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中国传统思想名著导读
中国传统思想名著概说
中国传统思想名著主要包括儒释道经典和诸子名著。所谓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三教合一，彼此贯通，无一焉而亡，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世界最大的一笔精神财富。子书则是六经以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入道见志之书，也就是通常讲的思想家的著作。
儒家的经典汇编是“十三经”，具体包括：一《周易》，二《尚书》，三《诗经》，四《周礼》，五《仪礼》，六《礼记》，七《春秋左传》，八《春秋公羊传》，九《春秋穀梁传》，十《论语》，十一《孝经》，十二《尔雅》，十三《孟子》。它们承载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与价值核心，成为儒家思想的精华荟萃。
“十三经”不是自来有之，而是长期形成的儒家经典汇编，其思想精华最早是“六经”。“六经”并非简单的六本书，而是六位中国先贤认为必不可少的教化方向。“六经”的思想以《礼记·经解》为代表，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1]
王文锦先生的译文作，孔子说：“进入一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教化就可以知晓了。国民们的为人，如果辞气温柔，性情敦厚，那是属于《诗》的教化；如果通达时政，远知古事，那是属于《书》的教化；如果心胸宽广，和易善良，那是属于《乐》的教化；如果安详沉静，推测精微，那是属于《易》的教化；如果谦恭节俭，庄重诚敬，那是属于《礼》的教化；如果善于连属文辞，排比事例，那是属于《春秋》的教化。各种教化节制失宜，掌握不妥，也容易产生各自的偏向。《诗》教的流弊在于愚昧不明，《书》教的流弊在于言过其实，《乐》教的流弊在于奢侈浪费，《易》教的流弊在于迷信害人，《礼》教的流弊在于烦苛琐细，《春秋》教的流弊在于乱加褒贬。为人既能温柔敦厚，又不愚昧不明，那就是深于《诗》教的人了；为人既能通达知远，又不言过其实，那就是深于《书》教的人了；为人既能洁静精微，又不迷信害人，那就是深于《易》教的人了；为人既能恭俭庄敬，又不烦琐苛细，那就是深于《礼》教的人了；为人既能属辞比事，又不乱加褒贬，那就是深于《春秋》教的人了。”[2]
因《乐经》亡佚，汉代只立了“五经博士”，经过汉晋唐宋，才逐渐演变为“十三经”。“十三经”量大浩繁，南宋朱熹删繁就简，编成“四书”，以理学精神加以贯串，虽然简明便学，但毕竟只是“十三经”的阶梯。《四库全书总目》将经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总目》所尊的经乃孔子手定的“五经”，而非朱熹所定的“四书”。真要掌握儒家精义，必然要通“十三经”。为有心志士求学问道计，需要稍微介绍一下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一六年）由江西巡抚阮元主持重刻的宋版《十三经注疏》，其中收录的是历代注释“十三经”的权威版本，具体是《周易正义》十卷，为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二十卷，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七十卷，汉毛公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九卷，唐玄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唐玄宗注疏的《孝经》石刻版就在今天的西安碑林。还有《尔雅注疏》十卷，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孟子注疏》十四卷，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共计四百一十六卷，十一万八千一百页。所谓注和疏都是对经文的解释，疏是在注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可谓解释之解释，所以合成注疏。
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先生对“经”的认识，因为他是站在西学角度下的国学审视，故脱去了传统保守派的迂执狭隘，具有更高的国际视野和比较眼光。
他说：无论你的爱憎好恶如何，《诗经》和《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乃人人必读之书。寅恪先生对玄学的兴趣极淡薄，他甚恶抽象空洞的理论，本人从未见他提及易经中的玄学。
再讲《春秋》，他除认为《左传》为优美的文学外，对《公羊》“三科九旨”之说很少兴趣。关于《尔雅》，他归于《说文》一类。对《孝经》，他认为是一部好书，但篇幅太小，至多只抵得过《礼记》中的一篇而已。
他很注意“三礼”，认为《周礼》是一部记载法令典章最完备的书，不论其真伪，则不可不研读，他尤其佩服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书。关于《仪礼》，寅恪先生认为“礼”与“法”为稳定社会的因素，虽然随时俗而变更，但礼之根本，则终不可废。他常提起“礼教”思想在《唐律疏议》中的地位，说这些是人人应该重视的。他认为《礼记》是儒家杂凑之书，但包含了儒家最精辟的理论。除了解释仪礼及杂论部分以外，其他所谓通论者，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坊记》等，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精釆的作品。我们不但须看书，且须要背诵。
次讲《四书》。他说，《论语》的重要性在论“仁”，此书为儒门弟子所编纂，而非孔子亲撰的、有系统的一部哲学论文。大哲学家黑格尔看了《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后，误认是一部很普通的书，尚不如西塞罗（Cicero）的《论义务》（De officiis）。寅恪先生喜欢《孟子》一书，但对孟子提到的典章制度部分及有关历史的议论，他认为多不可靠。我们这代普通的念书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寅恪先生则不然，他不仅能背诵“十三经”的大部分内容，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3]
道家是儒家之外影响最大的学派。“《易》衍儒、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与儒家相反相成，互补为用，堪称双璧。鲁迅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给许寿裳的信），英国李约瑟博士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4]对于“根柢”二字，我想可以从现实和超越两个方面加以理解：现实方面，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道家原本出自史官，对成败、存亡、祸福及古今之道看得比一般人透彻，但又不像太史公那样客观呈现史事真相，而是通过哲学抽象的方式，总结一套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形而上理论，即“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君人南面之术”。按《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圣人体道成性，清虚自守，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说明道家在政治致用当中所体现的致虚守静、有利万物而不争的自然无为特征。超越方面，道家以“道”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和终极关怀，用“道”来统摄自然、社会和人生，全面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满了辩证智慧的光芒。
道家与道教不同，前者是一种思想文化流派，后者是一种宗教，本书侧重于前者。在道家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经典。道家学说的源祖是黄帝，其思想流传至战国，形成《黄帝内经》和《黄老帛书》。《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地相应”（《灵枢·邪客》），人须顺应阴阳才能愈疾保生，阐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的法则思想，使它不仅成为最古老的医学经典，也成为重要的道家经典。《黄老帛书》盛行于汉初，本是贵族子弟的必读书籍，但后来失传。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道德经》乙本卷前的《法经》、《十六经》、《称》及《道原》四篇，引起巨大轰动。再就是老子的《道德经》、庄周的《庄子》，以及与《老》《庄》并称的贵虚尚玄的《列子》。《列子》一书的真伪至今无定论，但里面几个寓言故事——“愚公移山”、“夸父逐日”和“杞人忧天”，却脍炙人口，引人深思。与道教相关的两部经典，一为西汉蜀地严遵的《老子指归》，该书会通易老，创立了对后代道家易玄人士影响极大的以无为本、无中生有和万物自化的思想体系。二为东汉成书的《老子河上公章句》（河上公为战国时人），作者极为重视养生，并将养生等同于经世治国，身国一理。其中谈到的行气、固精和和养神三术，上承汉代黄老道家之学，下启魏晋神仙道教，为后世道教徒所重视。
佛教是世界最古老的宗教之一，由印度的释迦牟尼于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创立，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主张“众生平等”“有生皆苦”，提出苦集灭道“四圣谛”，其中的灭苦之理想境界是超脱生死的涅槃。佛教于公元一世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宣播扩散，至晋以后盛行中土，对我国的文学、艺术、哲学以及社会风俗习惯都有较深影响。自此以降，中国文化就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道、佛三家汇合的文化形态。佛教中国化后形成禅宗，对中国本土文化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教典籍浩瀚，有所谓三藏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门，佛典有经律论、大小乘之分，每部佛经又有节译、别译等多种版本。出于“阅藏知津”的考虑，杨仁山、梅吉庆以及中国佛学院都做过与儒学“十三经”相拟配的“佛教十三经”的选编本，其中最著者包括《心经》、《金刚经》、《无量寿经》、《圆觉经》、《梵网经》、《坛经》、《楞严经》、《解深密经》、《维摩诘经》、《楞伽经》、《金光明经》、《法华经》和《四十二章经》。
印度早期的佛经以上座部的小乘经典为主，经中主要阐明人生无常的佛教基本教义和远离诸欲、弃恶修善、注重心证等修证义理。后来大乘佛教发展，又因其思想内容的不同而分为空、有二宗，空宗的般若浓缩本经典就是《金刚经》和《心经》，其渊海为唐僧玄奘所译之六百卷的《大般若经》。般若空宗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条件的产物，这个条件就是“缘”，条件具备了，事物就产生（缘起）了；条件消失了，事物就消亡（缘灭）了。除此之外，世间万物都是一成不变、念念不住的过程，因此都是没有自性的，这就是所谓的“缘起有，自性空”，简称为“缘起性空”。有宗也认为外境非有，但又提倡“万法唯识”，即认为一切外法和外境都是“内识”的变现。与印度佛教不同，中国佛教的主流不在纯粹的空、有二宗，而在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心性学说）汇集交融的真如妙有思想。《法华经》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只是因为被妄念和情欲遮蔽住了（《圆觉经》），才在六道中轮回，如能即心顿悟成佛（《坛经》），了悟“心净即佛土净”的道理，就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获得《楞严经》所说的“菩提妙明元心”。
赵朴初先生曾说：“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如此之大，要搞中国古代文史哲艺术等的研究，不搞清它们与佛教的关系及所受的影响，就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不能总结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规律。”[5]可见佛教之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代表性的诸子名著可见《二十二子集注》、《诸子集成》和《新编诸子集成》。诸子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前有老子、孔子及七十子之徒，后有墨、杨、孟、庄、荀、韩之流，是各家为救时急而创立的，习惯上称为诸子百家。汉代司马谈将其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纵横、杂、农、小说四家。《隋书·经籍志》把兵书、天文、历数、五行、医方之类并归子部。《四库全书总目》则确立了子部“三教”“九流”的子学主体。子书是六经流裔，是应时而变的治世理乱之书。因此不同时期的思想实践就体现了不同的精神价值和治世方略。秦为法家思想统治时期，汉初道家黄老无为思想占据主导，汉武帝时独尊儒术，但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魏晋南北朝，道家玄学和佛学思想大放光芒。宋明为儒家理学思潮时代，近代以降中西交会、西学东渐成为新的洪趋。二十世纪是革命与改革相互交织的岁月，疾风骤雨和如油春雨的灌溉让中国步入“富而后教”的春风化雨时代，是全新的文化变奏。
[1] 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下《经解第二十六》，中华书局，2001，第727页。
[2] 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下《经解第二十六》，中华书局，2001，第727～728页。
[3] 《陈寅恪先生论文集》，台湾里仁书局，1980，第12～16页。
[4] “中国人的特性中，很多最吸引人的地方都来自道家的传统。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英〕李约瑟著《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陈立夫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86页。
[5] 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赵朴初文集》（下），华文出版社，2007，第8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