组派与西山派的元老们一直势不两立，他们虽因同受蒋系压迫而走到一起来了，但是一提到党统问题却都十分敏感。这时要反蒋，必须另立一个国民党中央来对抗蒋记中央。但是，在这之前，汪派在广州另立过中央，西北派在上海另立过中央。为反对蒋记御用的三届中央，汪派与西山派都坚持以自己另立的二届中央为合法中央。于是，成立反蒋联合的国民党中央，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反蒋派的党政中央政权却怎么也不能及时建立起来。
反蒋军事联合比较顺利，因为实力派讲的是看谁的兵多将广，所以一下子就把阎锡山推为霸主。改组派与西山派这些党棍政客，虽然为争地位吵来吵去，这时毕竟主张联合反蒋。这样，第一次反蒋联合阵线就算组成了。蒋、冯、阎之间的混战随即开始了。
1930年4月开始的蒋、冯、阎之战，由于各方投入的兵力空前，主战场是在河南、山东、山西、陕山等省，因此，又称中原大战。
冯玉祥的西北军命名为“中华民国军第二方面军”，倾30万大军分六路，从陕西进军河南，并继续东进，主要沿陇海路作战。命名为“中华民国军第三方面军”的晋军，总兵力20余万，分别投入津浦与陇海战场作战。原驻在新乡地区的、后又倒戈归冯系的石友三部，编为“中华民国军第四方面军”，倾10万之众，主要在山东作战。在南方的桂系与张发奎部，共有人马3万，主要进攻湖南。此外，晋军又新编10万保安队，13团炮兵及各特种兵团，飞机72架，都投入了前线作战。
反蒋联合阵线总共集中了70万大军，作战目标皆指向了南京。
蒋介石对各实力派反蒋联军的军事进攻，早有应变准备。4月5日，南京政府下令通缉阎锡山。5月1日，蒋介石向全军下达讨伐令。5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誓师典礼，典礼上，他表示要与反蒋派拼杀到底。5月8日，蒋介石渡过长江北上，先后到蚌埠、济南、兖州检查作战的准备情况，然后坐镇徐州指挥。5月11日，河南、山东同时展开了大战。
蒋介石投入的总兵力大约五六十万人，其中嫡系部队与投靠他的杂牌军各半。反蒋派在兵力上占有优势。战争初期，双方打得难解难分，处于胶着状态，虽互有胜负，但蒋军显得被动。到7月份，西北军大量歼灭了蒋军有生力量，缴获辎重无数，操纵了战场的主动权。
湖南战场的桂、张军于6月4日攻入长沙，6月8日又攻克岳阳，蒋军全部撤退到贺胜桥以北，武汉吃紧。但是，由于冯玉祥将西北军过早东移，停止了继续南下武汉，贻误了战机。陈济棠的粤军从南切断了桂、张军的归路，蒋介石又调集了9艘军舰进入洞庭湖参加作战，桂系和张发奎军在前有重兵阻击，后有追兵截尾的困境下，掉头撤退。在南撤途中，又遭到蒋军三路夹南。桂、张军突围中损失惨重，几乎丧失了老本，桂、张军此次出师北上，前功尽弃，撤回广西境内后，从此一蹶不振。
蒋介石取得了对桂、张作战胜利之后，于是，集中兵力与西北军和晋军作战。这时蒋介石看阎、冯之间矛盾已明显地暴露出来，冯军奋力苦战，晋军却总想保全实力，双方配合不足，拆台有余。战争开始不久，阎锡山就断绝了冯军的接济，使贫困的西北军吃穿无着，弹械奇缺，吃尽了苦头，冯玉祥气得发火不已。
针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决定对晋军采取打垮，对西北军采取拖垮的方针。于是，蒋介石将军队集中到津浦线打阎锡山。8月1日，蒋军在津浦线发起全线总攻，8月5日，将晋军逼退到泰山。阎锡山尝到了蒋介石的苦头，这时才想起给西北军送去给养，请冯玉祥在陇海奋力配合作战，以解他在津浦线的挨打局面。阎锡山临时抱佛脚，为时已晚。冯玉祥并不理睬他。
晋军的战斗力向来很弱。山西盛产鸦片，官兵几乎都是大烟鬼。时逢大雨连绵，晋军的大烟枪点不着火，吸不上鸦片，晋军将士精神不振。但是，蒋介石从德国买来的大炮却在雨中能点着火，不停地轰鸣。晋军招架不了，节节败退。蒋军于8月15日占领了济南。8月21日，蒋介石坐飞机到了济南，命大军渡过黄河追击晋军。
被蒋介石拖在陇海线上的西北军，一向待遇低，生活苦。冯玉祥的封建家长式的治军方式，表面看来军纪森严，人人尊敬，实际上西北军整天为军阀争战，早已不耐其苦，都渴望有改善现状的机会。蒋介石看到西北军的这一致命弱点，认为打西北军不应用炮弹，而应该采用“银弹”加“肉弹”的攻势。遂即命令陇海线六个守备区都在前沿办起阵地俱乐部。
为了瓦解西北军，他特命南京政府事参议院院长负责办理此事，结果，火车车厢、汽车布置成了流动酒店，其中备有中西大餐、烟具、赌具，上海舞女、妓女充当招待。凡是西北军官兵前来，均请入内，任其享用，分文不取。玩乐之间，蒋介石的特务从中拉拢，临别时，还根据官阶的高低，对蒋军作用的大小，赠送数额不等的现金，以及烟酒等物品。久受封建家长制之压迫、饱尝艰难生活之苦的西北军官兵，对蒋介石这一手很欣赏，他们羡慕蒋军的这种高待遇（其实蒋军并无此待遇），一个劲地想改换门庭。很快就有许多人或消极，或充当了蒋军的坐探。这时，蒋介石已做好了在陇海路发动总攻的准备。
8月底至9月6日，蒋介石将津浦线上打垮了晋军的部队集中到陇海线上，发动了总攻。冯玉祥指挥西北军奋力冲杀。但是，遭到蒋介石“银、肉两弹”打击后的西北军已今非昔比，斗志锐减，结果连连向陕西退却。
中原大战爆发后，东北的张学良在两派相争拉他入伙的形势下，静观风向达半年之久。开始，张学良力主和平，极力想避免东北军卷入这场内战。因为东北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父丧未久，内部未固，参加内战甚至会引起内部分裂，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于是，他曾多次发表和平通电，希望通过协商解决分歧。
但是，双方都把他看做决定胜负的筹码，双方的代表穿梭般地到沈阳与张学良会晤。这就促使张学良不能不考虑站到哪一边了。
蒋介石为争取张学良煞费苦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要把张学良拉到南京政府一边，他派出亲信张群、李石曾、吴铁城等人轮班长期盯在张学良的身边，张学良到哪里，蒋介石的人也跟到哪里。这不奏效，于是又任命张学良为副总指挥，不久，又委任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这等于把平津、河北地盘给了奉系，这些对张学良很有诱惑力。
同时，蒋介石还有更阴险的招数，就是分化瓦解东北军，以高官厚禄买通张学良的部下。蒋介石曾以三百万现洋收买了东北军二十三旅旅长马廷福率兵叛变。这使张学良很忧虑。他知道蒋这个人不择手段。最后，张学良从东北军集团的利益出发，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
相形之下，反蒋派拉张学良的手段就大为逊色了。首先，他们拿不出什么切实的玩意给张学良，态度又比不上蒋介石那样坚决、“诚恳”，只能做一般性的交谈。这使得张学良感到冯玉祥与阎锡山对自己不够尊重。
9月18日，张学良突然通电反对扩大会议，变任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9月19日奉军入关。
蒋介石与张学良对反蒋派采取了军事压力与安抚收买并用的方针。首先“倒戈将军”石友三投奔了张学良。晋军也背着阎锡山自找门路，纷纷与蒋介石、张学良接上了关系。西北军在蒋介石派出的说客策反下，梁冠英、万殿尊、吕秀文、李肖庭、邵子举等，也都相继倒戈。其他杂牌军大都很快就换成了蒋军的旗号。
10月16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邹鲁、谢持、陈公博等在太原开会，商讨如何收场。他们希望东北军能提出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阎锡山还企图保住山西地盘。但不可一世的得胜者蒋介石，趾高气扬，不给阎锡山、冯玉祥等留有回旋的余地。
10月3日，蒋介石发布大赦通电时，把阎锡山、冯玉祥列入了不能赦免的名单之中。随后，他又对阎、冯多方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下野。同时，蒋介石对山西进行经济封锁，飞机不断轰炸。10月25日，蒋介石命令杨虎城部攻克潼关，守备西安的刘郁芬由蒋军策反，献城倒戈。宋哲元率领残部逃到晋西南绛县、汾阳一带驻扎。阎、冯的军事力量到此已经瓦解殆尽。
于是，蒋介石让张学良改编晋军。他自己收编西北军。张学良于11月7日在天津邀集晋军将领开会，决定将晋军改编为四个军，分别以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为军长。蒋介石委任西北军的孙连仲为二十六路军总指挥，但调往鲁西驻扎。冯玉祥的部将李鸣钟为鄂豫皖三省边防清乡督办，指挥第二十二军到淮阳、项城一带“围剿”红军。经过蒋介石批准，西北军的宋哲元部由张学良收编为二十九军，委任宋哲元为军长。
11月4日，阎、冯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但蒋介石逼迫他们必须出洋，并发布了对阎、冯的通缉令，不给他们留住国内的余地。结果，阎锡山被迫逃到日本占领的大连居住。冯玉祥先由大同北上，秘密转入晋西，到他的老部下宋哲元驻防的稷山县居住。
声势浩大的第一次反蒋联盟，与蒋介石较量了七个月之久后，终于彻底失败了。
【点悟】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地处劣势，与反蒋派兵力相差一二十万，却能够在被动中取得主动，在初败中扭转局面，除了强猛的“炮弹”进攻外，其“银弹”（金钱）和“肉弹”（女人）的攻击力和杀伤力极其巨大，三弹齐发，几手都硬，是他反败为胜的关键。
在政治角逐中，蒋介石为达到政治目的，不惜任何手段，“打”、“拉”、“买”、“分”是他常用的几种手法。每逢政治、军事对手时，他总是又打又拉，或先分化再打，分化敌手的妙方是在军事重击之时，给对方部下封官、赏钱，这常使敌手措手不及，不战而溃。“官能役鬼，钱能通神”。这在当时中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国民党阵营中许多人吃过蒋用官位、金钱收买自己部下的苦头。
在挫败对手的过程中，蒋介石的处事之术是硬软兼施，有打有拉，明枪暗箭全都上，因此，他也常成为赢家和胜者。三弹齐发是蒋氏处事经中的高招，也是绝招，其运用之娴熟和巧妙，他人难及其项背。
19.说假话，许空诺，巧玩虚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从而被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使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国民政府曾寄希望于国际联盟来主持“公理”，结果当然令人失望。日本在占领东三省之后，又开始向热河和长城一线进犯。中国人民掀起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浪潮。在全国人民的推动之下，张学良抵抗日本侵略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由于日本进攻热河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正忙着“围剿”红军的蒋介石也有点着急，热河丢了，平津也难保，不好交代。再则，失地太快也不行。蒋介石深知张学良要求抗日，于是把自己扮成力主抗日的主帅，要张学良急起决战，而他派兵增援。
1932年12月25日，蒋介石亲笔拟了个电报给张学良，主要内容是：“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此间自中回京后，已积极筹备增援，期共存亡，并已密备6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秣弹药，中到沪亦备办。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唯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之罪人。”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欺骗张学良，二是欺骗全国人民。
但张学良却被蒋介石的电报打动了心。1月17日，张学良电告蒋介石，因热河东部防务空虚，要求中央军和晋军前去增防。1月24日，张学良去南京与蒋介石会晤商谈，蒋介石着意敷衍了一番。张学良兴冲冲地准备打日本，哪里知道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之中是这样盘算的：战必败，那只有牺牲张学良了局。
2月中旬，蒋介石派代理行政院长为首的一批军政大员北上，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厅长王伦，内政部长黄绍竑、外交部长罗文干，参谋部次长杨杰、厅长熊斌等。表面像是全力支持张学良守热河，骨子里却准备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1932年8月，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委员长是蒋介石兼的。这次蒋任命何应钦为北平军分会参谋团团长，黄绍竑任参谋团参谋长。行前，蒋介石对黄绍竑说：“北平军分会仍然是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参谋长；而且敬之同去，他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仍然是我的参谋长；你不但要在军事上帮敬之的忙，尤其在政治上要帮帮他。”黄绍竑才明白蒋介石要用何应钦代替张学良，要去帮助何应钦“安内”。
2月16日，宋子文一行与张学良等浩浩荡荡到达承德。在18日中午欢迎宴上，宋子文慷慨激昂地说：“日寇野心无已，欺侮我们太甚，你们只管打，子文敢断言，中央必为诸君后盾，诸君打到哪里，子文跟到哪里。”但是他对敌我态势、作战方针未做任何说明，只是用空话代替抗日大计。当天下午，宋子文一行就匆匆赶回北平，随即悄悄地回了南京。宋子文的意图是帮助蒋介石制造假象，欺骗舆论。张学良却勉励各将领誓导热河，准备反攻。
然而，蒋介石年前在电报中许诺的事，并没有全办。他所说的“密备6个师”是假话，1933年2月，日寇开始进攻后，蒋介石东拼西凑地先后调去3个师，但都行动迟缓。实际上蒋并不是无兵可调，不过是派点中央军北上掩人耳目而已。至于粮秣弹药更是空话。在日军未进攻热河前，张学良曾令荆有岩去南京请拨抗日饷械，却毫无着落。
但张学良由于匆忙部署，部队行动不统一，各种准备都不充分，士无斗志，军心涣散。因此，热河的防守十分薄弱。而日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攻占一地后，即以快速部队跟进，只用13天的时间就占领了整个热河，随后转向长城各口进攻。
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大哗，愤怒谴责南京政府，也谴责张学良。3月7日，张学良致电南京政府引咎辞职。
【点悟】“攘外先安内”是蒋介石对待日本侵略的既定方针，但是面对张学良和全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抵抗要求，蒋介石大玩虚招，又是发电报，又是许愿，并亲自和大官大员“北上”安排“大局”，而实际上全是空话假话。善玩虚招是蒋氏处事的特点之一，骗人欺人是他一贯的做法，说假话、许空诺是他的处事之道。
20.用硬力，压制百姓
1932年5月21日，蒋介石又亲自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重新纠集63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6月7日上午9时，蒋介石由南京乘军舰出发，18日，在江西九江、庐山召开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五省剿共会议。在会上，蒋介石宣布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第四次剿共方针。
从前三次围剿失败的教训中，蒋介石认识到，“仅凭军事力量根绝共产党武力，是颇为困难的”，这回要通过“讲政治”，“争取民心”。
怎样争取民心呢？蒋介石最重要、最具体的措施，就是在豫、鄂、皖三省开始推行“保甲制度”。
8月，蒋介石以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的名义，颁布了《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开始在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地区建立保甲制度。
保甲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曾使用过的统治人民的一种反动工具。据蒋介石的考证，在北宋时代施行过。保甲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这个反动的基层组织制度，把所有的人民，不分职业、地位、性别、年龄一律编组起来，使老百姓“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绝无通暮匪或纵匪情事，如有违犯者，他户应即密报惩办。倘瞻私隐匿，各户应负连坐之责”。蒋介石把他曾在军队中实行过的最残酷的“连坐法”，又强加在全国人民身上，剥夺了人民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权利。由于当选保甲长的，多是豪绅地主及其爪牙，这样，国民党就把所有的土豪劣绅组织了起来，他们压迫人民有了合法的权力。广大人民愤怒地诅咒保甲制度说：“保甲、保甲，人人披锁又带枷：保长去拿锁，县长去拿把（印柄）。”
蒋介石的“七分政治”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加强地方武装。
为此，国民党政府曾经颁布了许多条例，其中最重要的是《剿匪区内各省民团整理条例》，根据这个反动条例的规定，凡各县的“民团”，一律改称保队，统一编制和指挥，每县必须组织一个五百人的保安团，县为总队，以下各区、乡设大队、小队。政府发给武器，派军事教官进行训练，规定从官佐到士兵一律具联保切结。
保安队起着极为反动的作用，不仅革命根据地的人民遭受干扰和迫害，而且更使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饱受蹂躏和摧残。
蒋介石所谓的“七分政治”、“争取民心”的方针，实际上就是法西斯统治。
1934年11月，国民党政府更把这一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
【点悟】蒋介石“争取民心”之举不是通过为民办实事、给予人民民主自由来获取，采取的是严法酷刑，用法西斯的手段来“压制”人民、用武力来镇压人民。这种用硬力“获民心”的做法，虽极其反动，但一时也能“镇”住不少人。
作为一介武夫，蒋介石骨子里是崇尚“强力”和“纪律”的，为此，他常常以硬对硬，甚至以硬对软。用保甲法和民团武装来“收复”民心，正是他这一经世之道的反映和运用。
21.恶向胆边生，敢于行狠
1934年初春的一天，史量才和他的小老婆沈秋水、内侄女沈丽娟、儿子史泳赓和史泳赓的同学邓祖询一行六人坐自己的汽车由杭州回上海。当汽车开到离笕桥不远的沪杭公路上时，忽遇一辆“京字72号”别克汽车横在公路上，史量才的汽车只好被迫停了下来。
然而，史量才的车一停下，就有六七个穿黑色短装持手枪的大汉斜刺里窜出来，先打死司机和邓祖询，史量才等慌忙下车，狂奔而逃。但除了沈丽娟略受微伤外，沈秋水和史泳赓都没受伤，而史量才却被枪杀在一个涸水塘里。
史量才被杀后，蒋介石还电唁史量才家族，并且命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悬赏缉拿凶手，这显然是演的猫哭老鼠的把戏。
当时，史量才被蒋介石派特务暗杀，鲁涤平并不知真相，鲁涤平接到蒋介石命他悬赏缉拿凶手的命令后，并不知这是蒋介石在让他演戏。于是派人进行追查，结果，当鲁涤平搞清史量才被杀与蒋介石有关时，才大吃一惊。事后，为了灭口，蒋介石又下令将知道了枪杀史量才秘密的鲁涤平及夫人杀死在家中。为此，蒋介石又赔上了一个省长。
史量才的死，对报界震动极大。（从此，几乎没有人再敢与国民党抗争。）接着，国民党把所谓舆论也一手包办，不准再有丝毫史量才式的“民众喉舌”和“公道”了。
【点悟】在蒋介石的政治角逐中，杀人灭口是常有的事。表面上，蒋介石道貌岸然，讲人权喊民主，其实暗中却是敢于使狠的杀手。为了封锁民众的“喉舌”，蒋介石连杀几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手下的一个堂堂“省长”，其恶、其狠略见一斑。杀机常动，敢于行狠，是蒋介石处事经中最狠毒的一招，也是他最经常使用的一招，他人生的“成功”就是沾满“鲜血”的屠夫式的成就。
22.不动声色，暗藏刀刃
1936年8月29日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务逮捕西北总部的秘书宋黎（中共秘密党员），但被十七路军特务营的巡逻队截了下来，并立即报告了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杨虎城把这件事通知了张学良，让他派人去接宋黎，同时，孙铭九也来报告说，参谋秘书室的关沛苍，因去宋黎所住的西北旅社了解情况，也被省党部的特务捕去。张学良感到很突然，怀疑是否是联共抗日的事泄露了，同时他认为宋黎是个热心抗日救国的好青年，特务随便捕人使他很生气，于是命令孙铭九带人去搜查省党部。
接着，张学良又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请来，声色俱厉地问：“你可知道省党部的人在街上抓走我的部属吗？我决不能容忍，已派军队去搜查了。请你负责查明，限天明以前把抓去的人送回我处。”邵力子从未见过张学良这样严厉的态度，回答说：“副司令息怒，我确实不知道这件事，马上向省党部查明。”
30日清晨4点，邵力子向张学良汇报说：“经省党部委员查明，这事是调查统计室的人办的，有委员长的命令，逮捕刘澜波、栗又文等四个共产党员，但未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错误，现在托我向副司令请示。”
张学良对邵力子说：“什么共产党，还不是捏造罪状，诬陷好人。很对不起你，深夜惊动，请回去休息吧。”
从搜查来的文件中，没有发现他和杨虎城联共的任何情报，这才放心。但此事重大，又有蒋介石的命令，张学良于是立即电告蒋介石，自请处分。电文中先叙述陕西省党部无视他中央常委和副司令的地位，直接逮捕西北总部成员，是不信任他，“不信任总部，群情激愤，迫不得已，遂向省党部索还被捕人员。唯因事出子促，未能事先呈报钧座，请予处分。并拟将刘澜波等交总部军法处审判。”
蒋介石这时还在广州处理两广事件，隐忍而不发，在批复张的电报中说：“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予以处分一节，应免置议。”
张学良于是把刘澜波等人交总部军法处，由江雄风处理。江是复兴社特务处派来的。张学良交代江说，对人犯一不许用刑，二不得离开西安。同时派人通知被审理人员，要他们在法庭上做斗争。刘澜波等人在审讯过程中，按照张学良的嘱咐应付审判，江雄风没有办法，只好释放，他们还在法庭上把国民党不抗日大骂一通。
这场被称为“艳晚事件”（艳是旧时报电29日的韵目）的风波，大长了西北抗日人士的志气。张学良认为这件事已经过去。9月，潘汉年路过西安时，提醒张学良，蒋介石是不会忘记这件事的。张学良于是请东北元老莫德惠出面，向蒋介石说项。
莫老先生奔波了一个多月，10月才在杭州天竺别墅见到蒋介石，向他解释张学良对他的忠心。蒋介石却只是嗯嗯几声，既无愠色，也无谅解之意，最后只说了一句：“张副司令教训教训他们是应该的。”
莫德惠察觉不妙，对陪同他前往的总部职员吴家兴说：“看来，蒋是居心叵测呀！你回去要对汉卿说，要他多加小心。”
【点悟】“艳晚事件”是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一次不宣而战。反映了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在抗日问题上深刻的矛盾。但是，蒋介石在处理这件事时，表面上不动声色，宽宏大度，似乎一付全然不在乎的样子，其实暗藏杀机。
在政治争斗和处事之中，蒋介石有“老狐狸”之称，遇事他不动声色，表面上给人以宽宏大度的领袖风范，其实他心中早就有了“乾坤之计”，只待时机一到，他就会新账老账一起算，一跃而起，采取行动。因此，越是他处事冷淡漠然之时，越是他杀机顿起之时。他此一处事之术十分老道，常能蒙骗住许多人，也使许多人大遭其殃。
23.打着堂而皇之的名义置人于死地
1938年1月11日，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接到蒋介石亲自打来的电话，要他参加在开封召开的“北方抗日将领会议”。当韩复榘接到蒋的电话后，部属们纷纷劝他不要去。恰巧在前一天夜里，韩复榘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骑了一匹白马向西奔驰。这时，隐藏在韩复榘身边的南京特务赶紧释梦说：“这是好兆头，您骑马向西飞跑，定是西安有好运气等着您。开封正是西边。所以主席还是去开会好，主席此去，定然洪福齐天。”
韩复榘在特务的鼓动下，居然信之不疑，决定亲自去开封。
行前，他的一个随从副官曾抱住他的大腿不放，大呼：“主席不能去！”
但是，韩复榘决心已定，随即踹了副官一脚，说：“去你的！”此后无人敢再拦他了。
第二天下午，北方抗日将领会议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礼堂举行。
会议开始后，首先由蒋介石对北方抗日高级将领训话。蒋介石在大讲了一番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后，突然话锋一转，说：“抗日这个重大的责任应该是我们每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黄河天险，违抗命令，连续失去数座大城市，使日寇顺利进入山东，对国军的全面抗战造成巨大影响。我问你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
韩复榘立即站起来说道：“山东丢失，我有责任，可南京丢失算谁的责任？”
蒋介石听了韩复榘和他顶撞的回答后，气得浑身哆嗦，正言厉色地一拍桌子：“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的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
韩复榘还想反驳，身边的刘峙拉他的手说：“向方兄，委座正在火头上，你这是何必呢！”
散会后，刘峙拉着韩复榘的手说：“向方兄，走，到我处去坐坐。”
韩复榘闻言后，跟着刘峙出了门，出门后，刘峙指着一辆卧车说：“这是我的车，请上车吧！”说着，把他推上了车。
韩复榘刚上车，汽车前座上两个人爬到后车厢来，分坐在韩复榘的两旁，出示了预先写好的逮捕令，交给韩复榘看，其中一个说：“奉上峰手谕，你已被捕了。”直到这时，韩复榘才如梦方醒，可是为时已晚了。
韩复榘乘坐的汽车，飞快地驶向火车站月台，由两个特务拉着韩复榘的双手，并肩上了一列升火待发的专车。车厢里布满了大批荷枪实弹的宪警特务。这时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出现了，他要亲自押车。专车抵达汉口后，戴笠押着韩复榘直达江岸码头，然后，由专轮渡江送解武昌，把韩复榘交给了“军法执行总监部”，关押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旁边的一座二层楼上。
这时已是1月12日的夜晚了。
紧接着，南京政府以韩复榘违反战时令，宣布命令：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及一切荣誉勋章，免去山东省政府主席及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提军法审判。
蒋介石此次设计捉韩复榘是打着堂而皇之的惩处抗战逃兵名义而进行的。蒋介石手下这么多败将逃兵，为什么他偏偏要处理韩复榘呢？
这源于韩蒋当年的矛盾和山东大权之争。
早在1930年，在中原大战中，韩复榘利用蒋、冯、阎的矛盾，先作壁上观，然后，没花多大的代价，获取了山东地盘。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从此，韩盘踞山东，大搞“独立王国”，并且大有取代蒋介石在山东固有势力的趋势。
韩复榘在山东地位的巩固，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为了限制韩的发展，蒋在韩的军队编制、装备等方面想方设法进行了控制。首先，把韩复榘的第三路军由原来的5个师1个旅，共40个团6万余人，缩编成2个甲种师，1个乙种师，1个手枪旅，共20个团4万余人。其次，不允许韩复榘发展空军，把韩仅有的两架飞机调走。再就是克扣韩复榘的军饷，原来每月应发给韩60万元军饷，现在有的月份只发10万至20万元，有的月竟1文不发。用尽这些伎俩之后，蒋介石还命令现在团长以上的军官分期赴南京或汤山受训，处心积虑地拉拢韩的部属。
面对蒋介石的种种手段，韩复榘也一一采取对策。面对庞大的军费开支，在蒋介石不给拨的情况下，韩复榘部队中曾两次截留山东应上缴国库的税款，迫使南京方面不得不让步。最后决定，由中央银行济南分行从每月收到的山东国税收入中，按月付给韩军饷60万元。为防止蒋介石分化自己的部属，韩复榘如法炮制举办第三路军高级训练班，把受蒋介石训练过的军官分期调剂复训，以肃清蒋介石的影响。
为了增加与蒋介石较量的砝码，韩复榘还前后两次迎冯玉祥上泰山。一来报答冯玉祥往日对自己的恩德，二来为了对付蒋介石，挟冯自重。同时韩复榘还暗中加强与华北的张学良、宋哲元联系，并与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以共同抗衡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对山东的侵略渗透。韩复榘要做山东霸主，既不愿受蒋介石的控制、支配，也不愿甘当日本人的傀儡。有一次，韩复榘曾对他的部下说：“如果全靠近中央，日本见拉不住了，就可能在山东出事，如果全靠日本，也不应该，就要被全国所痛恨，那就要站不住。”于是，韩复榘便利用日蒋的矛盾，在日本人面前，打蒋介石的牌，在蒋介石面前，打日本人的牌。
蒋介石看到韩复榘与日本人的关系微妙，以及韩与其他地方军阀联成一体，知道一时不能轻易制服他，否则，韩复榘一翻脸，将可能影响山东及整个局势的变化。于是，蒋介石对韩复榘的态度由强制改为诱服和拉拢，多次勉励、嘉奖韩复榘“处理有方”，“成绩显著”等等。
1935年，华北事变后，蒋介石为了让韩复榘在华北挡住日本的南进，进一步拉拢韩复榘，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把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找去说：“你即刻回去代表我告诉韩复榘，只要跟着我走，到哪里，我都把哪里的军政权交给他。”
何思源走后，蒋介石又直跟给韩复榘通了电话。何思源回到济南后，立即去见韩复榘，一见面，韩复榘就说：“我已经知道了，我决不会跟日本人搞在一块儿。”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韩复榘明白，中日一开战，他就不能像过去那样，站在日蒋双方的中间求生存，必须站在一边。可是，面对日军的步步逼近，韩复榘并不一心一意抗日，而是想着如何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备用实力继续与蒋介石在要官耍权中增加筹码。
9月，冯玉祥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津浦路北段冀察方面作战，蒋介石命韩复榘拨划出两个师归冯指挥，韩复榘却对冯玉祥这次北上很不欢迎，更不愿拨两师归他指挥。后来，迫于形势，韩复榘不得不派曹福林师和展书堂师协同冯玉祥作战。当冯玉祥指挥这两师开往前线，支援作战时，韩复榘却拖延时间，迟缓行动。
韩复榘消极避战，除了怕抗战损失实力外，还另有重要的原因。当展书堂的那个师在冯玉祥指挥下全力反击日军时，蒋介石却突然调走了应韩再三要求，为加强黄河防务刚刚调来的一个重炮旅。这使韩复榘认定：“蒋介石对他的许诺是假，消灭异己是真。”
当韩复榘接到蒋介石撤回重炮旅，开赴南京的命令时，气得拍案大骂蒋介石不是东西，韩复榘对何思源说：“现在虽说是全面抗战，蒋介石也有先牺牲我们的诡计。他们不守南京，却叫我死守济南，叫我用步枪跟日军拼么？”
12月20日起，日军由周村以北的黄河渡口集中炮火强攻黄河，准备进攻周村，22日夜，日军一千多人从济阳门台子渡口渡过了黄河，驻守在这里的谷良民师一面抵抗，一面向韩复榘报告，韩复榘给谷良民回答说：“日军过了黄河，我们没有大炮是抵挡不住的，你先撤到周村好了。”
24日晚，韩复榘擅自放弃济南，向南逃跑。
这时，蒋介石给韩复榘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韩复榘不能放弃济南，可是此时韩复榘已经到了泰安。27日晨，日军占领了济南。当韩复榘得知日军追击泰安的消息后，又继续逃跑。蒋介石又拍急电，命令韩复榘死守泰安，务必控制津浦线。但是，这时韩复榘又退到了济宁。
由于韩复榘一路撤退，几天之内，山东大半部分地区沦入敌手之中了，这样致使津浦路正面防务空虚。日军以徐州为目标迅速南下。蒋介石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又命令韩复榘坚守济宁，可是，韩复榘在济宁布防完毕后，又逃向巨野，为他最后把部队撤到豫西南、鄂西北山区去做准备。
当时，韩复榘认为自己有部队，有民生银行，无论跑到哪里都有吃有花，企图乘全面抗战、蒋介石无暇他顾之际，消极避战，保存实力，躲到后方去，作壁上观。并且，他还想和从前利用蒋冯矛盾、日蒋矛盾，打自己的如意算盘。但这一次对韩复榘来说，真可谓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因为，这一次蒋介石再也不能容忍韩复榘了。
蒋介石向来在玩弄权术上多谋善断，懂得该下手时即下手，且事先不露蛛絲马迹。蒋介石早就对韩复榘在山东大搞独立王国恼火了好多年，这一次岂能放过天赐的对韩惩罚的良机。蒋介石于是决意除掉这个桀骜不驯的霸主，置韩于死地了。
蒋介石虽说是个该下手时即下手的“奇才”，但诱捕韩复榘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机。蒋介石预先作了策划。他让李宗仁先在徐州召集一个会议，然后由李宗仁将韩复榘带到开封。
1938年1月7日，李宗仁直接在徐州召集第五战区军政会议，韩复榘借故推托，让何思源代劳。蒋介石的计谋落空了。
韩复榘没有参加徐州会议，蒋介石只好马上召开开封会议，再次诱捕韩复榘。这一次蒋介石计捉韩复榘终于成功。
1月20日，高等军事法院开庭，以“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强索民捐”等罪名审判韩复榘。四天后的晚上，在汉口“军法执行总监部”内，韩复榘被枪决，时年48岁。
韩复榘这个一方霸主，自以为识破了蒋企图在抗战中先牺牲他人的诡计，而避战逃跑。然而，虽然逃过了日本人的枪弹，但最终却没逃脱蒋介石的手掌，最后还是没有免得了死在蒋介石的枪口之下。
【点悟】蒋介石夺权并不是一般的打斗，而是多谋善断，又狠又准又巧，从不手软，从不迟疑，从不心慈，诡计多端，置人于死地。然而，在他的处事之术中，要置人于死地，其中一招就是打着堂而皇之的名义，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为了夺取山东省的大权，蒋介石几番要置韩复榘于死地，苦于无机会，这一次韩复榘消极抗日，一退再退，丢枪失地，终于给蒋介石留下了把柄。
24.救己水火，用夫人外交
1940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已明显形成了反法西斯阵营，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已具有重要的地位。蒋介石早就全身心地指望外国列强。但是他却发现，不论是英国、美国、苏联还是荷兰等国，都没有把他当作真正的盟友。1941年2月22日，在新加坡召开的美、英、何、澳四国远东防卫协同作战计划会议，商定了“ABCD包围网”（A美国、B英国、C中国、D荷兰）计划，竟没有邀请蒋介石参加。8月1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大西洋一艘军舰上会谈，安排全球战略部署，会谈后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但是，这次会谈更没有请蒋介石。9月29日至10月1日，苏英美莫斯科会议签订了三国协定，规定三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行动，并为建立反法西斯联盟奠定了基础。这次会议还是没让蒋介石参加。
这时，实际美英仍在推行“欧洲第一”的战略，美对日本的防务安排，主要就是向中国提供一些物资，使中国能支撑住，继续与日本打下去，这样它们就可以避免同日本交战。
更有甚者，日本派出的野村和来栖两位特使，这时正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加紧谈判。日本以从越南撤军和不侵犯南太平洋为条件，要求美国恢复对日通商，继续供应日本石油、钢铁等重要战略物资，并要求美国不得妨碍日中两国为和平而努力的行动。这就等于让美国支援日本而停止对中国的援助。美国出于重点支援欧洲和使本国有充分备战时间，竟不惜出卖中国。11月2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紧急接见中国驻美大使胡适，通知中国，美国有意与日本签订协定。
蒋介石听到美日即将签约的消息后，立即电复胡适，指示转告美国政府中国政府的态度，电文如下：
此次美日谈话，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变化，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即使美国对华有任何之援，皆属虚妄，中国亦不能再望及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义皆不可复问矣。请以此意代告赫尔国务卿，切不可对日经济封锁有丝毫之放松；中（蒋介石）亦万不信美国政府至今对日尚有如此之想象也。
同时，蒋介石又向丘吉尔发出电报，要求丘吉尔反对美日签订协定。丘吉尔很快就致电罗斯福，反对美日协定。但是，美国久久没有作出反应。
在万般无奈之际，蒋介石使出了夫人外交。
11月10日和12月4日，宋美龄两次在无线电广播里向美国呼吁：“我觉得美国这一个国家，决不会因势乘便，以作便利自己的打算的。美国决不像法西斯国家那样认为牺牲弱小是正当的行为。我们中国为了正义与人道，流血斗争，迄今已四年有半了。因此，我相信我中美两国的友谊是建基于一致的理想上的……”
由于法西斯的侵略野心无法满足，美日订约最终没有成功。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12月8日，在中日战争爆发了好几年之后，蒋介石才正式对日宣战。同时，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建议成立中、美、英、苏、荷、澳等国军事同盟，并由美国作为领导。下午，蒋介石分别接见了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除通知中国已决定向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国宣战外，并将中国提议中、美、英、苏、澳、荷、加拿大、新西兰等国成立军事同盟的建议，当面交给三位大使。
罗斯福很快给蒋介石回电，建议由美、中、英、苏、荷五国在亚洲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蒋介石在重庆召集五国联合军事会议。但是，斯大林给蒋介石回电，以苏联对德战事紧迫，无暇东顾，拒绝参加会议，荷兰也如此拒绝参加这个联盟。
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蒋氏官邸举行，美国代表是勃兰特和马格鲁德两位将军，英国代表是在英国殖民地印度担任全军总司令的韦维尔爵士。这时韦维尔已被任命为美英荷澳远东战线最高司令官。蒋介石主持会议，中方参加会议的还有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宋美龄。蒋介石与英、美等国重要人物接触时，大多由宋美龄在场翻译。在这种场合，宋美龄实际是以“权威人士”的身份出现的，她的谈话始终被认为是“半官方”的。
太平洋战争一开始，蒋介石就采取了单纯防御、保存实力的方针，得到的美援再多，也不对日寇发动战略性的反攻。蒋介石政策的核心，就是全力以赴、千方百计向美国要钱，醉心于获取额外的军用物资贮备，以备以后对付共产党。
蒋介石没完没了地要钱，越要越多，从五亿美元到十亿美元。钱从美国财政部毫无计划地大量提取，这不能不引起美国一些部门的忧虑。美驻华大使高斯曾直率地问蒋介石要十亿美元的贷款作何用途？蒋介石回答说，华盛顿尽管给钱就行了，中国以后自然有合适的用场。
虽然罗斯福和他的同行已经了解到国民党政府中贪污的大致情况，仍然愿意宽恕这种丑行。罗斯福关心的是：战时中国战略地位重要，可以牵制亚洲大陆上百万的日军。战后美国用一个五亿中国人的盟国，还可以成为阻止苏联在亚洲进行扩张的缓冲地带。美国总统竞选中败在罗斯福手下的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在对外政策上与罗斯福持相同看法。罗斯福让威尔基作为他的特使作四十九天环球旅行来到了中国。
在访问期间，威尔基建议蒋夫人宋美龄到美国“进行一次亲善访问”。
这当然也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于是他决定派宋美龄赴美。1942年11月16日，他又致函罗斯福总统：“内子非仅为中（蒋中正）之妻室，且为中过去十五年中，共生死、同患难之同志，对中意志甚明了，当非他人所能及。故请阁下坦率畅谈，有如对中之面罄也。”
1942年11月18日，宋美龄于重庆乘飞机秘密启程，辗转非洲、南美洲，于11月27日抵达纽约，住进了长老会医疗中心。
宋美龄是以她与威尔基对等的身份，到美国回访的，目的当然首先是政治游说。因为宋美龄在1937年10月赴上海前线慰劳抗战官兵时，由于翻车负伤，至今未痊愈。这些次访美，也有就医一项事，治疗慢性皮肤病。
宋美龄出院后，作为罗斯福总统夫妇的客人，抵达华盛顿。2月17日，罗斯福夫妇将蒋夫人迎进白宫，她在白宫居住了十一天。
她住院期间，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曾去医院看望她，第一印象，觉得她显得那么“娇小脆弱”。她说“我真想帮助照料她，好像她是我的亲生女儿似的”。但是，经过接触，罗斯福总统发现，蒋夫人与他夫人描绘的甜蜜而温柔的性格完全不同。一天晚上，宾主在进餐时顺便谈起美国矿工一次罢工的事，罗斯福问蒋夫人，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该如何处理？宋美龄安详地用一个涂色的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这使同桌的人惊讶不已。罗斯福假装大笑起来，而且，为了引起坐在桌子那边的他的夫人的注意，便问道：“埃莉诺，你看见她的手势了吗？”
罗斯福总统对宋美龄的印象不再是“娇小脆弱”，而是“心狠如铁”。
埃莉诺·罗斯福夫人在私下里说：“她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当这段这话传出去以后，记者们向蒋夫人问到此事，她拒绝发表评论。
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由罗斯福总统的夫人陪同，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关于中国的抗战，她是这样说的：“我们决不能忘记，在遭到全面侵略的头四年半中，中国是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单独抗击日本的残暴战祸的。”“在中国人经过五年半的抵抗之后，确信应该‘宁可光荣冒险，不愿屈辱认输’”。她这番话博得了议员们的起立鼓掌。
宋美龄讲话的重点，是强调：盟军应改变偏重欧洲战线的观点，打败日本比打败德国更为重要，美国应当使它的人民能够在中国进行战斗，彻底摧毁日本，解除法西斯对文明之威胁。
2月19日，宋美龄在罗斯福总统的陪同下，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了有172名新闻记者参加的招待会。她这次穿的一套礼服上，别出心裁地佩带了中国空军的双翼徽章。因为这次宋美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当着全美国主要报刊记者的面，说明现在中国需要更多的弹药，尤其急需飞机，逼迫罗斯福总统更多、更快地对华援助。
1943年6月28日，宋美龄自美国乘专机启程归国，载誉而归，7月4日返回重庆。
【点悟】蒋介石的一生中遇到过不少的困境，但是他处事的妙计有一个法宝，就是夫人外交，任由夫人出面，摆平各方矛盾，救自己出水火。
女人有阴柔之美，叫夫人去攻关，可以更好地利用女人之长与人进行沟通，谋求合作。蒋介石此举可以说是深谙男女性别特点在处事处事中的妙处，打夫人牌，虽有吃软饭之嫌，但是蒋介石运用起来却是不露痕迹，并且堂而皇之，不可谓其处事术之高明。
25.为达到目标，必然要采取手段
在1941年至1943年这一期间，蒋介石为了维护和实现其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加强个人独裁，实行专权。
他首先提出了“全国党化”的口号，尽量扩大国民党人数。为此，蒋介石和爪牙到处宣扬“中国人都有加入国民党的权利与义务，中国青年都有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权利和义务”，到处推行“集体入党”、“举手入党”的办法，使许多人糊里糊涂地成了国民党成员或三青团团员。
同时，蒋介石加强了特务统治。1943年聘请美国特工专家，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以戴笠为主任，美国军官梅乐斯为副主任，参加这个“合作所”的美国特务就有一千多人。蒋介石每年拨出庞大的特务经费，全国各地、各单位普遍建立特务组织，还在许多地区设立集中营、囚禁和残害共产党员、抗日爱国的青年和民主人士。例如，上饶集中营、重庆磁器口集中营、贵州息烽集中营、西安集中营等，都是囚禁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地狱。
国民党特务在国统区内横行无忌，任意捕杀人民，造成一片恐怖的黑暗世界。
再者，蒋介石从城镇到农村，全面实行保甲制。保甲机构由特务系统操纵和指挥。保甲长必须加入国民党，得到特务支持的保甲长横征暴敛，作威作福，欺压百姓，鱼肉人民。
这样，通过多处下手，几方面采取措施，蒋介石的一党专政、特务统治、保甲制度，三位一体互相结合，互相渗透，终于形成了一个维护着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的铁幕罗网。
【点悟】蒋介石做事的目的性很强，但是，他并不是只确立目的而停留在空喊口号之上，而是为此采取各种手段力求达到之目的。比如，这一次为了实现其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他先后采取了强化党权、强化特务统治和实行保甲制等相关的措施。种种手段皆服务于一党专政和法西斯统治的目的。为达目的而采取相应的手段实现之，是蒋介石处事经世的一个特点，也正因为他有计划、有目的地付诸行动，他的“事业”才步步“向前发展”。
26.孤注一掷，背水一战
1944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胜利曙光在现。共产党在国民党和日军的重重包围和打击之下，发展迅速，一旦罗斯福特使、中日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要求得到实现，共产党解除包围，再得到美援，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蒋介石最终选择了冒着失去美援的危险，决心赶走对手史迪威的做法。9月20日，蒋介石通知赫尔利，决心请罗斯福调回史迪威，派人接替。这一次，蒋介石一次成功地分化了他的对手，赫尔利权衡利弊，不再支持史迪威，转而支持蒋介石。于是，他力劝罗斯福调回史迪威，支持统帅几百万军队的蒋介石，他认为这样做有利于美国。
这时的罗斯福正面临能否蝉联第四届总统职位的大选，支持蒋介石有利于他的竞选。为此，10月5日，罗斯福召回史迪威的命令到了重庆。10月19日，正在缅甸前线作战的史迪威得到召他回国的命令。随后，史迪威只在重庆停留了48个小时，临行前他只去拜会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10月21日，史迪威离开中国，这一天，蒋介石在宋子文陪同下，带了些花篮、茶叶、水果礼送史迪威。蒋介石说，他对史迪威的召回不胜遗憾，这完全是由于他们性格不合造成的，他希望史迪威继续做中国的朋友，还请史迪威提出批评和建议。史迪威表示，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中国的利益。
寒风萧瑟，乌云密布，史迪威登上了飞机。
这一次蒋介石冒着失去美援的风险，孤注一掷，要求罗斯福调回史迪威，冒险成功，终于赶走了多年的洋对手史迪威。
【点悟】蒋介石与史迪威较量多年，互视为眼中之钉。他忍耐退让，“受尽耻辱”。但是，并不是一味地总是“屈辱”地让下去，一旦时机一到他就下手。当时机迟迟不来时，事态一严重，他又会像赌徒一样孤注一掷，背水一战，拼个你死我活。此次他逼走史迪威，敢冒失去美援的风险，是下了极大的决心的。在孤注一掷之时他并没有放弃智慧，首先成功分化了赫尔利，争取了同盟者，其次他又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候——即美国总统大选之际。因此，他的冒险之举获得了成功。
即使是孤注一掷也不放弃策略，力避莽撞行事，这是蒋介石不同于常人的“高明”之处，也是他狡诈、奸猾的处事谋略体现。
27.背后下手，出其不意
1947年4月，在南京行宪国大中，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已成定局，蒋介石见已无法挽回，便在各方面与李宗仁过不去。
按照当时宪法，总统、副总统必须宣誓就职。宣誓仪式之前，李宗仁派人向蒋介石询问关于就职典礼时的服装问题。蒋说，应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于是连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了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的手谕说就职典礼上穿军常服。
就职典礼的日子来到了，这一天，参加典礼的文武官员都穿着礼服，各国使节及眷属也都穿着华贵的盛装。
当礼炮二十一响，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蒋以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李宗仁忽然发现蒋介石并未穿军服，而学的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样子。而身穿军服的副总统李宗仁，站在蒋介石的身旁，活像个大副官，在文武百官面前，李宗仁难堪极了。李宗仁望着蒋介石，心里愤愤地想着：“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他的度量都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也可想而知了。”
之后，有关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蒋介石照例不要李宗仁参加；招待国际友人的高级宴会也不请他做陪。李宗仁在蒋的眼里，只不过是由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而已。
不久，李宗仁的兄长李德明忽然在桂病逝，李宗仁于是向蒋请一两星期假，前去吊丧。蒋介石深恐李宗仁乘机与两广人士又有联络，执意不准，最后才笑着说：“嫂夫人很能干，让嫂夫人去料理好了。”
结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统只有听命于蒋介石，叫夫人郭德洁飞返桂林吊丧。
【点悟】蒋介石要摆平李宗仁，明的不行即采取背后下手，暗中拆桥的方法。但是，他在运用这一厚黑手段时与一般人不同；更讲究出其不意，让他防不及防。
在这番与李宗仁的较量中，蒋介石很懂兵法中的“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暗中拆桥，此战术运用得精妙绝伦。蒋介石处事中扳倒对手，厚黑之法更是高于其他对手，故而常常击败对手。
28.重亲庇私，私心太重
为挽救经济的总崩溃，1948年8月13日，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在司徒雷登的帮助策划下，搞出了一个《经济紧急处置方案》，蒋介石要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了。
8月19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了《经济紧急处置令》。
《经济紧急处置令》洋洋洒洒，条文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四大项目：
（一）自八月十九日起，发行新币“金圆券”，以三百万法币兑换一元金圆券，限期在十月二十日前兑换完毕。
（二）限期以金圆券兑换民间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持有者严办。
（三）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
（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当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金融市场，“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如在上海成功，即可打开全国的局面，经济状况一旦好转，内战就可以继续打下去，党国就有起死回生的希望。这个重任，蒋介石把它交给了儿子蒋经国。
8月20日，蒋经国以“上海经济督导员”的头衔，带着从国防部调来的，原本由蒋经国一手建立起来的“戡建大队”，如今改为“经济戡建大队”，浩浩荡荡来到上海，两天之内，上海市六个军警单位，全部出动到全市进行搜查，命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10天之内，蒋经国选拔了12339个青年人，组成“大上海青年服务队”，也称“打虎队”，到街上去示威游行，带着武器涌入工厂、商店、仓库以至私人住宅，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逼迫人们兑换金圆券。
在这期间，蒋介石每天晚上都要有电话询问上海收兑金银外币的数字。一个月之中，上海中央银行就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美元37300万元。但这些黄金美钞，大多是上海百姓平民的。拥有巨额金银外汇的四大家族和江浙财阀，没有受到丝毫损失。
在上海“打虎”期间，蒋经国也十分认真地“贯彻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一批“奸商污吏，腐恶势力”，如，财政部长秘书陶启明因泄漏经济机密被判刑，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尼、大队长戚再玉皆因囤积罪被拉到大街上枪决，杀鸡儆猴。因囤积被处死的还有商人王春哲。入狱的包括巨商大户共达64名。蒋经国甚至把上海黑社会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抓来判了8个月的徒刑，外国记者形容蒋经国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商人称蒋经国是“不近人情”的“雍正皇帝”。
不久，蒋经国就发现，要想“起死回生”，就得与国民政府的台柱子四大家族、江浙财团斗。但是，当蒋经国查封了“扬子公司”，逮捕了宋蔼龄的大儿子、扬子公司的经理孔令侃之后，这场“经济改革”再也进行不下去了。
1948年9月30日，就是蒋经国查封扬子公司的这天晚上，南京的总统官邸正在宴客。宋美龄碰杯之际，突接到上海打来的一个匿名电话，告诉她孔令侃被捕。宋美龄“气得要命”，立即给在北平的老蒋写信，叫他回来放人。
第二天一大早，宋美龄就乘专机飞往上海，把“不争气”的大外甥领回南京，扬子公司从此就搬到美国营业去了。
由于打虎只打了些小老鼠，大老虎依然故我，整个经济整顿的大气候还是形成不起来。于是，商人们对国民政府的“限价政策”也采取自卫术了，他们把七百万上海市民的生活必需品藏起来，这样物价虽稳定，却有市无货，买不到原料，工厂停工，百业凋敝，抢购之风如排山倒海。所有贸易都转入黑市，物价更加猛涨……
194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停止“经改”，取消“限价”。商品上市了，然而，物价经过这番限价风，更加倍飞涨起来了。
在这期间，蒋经国在上海还想奋力一搏，但是，蒋介石给儿子发来了冷冰冰的指示，叫他罢手。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说：“经国在放弃经济特派员职位前一星期里，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于狂哭狂笑。”蒋经国在京沪报纸上发表“坚决反对开放议价”，并愤怒地辞职。
蒋经国离职前在上海还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向“上海公民”表示歉意，请他们“运用自己的力量，防止不法商人、官僚、政客和歹徒控制他们的城市”。然后，蒋经国于1948年11月6日，悄然离开上海，回杭州寓所。
上海“经改”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方的“经改”，更是一败涂地了。物价飞涨，蒋介石只好大量发行货币，结果从印刷法币的机器里，又如洪水般地涌出金圆券。普通百姓手中握着的崭新的、用黄金兑换来的金圆券，转眼之间，几成废纸，呼天不应，骂娘的人更多了。
金圆券骗局，等于把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件遮羞外衣剥个精光。经济处于绝境，这样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就日薄西山了。
【点悟】在蒋氏当朝之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权力炙手可热，四大家族的形成，无一不与蒋氏滥用私情有关。其中宋氏是其大舅子，孔氏是其连襟，陈氏是其恩人之后。不仅如此，在蒋氏当政之时，凡是与蒋氏沾亲带故的，一概受到蒋氏庇护，凌驾于法令之上。此次蒋经国上海“打虎”声势浩大，效果也十分明显，但是《经济紧急处置令》还是偏偏夭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触及了四大家族的利益，扬子公司事件就是一例。蒋介石重亲庇私是直接导致其崩溃夭折的因素。
重亲庇私，是蒋介石处事的突出特点，私心难断，不能秉公办事是蒋氏衰败的一大原因，也是他处事术的弱点。
29.斩尽杀绝，不留后患
西安事变后，西安事变的另一个发起人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北军的职务，前往欧洲“考察”。
在七七事变后，他满怀抗日救国之心，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带着夫人谢葆贞和儿子返国。
他抵达香港后，便先去武汉，随即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骗去南昌，然后软禁在百花洲熊式辉的一所别墅里。
1938年春，日寇占领了南京。蒋介石感到把杨虎城软禁在南昌，离日寇太近有危险。于是，在离开南昌之前，又亲自打电话通知戴笠，将杨虎城夫妇及孩子移往后方。结果，杨虎城全家被押往了贵州息烽阳朗坝的看守所。此后，杨虎城在蒋介石的监牢里永远失去了自由。
这样，杨虎城一关就是十一年。1949年8月，在与中共较量中已经惨败的蒋介石从台湾来到了重庆，四川的人民对他的痛恨和厌恶到了极点，蒋介石自己也觉察到了。到重庆后蒋介石的心情异常沮丧，可是他杀人的嗜好，却因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而更变本加厉。蒋介石对毛人凤一再说：“今天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
当毛人凤向蒋介石请求杨虎城如何处理，是否要解送台湾时，蒋介石毫不考虑地回复说：“留了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
但是，狡猾的蒋介石最后叮咛毛人凤，应当把杨虎城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面人知道，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毛人凤奉命后，立即派特务周养浩去贵阳接杨虎城。为了掩人耳目，万无一失，毛人凤召集了西南区长徐远举、白公馆看守所长陆景清等仔细研究处决办法，最后决定用刀杀害，以免惊扰人们。陆景清推荐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杨进兴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行动组长熊祥等著名刽子手参加这次行动。
第二天，杨进兴和熊祥两人把准备杀害杨虎城用的锋利匕首送给毛人凤看了，得到毛人凤的同意后，决定执行地点选在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祠内，因为那里最僻静。
这所戴公祠，原来是戴笠在抗战期间为蒋介石准备躲避空袭时用的，它坐落在中美合作所东边的小歌乐山半山坡上，四面松林围绕，非常幽静，平时很少有人能到那里。戴笠死后，特务们把它改名戴公祠，用以祭奠戴笠。
周养浩来到杨虎城被囚禁的地方后，欺骗杨虎城说：蒋介石到了重庆，要见你。杨虎城屡屡受骗，这次也不敢相信是真的，但身在樊笼里，不由自主，只好任人摆布。
自从回国后，蒋介石就从来没有见过他，现在眼看全国要解放，蒋介石还会释放他？杨虎城心中有数。所以，这次杨虎城的态度很镇静，他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他估计到蒋介石可能要他这条命了。
周养浩一伙人把杨虎城带到重庆时，天已经黑下来，这时，毛人凤已派杨进兴等特务在此等候。当杨虎城和他的儿子分别被两个特务挟持着，朝戴公祠走去时，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和杨、宋的两个女孩被安置在汽车附近的平房内了。
杨虎城父子两人到达目的地后，又被特务引向左右两边正房。这一切布置，使杨虎城很感惊异，这时特务最怕二十多岁的杨公子会有所反抗，决定先杀掉他。当杨虎城的儿子刚一踏进卧室，埋伏在门后的特务便用利刃插进了他的胸膛，他惨痛地惊叫了一声“爸”，正要挣扎，便被特务连着几刀刺倒在地。
当杨虎城听到叫声，刚要回头看个究竟时，刽子手的利刃已刺进他的腹部，杨虎城大叫一声，痛极倒在了地下。凶手们接着迅速补上几刀，看到血泊中的杨虎城没有呼吸后，便飞快奔下山去。
这时，在山下的宋绮云夫妇和杨、宋两家的两个女孩，也被刽子手残酷地杀害了。一代爱国将领杨虎城就这样死在了蒋介石的特务手下。
事后，毛人凤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杀害杨虎城的情况，蒋介石满意地点了点头。
【点悟】在蒋介石的处事之道中，对于己可能有威胁的人和事，他采取的手法就是斩尽杀绝，不留后患。为此他决不心慈手软。杨虎城激于大义发动西安事变，因此得罪蒋介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当杨虎城落入他的手掌之中后，他便不再心慈面善了。溃败之际，他不忘斩草除根，将杨家几口老少全部杀绝，其心之狠略见一斑。
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是蒋氏处事之道，也是他为人险恶的体现。
30.狗急跳墙，负隅顽抗
1949年9月22日晚，蒋介石离开昆明后飞抵广州，一下飞机，就接到报告：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率部八万余人起义。3天后，新疆省警备司令陶峙岳和省政府主席鲍尔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蒋介石气了个半死。
10月1日，北京三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典礼，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北平，并改北平为北京。
这些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使蒋介石“至为痛心”，为保住大陆上的最后一点地盘，蒋介石席不暇暖，于广州、台湾、厦门之间奔波劳碌，惶惶不可终日。在疲于奔命中，就连这一年的中秋佳节，他都是在“华联号”军舰上度过的。
蒋介石每到一地，不外乎召集军官训话，要求部下“不怕失败、流血，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这一套老话，哪里能阻止国民党如山倒的败势？对于那些早已失去了信心的将士们说了也等于没说，一路溃逃的国民党军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10月14日，广州失守，同时，厦门港也为解放军解放。
蒋介石听说厦门失陷，“咣”地一声手杖掉在地上，大惊失色。厦门失守，解放军势必进攻金门岛，如此发展，即使退到台、澎海岛，也难免覆灭。于是，他顾不上惊慌，又紧急部署金门防卫战。
10月25日早晨，人民解放军以三个师的兵力，乘木造帆船，分三路向金门岛发起进攻。
这时，国民党军队还保有占优势的海军、空军。战斗一打响，蒋介石马上命令飞机、舰艇、装甲战车一齐出动，反复冲杀，立体攻击，甚至亲自打电话给军官们打气，全然一付狗急跳墙要拼命的样子。海岛防御，本来就具有易守难攻之特性。人民解放军在战前制定了周密计划，包括“计算海潮，利用帆船，深夜奇袭，抢滩登陆”等。但是，在抢潮登陆时，出现了若干超越原来想象的逆势，潮高浪大，木造帆船失去控制。解放军由于是初次进行海战，缺乏两栖登陆作战经验，又加上对海岛地形生疏，结果，难以发挥解放军在陆地作战的威力。尽管解放军一度登上海岛，坚持战斗了两昼夜，最后还是在蒋军的死守硬打之下因弹尽粮绝，退回大陆。
蒋介石在金门岛之战虽然侥幸获胜，但是，在东南沿海各省，蒋军已无立锥之地，只有西南战火还在继续。
【点悟】在一败再败的消息中，蒋介石颇有“身陷逆境而不屈”的精神，在最后被解放军逼得走投无路时，他不惜一切代价，“死守严防”，终于保住了金门岛，负隅顽抗，取得了“胜利”。此一做法，是他敢于狗急跳墙的处事术的运用。（也是他个性顽强的体现。）
31.表面友好，暗中使坏
1952年10月30日，是蒋介石六十五岁的生日。蒋介石与宋美龄这天离开台北，到郊外草山别墅，但是，特地邀请了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夫妇上山吃晚饭，并殷切地留吴国桢夫妇在山上过夜。
第二天，吴国桢夫妇离开别墅时，发现原来自己的汽车司机不在了，派人找也没找到，于是只好由蒋宅另派了一名司机开车下山。
那天，正巧吴国桢的妻子大闹腹泻，开车不久，就停车到路旁一老百姓家中如厕。等吴国桢夫妇回到汽车旁时，发现司机脸都吓白了。原来三个车轮的螺丝钉都早已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腹泻，汽车上的人都已粉身碎骨了。
吴国桢此时恍然大悟：蒋介石是要他的命了！
吴国桢自美学成归国，备受蒋介石器重，历任国民党政府党政要职。在党内，他曾任中宣部副部长，在政府中，他先后出任汉口市市长、重庆市市长、上海市市长、台湾省主席；外交方面，担任过外交部次长。可以说，吴国桢一直是蒋介石长期宠爱的部下之一。亡命台湾后，蒋介石将“国民政府”惟一剩下的这一个行省的管理权交给吴国桢，可见吴国桢是忠诚于蒋介石的。
但是，吴国桢所表现的忠诚，不是那种“遇事请示、凡事遵命”，唯唯诺诺的所谓“愚忠”，而是他自己认为的：“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这时，吴国桢是台湾国民党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个人荣辱进退，系于台湾存亡，他与蒋介石是在同一只船上的。吴国桢为了这只“船”免遭沉没，他主张实施“近代民主政治”，恪守公之于世的法律规章，并且强调法制不能随意废弃、践踏。可是，吴国桢忽略了台湾政权的本质。在蒋家王朝的天下，个人独裁，民主原本为装饰门面的东西，一切都为蒋氏一门服务的，损害了这一最高利益的人和事，必被蒋家所铲除之。
吴国桢与蒋介石的矛盾，源始于与蒋经国的芥疾。
这一时期，蒋经国的公开职衔并不很高。但是，暗地里却以总统府资料组的名义，操纵台湾的特务系统，特务权凌驾一切行政权之上。崇尚西方民主精神的吴国桢自然与蒋经国发生冲突。
在台湾第二次县市长选举前夕，蒋经国为操纵选举，一次就下令逮捕了三百九十八人，其中竟有市议员被捕。特务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任意逮捕人，吴国桢作为省主席，就出面干预了。这妨碍了蒋氏专权独裁。
这时，国民党政府逃到小小台湾海岛，中央、地方的一切开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省府。而台湾省府的经济来源，主要又是靠岁收田赋。应付那样大的开支，难免捉襟见肘。吴国桢身为省主席，自要节约开支。而蒋经国领导着许多不在编的机关、特务组织，预算外的经费要求，金额较大，吴国桢对蒋经国的经费请求，往往不客气地予以绝拒。
枝枝节节的龃龉，使吴国桢与蒋经国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换了别人，对“太子”的越权，乐得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或网开一面，而吴国桢却恃宠而骄，过分高估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对蒋经国的行径常常唱些反调。
然而，等到吴国桢了解到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时，已噬脐莫及了。于是，就出现自己汽车的三个轮子的螺丝全被人拧掉的状况。
【点悟】蒋介石，要算计某人，一般不会当面对人下手，而是表面上客客气气，甚至还关爱有加。但是，这并不是他已放弃了害人之心。他在表面友好之下，又在背后准备了另一手，在背后使阴是他达到算计的目的的高招。此次对付吴国桢，他使的就是这一招，表面上宠爱有加，又是请吃晚饭，又是留人过夜，盛情盛意非常，然而谁也没想到此举却是要置人于死地。这是谁也想不到的，此举可谓黑也！
蒋介石就是这样，在对人下手前，总是以微笑掩盖杀机，在别人料想不到的情况下，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消灭异己，达到自己的目的。
32.强人与智谋结合，铲除异己
逃到台湾后，蒋氏父子在用强力解决了党内反对派政学系之后，就又腾出手来采取一系列手段，迫使扮演“忠诚反对派”角色的CC派开明分子就范了。
1958年7月，蒋介石在中央评议委员会议上讲话，怒斥“本党的党员，尤其是在中央五院的党员，与党外的自由主义者随声附和，以反党为自由，以脱党为民主”，“直接间接充任敌人破坏我们革命与反攻的工具，而自以为他们是民主自由的斗士，试问最近两三年来，在政治上哪一件摇惑社会的事件，哪一次影响政局的纷争，不是本党党员在议会与舆论上发动起来，推演出来的呢？这样的一个党，根本就够不上是一个革命民主的政党。”
为此，在蒋介石的提议下，国民党中央决定开展党员重新登记，计划方案是要制定党的“规约”，凡愿登记者，必须宣誓遵守规约，尊重组织，服从党魁。登记的目的是使党员“执行中央的决议而不再分歧，笃信革命的领导中心而不分派系”。所谓“革命的领导中心”就是蒋介石个人。
实际上，蒋介石发起的这次对党员的重新登记，完全是针对CC派的“国大代表”和“立、监委员”来的。因为蒋介石已把话说得很清楚：“凡是其有不满反共革命现状，或已失去对党与领袖信心的，都可在此登记时期不再登记，就算已脱离本党，还他自由。”
当时，国民党中央的很多大员都担心不登记的人过多会产生副作用，特别是把一些享有终身制的CC派“中央民意代表”推出党外，对国民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蒋介石针对这种情况说：“预料这次登记，其不愿意登记不参加编组的人，当不在少数。”但是，蒋介石已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执意要搞，并以孙中山关于“革命党员贵精不贵多”的话，训勉全党。
恰恰在这个时候，岛内的党外“自由分子”发出组织反对党的呼声，并准备吸收国民党内的自由民主人士参加。蒋介石一见风声不对，更不想为渊驱鱼，只好把“登记”一事顺势搁起。其结果，本来作为蒋介石打击对象的CC派得以继续扮演其“忠诚反对派”的角色。
不久，陈诚“内阁”提出“电力加价案”，呈请立法院批准。CC派的开明“立委”认为，此项涨价是为电力设备扩充资金，应从其他渠道集资，不能把负担转嫁给平民百姓。为此，立法院内掀起争论，企图阻止“加价案”通过。对于CC派的这次行动。蒋介石的态度非常坚决。在他的授意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开除领头的反对者，强行提出：对于中央决议，无论个人意向如何，表决时，必须投赞成票。于是“加价案”强行通过。
蒋介石敲山震虎，又大唱团结高调，对CC派的某些人示恩，让CC老将陆京士出任中央党部政策委员副秘书长，在“立法院”、“监察院”的国民党团也为CC派留出委员名额，以平息该派的对立情绪。
1961年初，CC派与主流派之间又爆发一场冲突。起因是蒋介石为了加强对立法院的控制，接受CC派的张道藩辞去立法院长职务的请求，并提出由内亲蒋经国、黄国书和倪立亚为新任立法院正、副院长。
张道藩是在“改造”运动后，仍保住中常委地位的极少数CC要员之一，在任立法院长九年中，立法院内屡生风潮。以蒋氏父子为代表的中央党部认为张不能协调立法委员配合党的政策，而扮演忠诚反对派角色的CC派分子则认为张过于屈从上层压力。张道藩在两头挨骂不讨好的情况下，几次甩手不干，递交辞呈。但是，蒋介石考虑到惟有张道藩才能对CC派立委施加影响，所以一直不肯接受他的辞呈。直到1961年2月，蒋介石决心以强硬姿态整肃CC派，才准予张辞职。
张道藩的下台，无疑是CC派的一大失败。从此，立法院立委的议席，已非CC派所能染指。CC派的立委们又不甘心失败，便串通了民、青两党立委推出邓翔宇与倪文亚竞选立法院副院长。蒋介石又勃然大怒，再次用党纪约束CC派，强令他们投票选举倪文亚。
11月，国民党召开八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蒋介石作《贯彻本党的时代使命和革命任务》的报告，再次对国民党的组织状况和纪律状况予以批评。这一次，蒋介石又特别点了CC派的名。谈起上次倪文亚出任立法院副院长一事。蒋说：“在上次立法院副院长选举的时候，一部分反党分子，竟然公然违背中央的决定，与党外勾结合力来反党倒党，这还能算一个党员吗？还能算是革命的干部吗？而中央纪律委员会竟也熟视无睹，根本没有对中央大会提出检讨，你们的党性何在？而党的纪律又何在呢？我们对于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还能延误吗？”
虽然蒋介石声色俱厉地三令五申，但是，党员重新登记工作仍然推迟到一年后，才正式开始。
在这一年里，国民党组织部门通过各种方式，软硬交攻，终于分化瓦解了CC派。
在此基础上，国民党召开了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分三批进行党员登记。
这次登记结果，中央从政党员登记率达99.9%，只有0.1%没登记；一般党员登记率达99.36%，只有0.64%没有登记。蒋介石看到结果后，“甚为兴奋”，称“获得了出人意料之外的成效”，并称他本人从登记结果中，“自知过去对一般同志估计错误，现在一发现，所以乃得转郁结为轩豁，转悲观为乐观。”
党员登记之后，国民党照不同社会分工和政治需要，对党员重新编组，加强党小组的活动。蒋介石提出把各个党员自己签署的“实践规约”附在党证后面，在小组会议上经常进行自我检查和相互检讨。同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对干部的考核和监察。
1963年11月，国民党召开“九大”。蒋介石在会上指出：“重新登记以后，大家亦能遵守誓约，根据党的领导来活动，这在各级组织，特别是民意代表中间，有显著的绩效。”
蒋介石这里讲的绩效，主要是指迫使CC派就范这件事。
【点悟】蒋介石为收服CC派，借整顿党纪之名，历时多年，或软或硬，多种手段并施，终于把CC派上下搞得分化瓦解，销声匿迹，此种政治谋略和恒心为常人所不及。欲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而进行，却又巧借名义，明暗两处下手，明压制打击，暗施诡计进行分化，强人与谋略并用，最终事竟成。这就是蒋介石的经世风格。蒋氏的处事术是强盗处事和奸雄处事的结合，具有常人难敌的“杀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