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神话

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的人类社会，反复出现一种奇怪的点图案。图案中，点的数量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是六个圆点，紧凑地排列成一条四点线和一条两点线。从纳瓦霍部落葫芦拨浪鼓上的小洞，到西伯利亚萨满鼓上的绘画，这种装饰图案在偏远部落中随处可见，甚至还出现在日本汽车制造商斯巴鲁的标志上。

无一例外，这些圆点代表夜空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昴星团。这六七颗恒星（具体数目取决于观测条件）出现在太阳每年穿过天空的路径（即黄道）附近，很多神话传说中都有关于它们的描述。在切罗基（Cherokee）神话中，它们是迷路的孩子。在维京人眼中，它们是女神弗雷娅（Freyja）的母鸡。它们是金牛座（Taurus）的一个显著部分，位于牛肩上方，与突出的牛角、明亮的牛眼（红巨星毕宿五）和毕星团形成牛面部的“V”字。

六点图案的频繁出现揭示了昴星团在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反映出人类用艺术捕捉星空特征的共同渴望，而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六点图案堪称一部非人力可及的神作。法国西南部的拉斯科（Lascaux）洞穴以其丰富的旧石器时代艺术闻名于世，据称那里的动物绘画和雕刻来自人类的黎明时期，拥有两万年的历史。几十年来，学者们一直在争论拉斯科洞穴艺术的含义，而与此同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洞穴入口通道的洞顶上有六个与昴星团完美匹配的圆点，它们被整齐划一地涂成赭红色，飘浮在一头雄伟的原牛肩上。

《18号公牛》长5.2米，是拉斯科洞穴最大或许也是最容易辨认的画作。人们早就注意到它有一处特征，与现代金牛座惊人地相似——牛面部呈“V”字形排列的圆点，但这个特征从未载入旅游指南，也很少进入主流考古学家的研究视野。金牛座是人类最早描述的星座之一，有关金牛座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近3 000年前的古巴比伦祭司天文学家。在他们眼中，昴星团是一头天空神牛的背鬃，但它会不会是拉斯科洞穴原始狩猎采集者发明的星空图呢？这个想法根本谈不上对错，因为学界从来没有严肃地讨论过。

过去几年，人类学、神话学和天文学领域的专家主张对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技能和神话故事的持久影响进行一次彻底的再评估。本书意在探索人类与群星的关系史，那就让我们从《18号公牛》的秘密开始，看一看拉斯科洞穴艺术家是否真的有画出星座的能力，问一问他们为什么如此关注天空。这次探索之旅会把我们带到人类原初宇宙观的中心，让我们感受古人类想象、记忆、解释和表现宇宙的能力。他们所见识的宇宙至今仍在塑造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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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12日，十七岁的学徒技工马塞尔·拉维达（Marcel Ravidat）和三个朋友走进法国西南部蒙蒂尼亚克（Montignac）村附近的山丘群。据村里的传说讲，山丘群下有一些洞穴，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处决潮中，附近的庄园主阿贝·拉布鲁斯（Abbé Labrousse）就藏在其中一个洞穴里，拉维达想去看看那些洞穴里有没有宝藏。早在几天前，他已经在地上挖了一个颇有希望的洞，现在他带着刀，拿上一盏用油泵和绳子临时做成的灯，打算一挖到底。

拉维达挖好的洞位于一片松柏环绕、灌木丛生的洼地，通向一个狭窄、近乎直上直下的竖井。他和朋友们将洞口边上的树枝和一头驴的残骸清开，徒手把洞口扩到三十厘米宽，然后往井里扔了几块石头。令他们惊讶的是，石头滚动的声音持续了很久。想必这片荆棘中一定藏着什么大秘密。

几个人里面，拉维达年纪最大，体格最壮，他大头朝下钻了进去，在泥土里蠕动了几米，最后落在一个圆锥形的黏土和石头堆上。他把灯点亮，可不小心失去了平衡，一路滑到井底，掉到一条大约二十米长的地道里。随即，他召唤几个同伴下来。

他们在一片漆黑中穿过石灰岩洞穴，避开地上的浅水坑，最终来到一条狭窄的通道，高高的洞顶宛如大教堂的拱顶。直到此时，拉维达才把灯举起来。他们梦寐以求的宝藏就在眼前——白色洞壁上生机勃勃的岩画。两万年来，第一次有人看到了人类诞生之时的世界。

他们最先注意到一些彩色线条和奇怪的几何符号，后来当他们把灯拿到别处时，又看到了几种动物：身披黑色鬃毛的黄金色的马比比皆是，此外还有黑红相间的公牛、野山羊和一头怒吼的带角雄鹿。成群的动物顺着洞壁向上攀爬，从洞顶呼啸而过，有些动物轮廓分明、五色斑斓，有些动物则如鬼魅般朦胧。他们当时并不清楚此次发现的全部意义，但他们知道，这是一处特别的所在。几个人在摇曳的灯光下欢呼雀跃。

拉斯科洞穴以附近的庄园命名，现在被誉为历史上最壮观的考古发现之一。约4.5万年前，地球处在末次冰期，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首次从非洲向欧洲迁移，于3.7万—1.1万年前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留下了几百个这样的洞穴遗址。这段时期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当时人类所使用的石器命名，见证了人类创造力的一次大爆发。我们在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地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岩画，所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岩画起源于更早时期的非洲。拉斯科洞穴共有近2 000幅绘画和雕刻，图案精细复杂，保存完好，是岩画艺术的绝佳代表。

拉斯科洞穴艺术家使用植物制成的毛刷和毛签、铁锰矿颜料、高岭土和木炭棒，在深入洞穴100米的通道和石室里作画。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得以对史前人类的思想有了一份难得而又难忘的洞见。这些早期人类是谁？他们关心什么？是什么促使他们进行艺术创作？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成为人类？

随后几十年，学者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最早有人认为，这些神秘形象只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装饰，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也有人认为，画上的动物代表不同的氏族，画作则表现了氏族之间的战争与联盟。还有人认为，这些画是魔法咒语，帮助远古人提高狩猎成功率和驱除恶灵。20世纪60年代，学者用统计学方法记录不同类型的形象在洞穴中的分布，从中得出规律并围绕这些规律构建理论，比如马和野牛象征男性和女性。

诺贝尔·奥茹拉（Norbert Aujoulat）或许比其他人更了解拉斯科洞穴艺术。他是一名洞穴爱好者，自称“地下人”，动辄消失几天，独自一人到法国山区远足，曾参与发现了几十个地下墓穴。他永远忘不了1970年冬天的一个下午，那是他第一次来到拉斯科洞穴。拉斯科洞穴自发现后对公众开放了一阵子，但后来关闭了，因为每天成千上万的游客呼出的气息、携带的细菌，都在破坏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奥茹拉当时是一名二十四岁的学生，参加了由雅克·马萨尔（Jacques Marsal）组织的一次私人旅行，而马萨尔正是三十年前拉斯科洞穴的四名发现者之一。

为一睹拉斯科洞穴岩画，马萨尔带着众人走下一个斜坡，穿过一连串出于安全目的修建的石衬砌通道和门，这让奥茹拉有一种接近神庙圣所的感觉。最后一扇门是厚重的青铜门，以磨制石头做了装饰。奥茹拉花了半小时探索那扇门背后的宝藏，而他的人生方向从此改变。门后那股扑面而来的人类存在感令他迷惑不解，面对这种跨越千万年的强烈存在感，他把目光投向这些岩画的创作原因和创作方式。

奥茹拉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解开谜团。1988年，作为法国文化部洞穴艺术分部的负责人，他开始研究拉斯科洞穴，从洞穴入口通道顶部的巨原牛，到后堂里密集纠缠的雕刻，这项研究持续了十年之久，意义非凡。其他学者专注于画作本身，奥茹拉则从自然科学家的角度出发，审视和研究拉斯科洞穴的方方面面，比如在地质学上研究石灰岩，在生物学上研究岩画上的动物。他得出的结论是，所有人都漏掉了一个关键点——时间。

奥茹拉研究了马、原牛和雄鹿叠画的情况，发现作画人总是先画马，再画原牛，最后画雄鹿。更重要的是，画中的三种动物总是带着与每年特定时节相对应的特征：马是厚皮长尾的冬末马，原牛是夏季的原牛，雄鹿是鹿角突出的秋季鹿。对每种动物来说，那是它们在交配季节的样貌。

奥茹拉在2005年出版的《拉斯科洞穴：运动、空间与时间》（Lascaux: Movement, Space, and Time）一书中阐述了他的发现。他认为，拉斯科洞穴展示了重要动物的生育周期，是一处精神圣所，象征着生命的创造与永恒的规律，而岩画所体现的繁衍周期不只是地球周期，还与动物和天气相关。可以说，拉斯科洞穴岩画所触及的是整个宇宙。

当然，旧石器时代的周年生息繁衍都反映在恒星周期上，所有季节都以太阳的天空路径和夜空中星座的出现为标志。奥茹拉认为，这是拉斯科洞穴艺术家的视觉中心，他们用绘画和雕刻展现生物时间与宇宙时间如何交织在一起。奥茹拉把带有悬墙和洞顶岩画的拉斯科洞穴比作“天穹”，并且提出画中的动物不在地上，而是在天上。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画中的动物看起来总是飘浮无着，呈现出各种角度，没有任何基线，甚至于有些动物的蹄子都是悬空的。如果奥茹拉的想法是对的，那么拉斯科洞穴的宇宙学意义与其生物学意义同等重要。拉斯科洞穴的远古艺术家不是在临摹周遭的环境，而是将与其存在息息相关的天地万物变化汇集在他们的绘画中。你可以把这些岩画看作一支宇宙颂歌，承载着人类对宇宙本质和生命起源的最初思考。

奥茹拉是法国学术界的核心人物，他的著作影响巨大，但即使如此，也很少有人讨论他对拉斯科洞穴的看法。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考古学家更倾向于认为，这些岩画是对大自然的歌颂，而不是对天空的想象。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奥茹拉还不够大胆：其实，拉斯科洞穴艺术家不是简单地想象天上的动物，他们是在绘制星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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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法国史前学家马塞尔·博杜安（Marcel Baudouin）在法国中北部的贝讷（Beynes）偶然发现了一块阴茎形状的海绵化石，化石表面覆盖着一层鲜红的氧化膜，上面有些地方被刻意凿掉，形成一组黄点，呈马蹄形排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艺术！”博杜安兴奋地写道。他在其论文《大熊座与天空阴茎》（The Great Bear and the Phallus of Heaven）中阐述了一个观点：这组蹄形点与北天星座大熊座（Ursa Major）匹配，其中大一些的圆点代表更亮的恒星。

虽然无法确定这组蹄形点的雕刻时间，博杜安还是得出结论说，它们是在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形成的。由于地球自转，北半球可见的恒星看起来总是围绕地球北极正上方天空的一个固定点（现称北天极）旋转。他认为，这块化石意在将北天极描绘成一个天空阴茎，而那些圆点代表在北天极附近，围绕北天极旋转的大熊座。

博杜安是最早在史前艺术中看到星空的人之一。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包括博杜安在内的几位学者在法国南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地发掘出一些石碑和洞穴墙壁，他们报告说这些石碑和洞壁上的阴刻（称为“杯印”）里有星座图案。这种说法无从证实，现在已经基本上被遗忘了，但几十年后，美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马沙克（Alexander Marshack）在1972年出版的力作《文明的根源》（The Roots of Civilization）一书，令旧石器时代天文学的概念得以普及。

马沙克用显微镜观察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在碎骨上留下的痕迹。他首先研究的是法国多尔多涅（Dordogne）地区布朗夏尔（Blanchard）岩屋里一块3万年前的骨头。骨头的一面刻着69个呈蛇形排列的圆形或月牙形凹坑。马沙克指出，这些凹坑包含24种不同类型的笔画，这表明它们是在24个不同场合一笔一笔刻上去的。这不是简单的涂鸦，一定是有人在跟踪记录着什么——马沙克认为是月相。他研究了很多刻在骨头、石块和鹿角上的类似图案，并且认为这些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在定期追踪天空，用阴历标记时间的流逝。

虽然马沙克关于末次冰期天文学的观点没有得到证实，但随着学术界对这个观点的态度严肃起来，研究人员很快再次来到拉斯科洞穴，试图寻找史前星座图。1984年，在慕尼黑大学读书的德国天文学家迈克尔·拉彭格吕克（Michael Rappenglück）参加了一次讲座，那是他第一次听说拉斯科洞穴岩画中可能有星空图。他说自己“被迷住了”，后来一直研究这个课题。拉彭格吕克现任德国吉尔希成人教育中心和天文台主任，还曾任欧洲文化天文学学会主席。

拉彭格吕克研究的场景之一正是《18号公牛》。这里需要考虑到的是，由于地球自转轴在轻微摆动，所以经年累月后星座在天空中的位置会发生变化，另外，个别恒星还有自己的运行轨迹。因此，为了检验这幅画与金牛座和昴星团的匹配度，拉彭格吕克计算出约2万年前这些恒星的位置，然后将它们与岩画的照片比对。他发现，在2万年前，昴星团略高于金牛座的牛背，毕宿五（即牛眼）被毕星团包裹起来的现象也更明显，看上去比今天的星空更接近这幅画。

他认为这不是巧合，并且提出金牛座起源于一个更古老的恒星群，我们暂且称其为“原牛座”（Aurochs），名称源于末次冰期人类所猎捕的一种巨牛。金牛座曾经呈一头完整的公牛形状，但在后来的几百年间失去了牛前腿，空出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新的星座——白羊座。

拉彭格吕克用人类学证据支持他的观点。他指出，纵观人类历史，各个社会都把昴星团当作日历使用。恒星每晚围绕南北天极旋转，而因为地球同时也在围绕太阳运行，所以恒星也跟随地球进行周年运动，不同的恒星和星座在一年的特定时间“升起”（黎明时分从地平线露出）和“落下”（黄昏时分从视野中消失）。昴星团在天空中十分显著且靠近黄道，特别适合用来标记季节。

今天，从立陶宛到马里再到安第斯山脉的各个农耕部落，仍然根据昴星团的能见度标记农历年。布莱克福特（Blackfoot）族等美洲土著人传统上将他们的生活与这些恒星和美洲野牛的生命周期同步。例如，当昴星团落下，狩猎的时候就到了。提顿苏（Teton Sioux）族和夏延（Cheyenne）族甚至用美洲野牛的生命周期给月份起名字，比如11月是“母牛受精时的月亮”，1月是“年轻野牛皮毛变色时的月亮”。

拉彭格吕克认为，拉斯科洞穴艺术家编制了一个星历，用昴星团标志原牛生命周期中的关键时刻。他计算出，在《18号公牛》的创作时期，昴星团在10月中旬日出前出现，于次年春季伊始到达其天空轨迹的至高点，最后在8月底消失，可见昴星团的出没与原牛的形象联系起来。春季，拉斯科洞穴附近山顶的西方天空中赫然出现一只巨兽，赤红的单眼闪闪发光，毛发熠熠生辉，牛角看似随时准备发力，把银河抛向远方。

拉彭格吕克在其他洞穴也发现了潜在的天文联系。阿尔代什（Ardèche）的狮首洞穴（Tête-du-Lion）有一幅原牛画作，比《18号公牛》早将近4 000年，画中的牛身上有七个圆点，拉彭格吕克认为它们可能代表昴星团。在西班牙桑坦德（Santander）的卡斯蒂略（El Castillo）洞穴岩画上，有七个赭色圆盘，年代在公元前1.2万—前1.1万年，排成一条向下的曲线，靠近一串绵延五米、极其醒目的红色手印画。

拉彭格吕克计算出当时的星空图并得出结论：这些圆点与北冕座基本吻合，旁边的红色手印画可能代表银河。正如旧石器时代的北极星总是围绕北天极旋转，公元前1.2万年的北冕座从不落下，因此它对于标记北方很重要。与昴星团一样，北冕座也经常出现在神话中。在一则凯尔特神话中，它是恒星女神阿丽安霍德（Arianrhod）的冰城堡，坐落在北方天空一座神奇的旋转岛上。这则神话能不能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呢？

怀疑者坚持认为这些观点永远无法得到证实，因为在欧洲史前洞穴里，圆点图案比比皆是，而天上的星星成千上万，可能的组合不计其数。但也有人认为，若非刻意为之，如何会有《18号公牛》这样的惊天巧合。再说，将旧石器时代洞穴与群星神话联系起来的做法，并不是拉彭格吕克的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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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分布于世界各地、彼此毫无关联的文化中，会流传着相似的神话呢？这是一个长期未解的谜题。例如，世界各地的宇宙狩猎（Cosmic Hunt）故事大同小异，不外乎是讲动物在猎人的追赶下奔向天空，变成星座，只不过故事的主角——星座、猎人和猎物——各不相同而已。

在希腊神话中，宙斯诱骗女神阿耳忒弥斯的同伴卡利斯托公主放弃贞洁，为他生下阿卡斯，愤怒的阿耳忒弥斯把卡利斯托变成了熊。阿卡斯长大后成了猎人，险些用长矛刺死自己的母亲。后来宙斯介入，把卡利斯托变成大熊座，又把阿卡斯变成小熊座陪伴在母亲身旁。

美国东北部的易洛魁族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三个猎人弄伤了一头熊，他们循着秋叶上的血渍一路追到天上，最后跟熊一起变成了大熊座。在西伯利亚楚科奇，猎户座是追逐驯鹿（即仙后座）的猎人，而对邻近的芬兰-乌戈尔（Finno-Ugric）族来说，猎物是一只麋鹿。

法国考古学家和统计学家朱利安·迪伊（Julien d’Huy）借用系统发育学原理探索宇宙狩猎故事的起源。系统发育学可以比较物种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序列，从而得出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生物学家使用计算机软件分析DNA的相似点和不同点，构建家谱以显示物种之间最可能的亲缘关系。迪伊研究神话的方法与此类似。

迪伊分析了世界各地47个宇宙狩猎故事，从中抽出93个独立单元，称为“神话素”，比如“这是一只草食动物”“神把这只动物变成了星座”等。他对每个神话是否含有某个神话素进行编码，含有记作“1”，不含记作“0”，如此得出一个由0和1组成的字符串，然后用系统发育学软件进行比较，构建出最可能的家谱。2016年，他发表了研究结果：宇宙狩猎故事起源于欧亚大陆北部，之后其中一支扩散到西欧，另一支随人类经由俄罗斯东端与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陆桥传到北美。这意味着故事的源头必定要追溯到距今约1.5万年之前，因为白令陆桥在那之后没入了海底。

迪伊总结说，旧石器时代的原始版本可能讲述了一个孤独的猎人追逐一只麋鹿的故事。猎人穷追不舍，追到天上，麋鹿在临死之际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北斗七星（大熊座的尾巴和胁腹）。在旧石器时代，麋鹿是欧亚大陆北方森林中占支配地位的哺乳动物，对人类狩猎至关重要，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它们具有非同一般的文化意义。2017年，一项以爱沙尼亚出土的数百个动物牙齿垂饰为对象的研究发现，麋鹿是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公元前8900—前1800年）最常见的哺乳动物，之后才慢慢让位给熊。宇宙狩猎故事扩散到世界各地，世代相传，不同民族将故事的主角换成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动物和星座。

迪伊分析的其他神话故事似乎可以追溯到更早的4万多年前，也就是第一批人类走出非洲的时候。他编撰了“原始神话”的内核（所谓原始神话，是他认定早期人类向北、向东迁移时带走的神话故事），但这些故事并非都涉及恒星，例如有的故事里有龙，也就是会飞的有角巨蛇，能变成彩虹，还能呼风唤雨。有些故事确实提到了昴星团，通常是一个女人或一群女人，与猎户座的男人对应。银河在故事里要么是一条河流，要么是一条亡者之路。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讲述的群星神话不仅是故事，也是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迪伊将群星神话称为“对人类祖先的精神世界的窥视”。这些神话并没有将昴星团和原牛直接联系起来，但与拉斯科洞穴岩画一样，它们生动地描述了那些铭刻于天空的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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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加州的印第安原住民楚玛什（Chumash）族来说，宇宙是一个巨渊，其上悬浮着三个圆盘状的世界。底部是下界，邪恶的畸形生物生活在此界。往上是人类生活的中界，由两条巨蛇支撑，巨蛇移动会引发地震。再往上，一只雄鹰托起上界，雄鹰扇动翅膀会引起月相变化。

在楚玛什人的宇宙中，主宰者太阳是个老鳏夫，住在上界的石英水晶屋，啖食人肉，白天擎着火把，全身赤裸，头缠一条翎带，穿过天空。到了晚上，他和天狼（Sky Coyote，可能是北极星）赌博决定中界人类的命运。毫不奇怪的是，楚玛什人对太阳的观察十分仔细，但他们了解上界的途径并非只是跟踪天空变化。他们本就了解太阳，因为他们到过上界。

几百年前，楚玛什人在加州中南部海岸繁衍生息。他们建造圆形的茅草屋，雕刻精美的木碗，编织细密的篮子，掌握积木式搭建技术，制造独木舟捕捉重270千克的剑鱼。男人身涂彩绘，戴羽毛头饰，女人穿鹿皮或水獭皮的裙子，拿贝珠当货币使用，生活的复杂程度似乎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洲人非常接近。因此，楚玛什人神奇的上界之旅，可以让我们对拉斯科洞穴艺术家等史前人类的天空观有更多了解。

在18世纪西班牙人到来之前，楚玛什族人口约为1.5万人，根据1769年首次接触楚玛什人的士兵描述，那里是屋顶堆满烤鱼的大城镇。其后几十年，殖民者和他们带来的伤寒、肺炎、白喉等传染病使楚玛什族人口暴减。

到20世纪初，楚玛什人的文化和语言消失殆尽。多亏语言学家约翰·皮博迪·哈灵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史密森学会的工作，楚玛什文化才得以一息尚存。整个职业生涯，哈灵顿都在北美各地追踪那些讲濒危语言的老人，说服他们分享记忆中尚未遗忘的印第安文化遗产。

哈灵顿古怪又执着，总是独自工作。1961年，他去世了，史密森博物馆的馆长发现，他在美国西部的仓库、车库和鸡笼里存放了几百个箱子，里面堆满杂七杂八的东西，其中除了原住民的土制长笛和玩偶、死鸟、狼蛛、脏衣服和吃了一半的三明治，还有后来被称为“哈灵顿金矿”的照片、素描、笔记和录音，详细记录了许多已消失文化的词汇和信仰，楚玛什文化也在其中。

几年后，圣巴巴拉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特拉维斯·赫德森（Travis Hudson）利用哈灵顿留下的数千页笔记，恢复了楚玛什文化的天空信仰，其内容是如此翔实，我们再找不出第二个狩猎采集社会，得到过如此充分的研究。赫德森在1978年出版的《天空的水晶》（Crystals in the Sky）一书中总结说，楚玛什人对天空的认识远比西方学者所想的要复杂、丰富。

接受采访的楚玛什老人谈到，上界充满了强大的超自然生物。北极星是天狼，也是人类之父，天空的其他部分均以它为轴心。北河二和北河三是太阳的女性表亲。毕宿五也是一只天狼，跟随昴星团七姐妹穿越天空。猎户座腰带是“熊”，银河是一条鬼魂之路。

这些神灵的活动与凡人的生活交织在一起。楚玛什人知道，当太阳从地平线的某个位置升起或落下，或者当某些星星出现在黎明或黄昏的天空中时，地球会出现季节变化，植物成熟，鹿群迁徙，雨水落下。在楚玛什人眼中，太阳到达最南端、白昼最短的冬至是宇宙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不能说服太阳北归，黑暗就会降临，地球生命就会窒息而死。楚玛什人通过细致的观察预测至日，并且在至日清晨举行仪式（通常在洞穴内），将石英冠顶的日杆（sun stick）插在地上，把太阳“拉”上北归的道路。

然而，这种知识在楚玛什族并不普及。天空的秘密由一个名为“安塔普”（’antap）的精英团体垄断，成员是天文祭司，本质上是一个由太阳祭司领导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从不与普通人分享知识。他们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够理解和影响宇宙系统以及围绕这个系统旋转的楚玛什社会。

如此翔实的天文知识不仅是楚玛什祭司无数次夜间观察的结果，他们还借助夜来香科曼陀罗属的一些致幻植物访问上界，追寻异象，接触天狼等超自然守护者，获得占卜和影响未来的能力，甚至还能与亡者通灵。

这种习俗被称为萨满教。“萨满”一词源于西伯利亚，17世纪的西方旅行者在那里遇到了通古斯（Tungusic）族的宗教领袖，人称“萨满”（saman），但其实在世界各地的传统狩猎采集社会中，都有类似的习俗和信仰。萨满能够进入恍惚状态（trance state），访问另一个现实或者说精神世界，在那里遇见精神指引者并从后者那里汲取力量，获得各种各样的能力，比如预见未来、打击敌人、控制天气和动物以及治愈病人。恍惚状态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实现，有时是曼陀罗、死藤等致幻植物，有时是冥想、斋戒或感官剥夺，还有时是击鼓、跳舞等仪式。

西方人类学家最初认为萨满教根本不值得研究，把萨满看作骗子或者精神病人，但罗马尼亚宗教历史学家米尔恰·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改变了这种看法。1964年，他出版了一本用英文写成的开创性研究著作——《萨满教：古老的幻术》（Shamanism: 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全面研究了历史上的萨满实践，并且主张萨满教普遍存在于从西伯利亚到北美再到中国西藏的狩猎采集社会。各地的传统如此相似，这令埃利亚德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传统必定来自旧石器时代的同一个源头，后来随古人类的扩散传播开来。这与迪伊研究神话的结论相似，换句话说，埃利亚德认为，萨满教是人类的第一个宗教。

尽管学者对埃利亚德的一些假设提出了质疑，但他的工作引发了大众和科学界对萨满教的兴趣。现有几条证据线表明，萨满教的恍惚状态不是纯粹的文化现象或臆想，而是人脑的一种普遍能力。神经科学家测量了萨满在精神之旅期间脑活动的特征模式，发现萨满的精神之旅具有催眠和冥想的一些特征，这表明萨满并非是在表演，而是确实进入了一种独特和另类的意识状态。

与此同时，人类学家记录下成千上万个西方人进入恍惚状态之后的经历（这些人多是通过击鼓进入恍惚状态），发现即使是对恍惚状态全无概念的人，也会报告与传统萨满非常相似的经历。西方萨满认为，这是因为他们访问的精神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但科学家倾向于认为，他们所说的精神世界，证明了人类神经系统可以产生异象和幻觉。在恍惚状态下，无论是传统萨满，还是经历恍惚状态的西方人，都经常遇到动物并与它们交流，或者自己变成了动物。他们的经历中还有一个关键特征——穿过薄膜或障碍物从一层移动到另一层，最后要么钻入地下，要么飞上天空。这些异象普遍反映在狩猎采集社会的宇宙信仰中，比如楚玛什人眼中的上中下分层宇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题。许多部落的萨满都相信，他们可以飞到某个星座或恒星，接触上界的神灵。因此，人类创造首个宇宙模型的动因不是简单的观星，而是意识状态的改变。

在1998年出版的《史前萨满》（The Shamans of Prehistory）一书中，南非岩画专家大卫·刘易斯-威廉姆斯（David Lewis-Williams）和法国洞穴专家让·克洛泰（Jean Clottes）将萨满教的思想运用到对拉斯科洞穴等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研究中。刘易斯-威廉姆斯研究过19世纪和20世纪南非游牧民族桑族（San）的岩画，画上的萨满都是以动物形态或精神指引者的形象出现，这显然是在描绘萨满教的异象追寻。

随后，刘易斯-威廉姆斯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洞穴中的心灵》（The Mind in the Cave）。他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在解剖学意义上与我们属同一物种，具有相同的神经系统，所以很可能也会经历与我们同样的幻觉。他指出，现代西方社会注重逻辑和理性思考，往往将恍惚状态和异象视为反常的或可疑的，但对萨满教的研究表明，在全世界几乎所有传统社会中，改变意识状态的做法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也被视为一种珍贵的体验。仅从我们死板的视角看待洞穴艺术，这或许令我们漏掉了关键点。沿着法国和西班牙那些幽深狭窄的洞穴行进，人们好似进入了地下的精神王国，所以与两万年后的楚玛什萨满一样，史前萨满深入洞穴也是为了追寻异象，并且将他们的所见所感画在岩壁上。

这一理论有助于解开拉斯科洞穴和其他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岩画的几个谜团。首先，它能解释一些常见的抽象几何图形，比如点、网格、之字形和波浪线。刘易斯-威廉姆斯指出，这些视觉印象通常出现在恍惚状态的第一阶段，偏头痛患者也经常看到。南美洲的图卡诺（Tukano）人用一种对精神有影响的藤蔓饮料“雅姬”（yajé）催眠，把他们在异象追寻中看到的几何符号画在房屋或树皮上。

这一理论还可以解释旧石器时代艺术中古怪的半人半兽。法国东南部肖韦（Chauvet）洞穴岩画中有野牛人，法国西南部特鲁瓦-弗雷尔（Trois-Frères）洞穴岩画中有造型奇特的巫师，长着雄鹿的耳朵和角、健壮的人腿和臀部、马的尾巴和巫师的胡须。此外，经常有人报告说，他们在深度恍惚状态中看到了动物、人和怪物，并且感觉它们与自己融为一体。

最后，刘易斯-威廉姆斯的理论可以解释岩画中那些融合了洞壁特征的形象，以及洞穴艺术家触碰和处理洞壁的方式，比如在洞壁上留下手印和指痕，或者用泥土填洞，再用手指或棍子刺穿。如果洞穴被视为通往地下精神世界的门户，那么洞壁就是两个世界的界线，或者说是一层可以让灵魂穿透并显现的薄膜。“这些洞壁不是毫无意义的支撑物，”他说，“而是这些形象的一部分。”

从本质上说，在萨满的精神之旅中，洞穴的物质现实与萨满头脑中的精神世界交织缠结，彼此影响。萨满走进洞穴，把他们见到的异象刻画在洞壁上，从而改变了洞壁的物理样貌。而与此同时，过往到访者留下的岩画也会激发和塑造后来人眼中的异象。换句话说，过往到访者在看到异世界的同时也在塑造它今后的模样。

刘易斯-威廉姆斯很少讨论天空，他主要关注洞穴作为地下精神王国的隐喻。但是，一些年代更近的部落的证据表明，上界之旅也很关键，这一点在岩画中亦有体现。楚玛什祭司定期将太阳、月亮等天空特征刻画在洞壁上，图卡诺人用平行的点链代表银河。拉彭格吕克认为，有些人把拉斯科洞穴和与之类似的洞穴中的符号看作纯粹的幻觉，这种看法其实遗漏了一些东西，因为这些符号是整个“宇宙异象”的一部分，洞穴不仅代表下界，也代表整个宇宙。

我们无法直接问史前萨满，宇宙在他们眼中到底是什么样子，但特拉维斯·赫德森研究了楚玛什人的天文学并得出结论说，他们的宇宙“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充满着影响万物的巨大能量源”，在无休止的转世轮回中，“物质既不产生也不消逝，而是转化为生与死”。

现代西方萨满的信仰似乎与这种解释是契合的。桑德拉·因格曼（Sandra Ingerman）是新墨西哥州的一名萨满和作家，据她描述，萨满教的意识状态变化揭示了一种另类的现实观，它将其他生命视作“一张相互联结的生命之网”，其中不仅有动植物，还有太阳、月亮和群星。另外，乔·鲍尔比（Jo Bowlby）被秘鲁的盖鲁（Q’ero）族长老赋予了萨满资格，她目前在伦敦经营一家康复中心。她回忆起第一次使用死藤的经历：她在亚马孙雨林参加了一个夜晚仪式，满天星光下，有人给她献上半杯“腐臭的”饮料，喝完后，她看到自己的手以闪电般的速度变换成各种动物的脚，最后在龙虾爪停住了，她害怕极了，但很快又陷入狂喜。她说，那感觉就像在外太空，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从那以后，她保留了一份永久的感悟：“你会发觉宇宙是多么广袤和神奇，你会体验到一种联系，一种身在其中的感觉。我们并非不相往来、彼此孤立，一样的能量滋养了树木，也滋养了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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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1940年9月12日。那天，马塞尔·拉维达和他的朋友们在拉斯科洞穴取得了惊人的发现。他们没有声张，而是在第二天，也就是9月13日，找来更亮的灯和更结实的绳子，一步三回头地回到洞穴，生怕被人跟踪。他们把洞口又拓宽了一些，爬进去把洞穴里的地道走了个遍。走过洞穴深处雕刻密布的后堂，他们来到一口深不可测的竖井前头。怎么办？谁先下去？

拉维达再次挺身而出。他顺着绳子往下爬，紧张得心跳加速，他不怕自己抓不住绳子，而是怕同伴们会撒手。下行八米，触底了。他举灯四望，看到了最奇怪的洞穴艺术。

洞穴墙壁上只有一个人类形象。那是一个火柴人，常被称为“亡者”，长着鸟头，阴茎勃起，45度仰躺，双臂和手指大张。一只毛发竖立的野牛低头从他的上方逼近，牛角前伸，肩上有个黑点，腹下挂着一串圆环，看起来像掉出来的肠子。他的正下方有一只鸟，站在一根直立的木棍上。

这个奇特的画面令几代学者困惑不已，但迪伊和拉彭格吕克都认为，答案要在天空中寻找。如果稍微改换角度，让画中的火柴人立起来看向天空，那么小鸟和野牛就变作与他一齐飞升的同伴。迪伊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宇宙狩猎场景，也就是猎人追逐野兽，最后飞到天上变成了星座。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处在攻击位置的野牛看起来并没有进攻，而它肩上的黑点可能是一颗恒星，下方地面上的黑印可能是带有猎物血迹的叶子，标志着秋天的来临。

迪伊承认，这只是“一个合理的假设”。但是，这个场景酷似西伯利亚迈亚（Maia）河的新石器时代岩画。人们认为，迈亚河岩画表现的是一个早期版本的宇宙狩猎故事，画中猎人瞄准一只腹部挂着太阳的麋鹿。或许，在拉斯科洞穴深处的那幅岩画中，那只野牛腹下的圆环不是肠子，而是太阳。

同时，拉彭格吕克认为鸟头人是一个拿着手杖的萨满，野牛是他的灵魂助手，为他的天空之旅引航。类似的场景也出现在现代萨满艺术中，例如，北美奥格拉拉（Oglala）人的一个尖顶帐篷上画着一位萨满，他被缚在一头天牛身上，阴茎勃起，欣喜若狂地飞向天空。拉彭格吕克进一步指出，野牛、鸟头人和鸟眼对应着夏季大三角，即夏季星空的三颗亮星——织女星、天津四和牛郎星。两万年前，夏季大三角从不落下，而是围着北天极旋转，如同一座天空巨钟显示着夜晚的时刻。也许拉斯科人把夏季大三角想象成一个天空萨满（相当于楚玛什文化中的天狼），每晚绕着宇宙之轴转动，在灵魂助手的簇拥下，统治天空，孕育神灵。拉彭格吕克认为，鸟头人岩画反映的是天空景象，同时也是一位凡间萨满奔赴天极的路线图。

我们无法证明远古艺术家的真实创作意图，但不同的证据似乎都指向同一个解释——拉斯科洞穴最深处的这个场景展现了一次星空之旅。同样，本章所描述的《18号公牛》、亡者、宇宙狩猎等各种线索，在我看来虽然存在种种不确定性，但综合起来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压倒性的结论：如果想了解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从何而来，找到人类原初信仰和身份的源头，就必须将旋转的夜空纳入我们的思考。

夜复一夜，季节更迭，天空周期循环往复，这些必定激发了古人类对“我们是谁”和现实本质的最初思考。在今天的狩猎采集社会，这些思考依然存在。“他们提出过同样的问题，”拉彭格吕克说，“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太阳去哪儿了？世界的背后是什么？”

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人类宇宙，它既是对天空景象的再现，也是人脑另类意识状态的产物。当意识状态转换时，生命与非生命、人类与自然、地球与群星之间的界限消失了，人类和宇宙彼此造就，内心体验和外部现实纠缠不清，难以分割。但从此以后，人类开始图谋与宇宙一刀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