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赵叔孺艺术交游网络中的人际圈层

赵叔孺于辛亥后定居上海，鬻艺为生，成就斐然，又乐于交往，家中常常高朋满座，“公之寓，座客常满”[11]。由此自然成为纽结，构筑起以弟子、艺友、亲戚、乡邻、同僚、朋友及其他社会关系为不同圈层的艺术交游网络，开展创作、教育、鉴赏、品评、交流等艺术活动。据现有文献分析，赵叔孺最为常见的交游往来，主要可分为弟子、艺友和社会人士三大圈层。但此三者之间，也并非判然不可互见，既是官员又是藏家等各色人等、既是金石家又是书画家甚或还是诗人词家等各种身份的交叉重叠，也多有所见。

（一）师徒授受的交游圈层

赵叔孺艺名高扬，慕名求教、愿执弟子礼者接踵而至，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自成一系的金石书画艺术师徒授受群体，蜚声海上。赵叔孺曾率领门人于1942年在大东画厅、1944年在宁波旅沪同乡会画厅两次举办“赵氏同门金石书画展览会”，轰动艺界，社会反响热烈，显示了他在艺术教育上的卓越成就。

1.关于及门弟子的人数

《鄞县赵叔孺先生遗作展览会特刊——赵叔孺先生遗墨》收录的《赵氏同门名录》，记有60名弟子。此“名录”是目前可见的最为详细的弟子名单。其中的著名者，有陈巨来、方介堪、徐邦达、沙孟海、赵鹤琴、厉国香、张鲁庵、张雪父、应昌期、沈叔羊等人。

但是，这份“名录”也并非绝对完整和权威，当事人、时人和后人对之都有一些不同说法和补充。例如，沙孟海虽然早年在沪期间确实出入赵叔孺、吴昌硕门下学印，但他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赵叔孺的“正式门生”：“赵叔孺先生是我的同邑前辈，早年学印，曾请他指导，但非正式门生。”他同时也否认自己是吴昌硕的“正式门生”：“后来我从吴缶老问业，实际也不是正式门生。我平时不多治印，也不专师某一家，造诣至浅，没有什么成就可言。”[12]

另有研究者考证认为：“文坛前辈郑逸梅先生考证，叔孺先生欲符孔子杏坛之数，有弟子七十二人。根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几近七十人，再加上遗漏的，七十二弟子之说当属可信。”[13]也有认为：“门弟子列籍者五十余人。”[14]

由于去时已久，特别是像赵叔孺这种私人授徒的教学模式，一般没有规范的入学登记、注册程序和制度。日常教学中，既有严谨的师徒关系和严格的学习要求，又有随意性、灵活性较大的相处方式，确实很难明确界定“入门”与否，进而统计确切弟子人数。据笔者目前所知，在《赵氏同门名录》所记弟子之外，有研究者认为朱复戡、马公愚、钱君匋、吴泽、秦康祥等人也是赵叔孺的及门弟子。[15]在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所记赵叔孺七十寿辰大庆时的弟子寿金名单上，尚有方九霞银楼老板裘荫千之名。[16]如此数端，均尚待细考。

2.弟子的主要成就

赵门弟子是近代篆刻书画史上卓有成就的一个群体。弟子受业的基本情况及著名者，赵叔孺的弟子程祖麟曾有过概述：“巨来介堪二兄之篆刻，誉满艺坛，南北书画耆宿所用印，均出两兄手。而巨兄之元朱文，咸称海内第一。鲁盦兄精篆刻，收藏历代印谱甚富，刊行专册，嘉惠士林，自制鲁盦印泥及刻刀，品质精良，一时无双。邦达子燮二兄，精山水，铸古镕今，赵门中允推独步。露园兄写花卉堪埒南田，篆刻媲美丁黄。子受兄之赵书，能承衣钵，且藏历代碑帖最夥。寿伯兄平生篆刻，工而且速，有万石楼之豪名，画梅高超，似王冕。鹤琴兄之绘画书法篆刻，功力精深，惟自号藏晖，处处谦抑，意在自娱，不乐表扬，故知者尚鲜。其他同门，也各有擅长。”[17]

以其大弟子陈巨来为例，陈巨来是赵门弟子中声名最著、成就亦最高者。原名斝，字巨来，以字行，晚号安持老人，斋称安持精舍，浙江平湖人。陈氏于民国十三年（1924）拜于赵叔孺门下，为赵氏之首徒，以善刻圆朱文印称誉于时。赵叔孺曾为其印题边款称：“陈生巨来，篆书醇雅，刻印醇厚，元朱文为近代第一。”张大千、吴湖帆、溥心畲、叶恭绰等所藏国宝之收藏印，多出陈氏之手。[18]小篆细朱文到了清末民初分成两个体系。一者为相对传统的圆朱文，一者为铁线篆。前者即以赵叔孺、陈巨来师徒为代表，其艺术成就由此可见一斑。

除上述业有所成外，赵门弟子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身份多样。除专业从艺者外，尚有银行经理、钱庄阿大（如叶藜青）、名人之后（如沈钧儒之子沈叔羊）、医生（如程祖麟）、朝鲜女学生、青楼女画家、留学生等，俨然具有“有教无类”的广泛性，当然也不乏挂名弟子和附庸风雅者。

（二）艺术家间的交游圈层

作为开埠的大都市，上海市民阶层新兴，商业氛围浓厚，繁华和实利诱惑着、吸引着大批书画家来此寻找博取名利的机会。遗老遗少在此聚集，富商大贾附庸风雅，文化掮客穿梭往来，各种艺术展事迭出，艺术市场生机勃勃。出现了很多金石书画艺术团体，如贞社、海上印学社、金石画报社、海上停云书画社、绿漪艺社、寒之友社，以及上海美专、上海艺专、新华艺专、中国艺术大学等美术、艺术学校。上海渐成中国书画重镇。赵叔孺迁居上海后，潜心艺事，广交艺友，构建起一个由著名金石家、书画家、收藏家组成的具有深厚艺术造诣、高雅艺术品位和精湛艺术作品的艺术交流圈层。以其居沪时间之久、声名之响、交往之广来看，其交往艺友的人数和交游详情，远非今日所见史料所能全面呈现，只能就目前所见资料，略述如下。

1.与篆刻家、书画家的交游

赵叔孺交游较为密切且著名者中，主要以金石家名世的有罗振玉、王福盦、丁辅之、褚德彝、姚虞琴、徐文镜、王壮为、李猷等，主要以书画家名世的有张大千、吴湖帆、吴子深、陈小蝶、冯超然、李秋君、顾青瑶、商笙伯等。张大千即自称：自弱冠即好出游，足迹遍于中国，远至日韩，广交“豪杰瑰异之士”，“而旅沪往还尤密者，则鄞赵先生叔孺也”，称自己与其“为忘年之交”。[19]著名书画家、收藏家王季迁则云：“不才幸获交忘年，讲坛忝被春风足。”[20]

赵叔孺与金石家、书画家的交游，首先在于他本人篆刻、书法、绘画兼善，尤其被尊为金石学泰斗。故与这些领域的方家均有切近的创作交流。另外一个不同于一般书画家的特别之处在于当时对印章，特别是名家篆刻印章的需求。集聚于沪上的庞大的书画家群体，需要篆刻名章、闲章、肖形印等各种印章钤印画上，既为署名，更体现中国书画艺术“诗书画印”一体的审美意趣。此外，请著名篆刻家为其刻印，还是提高创作者知名度、提升作品价值、拓展市场接受度的重要手段。

2.与收藏家的交游

赵叔孺交游较为密切且著名者中，收藏家有张珩、庞元济、蒋榖孙、龚心钊、王季迁、周湘云、程霖云、陈仁涛、朱省斋、林尔卿等。

晚清民初，社会动荡，文物散出，在市场上或私人间多有流通交易。其时的上海，既汇集各色书画文物宝迹，也集聚大量收藏家，更有因之而生的造假卖假，带来了极大的鉴定需求。

赵叔孺与收藏家的交游，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他自己即为收藏名家，家中所藏金石鼎彝法书名画不乏精品。二是他长期浸润于古物世界，心摹手追，涵养出超绝的鉴赏眼光，深得时人信任。正如张大千所言：“鼎革已还，海内遗老流人名士，咸集上海，而南北所藏名迹宝墨，亦先后来萃。先生尤精鉴别，凡法绘名书，无不以得先生一言定。”[21]三是收藏家们需要在自己收到的书画作品上钤盖收藏印，对印章的需求原本就大。而像赵叔孺这样既是书画名家，又是篆刻宗师，还是鉴定的泰斗级人物，自是他们追逐的目标。在赝品充斥的书画市场上，对收藏家而言，拥有赵叔孺所刻的一方鉴藏印，甚至就是拥有了一张“护身符”和“真品”的“保证书”。此种效应的流风遗韵，其影响绵延至今。例如，今见嘉德2013年秋季拍卖会上，有林尔卿收藏的明代文嘉《庐陵各景书画册》（册页）上拍，拍卖说明之一称：“此作品经赵叔孺鉴赏，并由林尔卿题签。”说明中，还对赵叔孺做了详尽介绍推荐。林尔卿，江苏苏州人，为明华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与吴湖帆是世交，往来甚密。林尔卿每收得古书画，必请赵叔孺判其真伪。拍卖说明之三称：“此册民国时为上海藏家林尔卿所得，赵叔孺曾经借观并钤印以示尊崇。赵氏为徐邦达先生入门之师，民国初在上海以善画及鉴古而颇富盛名，周湘云、林尔卿等收得古书画每倩其判真伪。此册在赵、林审定后，又经王季迁及上海博物馆专家过目并断为真迹，王氏及上博所编书画家印鉴曾采以为文嘉款印之范式，识者宜重之。”[22]

在上海这样一个艺术与商业高度交融的现代都市里，与收藏家的交游是赵叔孺艺术交游活动中一个内涵丰富、信息量巨大、颇具艺术史研究价值的领域，颇有深入发掘史料加以专题研究的价值。

3.社会性艺术活动的参与

此类活动内容庞杂，例如各种金石书画展览、各类金石书画评审鉴定活动、民间金石书画团体雅集、艺术市场交易活动，等等。兹举两方面之例，以窥一斑。

一是参加重要评审鉴定活动。1934年，英国以敦睦中英邦交、庆祝新王加冕为由，邀请中方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1934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接受邀请并为此成立“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负责参展文物的征集、鉴定、研讨、编目等工作。11月，筹备委员会根据不同艺术门类，邀请艺术家成立各专门委员会。据当时参与此项活动的鉴定家陈定山回忆，当时参展的故宫文物，计分瓷、铜、玉、石、书、画六门，单是古画一项即有二百余件，装四十一箱。事先为此列聘专家，组织审査，共聘有庞莱臣、吴湖帆、张善孖、叶誉虎、张葱玉、徐邦达、王季迁、张君谋、狄平子、赵叔孺10人作为审查委员。获选委员的条件，均以收藏较富和有鉴赏能力者为限，画名的高下不在考虑之列，故如冯超然、吴待秋、王一亭等金石书画的知名前辈，均不在入选之列。[23]此项活动自1934年10月始，至1935年4月编定选送目录结束，历时半年。[24]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700余件主要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尚有来自中央研究院北平图书馆、河南博物馆、安徽省立图书馆等机构的文物），与其他来自欧美机构及收藏家的共计3000余件展品一起，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百灵顿堂举行了展览活动。

二是代定金石篆刻书画润例。在报刊上为自己、艺友、弟子制定作品润例，是当时风行沪上的艺术界常规。《申报》《时报》《神州国光集》《墨海潮》《民国日报》等都有刊登润例的业务，篆刻家、书画家纷纷依托公共媒介、以拜请名人代定润例的方式，作为宣传推介手段，进行自我包装，进入艺术市场，彻底突破了历史上以私人介绍为交易主渠道的局限。吴昌硕、黄宾虹、张大千、吴湖帆等著名艺术家，甚至章太炎、蔡元培、经亨颐、于右任、陈布雷、吕公望等政界人士，也多有参与。赵叔孺也不能免俗，他不但自定润例，鬻艺为生，而且与其他艺术家一起，为自己的弟子、艺友和乡邻代定润例。笔者检索《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赵叔孺曾分别与吴昌硕、吴湖帆、黄宾虹、王一亭、吴待秋、冯超然、叶恭绰、王福盦、丁辅之、马公愚、方介堪、庞元济、狄平子、谭延闿、顾麟士、商笙伯、蔡元培、朱家骅、于右任、陈宝琛、陈布雷、高野侯等各界人士一起，为童书业、谭家骏、陈巨来、陈子清、况又韩、唐肯、康和声、戴云起、谢师约等人代定润例。

例如，1929年10月26日，与庞元济、狄平子、顾麟士、冯超然、叶恭绰、吴湖帆等在《申报》为陈子清代定润例；[25]1930年7月6日，与陈宝琛、王一亭、冯君木、陈布雷等在《申报》为况又韩代定润例；[26]1931年5月16日，与于右任、蔡元培、王一亭、谭泽闿、朱家骅等在《申报》为康和声代定润例。[27]这些活动既反映了赵叔孺提携弟子后进的拳拳之心，也可见其交游的广泛性。并可从此交游圈层中，探寻一个活跃于集商业、政治、艺术、学术于一炉的海上艺坛的艺术家，如何于此繁杂网络之中平衡艺术与商业、人情、世俗的复杂关系，展开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艺术创作，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获取艺术成就，谋得艺术史上的一席之地。

上述活动之外，与篆刻家、艺术家切磋技艺、交流创作、品评古物，为朋友乡邻篆刻绘制作品都是赵叔孺艺术交游中的常见活动。例如：“九月朔，抚李龙眠《五马图》之一，吴待秋补树石，冯超然绘阗国圉者。”[28]

赵叔孺与艺术家之间广泛且频繁的交游，为他带来了艺术圈对他的高度评价。今以《鄞县赵叔孺先生遗作展览会特刊——赵叔孺先生遗墨》所载，选列以下数端，以见其在艺术界的影响。

四明赵叔孺太守，邃于金石之学，又擅写生，落墨高古，书卷之气盎然。——姚虞琴[29]

不独画马得名盛，花鸟鱼虫亦秀劲。还嗜金石缀斋头，古香古色生前賸。——王福庵[30]

先生虽以书画篆刻名海内，而专精独到，尤在金石刻。其治印，虽导源其家撝叔，旁及顽伯、牧父，然精意所注，尤在汉印，心摹手追，得其神理，寓奇诡于平正，寄超逸于醇古，非世之貌为狂怪险谲者所可望也。——张大千[31]

一老岿然起东浙，书画金石蔚三绝。……刻画能为古所难，矞皇渊雅立矩矱。——王季迁[32]

其所作书画印，渊雅宏正，瑰丽超隽，神妙独数，艺林仰之。盖其抉秦汉之骨髓，吸宋元之精华，卓然成大家者，固已。——顾青瑶[33]

（三）与社会人士间的艺术交游圈层

艺术界外，赵叔孺的社会交往也极其广泛。因其艺名炽盛，“海内硕彦，竞相倾盖论交”[34]。例如罗振玉、高振霄、高络园、高野侯、龚心钊、沈钧儒、谭延闿、况周颐、冒鹤亭、章显廷、王伯元、陈训正、张原炜、张传保、冯君木、章云龙等人，都是赵叔孺时有交游的社会人士。但因史料不足，对于赵叔孺这方面的交游情况尚难做出系统梳理。现仅就其与社会人士的艺术交往，例如艺事的创作、鉴赏、研讨等作一简述。

当时上海汇聚了前清遗老、下野军阀、皇室宗亲、致仕官员、豪绅巨贾、富商买办、洋行职员、各路寓公等各方人士。他们中间，或因家族传承、养成背景，或凭天赋禀性、旨趣喜好，或为附庸风雅、投资牟利，不乏金石书画大有所好者、巨额消费者。因此优游、结交、攀附、受教于艺术家，以雄厚的经济力量赞助、支持、帮扶艺术家，甚至包揽艺术家的全部作品，都是日日演绎着的社会常态。陈巨来就曾坦陈，日伪时期，他刻印之名方盛，前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之侄周梅泉即请他刻印。那一两年间，陈巨来几乎全为周氏一人服务。周之要求，陈无一不允，原因就在于“其润从不少付”。

赵叔孺的成名，曾得力于罗振玉丰富的社会资源。罗振玉十分欣赏赵叔孺的篆刻技艺，向日本艺术界极力推介。日本著名文士若内藤庚、长尾甲、中村不折等争相求赵治印，赵叔孺由此得以扬名于日本。此一情节，与吴昌硕在上海的成功，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兼具画家、慈善家、艺术活动家、实业家、艺术赞助人综合身份的王一亭，与日本商界、文化界关系密切，他向日本大力推介吴昌硕的画艺，由此打开吴昌硕作品的日本销路。

赵叔孺重要的艺术活动都得到过社会名流的支持与参与。例如其晚年亲友及门人为他举行的祝寿活动，都得到社会人士不同形式的襄助。1933年，赵叔孺六十寿辰庆筵举办于老北门安乐坊章显庭宅中，陈训正为他撰写寿文。章显廷，鄞县高桥田阳人，清末民初田阳章氏“显字辈”六兄弟中排行第二，毕业于上海法文书馆法文专修科，为旧交通部元老。其大哥章显达，为上海华英药房经理、上海新药业工会主席。四个弟弟均留学英、法，归国后分别在北京、南京等地的政府部门或银行任职。章显廷热衷于书画收藏，故此而与赵叔孺等沪上名家均有交往。其他如七十寿辰（1943）庆筵、七十一岁时弟子祝寿等活动，同邑乡邻张原炜、四明公所经理章云龙都有助力。在这些祝寿活动中，艺术界少长咸聚，堪称艺坛盛事，充分展示了赵叔孺的社会交往之广和影响力。

在日常生活中，也多能寻觅到这种交游的痕迹。据陈巨来回忆，壬戌年、癸亥年（1922、1923）间，沪上豪富周湘云最钦佩赵叔孺，每个星期日都会设宴宴请他。赵叔孺也不推迟，“先生必偕余同去赴席”。[35]

周湘云，祖籍鄞县，生于上海，著名的房地产商人，热衷书画收藏，藏品颇具品位。其碑帖收藏中有唐虞世南、怀素《苦笋帖》，北宋米芾，元赵孟頫，明董其昌等人作品；绘画收藏中则有元黄公望、王蒙作品，至于四王、吴、恽之下，石涛、冬心、新罗之作，难以枚计。现在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的怀素《苦笋帖》、米友仁《潇湘图》都是他的藏品，由徐森玉从周家购得。

周湘云从一个地产商而成为著名收藏家，且收得如许历代珍品，关键在于有赵叔孺等鉴定家向他推荐，为他把关、掌眼。周湘云与赵叔孺同为鄞县乡邻，具有交往的乡谊基础，容易交流走近。故其每有所得，必定要请赵叔孺过目鉴定。赵叔孺既可为同乡好友尽力，也可从中一饱眼福，练练手感、眼力，积累鉴赏经验，故也乐此不疲。

慈溪名士陈训正曾评赵叔孺的艺术成就称：“金石刻划，力追古作，靡不得其真。海内积学之士，咸推服叔孺，愿委贽纳交，惟恐失之。……生平酷好古物，所蓄古代彝器及名人制作极富，凡经鉴别，真赝立判，晚近诸名家收藏，惟叔孺一言是归。上虞罗振玉、余杭褚德彝论金石之学，咸推叔孺为第一。”[36]这种来自艺术圈外的社会性评价，可以反映赵叔孺在社会上得到的认可和时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