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管住自己是对一生负责任
1.掌控自己是一辈子要练的功夫
权力不仅仅是手中握有的一份权力，更是扛在肩上的一份重大责任，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所以，领导干部特别要把“权力”两字的分量掂清楚，修炼正确的态度，在工作的方方面面都要摆得正、带好头，具有十足的正能量，这样才有可能管住自己，真正起到表率作用，才有可能更好地管住其他人，带好大家走正路、办正事。
张某某，年近60岁，1982年毕业于兰州交通大学车辆专业，曾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高铁技术引进首席谈判代表，有“中国高铁第一人”之称。2011年至2013年，相继被停职审查、羁押、审判。
2000年至2011年间，张某某利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客车处处长、运输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接受广州中车铁路机车车辆销售租赁有限公司、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14家公司负责人请托，为解决列车使用、列车配件业务、技术产品应用、工程项目中标、技术合作等提供帮助，为此收受或索取上述单位负责人给予的款物，折合人民币共4755万余元。张某某涉嫌受贿案中，其中最低的一笔受贿额为3万元人民币和1万美元；最高的一笔则达人民币1850万元，行贿方多是民营企业。
具体案情主要有：张某某接受广州中车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某的请托，为蓝箭列车使用以及列车配件销售等问题提供帮助，多次收受杨某某给予的字画、瓷器、手表，装修房屋费用等款物，共折合人民币1050万余元。杨某某送张某某的情人10块手表、30万元车款，以新员工的名义给张某某情人发工资，月薪1.6万元；另外，他向今创集团总裁戈某某索取800万元、收受武汉正远铁路电气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某1000万元、收受北京博得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某500万元。
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张某某一口气说出了他在过去900多个日日夜夜的感受和想法。谈到了高铁、家人和自己：“人呢就怕思想放松，在工作上取得一些成绩后，我放松了思想，追逐名利。总想评这个评那个，在犯罪的道路上从小到大，渐行渐远，我对不起很多关心我的人，对不起我们的高铁事业。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年过八自的老父母。10年了，我没有和老父母吃过一顿饭，请你们原谅我吧。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吸取我的教训，淡泊名利、清白为官，在这个国土上，你要做官员，就要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我在法庭上又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并且对自己所犯的罪，有了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深刻的认识。这900多天使我认清自己的罪过，重新做人。我会认真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另一方面，我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继续为高铁做事情。”
张某某的忏悔道出了自己想要成为好官的一些基本原则，可惜他悔之晚矣。类似张某某这样的领导干部掌权而管不住自己的案例如今已不少见，今后也不会绝迹。所以领导干部怎样才能真正管住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视。
（1）摆对位置，就不会出问题，就会管住自己
天下最难的事情之一，当是管住自己的言行。领导干部要想管住自己如何正确地使用权力，首先必须摆对自己的位置，也就是给自己定准位。
那么，怎样给自己定准位呢？
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明确指出：“当领导就是为人民服务。”后来刘少奇在接见淘粪工人时说：“你当淘粪工人，我当国家主席；我们的岗位是一样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不论是多大级别的领导干部，权力的本职和责任都集中在这五个字——“为人民服务”！
大家知道：权力观是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工作观的集中体现，直接影响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一言一行。在工作生活中，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才能站得稳、做对事。常讲“不为民解忧，何以言公仆”，强调领导干部要用权力为民众而不是为自己服务。当前，要求和倡导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不单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如何实践的问题，也就是领导干部必须实现“知”与“行”的统一。
当年，罗荣桓元帅曾告诫一些高高在上、搞特殊化的领导和机关干部：“不要以为你很高，这种高是因为你骑的马高。下了马，该多高还多高。”当了“官”、骑上“马”，较之平民百姓，确实权力大了、地位高了。然而，对这种“高”的本质和要义，不同人的认知却有轩轾之别，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这就存在一个能不能管住自己、带好队伍的问题。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因为不能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而走歪了路子，甚至锒铛入狱，究其原因，是他们不能正确行使权力、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从而管不住自己所致。在任何情况下，领导干部只有牢固树立完全正确的权力观，才能完全正确对待和行使权力，才能完全对得起被赋予的权力。这三个“完全”是必要条件，而不是选择关系。要不然，就会不自觉地走上歪门邪道，肆无忌惮，把自己逼上绝路，这是对自我管理的失败，必须加以高度警戒。
第一，要牢记权力是谁给的，是为谁服务的，才能真正管住自己。领导干部一定要明白这个最基本的道理——权力是国家和人民给的，真诚地用手中权力为人民谋利益、为单位服务好。认识到并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的，就是好干部；反之，就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就是说，权力不是领导干部花力气挣来的，而是大家赋予的。想不明白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就很容易出现管不住自己的大问题。
进一步说，领导干部弄清手中权力的来源，是牢固确立为谁掌权、为谁用权、怎样用权最重要的基点。极少数领导干部自认为手中的权力是靠埋头苦干得来的，凭真才实学换来的，靠关系好的上级恩赐的，把组织和人民的培养教育忘在脑后，一旦手中有了权，就忘乎所以，为所欲为，不是殚精竭虑地运用手中权力为人民服务，而是处心积虑地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币”服务，演绎出一幕幕为官不仁、见利忘义、贪恋钱财的官场现形记。这就是严重管不住自己的表现。
不可否认，一个人的成长进步固然与自身平时的努力分不开，但如果没有组织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没有广大群众的拥护支持，即没有组织的培养教育和大家的关心帮助，个人的本领再高、能力再强，要干成一番事业，都是不可能的。领导干部把这个问题想透了，坐在位置上就能脑子清醒，时时刻刻管住自己。
第二，必须用好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己，才能真正管住自己。好干部的标准就是一一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人们常说：“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才无德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有德有才重点使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无德无才弃之不用。”所以，想做好干部必须把“德”字诀记在心头，不断修炼自己，不断管住自己，不管提高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在工作生活中真正做到“三重”——“重品行、重实干、重公认”。
领导干部要“重品行”，就是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政治坚定，对组织忠诚，品德高尚，清正廉洁；领导干部要“重实干”，就是坚持求真务实、崇尚实干，敢于担当，勇于做事，埋头苦干，不务虚名；领导干部要“重公认”，就是坚持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奋发有为，不讲私利，让群众满意。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有德的干部还要有实干、苦干、巧干精神，要想让群众公认，就要用实绩说话，要想让群众都满意，就要将“三重”标准结合起来，缺一不可。
第三，只有始终想认真当好站得住的带头人，才能真正管住自己。优秀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必须公道、正派、为民、务实、清廉，才能真正当好带头人。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金山银山不如人民靠山。”所以，各级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一定要把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作为根本出发点，经常想一想“当官干什么，给群众留下什么”，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孺子牛”，认认真真管住自己，踏踏实实忘我工作，坚持做到有权不辱崇高使命，位高不失公仆之心，用行动回报人民的厚爱。
（2）打铁还需自身硬，自身硬了，就会管住自己
领导干部自身硬，就是能管住自己，能约束自己，能摊开自己，保证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这样才能打造出可贵的公信力。提高公信力，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腐败丑陋现象的滋长，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对健康纯净事物的生长，阳光是最好的“营养剂”。领导干部掌权、用权越公开就越有权威和公信，权力运行不见阳光，或有选择地见阳光，公正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就会出现一些管不住自己的现象。领导干部掌权、用权既要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这是管住自己的一种好办法。
领导干部要自身硬起来，随时管住自己的权力，提高真正的公信力，必须让权力在制度的笼子里运行。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超出制度笼子行使权力，是滥用权力；游走于笼子边缘打擦边球，也是一种需要警惕和克服的用权行为。要让权力在制度的笼子里运行，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的管理体系。
大单位、小单位要提高公信力，必须让权力在公正的领导干部手中运行。打铁还须自身硬，让自身硬的人来打铁，才能让人信服。自身硬不硬？要通过工作来检验，要看大家如何评价打分。自身如何才能过硬？要牢记宗旨使命，扎根群众。这就需要领导干部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权从何来”“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只有弄清“我是谁”，才能摆正自己与大家的关系；只有弄清“为了谁”，才能始终坚持为大家服务；只有弄清“依靠谁”，才能不断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领导干部把自己摆在群众面前，自身的毛病得到随时纠正，就容易随时管住自己。
当今社会，领导干部，尤其“一把手”能不能管住自己很关键。火车快不快，全靠车头带，“一把手”作为单位的“火车头”，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单位其他人的工作心态、工作情绪、工作动力。对于各项规章制度，只有“一把手”带头抓落实，为其他人示好范、带好头，才会形成一层抓一层、层层推进的生动局面，让大家看到决心，增强信心。相反，“一把手”管不住自己，就会管不住一摊子。
我们知道，不良风气的形成，往往积弊甚深、沉疴已久，最终成为“老大难”。但俗话说：“老大难，老大出马就不难。”领导干部要想自身硬起来，能够管住自己，消除各种顽症流弊，作为“一把手”就要带头破除，以身作则，“上为之，下效之”，其他人就会积极响应，想办法管住自己，不正之风就会转得快、改得彻底。反之，一兵散，唯一人散；一将散，则全军散。“一把手”轻描淡写、不以为然、敷衍塞责，传递负面情绪，释放消极信息，自然就会停留在务虚功、走过场上，雷声大雨点小，阵势大实效小，最终让大家反感、社会失望。所以，“一把手”最好的做法就是管住自己，不去做不对的事情，而要做大家认可的事情。
古人说：“己身不正，焉能正人。”“一把手”不愿动真碰硬，谈何率先垂范、取信于民？要想管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把手”要抓好、组织好领导机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自省意识。如果“一把手”不能以普通一员的身份把自己摆进去，不能做到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着、剖析解决突出问题好一筹，就很难用严格标准来要求别人。从自己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从自己改起，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只要“一把手”带头，坚持上级带下级、主要领导带班子成员、骨干领导带一般干部，带动全单位上上下下行动起来，再积久的沉疴，也能革除，再顽固的积弊，也能扭转，那时单位就能出现自己管、互相管的优良风气。
从上面两点看出，领导干部应当把好自己的人生关、工作关、管理关，恪尽职守，公而忘私，善始善终，善做善成，真正对得起手中的权力，千万不要走歪了路。
古时河南某县的衙门前有这样一副对联：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好欺，自己也是百姓。
这副对联道出了当领导干部的本质——当一个好干部，便能造福一方百姓；当一个差干部，便会耽误一方百姓；当一个坏干部，便会殃及一方百姓。其实，“官”与“民”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许许多多事务需要专人去管理，于是就有了“官”。一个人从一般社会成员变成“官”，就意味着多了一种责任，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别人，管好一个地方或部门。“官”由小变大，也就意味着责任的范围由小变大。为了方便管理，大家赋予“官”以一定的权力，当官也就是掌权和用权。不言而喻，权力应当是“官”用来履行职责的手段和工具，而绝非地位高人一等的理由，更不是为了私利而为所欲为的理由。
领导干部在单位既然是官，就得做一个大家满意、大家认同的官，做一个“当官一任，造福一方，无憾一生”的官，牢记“为民、务实、清廉”这六个字，不愧对手中的权力和责任，不愧对大家对自己的期望和信任。这是领导干部管住自己、带好队伍、赢得好评的最好办法。
2.把“管住自己”这根弦绷紧
一个人管住自己，需要修炼到家的本事。谈到“权力”二字，历史记载了很多与这两个字相关的人事。可以讲，古往今来，当官之道各式各样，当官之术五花八门，当官之招千奇百怪。当官者千人百面，千姿百态。千古流芳者有之，遗臭万年者有之，名垂青史者有之，烟消云散者有之。所以，自古以来权力能成事也能败事，这就需要管住自己！
例如，有人为了升官费尽心机，挖空心思，不踏踏实实做事，而是研究什么“厚黑学”“权谋学”等所谓“潜规则”，不思为民谋利之道，专攻投机取巧之术。可以说，这些人在政治上走入迷途，在思想上陷入“为了当官而当官”的误区。相反，有人能够懂得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踏踏实实工作，本本分分做人，不去钻研什么“厚黑学”“权谋学”等所谓“潜规则”，就是让人生走在正道上的好官，会赢得大家的好评。这就是说：自古以来权力能成事者，都是走正道的，权力能败事者，走的都不是正道。因此，正道是最大的官道，除此之外，都是错误的，不可选择的。
在这里，我们举古代几个深刻的例子分析，以便现代领导干部明白管不住自己和管住自己的两种不同结果。
（1）嫉贤妒能的人管不住自己
唐代卢杞嫉才如仇，凡有才能者，或排挤打击，或迫害致死。他曾与严郢共同策划制造杨炎、赵惠伯的冤狱，除掉杨炎以后，又嫉恨严郢的才能，还准备暗算为官清正的郑詹及其好友张镒。有一次，卢杞故作假寐，待郑詹去张镒阁中谈话，卢杞突然闯入张镒闯中，郑詹躲到屏风后面，卢杞装模作样地与张镒商讨事情。唐制，高官议事禁止外官旁听，张镒赶忙说：“殿中郑侍御在此。”卢杞故意大惊说：“这怎么办呢？刚才我与你谈的事情，是不能让其他人知道的啊。”卢杞佯作惊讶，其实怀恨在心，伺机待发。
幽州节度使朱滔诬告大理少卿行军司马蔡廷玉挑拨离间，郑詹受命审讯蔡廷玉，贬蔡廷玉柳州司卢参军。蔡廷玉出长安东南行至蓝田驿，有人向郑詹求情：“柳州道远路险，有去无回。”郑詹改送廷玉于河东，令召还东行。蔡廷玉误认为是被押送到朱滔处，遂投河自杀。卢杞立即上奏：“蔡廷玉之死，请逮捕郑詹治罪。”又奏：“郑御史所为，必呈报他的上司严郢，请捕严郢一同治罪。”结果，郑詹、严郢被投入监狱。卢杞不调查也不审讯，即奏请杖杀郑詹，贬严郢为费州刺史。严郢在路上遇到赵惠伯出殡，受到刺激，忧愤卒于费州。卢杞用“一箭双雕”的毒计，旬日之间杀詹黜郢，上下震怖。
颜真卿是三朝老臣，安史之乱有功于国。卢杞忌妒颜真卿的威望和才能，试图罢免颜真卿的官职。卢杞威胁颜真卿说：“若出你为地方官，何处为便？”颜真卿知道卢杞要排挤他，便向卢杞说：“我过去因小人憎恨，曾被斥在外。想昔日安史之乱时，我与你父血战平原，以舌舐你父脸上之血，恩深情笃，今日你忍心不相容乎？”卢杞矍然下拜，然含怒于心。
后来，李希烈叛军攻陷汝州，卢杞诡言上奏：“若令儒雅重臣去劝李希烈，他必改过。颜真卿是三朝旧臣，忠贞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令颜前往，可不劳师旅，劝李希烈归顺。”果真，颜真抑受命去宣慰李希烈，结果被李希烈杀害。
卢杞的种种劣迹引起大家的不满，一度被降职。袁高、赵雷、陈京、裴佶等认为：“卢杞为官矫诬阴毒，穷凶极恶，排斥忠良，朋党为奸，军民视之如寇仇。其遭四海共弃，今若用，忠臣寒心，人民痛恨，大祸就会降临。”由于群臣坚决反对，恶贯满盈的卢杞在澧州贬所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唐代卢杞阴险奸诈，无治国才能，只是以权术登上官位。为了巩固攫得的政治权益，他收罗党羽，把裴延龄、赵赞、白志贞等提拔起来，借此树势立威。他无法管住自己的权欲，使出种种伎俩迫害贤良，最后落了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古人说：“最大的贪乃贪权。”的确，历史上那些贪权者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而打击众人的手段，实在是贻害无穷。《菜根谭》告诫说：“多种功德，勿贪权位。”如果一个人为了追逐地位和权力而不择手段，企图享受荣华富贵，而不顾正义和大局，是可悲、可耻的。
（2）想借势往上爬的人管不住自己
焦芳，明朝弘治年间进士。他费尽心机，终于得以走入仕途。为了阿附权高位重的阉党刘瑾一伙，焦芳竟至不择手段，丑态百出。
当时，朝廷内外对于刘瑾等奸邪之心十分不满，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上疏除掉这些祸害。焦芳从小道得知消息，便悄悄把这几个人的想法告诉了刘瑾，使事态骤然大变。刘瑾抢先一步，占得先机。本应下狱甚至被杀的刘瑾转危为安，并一夜之间重权在握，操弄国柄，威福自恣；而正直的廷臣却完全失败，刘健、谢迁、韩文等被逼退休。不久，刘瑾又假借圣旨，把刘健、谢迁等53名朝臣诬为“奸党”，有的被罢免，有的坐牢，有的戍边，有的被杀。
在关键时刻，焦芳向刘瑾秘密通风报信，立了“大功”，自然得到刘瑾等宦官的赏识，得到进一步重用。焦芳投靠刘瑾，得到了高官厚禄，这是他不择手段、一味向上爬的结果。刘瑾虽然专擅朝政，但是不大能读懂各种奏疏，干脆找人在自己家里批阅，焦芳就是其中之一，他按刘瑾之意办事，竭尽犬马之劳。
兵部尚书刘大夏因曾揭露阉党刘宇私市善马、贿赂权要而结下宿怨。焦芳站在刘宇一边，怂恿刘瑾并进谗说：“查抄刘大夏家，财产可顶一顶守边费用。”结果将刘大夏被捕拿下狱，改议发落广西戍边。但焦芳却说：“这离他家太近了，好像是送他回家一样。”于是刘大夏又被贬戍肃州（今甘肃省酒泉）。焦芳就是这样，靠阴谋诡计、结党营私、陷害无辜过日子。不过，恶到头时终有报，焦芳后来因为科场案得罪了宦官，渐渐失势，最终被其靠山所抛弃，落得个惨兮兮的下场。
焦芳所为表明：世上有不少人都想猛然发迹，但因目的不一，有些人开始想方设法走歪路，为捞取个人资本而竭力去讨好权力更大的人，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整天管不住自己做人做事的正确标准，甚至不惜出卖人格，这样的人最终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因此，一个人想靠手段往上爬的想法，在任何时候都是万万要不得的。相反，一个人应当凭真才实学打开自己成功的人生局面、工作局面，老老实实做正确的事情，认认真真做实在的工作，这种走在正道上的行为，值得肯定。
（3）不居功自傲的人能管住自己
一次，齐国宰相晏子到晋国去，经随从介绍结识了一个很有觉悟和学问的人越石父。越石父家境贫困，为了养家糊口，给人家当奴仆。晏子很同情他，重金将他赎了出来。然后叫越石父同自己一道返回齐国。
晏子离家良久，在外想家，现在到了家门口，车未停稳就急急朝内室走去。越石父见状转身即走，晏子吃惊地问：“我同你素不相识，你替别人当了多年奴仆，我将你赎了出来，这样对你，难道还有不够之处吗？”越石父回答道：“一个高明的人，绝不能因为自己对别人有些功劳与恩赐，就轻视待人。当我上车时，你座位也不让，我认为你是偶然忘记了。现在到了你家门口，弃我而去，连招呼也不打，你太过傲慢，我走了。”晏子十分佩服越石父的见解，连忙道歉，请进家中，奉越石父为上宾。晏子从这件事中明白一个道理：为官不能居功自傲，要放低身段，诚实地对待别人。
一个智慧的人对待自己应当是这样：“有功不念，有过常念。”为什么？因为居功自傲者往往不是因别人而败，而是因为自己张扬个性而败。一个人能够做到不居功自傲，忘记自己有功于人，并且时常反省自己的过失，想到自己是如何度过困境的，好好珍惜现在，踏踏实实做事，才是真正能管住自己的明智之举。
（4）头脑清醒的人能管住自己
曾国藩率军攻破南京城，立即召见自己弟弟、军中主将曾国荃等。他见曾国荃及其众将来到，态度很严肃。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随员去拿纸笔，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掷笔起身，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
众将不知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哥哥写了十四个大字：“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曾国荃读此联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凄然，最后则是惶然。众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表情不一，然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万万不可再提。”
南京城破后，湘军想拥立曾国藩。曾国蒋明知众将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虽未点破，其实是坚决拒绝。
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是王阅运、郭嵩焘、李元度。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但曾国落不许，只准各贺一联，于是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元度。
其后“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国藩，联说：“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曾国藩一见此联，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但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国落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土话，湘人俗称荆辣为草案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者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
曾国藩寿诞，胡林翼送上一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曾国藩最初对此联大为赞赏，但胡林翼告别时，又遗一小条在桌几上，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之，将纸条悄悄撕个粉碎。
左宗棠也曾做一联说：“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加封转给了曾国藩。曾国藩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又原封退还胡林翼。胡林翼见到曾国藩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国藩改了左宗棠下联的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所以胡林翼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非常注重修身正己，平生有句名言：“为官者一生须戒自大自满。”他在权势上能够看得开局面，在言行上能够守得住自己的心，坚决拒绝部下的反复建议，以稳稳当当做人做事为第一要务，这说明他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静思谦退，好好工作。
的确，一个人在势盛之时，头脑越要清醒。大凡人在初创崛起之时，不可无勇，不可以求平、求稳，而在成功得势的时候才可以求淡、求平、求退，这是做人做事的稳健性格和处世风格。但是在现实中，有些人偏偏在势盛之时，头脑发热，让欲望的火焰障住了双眼，管不住自己，总想“再进一步”，与别人争权夺利，把真正的工作大局丢到了一边，这是绝对不行的。
通过上面四个例子说明：领导干部管住自己的前提，是要坚持公道正派、求真务实、放下身段，时时刻刻慎用权力，用好权力，绝对不以权谋私，时时刻刻起到表率作用，因为权力是把“双刃剑”。这样才能时时刻刻绷紧一根弦，头脑始终清清楚楚，严格要求自己做对事，做对得起社会、单位、企业的事，绝不去碰邪乎的事，绝不去做邪乎的事。
因此，领导干部要把自古以来权力能成事也能败事的道理认识透，记住：正道是天下最大的官道！
3.管住自己要从“四不”做起
任何人想管住自己，需要不断总结自己，需要有自知之明，绝对不能盲目自大、目空一切，否则，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领导干部在这方面要特别引起注意和重视，把自己的一生修对、修稳，让自己始终在正确的轨道里走，为单位、为大家做正确、明智的事情。
（1）“四不”的修身学很重要
老子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能长。”这四句是什么意思呢？南怀瑾先生的分析如下：
第一，“不自见，故明”。人本来要随时反省，使自己看见自己才好，为什么在这里却说要“不自见，故明”呢？这是说，要人不可固执自己主观的成见，执着了自己的主观成见，便同古人所说的“所知障”，反为自障了！因为自有主观成见，就无法吸收客观的东西，因此说“不自见，故明”。尤其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讲，千万不要犯了这个错误，即如一个公司的老板、董事长，一旦事业成就，便不可得意忘形，须有“不自见”，才能更加明白事理。有人说，老庄是帝王学，是领导术，也许重点就在这些至理名言中。当一个领导干部，千万不可有“自见”，需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把所有的智慧集中为自己的智慧，这样的智慧就更大了，就合乎“不自见，故明”的道理了。
第二，“不自是，故彰”。“自是”与“自见”差不多是同一个道理，但同中有异。“自是”是主动地认为自己一定都对，绝对没有错。譬如，现在的人喜欢引用拿破仑说的“拿破仑的字典里没有‘难’字”，乍听很有气魄似的，其实，拿破仑就太“自是”，所以结果还是要失败。这些人只引用了拿破仑的话，没有看到拿破仑的一生，他不过是像项羽一样的人物，并没有真正成功的内涵。他的字典里面没有“难”字，那是“自是”，所以成功自然很难。人不自是，才能开彰大业。
第三，“不自伐，故有功”。“自伐”，是自我表扬的代名词。有了功劳的人爱表功，差不多是人们的常态。真正有修养的人要不自伐，有功等于无功，儒家的人常以尧舜来做标榜，“功在天下”“功在国家”，而他自己好像一点都没有做一样，更加谦虚，那才是不自伐的最高标准。
第四，“不自矜，故能长”。“自矜”，也就是现在所讲的自尊心，说好听点叫自尊心，说不好听就叫作傲慢，自尊心与傲慢几乎是同一心态，但用处不同，效果也不一样。比如，走在街上，看到别人的钞票掉了，很想把它捡起来，但又不敢去捡，为什么？因为有自尊心。那你就干脆捡起来等人来认领或是送到警察派出所招领，这也没有什么不对，所以自尊与傲慢，看是用在什么地方，用不对了就是傲慢，用得好就是自尊。傲慢的人不能成功，所以要不自矜才能成长。
老子说的“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能长”，这“四不”的名句是告诉我们为人立身处世必然要记住的道理，岂止要把它作为“座右铭”，更要把它作为“额头铭”，要贴在额头上，记在脑子里，这样终身会受用不尽。
“自见”“自是”“自伐”“自矜”是人类的通病，一般人的心理大多具有这些病态。一个人有了“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心病，一定要能反省，知道自加改正才好。但从道理、法则上讲，这些心理的行为却是“余食赘行”。
“余食”是多余吃的。等于一个人饭已吃饱了，再吞一口都吞不下去，但还要再吃一个大面包，这一下非得胃病不可，甚至还要去看医生或者是要开刀呢！“赘”，就是瘤子，我们正常的身体，在任何部位长出一个瘤子，那当然是多余的。像我们合掌的时候，五指就够用了，有的人长出六个指头，这就是“赞指”。
任何一样东西都有自然的定型，变体都是不正常的，即使是植物，过分地长出来一个多余的附件，不但自己增加负担，而且令人讨厌，何况一个平常的人呢！假使你这个人已经很高明，高明就高明，又何必一定要别人加说一句你很高明？你是不是高明，别人慢慢自会看清楚的。假如自己天天喊“我很高明”，除了做广告以外，那还有什么用呢？所以有道之士自处绝不如此，绝对没有这种心理行为，才算合乎道行。
老子说做人要知“四不”——“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的确重要，它不但只限于个人自我的修养，仅是修道者的道德指标，同时也是领导学重要的信守，基本的修养。古今历史上凡是要立大功、建大业的人，只要一犯此四个原则，绝对没有不失败的。
（2）两个例子的对比——苻坚与曾国藩
这里，先举难以做到“四不”的一个例子，就是东晋时期，史称“五胡十六国”的动乱时代秦王苻坚的故事。
苻坚自立为王，正当东晋穆帝司马聃升平元年（357年），他起用了那个在野的名士、平时扪虱而谈天下事的王猛为政，不过十三四年之间，北灭燕云，南胁东晋，大有不可一世的气势。但没过几年，王猛得病将死，苻坚不但为他百般祈祷，并且还亲自到病榻访问后事。
王猛对他说：“善做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古先哲王，知功业之不易，战战兢兢，如临深谷。伏惟陛下，追踪前圣，天下幸甚。”又说：“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告诉他，切莫轻易南下用兵，图谋东晋）。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大患，宜渐除之，以安社稷。”
王猛一死，符坚三次亲临哭丧。而且对太子符宏说：“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夺我景略（王猛字）之速也。”但没过七八年，符坚一反常态，不顾王猛的遗嘱，便欲将百万之众，南下攻击东晋。
苻坚聚集高级臣僚开军事会议时，左仆射（相当辅相的权位）权翼持不同意见：“晋虽微弱，未有大恶，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未可图也。”
太子左卫率石越说：“今岁镇（天文星象的岁月，镇星）守斗（自南斗十二度数起，到须女星的七度，属星纪，正在吴越分野之处），福德在吴（古代抽象天文学，认为太岁所在，其国有福），代之必有天殃。且彼据长江之险，民为之用，殆未可伐也。”
苻坚却坚持自己的意见：“天道幽远，未易可知，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这便是苻坚的最大自伐、自矜之处。
会议席上，文官武将，正反面的意见都有，始终无法决议。苻坚便说：“此所谓筑室道旁，无时可成。吾当内断于心耳！”
当时，再也没有一个人如王猛一样，教他先求修明内政，建立最高的文化政治以巩固基础的建议了！
散会以后，苻坚特别留下亲王阳平公苻融商量，符融说：“今伐晋有三难，于道不顺，晋国无衅。我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群臣言晋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愿陛下听之。”
苻坚听了他的意见，便正色地说：“汝亦如此，吾复何望？”苻融听到他的坚持自见与自是，愈觉不对劲，便哭着说：“晋未可灭，昭然甚明。且臣之所优，不止于此。陛下宠鲜卑、羌、羯，布满畿旬。太子独与弱卒，留守京师。臣惧变生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顽愚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英杰，陛下尝比之诸葛武侯，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
苻坚仍然不听他的意见，等到回到后宫，他最宠爱的妃子张夫人也苦苦来劝谏勿出兵东晋。苻坚便说：“军旅之事，非妇人所当预。”意思是，军事的事不是你们女性所应该参与意见的。
他最喜欢的小儿子苻诜也来劝谏。苻坚便训斥他说：“天下大事，孺子安知？”意思是，你这个小孩子，哪里懂得天下国家的大事。
大家没有办法阻止苻坚的主观成见，便来找他最相信的和尚道安法师，请他设法劝阻。道安婉转劝说，也不成功。弄得太子苻宏没有办法，只好再拿天象来劝谏说；“今岁在吴分，又晋君无罪，若大举不捷，恐成名外挫，财力内竭耳！”
苻坚还是不听，转对儿子说：“昔吾灭燕，亦犯岁而捷。秦灭六国，岂皆暴虐乎？”
这样一来，只有一个人在冷眼旁观，待时而动，乘机而起的燕人慕容垂独对苻坚说：“陛下断自圣心足矣！晋式（晋武帝司马炎）平吴，所仗者张、杜二三臣而已。若从众言，岂有混一之功乎？”
这一下，正好投合苻坚的心意，便大喜说：“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
谁知不到一个月之后，秦王苻坚自统六十余万骑兵南下，一战而败，比起曹操的兵败赤壁还要悲惨。
慕容垂不但不与苻坚共天下，反而趁机溜回河北，不但复兴后燕，而且还成了促成符坚迅速败亡最有力的敌人。
我们读历史，看到历史上以往的经验，便可了解古人所推崇的古圣先贤的名言学理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可贵。譬如，苻坚暴起暴亡，抵触老子所说的“四不”戒条，无一不犯，哪有不败之理？苻坚虽有豪语，所谓“投鞭足以断流”，其实，正是他投鞭以断众见之流，因此而铸成大错、特错。而王猛对苻坚说的“善做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古先哲王，知功业之不易，战战兢兢，如临深谷”，正是管住自己的好建议。
一个人要想管住自己，必须明白高处不胜寒，要常反躬自省。为什么？因为人一旦出头了，发达了，就容易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被人品评，被人臧否。因此，越是位居显要处，就越是要经常反躬自省，越是要讲究低调做人，融入大众之中。唯此，才能做到更有效地保护自己。
大凡做官的人，尤其是做高官的人，没有不想要一个好结局的，然而很多时候却往往事与愿违。那么怎样才能管住自己，保证有一个好收场呢？曾国藩以他身居高位的亲身体验，具体开出了三个药方，以防居官之败。
身居高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是非事，就像是于自己没有丝毫的交涉；二是取得好结局，古人所说的“一天比一天谨慎，唯恐高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地，而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所以要修身正己；三是担心不胜任，即唯恐自己不能胜任。《周易》上说：“鼎折断足，鼎中的食物便倾例出来，这种情形很可怕。”说的就是不胜其任。方芭说汉文帝做皇帝，时时谦让，像有不能居其位的意思，难道不是在不胜任这方面有体会吗？孟子说周公有与自己不合的人，仰天而思虑事情的原委，以致夜以继日，难道不是在唯恐没有好结局的道理上有体会吗？
在曾国藩看来，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每升迁一次，他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他借用烈马驾车，绳索已朽，形容随时有翻车的可能，详细阐述：
烈马驾车，绳索已朽，会随时有翻车。管不住自己的人也是一样的，如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众位伙计，如果众位伙计不甚爱惜，好比低价出售浪费财物，或者进而偷人家的钱财，就会自己翻车。
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牟取私利，就是违背了常理，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从而陷自己于“翻车”的境地。
曾国藩认为做人要管得住自己，才能善始善终。至于担心自己“不终”“不胜”，他深有体会地说：
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有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声名。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想要准备写奏折把这些权力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军名。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却时时如履薄冰，在大功告成的时候，更是感觉如蹈危局。这样想了，这样做了，倒使得曾国藩能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方方面面管得住自己，自然就一生善始善终。
通过上面两个例子，领导干部应当明白老子说的“四不”——“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苻坚没有做到，曾国藩做到了，做不到与做得到是两样不同的人生结果。没有做到，就是管不住自己；做到了，就是管得住自己。所以，做人修身其实并不复杂，就是按照老子说的“四不”来做并能时时刻刻管得住自己就对了。但是，有些领导干部在这方面还认识得不够清楚，也没有做到位，是需要及时想一想了，这对自己的一生都是一件大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