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模影

几乎与写诗同时，林徽因即开始了小说创作。第一篇《窘》一九三一年初夏发表于徐志摩编辑的《新月》杂志。它没有什么故事，也说不上曲折的情节，仅一串日常琐屑的连缀。单身中年教授维杉北上度暑假，见到友人少朗的女儿芝，分别三年的芝已长成娉婷少女，他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这个只有自己一半年龄的女孩。碍着辈分的深沟，他不能表露心迹，多次欲言又止，暧昧而尴尬。芝同样由于辈分关系，看他如叔叔，倒大方坦然。与芝交往的少年小孙，年岁相仿，可能发展成男友。芝因此更对维杉的情感浑然不觉，天真地与他无忌讳地说笑。一方有意，一方无心，由此而生出维杉一次次的窘态。维杉潜意识里蓄满爱的因素，而理智使他意识到不可能也不应该存此因素。他的窘态，固然起自情爱，若放大了看，作者呈现的未必不是知识分子的人生尴尬。

《窘》系林徽因的小说试作，似乎还带点游戏文字的味道。描述一个知识分子的情爱窘态，容易被视为有闲者无聊的文字。小说发表数十年来，无论从改造社会的激进层面，还是从况味人生的大众视野，都无法对其进行合理的解读，它“理所当然”地长时间没有得到评论界的关注。近年倒有学者几次提及它，因为他们从维杉身上捉摸出了徐志摩的身影。“这显然是以作者与徐志摩当年在英国伦敦的交往为本事的。”（高恒文、桑农：《徐志摩与他生命中的女性》）“寄寓着她与诗人徐志摩感情交往中的一种感兴。”（朱寿桐：《新月派的绅士风情》）果真如此，不妨看它是一种暗示，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间，有情和无意而已。

抛开所谓的“本事”和“寄寓”，《窘》仍不失为应该关注、客观解读的作品。只要不苛求它“思想性和与社会意义都淡得多”（陈钟英、陈宇：《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单从表现人性的某一点上看，它并非没有意义。林徽因那一派作家，提前艺术地实践了今日以人为本的观念。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人物，曾为自诩社会责任感的现代作家所不屑，或忘却。就“物以稀为贵”这一点，它至少能够获得别具一格的艺术价值。

《窘》的小说艺术已经相当圆熟，难以置信它是作者的初试身手。组织细密流利，刻画深入含蓄，语言简洁隽永，满篇蕴藉。纵然维杉窘态百出，但作者笔墨控制于心理描述，极少形诸他的言语举止。旁人不易察觉，主人公有窘态无窘相，体现了作者对他的理解和宽容，分明渗透着“京派”的绅士风度。少女芝不是小说的主角，而作品描写她纯真烂漫、情窦初开的情状惟妙惟肖，其鲜明不亚于重力着墨的维杉窘态。《窘》的起点之高再次信服地证明林徽因非凡的文学才华。那种对于《窘》艺术不成功的批评（高恒文等：《徐志摩与他生命中的女性》），可能是嫌其内容“琐屑”而殃及艺术鉴赏而失之偏颇。《窘》的内容确不够厚实，意义也有限，可是作者将生活点滴表现得非常充分圆满，有如体育赛事里高台跳水，所选动作虽然难度不大，可是完成得十分出色。

《窘》还向研究者昭示，三十年代心理小说非新感觉派所独擅，而且比之刘呐鸥等作家相当洋腔洋调的作品，《窘》更合乎国人的审美情趣。它融合了中西艺术手法的成功，早于施蛰存对心理小说所作努力。说到意识流小说的民族化，《窘》不逊于在它之后发表的施蛰存名篇《春阳》。如果考察中国意识流小说进程，《窘》超越了林徽因小说创作本身的意义，放眼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当记下这一贡献。

《窘》遭评论家们冷淡，林徽因一时不再涉津小说。她是失去了创作小说的信心还是负气呢？直到一九三三年她才又创作了《九十九度中》，又不肯即时发表，藏之箧底整年。尽管朱自清读了手稿认为，“确系佳作，其法新也”。（《朱自清全集》“日记编”，当时日记未刊。）可林徽因仍旧没有披载它的意思。第二年年林徽因参与“学文社”编务，《九十九度中》发表于创刊的《学文》杂志。它起初和《窘》同样的寂寞，发表近一年没有什么反响。说有稍许的回应，却是一位国立大学文学教授的困惑，教授私下自曝，完全读不懂这篇小说。为此，李健吾（刘西渭）予以公开评论，竭力称赞：“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评论的结尾感叹：“奇怪的是，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位女作家，有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摄来人生的一个断片，而且缩在这样短小的纸张（篇幅）上。”（李健吾：《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李健吾鉴赏品位在读者中颇有口碑，经李健吾如此褒扬，人们开始注目《九十九度中》，它渐成林徽因最享声誉的小说。

九十九度是民国时期温度计惯用的华氏刻度，相当现今通用的摄氏三十九度多。小说愈发打碎了情节、故事，没有主人公，没有一以贯之的头尾。众多本不相关的人和事，只是发生在同一个烈日下的北平城里，跳来跳去编排在一起。散落故都的形形色色的生活断片，分头一一写来：三个挑夫担着饭庄食担送往办婚事的喜燕堂；坐洋车路过的卢二爷想着找谁到哪里吃饭聊天；张家大宅门里忙着为老太太办七十寿筵；卢二爷的包车夫杨三把主人拉到目的地，即刻自己转回来寻另一个车夫王康，索讨王康借他的十四吊钱，两人起了纠葛在喜燕堂门外打了一架；喜燕堂内婚典上拜堂的不如意新娘子阿淑，“一鞠躬一鞠躬地和幸福作别”，幻想有个童年伙伴赶来救她逃离婚典。诸如此类，俨然杂乱无章的素材一堆。可是，和卢二爷车夫杨三打架的王康，是拉客人到喜燕堂的车夫，喜燕堂里新娘子阿淑幻想的童年伙伴正是和卢二爷吃冰淇淋的逸九；卢二爷看见的三个挑夫，送食担去喜燕堂后在张宅胡同口喝酸梅汤，其中一个中了暑，寻求医生乞讨暑药，正喝酒打麻将的医生不耐烦给药贻误了医治，医生恰巧是寿星张老太太的内侄孙。生活碎片由此全串了起来，因此李健吾说：“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林徽因的构思委实精妙，多幅故都街头的速写传神之至，作品承载着丰富的社会内容，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溢透纸背。

六七十年后中国文坛再度兴起意识流小说，晚年的卞之琳想到《九十九度中》，大有今不如昔之叹：“这篇允称吾国早期最像样的意识流小说，与徐志摩也向这方面试过一手的《轮盘》那一篇相得益彰，且尤胜于它，也多少合公超所说同时含写实精神的，我也觉得比今日大陆流行的‘意识流’小说道地、纯正，远胜过准荒诞派‘新潮’‘新锐’的时髦梦呓。”（《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近年来学界开始把《九十九度中》列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经典，屡屡选入高校读本。

遇到知音，林徽因接连创作了两篇小说《钟绿》和《吉公》，以后接着是《文珍》《绣绣》。小说主人公都取自生活原型，林徽因便给它们冠以一个总题目“模影零篇”，成为系列作品。较第三人称客观叙述的作品《窘》《九十九度中》有了变化，“模影零篇”均采用第一人称；人物又与现实里人、事贴得较近，难免引起熟人对号入座，对上号的亲戚为此不快。不快归不快，林徽因还是颇为看重这一组作品。它们全部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钟绿》和《吉公》都发表在一九三五年。那年林徽因受报社约请，选辑了这个年度的《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她当仁不让，把本年自己仅有的两篇小说全选了进去，它们确乎是选本众多篇什的上乘。

《钟绿》描写一个红颜薄命的悲剧，希腊籍女学生钟绿美艳绝伦，她的如意未婚夫无名暴亡，最后自己殒命于一条海上小帆船。美人、美事，凄美的结局，小说营造了浓浓的诗化的意境。中国现代小说这么着意美的作品不多，或难辞唯美的嫌疑。相比较，《吉公》则归另一种风貌，深沉得多。清朝末年南方世家子弟吉公，一个外曾祖母抱来的螟蛉子，晚辈们不称他舅公，却总带上名字又略去个舅字，曰吉公。吉公心灵手巧，传入中国不多时的钟表，到他手里拆拆装装，易如反掌。吉公做过科学救国的美梦，但不为守旧的家庭理解，更因不属本族血脉而遭族人的冷落和歧视，斥之另类。只有当家族照相的时候，大家才看重吉公，看重的仅仅是他的照相技术。他擅长器械，深藏技术发明的潜能，可是备受压抑，潜能始终是潜能，没有机会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末了凭借照相作媒介，他才得以离开这个家族入赘了“外江”人家，遗憾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吉郎才尽。小说结尾，吉公“年老了，当时的聪明一天天消失，所余仅是一片和蔼的平庸和空虚”。这个结尾，余音袅袅，留给读者的，是唏嘘加启悟。

林徽因借一个小人物的没有血泪的无事悲剧，剑指压抑个性、扼杀人才的时代，深沉历史感蕴含字里行间。如果说《九十九度中》对社会的批判偏于感性，词意犀利，那么《吉公》明显侵染反思色彩，意蕴深厚。小说开篇写道：“二三十年前，每一个老派头旧家族的宅第里面，竟可以是一个缩小的社会。”全篇最后一句是：“相信上天或许要偿补给吉公他一生的委屈，这下文的故事，就应该在他那个聪明孩子和我们这个时代上，但是我则仍然十分怀疑。”林徽因如此审视人物，如此放眼时代，比同时期匍匐于巧织情节、滥觞情感的诸多女性作家，远远胜出了一大筹。林徽因研究建筑史，她史家眼光透彻这篇小说。

《吉公》呈现的是灰暗世界的灰色人物，《文珍》另辟蹊径，看到灰暗世界里放出的一道灿烂光芒。卖身丫头文珍几乎是个完美无缺的姑娘，善良、美丽、可人、伶俐、大方，都不用说，最值得说的，是她勇于掌握命运的意志和胆略。文珍得到大户门庭上上下下喜欢，她却不满足寄人篱下苟且一生。她知道自己的容貌秀丽，难得更清醒地明白，“好看的人没有好命，更可怜”。芳少爷看上她了，她糊涂地做过甜梦。纨绔子弟岂有真诚，梦自然破灭。主子再做主把她嫁给钱庄账房，遵从主子，便可改变她卑微身份。但她不甘心重蹈旧式女子覆辙，心中萌生了新的幸福憧憬，又不动声色。钱庄账房迎亲前夕，她出人意料地和邻院的年轻革命党人出奔了。大户人家的少爷吉公，到底未能挣脱时代摆布的悲剧命运，而出身低贱的女佣文珍，把命运紧紧地攥在自己手中。林徽因不再止步于同情弱者，进而挖掘他们身上至美的精神品性。小说没有点明文珍出走之后的结局，不排除出奔后的文珍将命运更惨的可能。然而成败不再重要，单是这灿烂的人生一搏，足以令人钦佩、起敬。同是婢女身份，《雷雨》中的四凤糊涂，《家》中的鸣凤软弱，皆未免一死。唯独文珍，她看透世事，内敛锐气，为微贱女子们开出一条生的希望之路。小说细腻地刻画了十七岁女孩由屈辱到抗争的过程，形象丰满，不似同题材作品常见的一个干瘪枯槁的反抗符号。在林徽因小说的其他人物形象里，也难有她这么个性鲜明、形象丰满，文珍应该是现代文学女性画廊中十分耀眼的一个。

最后一篇小说《绣绣》，常被研究者用以窥视林徽因与父母关系的窗口。绣绣十一二岁，和母亲别居一处，父亲耽于新欢卿卿我我，只有每月送生活费才来看母女一次，每次总被母亲气走。绣绣背地里埋怨父亲：“爹爹也太狠心了，妈妈虽然有脾气，她实在很苦的，她是有病……常常一个人在夜里哭她死掉的孩子。”可是又追悔幼小时不解人意，失落了有过的父爱。尽管她十分同情母亲，小说却用大部分篇幅描写她的脾气，暴躁，懦弱，不通事理，悲剧或由她而起。父亲不再关顾绣绣，母亲拿绣绣撒气，她对双亲，“有点恨着他们，但是蒂结在绣绣温婉的心底的，对这两人到底仍是那不可思议的深爱”。小说总题“模影零篇”，有生活里的原模，真是她自己家庭的影子？父亲冷漠，母亲世俗，绣绣早熟，似可对应，然而它终究是小说，不宜太当家庭本事解读。小说以女孩视点看家庭纠葛，以家庭纠葛写女孩心理反映，刻画绣绣复杂细微的心态，惟妙传神，技巧比刻画心态的类似作品《窘》胜了一筹。绣绣的可爱可怜，遇父母“不淑”，引邻居叹息，“这都是孽债，绣绣那孩子，前世里该他们什么？”《绣绣》是林徽因六篇小说中最感人的一篇，只因主题不够“宏大”，没有触及社会批判、历史反思，未得到足够关注。它虽不能于批判中给人鼓动，不能于反思中予以启迪，不能于颂扬中树立示范，如《九十九度中》，如《吉公》，如《文珍》，但教化人伦于民众，不亦无声无息里慢慢推动社会前进。《绣绣》之后林徽因不再有小说问世，只怪日本军打到中国来了。

林徽因小说尽管数量很少，少得令研究者不甘。它们很能显示京派小说特色，四篇“模影零篇”比前两篇显著。从人性出发，取童年视角，以回忆来叙事，呈现风俗画风情画，理性地，节制地，从容舒缓、抒情地展示人物命运，恰是京派小说魅力所在。与其他京派小说家相比，林氏小说又不失其艺术个性。她深受中国古典作品和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双重影响，作品兼具古典意味和现代色彩。从题材的深刻、结构的周密、表现时理智、文体上雅致，乃至语言简洁、描绘细微，诸多方面，既反映京派的一般风貌，又卓然自成一家。她那柔曼、细密，自是杨振声、沈从文、萧乾、师陀这样的男性作家所不备，即使看京派中同为女性的凌叔华，林徽因也是少闺秀气息，少温婉风貌，大异其趣的。

林徽因的小说创作历程仅短短五六年时间，留下作品只六个短篇。无法讳言它太少，但是凭借如此之少的作品得以名垂中国现代小说史，不能不说是道文坛奇观。联想到古代的王之涣、外国的梅里美，王之涣存六首小诗，千余年来耀眼于集数万首的《全唐诗》；梅里美的中短篇小说不到二十篇，跻身法国文豪行列。林徽因小说曾经缺失中国现代小说史多年，缺失她的小说史必是书遗下缺憾的史著。所幸学界终于复归了林徽因的历史地位，为研究者们一遍遍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