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创设教育：“文明开化”下的文化战力塑造

在“文明开化”政策的指导下，明治政府大办近代教育，造就科学技术的骨干力量，以实现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普及和近代化。其中，作为日本实现“富国强兵”目标重要手段的军事教育制度的创设，与“殖产兴业”的经济基础一道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 “兵学寮”[48]对士官的培养

近代的军队都是最新技术的体现者，具有独立于其他社会组织的专门特性——既是武力集团，又是教育机关。军人被要求既充当学生又从事研究，军官则既充当自己部下的指挥官，又要充当教授部下军事知识的教师。明治初期，政府决定解散旧的藩兵，以创设欧美式军队为目标，非常重视建立培养近代指挥官兼教官的干部培养学校——“兵学寮”。推行这一士官培养计划主要以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为主，其虽于1869年过世，但遗志由新任兵部大辅山县有朋和少辅川村纯义、西乡从道继承。

日本政府在维新战争期间，便解散了各藩自己的部队，并建立了归中央直管的西式军队。政府于1869年9月在大阪新设旨在从幼年和青年中培养未来军事将官的“兵学寮”，并将1868年8月在京都设立的军务官和“兵学校”（于1869年1月改名为“兵学所”）归其管辖。最开始，“兵学寮”仅拥有青年士官学生57名。于1870年1月举行正式的“兵学寮青年舍”开校仪式后，政府又于同年8月，将京都“法式传习所”拥有的被称为“河东精兵”的山口、冈山藩士等约100名学员移送到“兵学寮”，并将旧幕府的“横滨语学所”划归维新后的军务官管辖，同时将其中的35名学生移送到“兵学寮”。同年10月，政府决定模仿法国设立陆军编制，并命令军队分为大、中、小（人数比为9∶6∶3）三个序列。接着，政府又在“兵学寮”内设立了“幼年舍”，将新招入的10名幼年学生作为最初的留学人员派遣至法国学习。然后，政府于1871年4月开始募集步兵教导队的志愿者，将这批志愿者培养为军衔最低的“下士”，让他们作为最基层的训练者训练普通士兵。1872年，政府将这批志愿者划归“兵学寮”管辖，此时下士学生达到82名。就这样，“兵学寮”自成立以来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吸收各方学员，直到1872年2月，学校总人数上升到423名，士官培养制度初具规模（1872年8月，17名陆军士官学生首次被提升为代理少尉）。另外，政府于1871年11月将“兵学寮”细分为海军和陆军，并于1872年12月决定将“陆军兵学寮”转移至东京。[49]

综上可知，“兵学寮”主要具备三个培养分支——旨在培养高级士官学生的青年舍，旨在让幼年学生迅速成长起来的幼年舍，旨在培养基层下士军官的教导队。“兵学寮”自1870年正式建校以来，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培养了大量法式青年士官，这为政府于1873年施行《征兵令》扩建“六镇台”打下了足够厚实的优秀指挥队伍基础。

二 陆军炮兵的培养和陆军技术的充实

军务官在戊辰战争时期便设立了“兵器司”，其在1869年7月更名为“武库司”，另外，政府还于1870年2月创设了“造兵司”，形成了“武库司”负责兵器补给、“造兵司”负责兵器制造的体系。武库司由东京的旧幕府大炮制造所组成，造兵司由长崎制铁所的机械和技术人员组成。

为了强化上述技术人员以及培养新的技师，政府于1871年11月在大阪造兵司成立了“枪工教育厂”，首先从兵学寮青年舍的学生中选取11名学生来培养，接着于1872年将枪工教育厂移至东京并在厂内开设“诸工传习所”，继续从炮兵队和一般学生中募集人员进行培养。1872年末，“诸工传习所”的学生被分为火工科、枪工科、木工科，共计41名，1873年增加到70名，而到1876年，厂内新设锻工、铸工培育项目，总人数增加到120名，“诸工传习所”逐渐成为真正的兵器技术学校。而负责提升陆军技术的初代[50]长官是出身幕府、维新后担任过兵器司一把手的原田一道，其麾下留洋学者和技师云集。与此同时，在1872年到日本的法国陆军教师团中，鲁邦炮兵大尉和下士官共计6名人员（包括兵器、火工、大炮和蹄铁方面的教师）也被配置到造兵司中，由此形成了当时最高级的技术阵势。[51]

接下来在1875年2月，造兵司和武库司被合并为“炮兵本厂”，10月修改了相关的武官名位表，新设立炮兵科和工兵科的技术下士；“炮兵本厂”内部制定了“炮兵本厂学生概则”，将传习所作为“学生学舍”，并设立炮兵总厂和分厂。学生包括普通士兵和15～19岁的志愿者，他们学习并翻译来自西洋炮术方面的专业书，修学年限为火工科三年，其他科四年，担任士官后实习七年。另外，根据“教则表”，“本科”类别学生要学习代数、几何、制图、工业法语等通识课（火工科还增加了立体几何、弹药储藏法、工厂仓库建设法等专业课程）。至于“专科”类别学生，隶属火工科的要学习大炮弹药及管道、小枪弹药的制作等，枪工科的要学习锻造、机械和枪剑的制作，锻工科的要学习锻铁，木工科的要学习跟车类有关的大器具制造。另外，各科学生都要学习的“辅助科目”包括徒步、骑马、演习、射击等。[52]

上述便是中等工业教育、兵器技术教育、军人教育并行的炮兵总厂学生学舍的总体面貌。与此相对，当时各省的中等技术教育，较为有代表性的包括：大藏省管辖的横须贺制铁所于1870年设立的“造船学舍”，工部省以短期内培养近代职工为目的于1871年新设的“灯台寮修技学舍”和“电信寮修技学舍”，文部省于1874年2月开办的四年制的“制作学教场”。[53]

陆军的炮兵和技术人员的充实，为日本相关领导岗位培养了后备人才，他们在各镇台的建军以及后来陆军师团的扩建中，成为陆军技术牢不可破的坚实基础。[54]

三 海军干部教育制度的发展

主张优先着眼于海防的明治政府于1869年9月在东京设立了“海军操习所”，于11月将其改名为“海军兵学寮”，接着从各藩吸纳学生共计183名，于1870年1月举行正式的开学典礼。不过，因为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海军兵学寮”便颁布了“兵学寮规制”，从之前入学的新生中选取幼年学生（15～19岁）15名、壮年学生（20～25岁）28名作为国家公费重点培养的人才（另外140名学生不到一年便相继退学）。另外，海军兵学寮规定幼年学生修学时间为预科2年、本科3年，而壮年学生共计3年，毕业后则直接担任海军士官。1871年9月，海军兵学寮又分别吸纳幼年学生和壮年学生147名和53名共计200名，并在1872年8月将学制修改为幼年学生接受专科、壮年学生接受本科的教育体系。1873年，自最初的2名毕业生走上海军士官的领导岗位后，之后学校每年培养20名左右的毕业生担任海军士官。[55]

特别重要的是，日本海军于1873年7月，招聘英国海军道格拉斯中校在内的6名军官、12名下士官、16名水手共计34名成员作为“海军兵学寮”的教师团。教师团就任之初便拟定了“海军兵学寮规则”，将学生分为测量科、蒸汽机关科、运用炮术科、造船科几个专业分类。另外，教师团还规定了严格的寮（宿舍）内制度，改革之前完全以课堂为主的授课形式为课堂和实习相结合，由此基本确立了海军的士官教育制度，为之后海军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56]在西洋教师的指导下，海军兵学寮内部于1873年10月设立了机关科，于1874年5月设置海军兵学寮分校，于1878年6月设置附属机关学校，并让附属机关学校于1881年7月独立为“海军机关学校”（1895年11月，海军机关学校在横须贺重建）。

与此同时，除了培养专职作战人员，海军兵学寮还计划教育辅助作战人员。被称为海军“乘舰四文官”的军医、秘书、会计、驾驶员，比陆军提前半年，于1872年5月改为武官制。针对这几大类士官的培育，海军兵学寮首先在1873年8月设立“海军病院学舍”（于1874年改名为海军军医寮学舍，1876年改名为海军医学舍），将学生分为公费的住宿生和走读的自费生，并于1882年委托东京大学联合培养医学生。接着在1874年10月，海军兵学寮开办“海军会计学舍”，虽然在1877年9月曾一度闭校，之后又于1882年再次开设会计学舍，规定学生修学期为3年，每年大致培养10名毕业生。而有关海军的基层下士官教育，最开始被分配到水兵聚集所或练习所进行。但从1889年开始，新兵以及各兵种下士官的训练都转到各镇守府的海军团进行，训练内容包括航海、炮击、操作、水雷等各项内容。特别是对作为下士候补的普通水兵的训练，自1889年起被转到指定的“高等水兵练习舰”进行（这相当于陆军培育下士的教导团）。最后，“海军兵学寮”还注重对于普通职工的教育，即在横须贺制铁所（1871年改为造船所）造船学舍培养海军学生。1877年5月，造船学舍被改为“海军造船工学校”，专门负责培养机械工（下士）、机械师（准士官）、火夫（普通士兵）。[57]

四 天皇亲率国民军地位的确立

日本政府不仅在技能和学理上对其军队实施了文化战力塑造，其在精神上进行的文化战力塑造更在后来的战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878年8月，以出身萨摩、土佐的兵士为主体爆发了炮兵队暴动，此事虽在第二天早上便被镇压，却对政府和陆军首脑造成强烈冲击。当时的陆军卿山县有朋对破坏既定军事规则的行为深感忧虑，于是决定发表《军人训诫》，强调军人必须严格奉行忠诚、勇敢、服从这三大原则，并强调服从绝对是军队得以维系的重中之重。1879年1月，山县有朋继续发表《陆军职责》，其中强调日本帝国的陆军直属于天皇，并明确写明了平时和战时的军令事项执行要领。[58]当时太政官政府的首脑三条实美、岩仓具视也支持山县的观点，认为天皇应该亲自裁决国家大小事宜，特别是与陆海军有关的决定，并认为日本应不同于英国的立宪政体，而建立君主亲政的立宪政体。[59]之后，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又就此建议咨询陆海军卿后，最后确定以天皇作为大元帅统领所有兵马，由此决定了天皇亲临陆海军的重大演习、召见将官、确定军服、裁定军事研究的相关事宜。[60]通过贯彻天皇亲政，特别是天皇亲自统帅陆海军，以防止这一时期自由民权思想对于军队的“侵蚀”。

1882年1月4日，作为此后“奴化”军人精神基石的《军人敕谕》得以下发。通常的敕谕[61]是由太政官发布的，不过此项《军人敕谕》则是由天皇通过陆海军卿直接传达至陆海军士兵，体现了天皇亲自向军人下达“旨意”之内涵，由此也强调了天皇为“头首”、军人为“手足”的奇特国家体系。此体系要军人奉行忠诚、礼仪、武勇、信义、质朴这五大德行，并特别强调军人对天皇绝无二心，并禁止参加一切政治活动。

就这样，山县有朋感觉到了士兵对于纪律的破坏，痛感需要对军人实施精神层面的“文化塑造”或曰“精神洗脑”，于是出于保障国家实施“大陆政策”的考虑，不仅专门下发了《军人训诫》，还特别奏请天皇下发了《军人敕谕》。从文化战力塑造层面出发，日本军人对于自己是天皇亲率国民军的认知从被动理解到主动盲从，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之际，这一思想都深入每一个日本军人的骨髓。日本军人以作为天皇陛下的手足为荣，为天皇在战斗中肝脑涂地。

正是基于“文明开化”视野下的先进教育制度引进，日本陆海军内部从中高层干部到下层士官乃至普通士兵，都有机会学习最新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各种技术，这种文化战力塑造提升了在近代科技发展背景下军人所必须具有的个人素质，而当这些具备文化战力储备的个体，作为天皇子民怀抱荣誉并愿意舍弃生命为天皇而战从而集合成一股合力时，其所爆发的能量便不容小觑，最终成为日本高层实施对外侵略的“杀戮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