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李纲新政
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乃大宋太祖龙兴之地，郊外的官道不比他处，分外敞直，道路两旁古柳依依，显出别样的神韵；而城内建筑布局，虽然比不了东京的大气，却在表面的平淡无奇中透着厚重庄严。连日来，应天府内一片欢庆，因为大宋的新天子在此登极，并改年号为建炎。
刚坐上龙椅没几天的赵构，正小心翼翼地学着如何做皇帝，他首先要面对的不是欲除之而后快的金国人，而是一群学识、才智、经验、心机都远胜于己的大臣。
赵构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罢黜在外的李纲进京，这在他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李纲德高望重，时人皆云，若不是李纲罢相，怎么会有靖康之祸？赵构把他召来，一方面有拨乱反正之意，借以振奋人心；另一方面也是施恩于人，让这位重臣忠心辅佐自己。
但这件事首先遭到谏议大夫范宗尹的反对，他一连上了三份奏折道：李纲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为相。御史中丞颜岐也上奏道：“如今圣上刚刚即位，不宜轻启祸端，如果任李纲为相，恐非金人所喜。”他一连奏了五次，最后赵构正色道：“金人最不高兴的，恐怕是我登上了皇位吧？”颜岐这才不再上奏了，却仍不死心，派人把自己的弹劾奏章送给正赶往南京的李纲，劝他有自知之明，不要坑完了老皇帝，再过来坑新皇帝。
过了几日，李纲到了京城。赵构赶紧召他入殿，两人上次见面时，赵构还是亲王，此次见面，已成君臣，一时恍若隔世，百感交集，不禁相对痛哭。李纲说：“陛下，臣知道金人恨我入骨，因为我眼中只有赵氏，没有金人，如果是因为我才疏学浅不配为相，我毫无怨言，但如果说是金人不喜欢我而不能为相，则万万不可！臣请陛下早做决断，如果决定启用臣，老臣当竭心尽力，如果觉得不适合，也请明示，老臣辞官归田，决不反悔！”说罢，老泪纵横。
赵构赶紧抚慰道：“朕知道老爱卿忠义智略都堪为宰相，靖康年间，我就跟渊圣皇帝建议坚持用你，更何况现在！目前国家形势危急，正需要你这样的老成谋国之臣。我心意已决，请不要再推辞了。”
李纲这才拜谢。
次日朝会完毕，赵构特意留下李纲，他知道李纲肯定有了他急需的一揽子方案。果然李纲没让他失望，李纲呈上厚厚一本奏折，一看就是路上十来天做的功课。赵构接过折子，一边看一边听李纲说。
看比说快，李纲还在滔滔不绝地说，赵构已经大致看完了折子，共十议：议国是、议巡幸、议赦令、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议本政、议责成、议修德。虽说是十议，却有一大半的内容是要求惩办张邦昌及“从逆”者的内容。
赵构心中犹疑不安，如果真照此办理的话，朝廷中超过六成的大臣就得获罪丢官了，弄得人心惶惶不说，好不容易捏成一团的执政班子还要推倒重建。
李纲情绪激昂，慷慨陈词。赵构等他说完了，才婉转道：“爱卿所言极当，只是张邦昌僭命实乃形势所迫，且他僭命之后，不敢称‘朕’，只敢称‘予’，金兵退尽次日，就遣使赴山东寻找朕的下落，并与将领商议复辟大宗之事，又尊元祐皇后孟氏为宋太后，垂帘听政，自己立即退位，忠义可鉴。朕还听说，当初金国想留一支军队在东京，也被他巧言回绝，不然局面十分不堪，这岂不是有功于社稷？现在反而治他的罪，恐于情理不合。”
“陛下！”李纲大惊失色道，“切不可在这种时候有妇人之仁哪！陛下登上大位，乃是因为四海臣民所共欣戴，张邦昌有什么能耐左右？‘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这两句传唱天下，试问，普天之下，还有谁比陛下更有资格？张邦昌僭占帝位，虽然只有三十三日，但这是触犯了天条，合当人神共愤之，天地共诛之！陛下倒好，不仅不予以惩治，反而给他加官进爵，这让天下人如何揣度？如今四海未平，人心思变，难免会有狼子野心之徒欲觊觎大位，在这种大是大非上，如果朝廷不正本清源，典正刑律，则何以立国，何以安天下？”
赵构听了，良久不语，李纲又劝道：“陛下有没有想过，虽然张邦昌僭逆不过三十多天，但毕竟是南面称君了呀！对人心的祸害极大，那些向他俯首称臣的，如今都是他的党羽，一旦秋高马肥，金人南侵，恐怕还没入境，这些人就蠢蠢欲动了！倘若形势危急，我怕到时候逼陛下退位的并非金人，而是张邦昌之徒耳！张邦昌在朝中位极人臣，还颇得人望，陛下现在不处置他，只怕将来想处置而不可得矣！”
赵构听了脸色苍白，勉强透了几口气，道：“此事关系重大，须与其他执政商议。”
李纲立即道：“臣愿明日与各位执政廷辩！此事不辩明白，则其他事无从谈起。”
赵构挥挥手道：“那就依卿所言吧，卿路上劳累，且先回去歇息。”李纲便叩首退出。
李纲走后，赵构坐在龙椅上发了一会儿呆，他原本期望听完李纲的方略，乱哄哄的脑子会明晰些，不想今日聊下来，脑子反而更混沌了，之前他的想法是：新朝初立，宜勠力同心，同舟共济。父兄在位的时候，虽然自己年纪不大，但对朝内党争是有所耳闻的，误了多少事！但李纲说的也不无道理，赵宋皇族被金人一锅端，难保不会有人想入非非，出现王莽、曹操这样的奸雄，觊觎大位。借李纲之手整肃一番，或许并无不可。
他左思右想，难以决断，刚登皇位时积聚的一些振奋之气，一下子消弥大半，只有一种纷扰繁杂、前路漫漫的无奈感。
内侍过来轻声道：“陛下忙了一日，也该歇息了。”
赵构长吁了一口气，缓缓站起来，去内殿歇息，却又叫内侍把今日群臣递上的折子都带上。草草吃了些东西，洗漱完毕，随手从案几上拿起一份折子，看了看，是吏部员外郎卫肤敏写的，奏称：“……及金人伪立叛臣，僭窃位号，在廷之臣逃避不从及约寇退归位赵氏者，不过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委质求荣，不以为愧，甚者为叛臣称功德……今陛下践祚之初，苟无典刑，何以立国？凡前日屈节敌人，委质伪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则族，次则诛，又其次窜殛，下则斥之远方，终身不齿……”
赵构看了，心想此人是谁，张口闭口“族”啊“诛”的，便问内侍：“东京城破之时，这个卫肤敏身在何处？”
内侍道：“卫肤敏当时是高丽使节的接伴使，自京师抵达明州，所以侥幸没在城内。”
赵构心道：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接着再去翻看那些奏折，发现但凡主张严惩“从逆”之人，竟无一人是当时围城中人，而凡在围城中者，无一人主张严惩“从逆”之人。
赵构将奏折扔到案几上，心中冷笑不止，内侍几次过来催促他歇息，他也真是累了，只是随着困倦浮上来的，是深深的忧虑与无助。
他从怀中取出一个小锦囊，打开里面是一对耳环，这对耳环是发妻邢氏赠予他的。当年他出使金国前，邢氏取下耳环，道：“官人见着这对耳环，就如同见到了妾身。”那时，他不过是个十七岁的少年，而邢氏也不过十六岁，两人成亲才一年，正是小夫妻恩恩爱爱的时节，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东京城破，邢氏跟着三千皇族大臣一起被掳到北方去了。想到美貌温柔的妻子在那虎狼之地不知受什么样的侮辱，赵构心里堵得发痛，不由得呻吟了几声。
内侍听到声响，赶紧过来看，赵构正攥着锦囊难受呢，也无从劝慰，只能陪着流泪。
次日，李纲在朝会上刚一提他的十议，便立刻遭到右相黄潜善、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和范宗尹等人的反驳。黄潜善道：“张邦昌此次僭逆，实属万难之中无奈之举，当时金人许下三日，如推举不出人来做皇帝，便要尽屠满城百姓，毁我宗庙宫室，换做是李相，你当如何处置？”
李纲慨然道：“张邦昌深受皇恩，渊圣皇帝即位之初便把他提拔为相，东京城破，金人想废赵氏而立异姓，张邦昌身为首相，为何不以死守节、据理力争？为何不向金人表明天下百姓之拥赵之心？如果他慷慨陈情，金人未必不为之感动，未必不悔祸而存赵氏。而张邦昌呢？却自以为得计，堂而皇之立国号，住皇宫，下伪诏，直到意识到天下人不服，才不得已请元佑太后垂帘听政，这种偷天换日的狗胆，在座的衮衮诸公居然还为之辩护，你们的圣贤书都白读了吗？”
这一番慷慨陈词直把黄、汪等人听得目瞪口呆，心想：大道理谁都会讲，然而当时情境，你叫人家如何去据理力争，慷慨陈情？如何让凶残野蛮的金人“感动”“悔祸”？恐怕还没说两句就人头落地了，你倒是以死守节了，但百姓怎么办？宗庙怎么办？难道让一城百姓都陪着死节？
这些话却说不出口，特别是在李纲这顶大帽子之下，谁要这样辩解就有对赵氏不忠之嫌。
赵构听在耳里，虽然也知道李纲过于苛求，但见他苍髯白发，义正词严，心中全无要笼络人心的私念，不禁为之动容。
李纲继续道：“东京城破之后，这些蒙受国恩的大臣活生生就是一幅群丑图，有些人替金人搜捕宗室戚属，有些人甘做喉舌为金人传达命令，有些人帮着草拟劝进表、敲定册立之仪，不一而足！如果不惩处这些失节的大臣，如何开启大宋的中兴大业？如何激励天下士大夫的气节？”
之前还与之争辩的大臣此时已经鸦雀无声，只听李纲一人奋然道：“我与张邦昌誓不两立，若他在朝堂跟我同列，我必以笏击之！若陛下坚持要立张邦昌为相，那就请先罢免我的相位！”
话说到这份儿上，赵构心中已然有了计较，黄、汪等人自认失败，汪伯彦道：“李某理直气壮，臣等不及。”
张邦昌的命运就此决定，在李纲来京的第三日，张邦昌从“有功于社稷”一下子成了千古罪人，虽然并没有如李纲所坚持的被处决，但立即被罢（免）去相位，降职于潭州。
墙倒众人推，没过几天，就有人举报张邦昌僭位时染指了后宫的嫔妃，这一下子就坐实了死罪，一道白绫快马加鞭送到刚在潭州安顿下来的张邦昌家里。张邦昌手执白绫，在树下逡巡良久，不甘自尽，直到旁边人等得不耐烦，催促起来，才悲叹数声，了断了自己性命。
李纲乘胜追击，毫不留情，刚结果了“首恶”张邦昌，又提出“议伪命”，要以叛逆罪惩罚那些跟着张邦昌做事的大臣。既然张邦昌已经伏法，其他的人就难以免罪了，于是吴开、莫俦傅、王时雍、徐秉哲等人皆获罪，一时间，告密举报者络绎不绝，人人自危。
这里面引起最大争议的是谏议大夫宋齐愈之死。
李纲议战守时，连上三份奏章，一是招募兵士，二是购买战马，三是募民出财以助军费。宋齐愈听说后，嗤之以鼻，认为这三个建议无一可行。有人问原因，宋齐愈道：“方今国家新建，财力极为窘困，假如招募士兵的话，就算一个郡增二千，那么全国每年增加的费用就是上千万缗，这钱从哪里来？至于购买战马，更不可行，战马只有西北的马匹强壮耐力好，东南的马匹只能做犁田使用，但你如何买到西北的战马呢？难道要穿过金人的防线吗？还有募民出财，百姓刚从战乱中恢复一点元气，堪足温饱，你就去搜刮，岂不有伤新朝声誉？”
后来在议伪命时，李纲以金人在逼众大臣推举异姓为帝时，宋齐愈第一个写下“张邦昌”三字为由，将他腰斩。这难免被人看作是李纲借机剪除异己，因为当时宋齐愈刚从金营回来，在政事堂上的众宰执问他金人意向，他便写下“张邦昌”三字示与众人，可以说是机缘凑巧，事出有因，并非他要刻意拥戴张邦昌。
一个多月的施政下来，李纲威权之重，已令群臣不敢仰视，李纲乘着势头向赵构建言兴军政、修城池、缮器械、重赏罚，虽然跌跌撞撞，但终归开始起步。大宋朝廷在停摆多时以后，总算又重新开始运转起来。
然而，新朝初立，财政几乎陷于瘫痪，最缺的是钱，兴军政、修城池、缮器械、重赏罚，哪一项不要钱？所以摆在李纲面前的头等大事是如何筹钱。
李纲提出精简机构，裁撤冗员，这的确能省出一些费用，但不足以彻底解决财政困难。于是，李纲提出募民出财以助军费，遭到了很多大臣，包括宋齐愈的反对，虽然李纲腰斩了宋齐愈，但其他没有把柄在他手里的大臣仍纷纷表示此法不可行。
众大臣的反对是有充分理由的，战乱之后，百姓还没完全安定下来，正是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结果新皇一登极，不但不与民休息，反而横征暴敛，实在是大伤朝廷声望，搞不好还会激起民变，得不偿失。
果不其然，募民出财的政令一下去，钱没收上来多少，却给了奸滑官吏敲诈勒索的机会，一时间民间怨声载道。
这时，转运使梁扬祖献上一条计策：“中原和京师周围遭受战乱，盐道堵塞，不如印一些‘盐钞’卖给大商户，准许他们去贩盐盈利，既可坐收一大笔钱，又不须朝廷劳神费力地去征敛，岂不一举两得？”
赵构觉得可以一试，于是梁扬祖便主持此事，“盐钞”被认购一空，几乎是举手之间就兵不血刃地收入了一百万缗！接下来，他继续整顿盐务，每年收入不少于上千万缗，极大地缓解了新朝廷的燃眉之急。
接着，中书侍郎张悫又毛遂自荐去各州郡征收赋税，他并不侵扰百姓，直接带一帮钱粮先生去各州郡查账。原来，张悫不是只会吟诗作对的书呆子，还通晓钱粮财务，他敏锐地察觉到一些地方官吏借着兵荒马乱故意毁坏账本，隐瞒赋税收入，中饱私囊。张悫下去后，有理有节，有章有法，无人能欺，再加上背后有皇上撑腰，那些被侵吞的财税又被吐了出来，老百姓并没有多交一分一文，朝廷却凭空进账无数，庞大的军费和朝廷开支总算有了着落。
张悫再接再厉，又干下一件漂亮事。按照旧法，宋朝用的是两种钱，一种是大钱，仅流通于东京周围及河东、河北，而苏、浙等东南地区用的是小钱，之所以如此安排，是担心有人私自铸造大钱盈利，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影响流通，限制经贸。张悫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有人会不顾严刑峻法，私铸大钱得利？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个大钱可以抵十个小钱，而事实上大钱根本没这么值钱，抵三个小钱足矣。于是，张悫呈上奏本，提出改革，朝廷诏三省讨论后实施，一举解决了东南地区钱币不足的问题，使得财货交易迅速膨胀，而国家的财政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
梁扬祖和张悫虽非黄潜善和汪伯彦任用举荐，但他们同属一个阵营，可以说，在解决迫在眉睫的朝廷财政问题上，黄、汪完胜对钱粮理财不甚精通的李纲，这也让赵构对李纲“名浮于实”的传言有了几分在意，李纲不计利害、舍身为国是不消说的，然而缺点在于不能审时度势、见机行事。方今一团乱麻、百废待兴的形势，仅仅高谈忠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还得有切实可行的手段和方法。
在真正的大政方针上，赵构也慢慢发现不能认可李纲之论，但他并不急着表态，只叫黄、汪等人与李纲辩论。一日，在朝堂上，几位宰辅为是否该组织河北、河东义军收复失地，是否让皇上巡幸汴京等重大国策争吵不休，李纲此时才感受到，他前期的铁腕无情已经埋下了祸根，群臣中几乎无人对他的方针表示支持，要么表示冷淡的沉默，要么干脆讥讽痛斥。
暂时代理户部员外郎一职的赵鼎出列道：“臣以为‘定都中原，欲图恢复’实属书生之高谈，并无半分实在道理。自秦晋以来，各朝定都不一，都是因地制宜，从来没听过一定要把都城定在前朝之都，才能聚积王气的说法。陛下欲图中兴大业，要做的是整肃军备、任用贤能、赏罚分明，如果做不到这些，把都城定到燕京去，就能光复幽云了？如今北虏兵锋正盛，定都于危险之地，已经就棋失一招了，动辄有覆亡之忧，还谈什么卧薪尝胆，恢复中原？”
赵鼎举止沉稳，神闲气定，职位虽然不高，却颇有宰辅之风，所奏的话也在情在理。李纲只得又苦口婆心地将定都中原的理由详细阐述了一遍。
此时的李纲只能就事论事，再也不能像先前那样，站在维护宋室正统的道德顶峰压人一头。在他反反复复强调皇上应巡幸汴京，以示不忘中原时，御史张浚问：“李丞相，我且问你，如果皇上巡幸时，不巧赶上金人南下，你说该怎么办？”
李纲知他在挑衅，怒道：“畏敌如虎，闻虏色变，如何能恢复故土？李纲虽然年老不中用，但也愿持剑与金人拼死一战！”
张浚素与被李纲腰斩的宋齐愈私交甚笃，因此极恨李纲，当下面色一寒，当着皇帝与众臣的面直呼李纲名讳，斥道：“李纲，你太狂悖！你想逞匹夫之勇，成全自己忠烈之名，却置皇上于何地？置大宋社稷于何地？你死不足惜，皇上正值青春，能跟你比？你沽名钓誉，为留虚名于后世，不惜置皇上于险地，此狼子野心，比之张邦昌若何？”
这骂得太诛心了，李纲自知失言，顿时面如土色，赶紧向赵构请罪。赵构阴沉着脸点了点头，勉强说了句场面话为其解围，再看群臣，大都面带快意。
张浚不过一个小小的御史，刚满三十岁而已，李纲被个晚生后辈当廷羞辱，气得浑身哆嗦，却又无可奈何。
张浚又道：“圣上痛失父母兄弟，如何不日思夜想报仇雪恨？我等臣子蒙羞，如何不日思夜想迎回二帝，一雪前耻？然而方今之势，金国之兵锋极盛，而我大宋之兵积百年之弊，根本不是对手。请问李相，如果此时贸然与金兵决战，你以为胜算几何？”
李纲答道：“平原野战，我大宋步兵居多，多半不是金人骑兵对手，然而我方可依托城池，深挖壕沟，阻碍金人骑兵，使其不得纵横，然后伺机反击，截其后路，则我胜算大增。”
张浚一声冷笑，道：“李相是说再演东京被围之事？”
李纲顿时语塞。形势的确如张浚所说，只要圣驾北迁，无非就是两种选择：与金兵决战于旷野，以此时双方的实力，无异于以卵击石，毫无胜算；依托城池，与金人对峙，然而放眼中原，论城高池深，非汴京莫属，可一年前两位皇帝刚在汴京城陷被俘，赵宋宗室被一锅端，你再让赵家的独苗新皇帝去汴京与金人对峙，似乎说不过去，更何况此时宋朝新败，江山残破，人心浮动，汴京也几乎被金人掏空了，此时守城，胜算比之一年前更为渺茫，到头来，恐怕又是靖康之事重演而已。
刚才还吵吵嚷嚷、激辩不休的朝堂突然陷入尴尬的寂静，李纲心里一阵凄凉，以他的忠烈刚直，他无法理解朝廷里身居高位的股肱重臣们，国恨家仇至此，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拼死一争。
次日，张浚继续上章弹劾李纲，言辞激烈，道：“李纲虽负才气，有时望，然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不可居相位。”然后列举了李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窃庇姻亲等十余桩罪行。
李纲明知道张浚后面有人指使，但也拿他毫无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辩解。然而百事不顺，没多久，他大力推荐的张所、傅亮等人纷纷被罢职。
至此，李纲知道形势已经不可挽回，只得黯然提出辞呈，随即被罢为观文殿大学士，前后为相仅七十五日。
李纲罢相没几天，从北面传来消息，金国派来使臣出使汴京。
赵构这才隐隐意识到，当初赐死张邦昌，公允与否姑且不论，至少有失于急切。金国还在北面虎视眈眈，此次派来使者，无非是一探虚实，如果不杀张邦昌，让他去巧言应对，再厚待金使臣，或许可以不惹战端，让新政多些喘息时间，以利备战，但事已至此，只能相机行事了。
消息传到应天府的时候，金国使者已经到了汴京城外，而此时宗泽已由李纲推荐，升任开封府尹、汴京留守。
宗泽听说金国使臣到来，怒发冲冠，立即传令将金国使臣拘押起来，先不让他们进城，加紧让工匠制了几个大笼子，将这一行金国使臣装在笼子里。进城那天，特意告示全城，全城百姓听说要将金国使臣游街示众，一时间倾城而动，争睹为快。
可怜那几个金国使臣，被绑在囚笼里，一路下来被扔了无数的菜皮、果核，甚至粪尿，几乎要将他们埋起来。看押的士兵不得不清扫了好几次。从城门到府衙，也就不到半个时辰的路，足足走了三个多时辰。
等金国使臣被押上来之后，宗泽将他们劈头盖脸一顿痛骂。金国使臣只来得及说了句“两国相争，不辱来使”，便被押了下去。宗泽上书朝廷，要求将这些人斩首，“以破其奸”。
赵构接到宗泽的奏章，惊得手足无措，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痛骂宗泽专逞意气，视国事如儿戏，只有尚书左丞许景衡为宗泽辩护，言其“威名政绩，卓然过人”。
但不管怎样，新朝立足未稳之际，拘押敌国使臣，给人以出兵口实，无论如何都是件不明智的事。赵构觉得事关重大，便立即亲笔给宗泽写信，让他将金国使者“迁置别馆，优加待遇”，切不可意气用事，并叮嘱他好好与金国使者交流，一方面了解金国国内形势，另一方面也尽量传达宋朝的善意。
过了几天，宗泽回了一份奏章，道：“金人掳我二帝，劫我金银，屠我子民，老臣与金贼不共戴天，如今对方遣使臣过来，意欲探我虚实，我当示以正气凛然，令其惊惧，不敢欺我，何须谄媚逢迎，示之以弱？”
赵构看了宗泽回奏，真是急不得，恼不得，只得再下旨。一边少不得勉励他忠贞不贰，国之干臣；一边还要晓之以利害，要他立即放人，并以“令行禁止”警示他。
宗泽接旨，无奈只好放人，但“优加待遇”是想都不要想的，他特意让金国使者看东京井然有序的城防军列，道：“逆贼张邦昌等人已然伏诛，此处仍是我赵宋的天下！你们这些茹毛饮血的生番胡虏，只适合在那苦寒之地卧冰爬雪，也配觊觎我锦绣江山？回去告诉你家主公，赶紧送回二帝，还我州县，或可免罪，否则我大军到处，让尔等死无葬身之地！”
金国使臣含恨忍辱，不敢吭一声，只求保全性命回去复命。然而，宗泽却只把使团中的辽地汉人放了回去，正使及其他女真人仍然拘押在牢。
赵构听闻宗泽始终不肯释放金国使臣，却也无可奈何，这等于向金人传递了一个极其强硬的信号。加上金人苦心扶持起来的伪楚政权土崩瓦解，张邦昌等人伏法，金人的报复很可能就在眼前。下一步是战是和，是北迁还是南渡，都是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
应天府虽贵为大宋龙兴之地，然而地处平原，无险可守，且虽名为南京，但论人口面积，尚不及许多州县。因此，此地作为登极之所，自是名正言顺，但要定为都城，却颇有欠缺。
李纲主政之时，建议赵构除四京外，再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他的理由是“不置定都，使夷狄无所窥伺”，只是这个建议实施起来不那么容易，如今兵荒马乱，国困民穷，有一都就不错了，哪里还有钱粮金帛去建三都呢？李纲主政，刚直不阿，然失之于求全责备，结果往往不可行，这也算一例。
群臣中有建议定都四川的，也有建议定都关中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员主张退避江南，定都建康。唯有老臣宗泽，前后上了二十来道奏折，苦苦哀求赵构移驾汴京，早还华阙，赵构初时还敷衍他“旦夕北归”，后来见他奏报不休，干脆都不回话了。
赵构对于退避江南仍心存犹豫。李纲曾建言：“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赵构自己也熟读经史，当然知道李纲所言非虚，更重要的是，他不愿落个畏敌南迁、不恋故士的恶名，如果再往隐秘处探究，他真正的顾虑是：这是你赵宋的江山，你做皇帝的都脚底抹油走为上，凭什么驱使军民百姓士大夫去抵御外侮，替你卖命？
这日，朝会刚散，知枢密院事汪伯彦慢走一步，赔笑道：“陛下，臣近日把宅子打理清扫了一下，看堂屋墙上空着，想讨陛下一幅字裱了挂上去，不知可否？”
汪伯彦年近六十，看上去精神矍铄。当初赵构作为亲王第二次出使金国时，金国铁骑时时出没，一支几百人的骑兵跟踪赵构至磁州。汪伯彦得知，立即用帛书请赵构去相州，并亲自背着弓箭，带领部下两千人在黄河边迎接赵构。当时赵构虽然号称“天下兵马大元帅”，实则并无一兵一卒，有了汪伯彦这两千人的正规部队，赵构才能陆续收编诸军，一路辗转，平安抵达南京登极。所以说，这汪伯彦乃是大元帅府旧人，是赵构真正的心腹。
“廷俊既有这样的雅兴，朕有何不可？”赵构成天满脑子官司累得慌，心想有这种事排遣一下也好。
“多谢陛下！”汪伯彦接过内侍递上来的笔墨纸砚，一边磨墨，一边很随意地说道，“臣这宅子后头有一处坡地，附近有个看风水的特意登门拜访，郑重其事地告知这宅子风水不好，还说了一堆阴阳八卦的东西，劝臣搬走，臣只跟他回了两个字：不搬。”
“这是为何？”赵构听了颇感兴趣。
“陛下，子不语怪力乱神，这风水之事，原本就很虚妄，家业发达，人丁兴旺，明明是人的事，跟宅子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上敬父母，下爱妻儿，邻里和睦，这宅子里的人如何不子孝父慈，百事百顺？反之，逆子贰臣、奸恶之辈，就算再找什么藏风聚气、五行不悖的好宅子，又有何用？普通人家选宅子是这样，国家定都不也是一个道理吗？”汪伯彦侃侃而谈。
赵构拿笔蘸了墨正要写，听了这话，笔悬在半空不动了，原来这汪伯彦是借宅子来说定都之事呢。当下莞尔一笑，且听他说下去。
汪伯彦见赵构听得认真，便继续道：“臣听有人议论说：不定都西北则不足以安天下。臣窃以为这是无稽之谈。”
赵构略感惊讶，这汪伯彦也是饱读诗书之人，何以说出这样的话来？
汪伯彦解释道：“三国两晋之前，诚然如此，但自晋朝南渡，文人猛士纷纷南迁，百年经营下来，江南早已不是蛮荒之地，江南人也早已不是文弱之民，当年刘裕北伐，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连破南燕、后秦，北朝望风披靡，若不是他要回来争皇帝，大功成矣！隋唐以降，江南人口、物产早已丰饶不逊中原，到本朝尤甚。靖康之难，金人南侵，中原各地渡河南迁之人难以胜数，反倒是中原人口凋敝，百业萧条，陛下掂量一下，如今这西北也好，中原也罢，哪里比得上江南的帝王之资？”
赵构如醍醐灌顶，由衷叹道：“廷俊饱读诗书而不迂阔，真乃国士也！”
汪伯彦受到皇上的激赞，兴奋得脸上泛起一层酡红。他压低了嗓音，道：“如今陛下初登大宝，天下未定，盗贼蜂起，如此局面怎么去跟金人一争高低？狂妄之辈如宗泽等，招纳巨寇，以为能为其所用，这岂不是与虎谋皮吗？陛下真要听信于他们，以身犯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才真是愧对列祖列宗！有陛下这杆大旗在，人心才会聚起来，这跟陛下定都在哪儿并无多大关系，陛下是大宋唯一的皇族血脉，务必要爱惜自己，切莫听那些人怂恿，真要出了事，那些人倒上了青史，进了忠臣传。而陛下您呢，不过一亡国之君耳！天下分崩离析，百姓遭受荼毒，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
汪伯彦一番话下来，彻底解开了赵构的心结，敢情避敌锋芒、爱惜己身就是为赵宋江山计，为天下苍生计啊！他突然明白了汪伯彦为何要在朝会之后跟他说这番话，朝堂之上，这么剖肝沥胆的体己话是不便说出来的。
汪伯彦最后提醒道：“陛下，南迁之事须早做决断。陛下登极，大宋东山再起，又诛了张邦昌等人，前者宗泽又拘押羞辱金国使臣，如今秋高马肥，金国人极有可能再度南下，此地一马平川，金人骑兵杀过来，如何抵挡？陛下不要再犹豫了！”
赵构的确是半点都不想犹豫了，于是，南迁国策就此确定。
然而，赵构没想到的是，阻止他南迁的人，不在朝堂之上，而在市井之中。
太学生陈东三次上书赵构，指出李纲绝不可罢相，黄潜善、汪伯彦乃奸邪小人，不可任用，还建议赵构还都汴京、治兵新征、迎请二帝，其言之切直，让赵构看得额头冒汗。然而最令赵构脊背发凉的是，陈东竟然在奏章中说：“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此？”这已经是在质疑他登上大位的合法性了。
如果一个没有官职的太学生说出这种犯上的话，赵构为了体现广开言路的新政气象，或许只在心里头骂两句“狂妄无知”，督促学官把他罚入讼斋反省去也就罢了，但这个陈东却不是等闲之辈。当初渊圣皇帝也就是钦宗在位时，就是此人振臂一呼，应者数万人，竟然将朝中位高权重的蔡京、童贯等“六贼”相继拿下，死的死，贬的贬，无一幸免；又是此人，在东京被围、李纲被免相之际，率领几百名太学生于皇宫宣德门外要求恢复李纲相位，一时间，东京军民争相聚集于皇宫之外，人数达到数万，几乎已到无法收拾的地步，甚至打死内侍数十人，酿成惊天大案，钦宗十分惊惧，不得不全盘答应了陈东等人的要求。可以说，以布衣身份而撼动朝廷的，几百年来独此一人。
赵构顾不上已然退朝，把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召来，将陈东的奏章拿给他们看，两人看了一遍，见奏章中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不知赵构是什么意思，都不敢说话。
过了一会儿，赵构又给了他们一份奏章，却是抚州进士欧阳澈呈上来的，里面又把黄、汪二人一顿痛骂，力劝赵构恢复李纲相位，北上亲征，并直言新帝“纵情声色于宫帏”，不思进取。
黄、汪二人读完后，渐渐定下神来，陈东、欧阳澈二人激言政事，原本也是朝廷制度所允，但他们却犯了大忌讳，陈东质疑新帝登位的合法性，而欧阳澈更是不知从哪儿听来的消息，言语中涉及宫禁之事，实属不智。
黄潜善斟酌着该如何回话，一面要能驳斥两人奏章中所言，一面又不能让皇上认为自己被攻击了才去反驳，便小心说道：“这个欧阳澈我倒是有所耳闻，靖康年间金军南下，直逼东京时，他对人说‘我能口伐金人，强于百万之师’，还说愿意留家人在朝廷做人质，让他去出使金国，定能降服金人，接回亲王。”
“妄人！”赵构恨恨地用手指敲了敲案几，“这迂腐书生根本不懂政事之繁杂、战事之艰危，只是一味地以忠义自居，让朕逞血气之勇，这是在帮朕还是误朕？是助国还是误国？”
“陛下，臣听闻陈东又在鼓动太学生和城内军民准备再演靖康年间万人伏阙强谏之事，真要闹起来，新政初立，又逢强敌压境，怕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汪伯彦道。
黄潜善见赵构脸上忧怒交加，便大胆地将火烧向李纲，道：“当年金军进逼东京时，渊圣皇帝已经带人南下，都走出三十多里了，李纲愣是骑马把渊圣皇帝追了回来，结果呢？臣听到当时被围在城内的人提过这样一件事，说是亲眼所见，道君皇帝与渊圣皇帝被金人拘押，两人相对而坐，道君皇帝道：‘要是当初听我的主意让城南下，就不会有今日之祸了。’渊圣皇帝听完，悔恨莫及，立时号啕大哭。陛下，李纲之徒只知道空谈忠义，却不知理政治国，千头万绪，如不能从容权衡，明断形势，臣恐靖康之事重演耳！”
徽宗、钦宗被俘后的一些事，赵构多有所闻，一想到父兄的惨状，赵构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脸色也变得苍白，再也坐不住了，站起来在案几前踱了几个来回，然后神情严峻地转身问道：“此事该如何处置？”
黄潜善和汪伯彦对视了一眼，黄潜善道：“臣以为该将陈东、欧阳澈二人发配充军，以正视听。”
汪伯彦附和，并补充道：“李纲也应逐出朝廷，以断奸人之望。”
“二位以为如今是太平盛世吗？”赵构冷冷地道。
黄、汪二人没听明白，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赵构坐回龙椅，缓缓道：“方今乱世，须用重典！道君、渊圣皇帝都是贤明仁厚之君，然皆失于懦弱寡断，被奸人以忠义胁迫，进退失据，终于导致大祸。这些人见朕与两位父兄血脉相承，而且只是弱冠之年，莫非以为朕也是可欺之君？”
黄、汪二人吓得赶紧离座，跪在地上称：“陛下圣明！”
赵构叫两人平身，继续道：“朕不想做亡国之君，首先就不能做可欺之君！传旨下去，将陈东、欧阳澈二人斩首，悬头于市门，以示警诫。诸臣有再敢阻挡圣驾南迁，妄言北进定都之事者，与二人同罪！”
黄、汪二人大吃一惊，宋朝立国一百六十多年，从不因言诛杀士大夫，没想到今日却由面前这个年轻的新皇帝悍然开了先例，两人胆战心惊之余，又有几分快意：一则是陈东、欧阳澈在奏章中对自己极尽贬损之能事；二则如今应天府内暗流涌动，搞不好要翻天，如此重手整治，对于稳定局势有莫大好处，至于后面的事，两人都顾不上，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再说。
两日后，他俩的马前卒张浚又上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奏章，称谪居常州的李纲为“国贼”，并说：“纲邪险不正，崇饰浮言，足以鼓动流俗，非窜之、殛之，上无以谢宗庙，下无以谢生民，次无以严君臣之分……而常州闾阎，风俗浅薄，知有李纲而已，万一盗贼群起，藉纲为名，臣恐国家之忧，不在金人，而在萧墙之内。”
这份奏章可谓极尽言辞将李纲往死里推，于是李纲被一贬再贬，最后被贬成儋州团练副使，贬到海南岛上去了。可怜一个花甲之年的赤子老臣，奋不顾身为国谋划，却最终不得不拖着老迈之躯，赶往蛮荒之地。
建炎元年（1127年）十月初一，在接到金军侵入河间府的消息后，圣驾一行离开应天府南下，才走了不到两日，便接到江南各地传来各种坏消息，先是杭州一个叫陈通的军校发动兵变，作乱人数超过万人，他们绑架了安抚使叶梦得，还杀了转运使吴昉。秀州也发生了军校高胜、赵万为首的兵变，叛军一路从平江、常州、镇江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好不容易走到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市），又有军将孙琦等作乱，真是一路动荡不安，无一日省心。
赵构看着接连不断的告急文书，心里越发觉得自己在关键时刻做了一个正确决定，依靠这样衰败腐朽的军队北上与金人决战，岂不是痴人说梦！常言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把江南经营好了，再徐图中原，这恐怕是当今形势下的万全之策，这样想着，他的心情比在应天府时安定了不少。
唯一破坏他心情的是尚书右丞许翰上书为陈东、欧阳澈辩护：“臣与陈东都力争留用李纲，今陈东被斩，臣亦不应留在朝廷。”还为李纲辩护道，“李纲忠义英发，舍此人则无人能辅助中兴，今李纲罢相，臣留下来亦无益处。”极力请求去职。
赵构读罢，心头不禁烦躁起来，抓起朱笔在奏章上批道：“纲之忠义，较李侍郎孰多？”
李侍郎乃李若水，当时东京外城被攻破，钦宗第二次入金营谈判时，金人统帅粘罕向钦宗宣读了金国皇帝的诏书，命人剥掉钦宗帝服，另换庶人服饰，李若水舍命护驾，被金兵拖到帐外痛打，但他怒骂不止，金兵便割其舌头，李若水满口鲜血，仍含混不清地怒骂，直至被金兵刎颈而亡才停止，其视死如归，连金国人都为之瞠目感叹。
然而，当初如果不是李若水以为金人“质朴重诺”，力劝钦宗二度去金营谈判，恐怕也不会有后来的祸事，李若水忠钝有余而智计不足，最后只得一死谢君王。在赵构看来，李纲的忠义英发，跟李若水颇有类似。
赵构看着那句鲜红的批语，心里掠过一丝快意，几乎在同时，他又觉得这样说十分不妥，颇失庄重不说，更关键的是，臣子对你一片忠义，你不嘉许也就罢了，还去嘲讽，只怕会冷了众人的心。
赵构不由得长叹了口气，深感治理江山实在是天底下第一难之事，更何况这江山还破碎不堪，而治理江山中，第一难又在治人……他凝思了半晌，将那句气话涂掉，改成这样一句：“卿与众臣，何人不忠义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