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砥柱中流

黑暗突然袭来

1941年1月11日，冬末一个寒冷的日子。在重庆化龙桥虎头岩《新华日报》社的饭厅里，却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

这天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纪念日，晚饭后，南方局在这里举行庆祝晚会。

正当周恩来在讲台上作报告的时候，忽然从门外走进两个年轻人来。正在参加晚会的南方局机要科长童小鹏心头一惊，他认出这是红岩嘴的机要人员。两个年轻人满头大汗，急匆匆走上前去，交给周恩来一个信封。

周恩来一眼就看到信封上的四个A，马上停止了讲话——四个A是特急电报的标志。

童小鹏多年后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周恩来拿着电文的手在微微颤抖，目光急速扫视电文内容。从电报紧急送达的情况，我们已意识到发生了重大事件，全场人的眼睛都凝神注视着他阅读电文时的神情。他看完电报，立即以愤怒和沉痛的心情向全体同志宣布，我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在皖南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围歼，伤亡惨重局势危急……”

正在这时候，饭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了！

人们顿时紧张起来。有的人甚至认为国民党已经向新四军下手，马上也要来对重庆的共产党人动武了，停电就是信号……

这时，在一片黑暗中，响起了周恩来沉着坚定的声音：

“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黑暗和光明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更主要是遇着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

不一会儿电灯亮了，原来只是临时停电。周恩来鼓励大家不要被顽固派的阴谋吓倒，要坚决粉碎他们的进攻，并且警惕顽固派进一步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

周恩来讲完话后，马上着手布置有关工作。然后，他同参加《新华日报》庆祝晚会的叶剑英、邓颖超等南方局领导人一起回到红岩嘴，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皖南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方针，部署各部门作好应变准备，起草给中央的请示报告……

把这一切忙完后，周恩来又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写信，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要张冲速报蒋介石，立即制止皖南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围歼暴行，尽快撤围让路。

第二天，《新华日报》在报道这个庆祝晚会的消息中，引述了周恩来的那段讲话，并在文内插入了一句话：

“新×军最近在向北移动中被敌寇重重包围。”

当时“敌寇”本指日本侵略者，这里借用来代指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军队，既可对付新闻检查，又表达了对屠杀新四军的刽子手的愤恨。

这是对皖南事变消息的第一次公开披露。

在这些日子里，周恩来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既要组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及社会各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又要安排地下党组织采取应变措施，保护党员和进步分子的安全。他明显地消瘦了，他原有的一累就流鼻血的老毛病也发作了。当时在南方局担任机要员的赵继回忆：

“在那难忘的日日夜夜，周副主席是我们之中最劳累、最辛苦的人，他没有准时吃过一顿饭，睡过一小时的安稳觉。累了就在坐椅上靠一会儿，饿了随便用点食品充饥。七夜没挨过床。董老曾心疼地劝他休息一会儿，哪怕一二小时也好，他却说：‘董老年纪大了，应早点睡，我把电稿拟完再休息。’”

斗智抗检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

1月17日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当局以国民政府军委会名义发布的《通令》和“军委会发言人”谈话，诬蔑新四军“抗命叛变”，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声称要将新四军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

在得知消息后，周恩来从曾家岩50号给何应钦打去电话，怒斥道：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打过电话，周恩来又驱车去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住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

周恩来回到红岩嘴时，已是深夜了。

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机关的全体共产党员，除了担任警戒和电台值班的外，都聚集在办公楼二楼的过道里等着他。

周恩来来到过道中间，在同志们焦急的凝视下，沉默了片刻，向大家报告了有关情况。他在讲完有关事变的各种消息后，压抑着满腔的悲愤，分析了形势发展的几种可能，然后坚定地说：

“我们应从最坏的可能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国民党对我们突然袭击，我们争取时间把机密文件毁完了，就准备被捕，坐牢，砍头。要是把我们抓起来了，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男同志都承认是共产党员，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要问你们党的组织情况，就说党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我们红岩和曾家岩是一个党支部，支委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支部书记是周恩来。问别的，你们一概说不知道，叫他们问支部书记，问我周恩来！”

“问我周恩来！”周恩来那因几天没有好好休息而显得有些沙哑的声音在过道上震响。

“周副主席，请放心！”

“我们一定沉着应变！”

人们纷纷表示着决心，过道里群情激昂……

周恩来炯炯的目光扫视着这些朝夕相处的战友们，语调沉重而又刚毅：

“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一定要向蒋介石交涉，尽可能争取让蒋介石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全师而归……但也要作好最坏的准备，准备牺牲。”

他的声音再一次掀起人们心中激情的风暴：

“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

随后，周恩来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

他讲的是两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周文雍和陈铁军，在十多年前的壮烈牺牲。

周文雍那时是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兼工运书记，广州起义时的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陈铁军是中共两广区委妇委委员。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俩本已安全撤离，但为了革命的需要，又被地下党组织派回广州，假扮夫妻，建立秘密机关。两人在艰苦的地下工作中朝夕相处，并肩战斗，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但是他俩都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一心为劳苦大众谋求解放，顾不上考虑个人的恋爱和婚姻。直到他俩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押赴刑场杀害的时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俩才豪迈地宣布举行婚礼，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他们婚礼的礼炮……

对这两个年轻人，周恩来都很熟悉。北伐战争开始前，他在广州就与他俩认识了。在大革命失败，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邓颖超刚生下了儿子（儿子不幸夭折了），正住在医院里养病，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是陈铁军冒险化装到医院去，向邓颖超报告了局势的变化，通知她转移……

讲完周文雍和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的故事后，周恩来又给大家念了叶剑英写的纪念方志敏的诗，号召大家向烈士学习，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

会后，周恩来正在同几个干部研究加强保密工作的问题，《新华日报》社来了几个走得气喘吁吁的工作人员，报告了一个紧急情况。

《新华日报》将在第二天发表的有关皖南事变的报道和评论，全部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检扣，而且，平时坐等报社送稿上门检查的新闻检查官，这天竟一反常态，带了一班人，赶到报社来坐等，一定要审查了将在第二天出版的报纸的大样才走。

周恩来思索片刻，斩钉截铁地说：

“这次我们必须跟顽固派斗智抗检，寸步不让！”

他吩咐报社来的同志回去告诉总编辑章汉夫，先把报版上被检扣后空出的两块地方用别的消息补上，印好几张报纸送检，把新闻检查官应付走。他要另写东西放在那两处，不送检。

然后，周恩来将满腔悲愤凝于笔端，挥笔写下了两篇著名的题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这时已是18日凌晨了。再过两天就是农历大寒。屋外夜雾弥漫，隆冬的寒气透过门窗、墙壁，渗入红岩嘴这幢简朴的办公楼里。周恩来搓了搓冻僵的手指，把题词装进信封，写上“立送汉夫同志亲收”，叫童小鹏把副官岳仁和叫起来，让他带一个警卫，从对面翻山过去，把信送交《新华日报》社，要章汉夫立即安排制版，大量印发。并组织发行力量，抢在次日各大报发行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

黎明前，当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已经回到家里放心睡大觉时，印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已经开始送往读者手中。等到国民党方面发现，已经晚了，这一期“违检”的《新华日报》已经传遍了陪都重庆的大街小巷，周恩来这短短25字的题词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揭穿了皖南事变的真相，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最强烈抗议。

据当时出版的《解放》周刊1941年第129期上的《山城杂色》一文报道，这天的《新华日报》因遭到查禁反面被人们视为至宝，“黑市价”涨到了30块钱一张，“甚至某个英国人要看当天的《新华日报》，竟出到80块钱才买到一张。据说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就在这一天，周恩来又组织了另一次有力的反击。在曾家岩50号，由叶剑英主持，南方局军事组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逐条批驳了军委会通令和军委会发言人谈话。周恩来审定后，指示印成传单，大量散发到各界人士及各国驻华使节、记者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严峻关头的历史性决策

1月21日，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突然被当地警备司令部查封，并捕走交通站工作人员8人，没收一切资材……

1月22日，被国民政府军委会下令撤销的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及家属撤至重庆，准备转赴延安……

乌云翻滚，危机四伏……

这时，一个有关南方局的去留和中共是否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坚持公开合法斗争的问题，严峻地摆到了周恩来面前。

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两次电示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指出：皖南事变证明国民党准备破裂，你们在重庆环境日险，应立即设法借故离重庆返延安，重庆办事处干部也分批回延，仅留几个人应付局面。应通知同情分子分批向香港及南洋转移，并资助其旅费。《新华日报》应缩小，日出半张，报馆干部亦需撤退。

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并得到通过，决定撤销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中央书记处电示南方局，指出各办事处已失去存在的可能与意义，决定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时间离开重庆；非党干部迅速向南洋国外撤退；一切资财的运输，以不妨碍干部的撤退为原则……

1月2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们是只有和蒋介石对立一途，没有别的路走，你们应迅即回延。

短短几天之内，中央数次电示：立即设法借故离重庆返延安；于最短时间离开重庆；迅即回延……口气越来越急迫。

——更何况，前面已经有了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不听从中央的再三电示，迟迟不下决心让新四军北移，以致招致惨祸的前车之鉴！

周恩来是一向以遵守组织纪律、服从上级决定著称的。

然而，在这严峻的时刻，甚至是有关他个人生死安危的关头，他却没有简单地表示服从中央决定，离开这个危险之地。

他在他的房间里召开了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的紧急会议，商讨去留问题。经过仔细分析，大家认为时局的发展仍然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二是国民党尚有顾虑，还不敢贸然全面反共，国共仍维持抗日合作关系。从周恩来等人在数日奔走中所掌握的情况看，出现第二种局面还是有可能的。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此时难以离开。周恩来断然说：

“我要坚持到最后！”

要坚持到最后，就意味着要准备牺牲。

当年有一个在周恩来单线领导下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陈乃昌，十分担忧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在重庆的处境，一次，他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周恩来提到在1933年就被德国法西斯当局逮捕了的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说台尔曼随时有可能被杀害。陈乃昌就汇报了他从国民党上层人士口中获知的一些威胁周恩来安全的传言，十分忧虑地说：

“台尔曼的遭遇应引为我们党万分的警惕。”

周恩来听了，缓缓说道：

“我们更需要的是许许多多台尔曼式人物的继起呀！”

周恩来已经把个人生死完全置之度外。

为了留在重庆坚持战斗，周恩来向中央进行了反复陈说。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说：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出于对蒋介石血腥屠杀新四军的无比愤慨，一度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又只强调了坏转的一面，认为国共的全面破裂已经开始，中共与蒋之合作已经完结……”几天后才“放弃了一度产生的偏激认识”。

但是，胡乔木只提到刘少奇的建议使毛泽东改变了想法。实际上，周恩来的反复陈说，据理力争，显然应该是促使毛泽东改变想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1月2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同意他的“逐步撤退”的办法。

1月2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希望他们努力奋斗。并鼓励他们说：光明就在前面，黑暗总会过去，全国全世界人民都是援助我们的。

历史证明，周恩来坚持不撤离重庆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在当时，要作出这样的决定，不仅需要有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大无畏气概，而且需要有为整个抗日大局着想的胸襟和对复杂局势的审视和驾驭的能力。

周恩来坚持留在重庆，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决策保存了中共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保存了国共联系的主渠道，也保住了团结抗战的局面和中共在国统区的合法战斗阵地，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

胜利大撤退的卓越组织者

尽管周恩来自己决心在重庆坚持到最后，但作为中共领导人，作为大后方中共组织的最高决策者和指挥者，为了准备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更大迫害，他仍精心部署了一部分工作人员和党外进步人士的撤退。

当时需要撤退的人很多，《新华日报》原有工作人员200多人，就要撤退一半以上。除去南方局下属的一些工作人员及地下党员外，需要撤退的还有一些共产党外的进步人士。在那时险恶的环境中进行撤退，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

因此，周恩来不仅对撤退工作进行了周密细致的部署，他还亲自审查名册，推敲每一个细节。对于就地疏散的人员，他要认真了解他们的经历、特长和短处，疏散的去向，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到达落脚点的证明，甚至遇到盘查时的答话，逐一询问，随时提出他所发现的漏洞和改进意见。对有条件通过社会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区找到职业，甚至进入国民党军队、政府及其党部机关工作的，他还要对他们反复叮嘱，说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重要意义，要求他们注意“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教育他们在复杂的环境中要“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那些日子里，周恩来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开会，有时连续开几个晚上。或者是上半夜改稿子，写文章，下半夜作审查撤退人员的工作。一个一个地审查下来，往往要忙到第二天清晨。这时，他简单洗一下脸，便又匆匆进城去会客了。

当时在《新华日报》和南方局文委工作的翻译家戈宝权回忆说，周恩来亲自布置疏散工作，“细致得不得了”。考虑到戈宝权搞翻译工作，需要接触外文报刊书籍，周恩来特地安排他撤退到香港去，并且嘱咐说：

“你买好了衣服，穿给我看看。”

戈宝权走之前，到曾家岩50号去，把买的一套衣衫穿给周恩来看。周恩来看后说好，又仔细地叮咛说：

“路上不要戴眼镜，以防人家看出你是个知识分子。”

作家沙汀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过书，又随贺龙领导的八路军一二〇师到过抗日前线采访，到重庆后，担任南方局与文艺家之间的联络工作，属于上了国民党特务“黑名单”的人。当他决定撤回在川西的故乡安县去隐蔽后，到曾家岩50号去向南方局文化组长徐冰汇报。徐冰详细地问起了他在家乡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当地的政治情况，然后催促说：

“决定了，就赶快动身吧！因为你们老不动身，恩来同志这一向觉都睡不好啊！”

作家胡风本来不愿意撤走，他愤激地对周恩来说：

“国民党在政治上失败了，我们正应该在重庆和他顶，他如捕人，就会更加重他在政治上的失败！”

周恩来对他说，撤退固然是为了保存干部，但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积极意义，就是向国民党表示抗议。耐心地说服了胡风。

对胡风一家人的去向，周恩来也作了细心的考虑。胡风的妻子梅志想去延安，不仅因为想到革命环境去过新生活，还因为到了延安，他们的两个孩子就可以进托儿所，她也可以工作，胡风就不必为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发愁了。但胡风因为与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主管中共全党文化工作的周扬曾有过不愉快的矛盾，心存顾虑（不久前周扬来函邀他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就被他拒绝了），便说一切都由周副主席安排吧。

周恩来同胡风谈话时，问他到延安去好不好，他说：

“当然好啊！”

但周恩来考虑了一下，仍说：

“还是到香港去吧。”

胡风下一次去曾家岩50号时，周恩来给了他一张七星岗莫斯科餐厅某职员去香港办货的假旅行证明，还吩咐他，到柳州后找何家槐，以取得沿途上的照应。到香港后听从廖承志的领导。

为了不让胡风把撤退看作是“逃跑”，坚定去香港的决心，周恩来还特地给他看了一张报道日本共产党被破获的报纸，要他到香港后，由廖承志安排到南洋去，在日本侨民中找找日本共产党的关系。胡风当时认为这是周恩来要他去香港的主要原因，是不能推辞的。后来到了香港，他才发现这并非是要他完成的特别任务。

临行前的一夜，胡风将一大包书送到周恩来那里去寄放。深夜，胡风已睡下了，周恩来才忙完了工作回来，轻轻地叫醒他，说：

“来晚了很抱歉。”

说着，周恩来交给胡风100元美钞和若干法币，还说：“可惜港币没有了。”

周恩来走的时候，同胡风握了握手，还轻轻地给他掖了掖被子。

为了打开一条由重庆经过上海到达新四军驻地的撤退路线，周恩来选派了洛辛、张锐等从事音乐工作的青年共产党员，和他们一起研究路线，研究如何摆脱敌人跟踪，如何在上海找到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等具体问题。

这几个青年历尽艰险，经过三个多月的跋涉，终于到达新四军驻地。当报告他们安全到达的电报发来时，周恩来松了一口气，高兴地说：

“路总是人走出来的！”

最后一批撤往延安的人员有200多人，其中有南方局干部，有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的地下工作干部，还有进步文化人。他们全部用十八集团军人员的军衔、符号、臂章，搭乘六辆卡车，组成一个车队。

出发前的晚上，周恩来细致地审查了准备工作，对沿途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对付的办法，都一一作了详细交代，并要求每过一个检查站，都要来信告之，到达延安，即来电报。

把一切嘱咐完毕，已是深夜。周恩来要负责带队的廖似光第二天走之前再来一下。廖似光是从事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的南方局干部，她的丈夫凯丰原是南方局常务委员，已奉命先期撤回延安。

第二天清早，车队要出发了。廖似光按照周恩来的吩咐，走到他的房间门前。想要敲门，又犹豫了。她不知周恩来昨晚何时才睡下，怕这时敲门会影响了他的休息。谁知她的脚步声刚停下来，屋里就响起了周恩来的招呼声：

“似光进来呀！”

廖似光推门进去，看见周恩来正在等着她，那注视着她的炯炯目光里没有一丝疲惫的神情。真不知周恩来是早已起来了，还是根本就没有睡下！

周恩来同她告别时，紧握着她的手坚定地说：

“你回到延安，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

廖似光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说：“一定遵嘱照办，请副主席多多保重！”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周恩来在这一场重大斗争中，始终屹立在第一线，成为陪都重庆漫天迷雾中一盏耀眼的明灯。

《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回忆说：“在那时候，同志们也就经常这样说，‘在工作中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

南方局机要科长童小鹏回忆说：“当时我们坚持在红岩工作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