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典分工理论

实际上，在斯密之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还有17世纪的威廉·配第等人都有过对分工的经典论述，斯密的思想正是基于他之前学者的贡献综合起来的（Grogenewegen，2008）。坎南指出，斯密对分工理论的贡献，不在于他的“创造性”或“论述的完整性”，而是在于“不论在他以前还是以后，没有任何人曾经认为分工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Cannan，1929）。在斯密看来，分工几乎是作为经济进步的唯一因素（Schumpeter，1954）。因此，本章关于分工的综述从斯密定理开始，之后，杨格和斯蒂格勒对斯密定理做了进一步解释。

（一）斯密定理

根据《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前三章的观点，斯密关于分工的论述重点可以表述为两个方面（见图2-1）：分工有利于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财富增长；市场范围决定劳动分工，市场范围受运输成本和区位条件的影响。

1.分工与生产率的关系

在《国富论》中，斯密开篇指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在劳动使用过程中体现出的技能、熟练性和判断力等，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1776）。斯密引用了狄德罗（Diderot）《百科全书》中阿尔伯特（Alernbert）论“艺术”的条目关于“制针业的制造过程”说明了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制针业的分工一般被描述为18个不同的工序，是说明制造业分工的主要例子。

“第一个人抽铁丝，第二个人将其拉直，第三个人将其截断，第四个人将其一端削尖，第五个人磨光另一端以便上针头。……装针头、针头涂白、把针装进纸盒等也分别由专人完成。这样，制针被分为大约十八种不同的工序。”以这种方式进行生产，“一个只雇用十个工人的小厂，尽管机器设备条件很差，也能生产出十二磅针，以每磅中等型号针有四千枚计算，这十个人每天制造四万八千枚针，平均每人每天能制造四千八百枚。但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谁也不学做专门的业务，那么他们之中无论是谁都绝对不能制造二十枚针，也许一枚也制造不出来。”

另外，威廉·配第早在1671年还描述了纺织业和造船业的分工问题（Petty，1671）。在纺织业中，“一个人梳洗，一个人纺纱，一个人织造，一个人拉引，一个人整理，最后一个人将其压平包装，这样分工生产，与只是由单独一个人笨拙地负担全部操作相比，其成本比较低”。

对于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原因，根据斯密的综合，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第一，专注于工作的某一个方面，使每一个承担固定工序的工人的熟练程度提高；第二，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通常要损失的时间；第三，有利于促进工具或机器的发明，方便和简化了劳动，提高了个人的生产效率。

斯密（1776）将分工理论的观点应用到国际贸易理论，形成了国际贸易中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分工与贸易可以使每个国家都增加财富，并提出绝对优势的概念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

2.分工与市场范围的关系

斯密还提出了市场范围与分工的关系问题，将城市（集聚）、运输成本等与分工联系起来。斯密（1776）指出，“由于交换的意愿引起分工，所以分工的范围必然受交换能力范围的限制，换言之，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当市场很小时，没有人能得到任何鼓励去专门从事一种职业，因为不可能把自己劳动产品中所有远远超过自己需求的剩余部分进行交换”。在斯密这里，“市场范围”主要指“交换能力”。关于斯密“市场范围决定劳动分工”的观点，以往的解读往往更关注运输成本与市场范围的关系部分，而忽略了集聚（这里主要指“城市”）引起的市场扩大对分工的影响。

（1）城市（集聚）、市场范围与分工

斯密所论述的城市（集聚）对分工的促进作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色诺芬和17世纪的配第。早在古希腊时期，色诺芬就已经把分工、专业化与大城市联系起来，因为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相当大的需求，由此导致进一步的分工提高了工人们的技术。配第也认为，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所得到的主要好处来源于它所引起的制造业的改进和增长。“因为在如此大的城市中，制造业会相互影响，每个制造业将被分成尽可能多的部分，由此使每一个手工业劳动者的工作变得简单和容易。例如，在钟表制造中，如果使一人做齿轮，另一人做发条，有一人雕刻钟面，再一人做表壳，那么，与全部工作由任何一个人独立完成来比，这个钟表会更加质优价廉。”配第还表示，“专业化的好处可以通过将某一制造业集中于某一特定的地区而实现，这部分是因为，这样的集中会导致交通和运输费用的节约”（Petty，1671）。这也是关于集聚的最早表述。

基于以往的观点，斯密强调了人口密集的“城市”和人口分布疏散的“荒凉农村”在市场范围和分工方面的差异，指出，“有些种类的产业，即使是最不需要技能的一种，也只能在大城市中进行。例如，一个搬运工在其他地方就找不到工作。一个村庄甚至一个普通的集市对他来说范围都太小，不足以使他维持固定的职业。在苏格兰高地的一类荒凉农村中的独家住宅或者小村落，每个农民为了自己的家庭生存，必须是屠夫、面包师和酿酒师。……在这样的地方，即使连制钉业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工人每天就能造一千枚铁钉，而这是这个地方大约一年的需求量”（斯密，1776）。

可见，关于集聚和分工的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集聚本身就意味着更大的市场范围，集聚相对于分散的经济活动主体来说也意味着更低的运输成本。城市是集聚的一种重要形式，同时随着产业集聚（集群）现象的大规模出现，集聚对分工的促进作用已经达成共识。

（2）运输成本、市场范围与分工

斯密强调了运输成本对市场范围进而对分工的影响。受其历史背景影响，斯密的论述局限于水运。“通过水运，为每一种产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市场……正是在海岸和通航河道的两岸，各种产业自然而然的开始分工，并得到改进，这种改进常常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以后，才能推广到全国各地。”（斯密，1776）“在两地之间，如果交通比较落后，运输成本较高，那么，除了与重量相比价格非常昂贵的东西之外，没有什么其它货物从一地运往另一地，他们只能从事较少的商业活动，两地之间的分工水平也会比较低。”（斯密，1776）随着交通的发展，运输成本降低，两地之间贸易活动大幅增加，由于相互提供市场，分工水平提高，从而促进各自产业的发展。

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对于交通比较落后的“一国的内陆，不可能在长时期内为自己的大部分货物找到其他市场，除非这个国家的内陆四周有海岸和通航的大河。……在北美各殖民地，种植园经常建立在海岸或通航河流的两岸，很少有扩展到离海岸或通航河流很远的地方”。从国际范围来看，“根据可靠的记载，最早开化的国家就是那些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斯密，1776）；“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各省和中国东部的某些省份，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进也有着非常古老的历史”；而在“所有的非洲内陆，所有位于黑海和里海北面遥远的亚洲地区，像古塞西亚，即现在的鞑靼和西伯利亚，似乎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年代都处于相同的野蛮和不开化状态”（斯密，1776）。

3.评述

斯密为分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主要表现为其对分工论述的完整性以及对分工的重视。斯密的框架为后来的分工理论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创造了依据和空间，后来的学者主要从分工的经济性、分工的组织协调、对市场范围的解释等方面对分工理论进行补充研究。

关于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原因。Marglin（1974）最早对斯密提出的三个方面原因提出了疑问，指出“在从包买制度到工厂制度的转换中原料和时间的节省，比分工和专业化本身引起的时间的节省更为重要”。随着不同类型分工的发展，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已经超出了斯密的观点。杨格的观点加深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Young，1928）。当引入空间维度考虑分工问题时，这一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分工的组织与协调问题。Marglin（1974）指出，斯密忽视了发生在一个房屋（工厂）之内的分工与一些已经确立的像纺织业和机器制造业那样的行业分工之间的组织特点。包买制度会导致时间和原料的浪费，这一原因也促成了制造工厂作为一种分工组织方式的出现。这一问题也成为交易成本理论关注的重点，合理的分工组织有利于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

对市场范围的理解和解释。斯密把市场范围与交换能力等价起来，认为集聚程度和运输成本决定市场范围。斯密对市场范围的认识有待深化，这促成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杨格加深了对市场范围的认识，提出分工决定分工的杨格定理；第二，影响市场范围的因素从运输成本扩展到交易成本，这是交易成本理论的贡献，并在新兴古典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第三，集聚、市场范围与分工的观点，在区位论、产业集聚等方面得到发展。

（二）杨格定理

杨格的观点源自1928年其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F分部主席的就职演说《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Young，1928）。围绕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的命题，杨格首先批评了马歇尔“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Marshall，1890）的观点妨碍了对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的清晰认识，同时指出斯密定理“是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并从迂回生产方式和产业分化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斯密定理”（见图2-2）。

杨格首先强调了“迂回生产方式是报酬递增的主要来源”，而“迂回生产方式比其他形式的分工经济更取决于市场规模”。基于此，杨格深化了对市场范围的认识，认为市场不是作为某种产业产品的输出口，而是作为总产品的输出口，市场规模是由生产的数量决定和确定的。“……市场概念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是与贸易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活动的总和，因而它必须是一种平衡，不同的生产活动必须是成比例的。”根据这一广义的市场概念，杨格将“斯密定理”扩展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被称为“杨格定理”。

杨格还指出，产业的分化（用现代术语来讲即产业链分工的深化）是与报酬递增相联系的最重要的产业活动变迁。随着工业最终产品市场的增长，“在大部分工业领域中，在原料生产者和最终产品消费者之间所插入的专业化企业的网络越来越复杂”，[1]因而产业分化是报酬递增的媒介。杨格指出，产业分化不仅对发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势有重要作用，比如可以实现更高程度的管理专业化，而且可以发挥并不依赖于技术变化的某些自身优势，又如可以促进产业经营更合理的地理分布。“一系列产业分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要考虑某种原材料或便宜的劳动力供给地，也要考虑靠近其他产业或廉价的交通地，以及靠近人口更密集的中心。更专业的产业可以把区位优势和某些较小的折中因素更好的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从斯密到杨格，都考虑到了区域差异和地理分工。

杨格总结道，在说明斯密定理的时候需要注意三点：第一，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实现的一个基础，马歇尔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容易妨碍对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问题的清晰认识。第二，报酬递增取决于分工的发展，分工经济的重要来源是迂回生产方式的经济性。第三，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

（三）斯蒂格勒的企业功能理论

斯蒂格勒对斯密定理的解释受杨格关于产业分化观点的影响较大，可以说是对其的继承，他把企业作为功能或操作过程的集合来解释斯密定理（Stigler，1951）。企业的功能包括购买和存储原材料、将原材料转变为半成品、将半成品转变为成品、存储和销售产成品、为买主提供商业信用，等等。假设各项功能成本相互独立、每项功能的成本仅取决于该功能的产出率，那么每项功能将对应相应的成本曲线。而且，如果每项功能的产出率与最终产品的产出率之间有固定的比例关系，就可以将所有功能的成本曲线做在一张图上，各项功能成本之和就是传统的企业平均成本曲线（AC）（见图2-3）。企业中各项功能的平均成本曲线形状是不同的，有的操作过程是成本递减（报酬递增）的（如Y₁），有的操作过程是成本递增（报酬递减）的（如Y₂），还有传统的U形成本曲线（如Y₃）。

企业为什么没有放弃成本递减（报酬递增）的功能Y₁，由专业化的企业承担这些功能以获得分工的好处？对此，斯蒂格勒认为主要是在给定的时期，这些报酬递增功能的市场规模太小，不足以支持一个专业化的企业或产业。具体而言，如果产品的销售量太小，将不足以维持一个专业的销售商；副产品的产量太小，不足以维持一家专业化的加工厂；对市场信息的需求太小，不足以为此创办一家专业的商业期刊；……在产业发展的初期情况更是如此。比如，新产业对于原材料的类型或质量具有新的要求，因此只有自己来生产；它们必须自己解决在产品使用过程中的技术问题，而不能等待潜在的用户来解决；它们必须自己通过营销让客户购买自己的产品，因为无法找到专业的销售商来承担这一任务；它们必须设计专用的设备，而且常常还要自行生产；有时还需要招聘并自己培养熟练的劳动力。

随着产业的扩张，对报酬递增功能的需求会逐渐扩大，从而导致专业化的企业承担功能Y₁，本企业的AC曲线也会随Y₁成本的降低，甚至在一定规模范围内降到虚线部分。随着产业的继续扩张，提供Y₁的企业数量便会增加，所以新产业又会成为竞争性产业，而且，新产业也会以相似的方式将Y₁的一部分交给新的专业化企业去完成。比如，当新兴产业达到一定规模，某些功能就有必要转交给专业人员和专业公司来完成，如供应设备和原材料、承担产品的营销和副产品的生产，甚至是训练熟练劳动力，等等。最后，当该产业开始衰落时，那些起辅助、补充作用的分支产业也会衰落，该产业中的残存企业不得不重操旧业，承担起那些不再足以维持独立企业的功能。

斯蒂格勒利用棉纺机械产业的例子作为经验证据，与杨格印刷业的例子类似。这一产业最初作为纺织业的一部分，每家纺织厂都有一个制造和修理机器的车间。随着纺织业的发展，专业化在横向、纵向两个方向发展起来，机车制造、机械工具制造、棉纺厂的设计、直接销售等功能逐渐被分离出去。

总体来看，斯蒂格勒的观点与杨格关于产业分化的观点一致，是从企业功能角度对产业分化和报酬递增观点的进一步解释。这进一步加深了市场规模限制劳动分工的观点，并更具体地说明了分工如何随着市场规模扩大而不断深化的过程，从企业功能角度为分工理论提供了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