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春秋左氏传》，凡十九万六千余字。传世之《十三经》中，卷帙称最，唐代号为大经。读四部要籍必自五经始，而五经之钤键在《左传》。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称：“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左传》之书，辉丽万有，为经、为史、为子、为集，皆有渊源，犹学术之武库，得其一端，皆足以名家。
《左传》一书，其义为经学，其体则为史学；其用，则诸子百家之原始，且为传统叙事学之滥觞、古文义法之宗师。其于经学，征引《诗》《书》《易》以及周礼，以之叙事传人；尤其解说孔子之《春秋》经，彰明其笔削之微辞隐义，有功于群经之传播与接受。其于史学，则编年、纪传、纪事本末、诏令、奏议、传记、地理、职官、政书、史评诸体皆备；而史家笔法之垂范、历史编纂学之矩矱、历史哲学之椎轮，已不疑而具。其于先秦诸子学，则如兵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谶纬学、形法学，多以《左传》载存之文献为要删。两汉诸子，则或善述之，或发明之，或考异之。拙著《左传导读》，已一二言之，可参。
《左传》之作，初不为文学而发；然文学造诣之精博，文学内容之丰厚，文学价值之崇隆，文学影响之深远，又数《左传》称古今卓绝，著述罕闻。《左传》于文体，略备后世文体之规模；于语文，为古代汉语之珍薮；于散文，为唐、宋、明、清古文之正宗；于骈文，则是汉、魏、六朝骈俪、两宋四六文之先河。其引诗赋诗，为春秋歌诗致用之擅场；述古史传说，为太古神话之劫余；记怪诞神奇，为六朝志怪小说之先河；存谣谚、征故实，则唐宋以来变文、鼓词、戏剧等通俗文学之远源。传列国君臣事迹，开《史》《汉》以降传记文学之矩矱。善叙事理，具见本末，揭叙事传统之法式；议论风发，浮夸而富艳，启战国纵横之风习；词命婉丽，温文儒雅，臻语言交际之极致；描绘神貌，穷形尽相，惟妙惟肖，称写生之能手。拙著《左传之文学价值》各章，已多所阐发论证。
《左传》长于属辞约文，堪称翰苑之琼琚，辞章之津梁，义法之典范。孔子之立义创意，由《春秋》“窃取”之义而来，《左传》之附辞会义似之。《春秋》之或笔或削，体现为详略、重轻、异同、变常之书法；《左传》之谋篇，如篇什之架构、情境之对叙、脉络之统一，由此脱化。《春秋》之比事，展示为前后、措注、本末、终始；《左传》之安章，如段落之位次、主题之表达、警策之建立近之。《春秋》之属辞，往往表现为曲笔、直书、变文、特笔；《左传》之锻句，如意象之浮现、辞文之矜丽、气势之遒劲有之。《春秋》之约文，呈现为微婉、显晦、增损、改易，《左传》章句之明靡，文辞之光彩，炼字使之然也。至于《左传》文章之神味，或按节以体气，或辩证以求道，或味气以传神，要皆比事属辞《春秋》教之发用、古春秋叙事传统之发扬。修订重版拙作《左传属辞与文章义法》各章，略有阐说。
鲁史官左丘明，学问极博，才情极长，著成《春秋左氏传》。研经者尚其义，录往者迹其事，好兵者参其谋，摛文者宗其辞。要皆各取所需，犹《中庸》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唯单科独进如此，不相往来，未能会通；诚如《庄子·天下》所云：“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四十年前，笔者博士论文执守一端，以解读《左传》之文学成就，虽有所长，时有所用。毕竟不该不遍，何殊一曲之见？唯有会通为一，始能化成天下，研治《左氏传》，自不例外。近十余年来，研治《春秋左氏传》，徜徉于《春秋》诠释学、历史编纂学、传统叙事学之际，出入于《春秋》书法、史家笔法、古文义法之间，始悟会通化成之道。《春秋左氏传》书，会通化成之道，分而言之有二：其一，义昭笔削之《春秋》书法；其二，属辞比事之《春秋》教。若一言以蔽之，则“属辞比事”四字足以赅括无遗。
《孟子·滕文公下》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以布衣而作《春秋》，以之寄寓褒贬劝惩，故孔子有“知我”“罪我”之自辩。何况，《春秋》触忌犯讳者多，“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致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于是孔子“窃取”之义难知。《孟子·离娄下》说孔子《春秋》，揭示其事、其文、其义，为三大顶梁柱。《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编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礼记·经解》云：“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于是《春秋》三传及其注疏说经，两宋之舍传求经，无传而著，乃至于元明清《春秋》宋学之经典诠释，亦多持属辞比事，作为解读《春秋》、诠释书法之利器。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据此，遂谓：“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借为存义之资也。”其事、其文、其义三位一体，明点彼此之圆融互动，可以互发其蕴，互显其义。
属辞比事，作为诠释解读《春秋》之法门，“义昭笔削”是其关键词语。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上》称：笔削之义，不仅体现于事具始末之“比事”，文成规矩之“属辞”而已，所以能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前乎此者，清方苞《春秋通论·序》已云：“或笔或削，或详或略，或同或异，参互相抵，而义出于其间。”由此观之，《春秋》或笔而书之，或削而不书，或比事，或属辞，固有其指义。即以笔而书之言，比事属辞亦存在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差别。彼此“参互相抵，而义出于其间”。《四库全书总目·春秋通论》提要称：方苞研治《春秋》经，“按所属之辞，核以所比之事”，通全书而观之，以探索或笔或削之义。由此观之，《春秋》旨义之考求，其法门有三大层次：其一，或笔或削，参互相抵；其二，按所属之辞，核以所比之事；其三，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际，独断于一心。要之，法以义起，法随义变，研治《春秋》，总以探索孔子“窃取之”之义为终极追求。
探求《春秋》旨义，除上述三端之外，比其事而属其辞，亦足以探究终始，本末悉昭。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称：“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此所谓先经、后经、依经、错经，即刘师培云：“爰始要终，本末悉昭”之古春秋纪事成法，《左传》叙事近之。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三传得失议》称美《左传》：“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宋程颐《春秋传·序》称：“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解说《春秋》，固不能“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左传》以历史叙事方式，解说孔子《春秋》经，因而事具始末，终始可寻。（详参拙作《〈左传〉叙事见本末与〈春秋〉书法》，《中山大学学报》总二百八十三期）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春秋》称：“《左氏》之书，循本以知末，因事以明意”；“既有《左氏》，始有本末，而简书具存，实事不没。”读者比事而属辞之，通全书而考察之，可据以阐释《春秋》始、微、积、渐之因果，解说缘或笔或削，而生发之“推见至隐”；进而破解《春秋》“都不说破”“盖有言外之意”之微辞隐义。由此观之，《春秋》书法，衍变为史家笔法，史家笔法化成为叙事传统，叙事传统生发为古文义法，或传承，或开拓，其中之脉络因革，多有迹可寻。
《左传》之用，不尽于说经；而善说经者，无如《左传》。尤其以历史叙事说经，凸显“如何书”之法；与《公羊传》《谷梁传》以历史哲学解经，侧重“何以书”之义，判然有别。《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所谓《春秋》五例，钱钟书《管锥编》以文章之修辞读之。前四者为《春秋》“如何书”之法；惩恶而劝善，则《春秋》“何以书”之义。《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君子亦云：“《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其中，“微而显，婉而辨”，亦“如何书”之“法”；而劝善惧淫，乃“何以书”之义。尝试考察《春秋》三传及其注疏、《春秋繁露》《史记》《文心雕龙》《史通》《春秋集传纂例》，诸家谈说《春秋》书法、史家笔法，多重属辞约文，而轻史事之编纂比次，其来有自。（详见拙作《〈春秋〉属辞约文与文章修辞——中唐以前之〈春秋〉诠释法》）清张应昌《春秋属辞辨例编·凡例》称：“言属辞，则比事该之矣。”钱钟书《管锥编》亦谓：“《春秋》之书法，实即文章之修词。”此言有理。
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朱大司马论文》云：“古人著述，必以史学为归。”又称：“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笔者撰《书法、史学、叙事、古文与比事属辞——中国传统叙事学之理论基础》一文，曾就《春秋》书法、史家笔法、叙事传统、古文义法四端，进行申说论述，以为皆可会通于比事属辞之《春秋》教。换言之，持比事属辞之《春秋》教，作为研究视角，则《春秋》之书法明，史家之笔法明。自《春秋》《左传》《史记》诸史传之叙事传统明，而古典小说、元明戏剧之沿波讨源亦明。《左传》《史记》之古文义法既明，则唐宋八大家、清代桐城派古文传承或开拓之脉络亦明。《庄子·齐物论》：“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信然！
于是以“道通为一”为治学之理念，以比事属辞为探讨之津筏，持以解读《春秋》《左传》《公羊传》《史记》《三国志》《三国志注》、杜甫叙事歌行、宋代诗话笔记，乃至于研究《三国志演义》《东周列国志》诸古典小说，亦无不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尤其《春秋》宋学之经典诠释，自宋元至明清，运用比事属辞为诠释方法，以经治经，《春秋》之微辞隐义，可以无传而著者十之八九。清咸丰间张应昌编著《春秋属辞辨例编》，自卷五十二至五十七，条举诸家，备列考证，洋洋大观，皆以比事属辞阐说《春秋》之书法。可见，德不孤，必有邻，《春秋属辞辨例编》先我言之矣！
近十年来，笔者追求道通为一，落实学科整合，阐发《春秋》之微辞隐义，研讨《左传》之以史传经，探究《史记》之忌讳叙事，多聚焦于比事属辞之视角，归本于《春秋》或笔或削之书法，前后发表之相关论文，已达四十余篇。出版《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属辞比事与春秋诠释学》专著二种。已完成之论文，规划出版者，尚有《义理阐发与春秋宋学》《以史传经与左传叙事传统》《史记纪传与叙事传统》书稿三种。有道通为一之领会，加上跨际会通之实作，往往运用排比史事、连属辞文之方法，以破译《春秋》之义昭笔削、微辞隐义，解读《左传》之历史编纂、叙事传统、文章义法。林林总总之机缘如是，选本《左传》之核心价值、关键论述，亦于是乎在。义理与辞章会通化成，其特色优长、诠释功能亦呼之欲出。
《春秋左传注疏》《左氏会笺》《春秋左传注》，作为学术专攻，在所必读。唯《左传》文字典雅精深，卷帙繁重博大，全本作为教材，颇不便于初学进阶，遑论登堂入室？笔者承乏上庠，于大学部、研究所开授《左传》近二十年，常为挑选教材所苦。五年以来，退休多暇，如老骥伏枥，犹志在千里，颇思贡献所学，反馈于同道。于是取精用宏，粹选《左传》名篇二十四，分叙事、辞令、议论三大单元编次之，本书原名《左传英华》，取韩愈《进学解》“含英咀华”之意，所以自勉勉人。
本书所选文本，为便利读者，分原典、语译、鉴赏、评林四大栏目。全书尽心竭力处，尤在“鉴赏”一栏。厚积四十年之学养，约取薄发于选文之鉴赏中。读者不妨顺指以得月，即器以求道。每篇之鉴赏文字，大抵如相体裁衣，随物赋形：依《左传》文本之属性，或说之以义昭笔削，或论之以属辞比事、本末终始，或晓之以详略、重轻、异同、有无，或示之以曲直、显晦、先后、措注，等等。换言之，鉴赏内容，或持《春秋》书法、或用史家笔法、或就叙事传统、或以古文义法，进行申说论述，要皆脉注绮交于或笔或削之义，会通于比事属辞之《春秋》教。《春秋》书法衍变为史家笔法，史家笔法化成为叙事传统，叙事传统生发为古文义法，“鉴赏”文字，往往曲曲传出，具体可见。
“评林”一栏，汇集唐宋以来，至于晚清近现代，品评《左传》之代表文献。琳琅满目，品类繁多：经学之指点，史学之启迪，兵谋之破译，义法之凸显，所在多有。其中最可称道者，为《春秋》大义之提示、书法之诠释、笔削之显义，传经之解说。《春秋》之事、文、义，一变为历史编纂学，再变为叙事传统之义法：凡目如详略、重轻、有无、异同、曲直、显晦、先后、措注，等等，固为类比对比史事之要删，何尝不是属辞约文之节目？下一转语，若视为传统文学批评之资产，“评林”亦当之无愧。百家争鸣，往往见仁见智：举凡新知培养之津梁，旧学商量之利基，发纵指示之渊薮，问题意识之雏形，论文选题之触发，尽在此矣。总之，“评林”一栏，最可作为进阶研究之左券。因此，本书作为深入阅读、分组讨论、个人报告、独力探索之教材，将无适而不可。
书成，交由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印行。出版以来，台湾各大学开授《左传》课程者，率多指定为教学用书。受限于图书流通之渠道，本书虽已出版，学界研究《左传》之同道，往往缘悭一面，求之不得，无不引为憾事。万卷楼图书公司，作为两岸图书交流之桥梁，在本书面世一年后，立刻招徕出版商洽购简体中文之版权。所创优良纪录，丛书总编辑张晏瑞居功甚伟。在此，感恩张晏瑞总编之玉成，更感谢北京道善文化传媒公司之合作，花山文艺出版社之印行。学术，既为公器，心得贵在分享。若能化身千万，无远弗届传播流通，自是初心与本愿。书出有日，爰志数语如上，是为序。
张高评
2021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