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不仅是文学领域的研究对象，也是社会科学领域的讨论话题。
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C.Mansfield）在《男性气概》（Manliness）一书中26次提及海明威，并针对海明威的“男性气概”展开讨论，却始终未提及“渔”行为对于海明威“男性气概”的建构意义。
无独有偶，美国社会学研究专家麦克尔·基梅尔（Michael S.Kimmel）在《美国男性气概文化史》（Manhood in America：a Cultural History）一书中谈及海明威时，认为“拳击比赛、斗牛、打猎和战斗”[1]是海明威用来展示和检验人物男性气概的手段。基梅尔教授在此文中列举了多项行为，却略去了海明威之“渔”。如果可以从列举省略的角度理解的话，海明威之“渔”似乎与其他行为无太大差别，也可以成为一种手段，用来展示和检验海明威的男性气概。
曼斯菲尔德教授的未提及和基梅尔教授的忽略却与海明威在现实世界以及文本世界里刻意强调的“渔”行为形成巨大反差。仅以方便量化研究的海明威文本为考察对象，我们就不难看到比比皆是的海明威之“渔”。
以《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的英文原版为例，单是“鱼”（fish）一词的使用就高达290次。与《老人与海》二万七千多的单词总量相比，“鱼”（fish）一词的出现比例高达百分之一。加上小说直接提及的鲨鱼（shark，66次）、海豚（dolphin，27次）、金枪鱼（tuna，12次）、枪鱼（marlin，6次）等各种各样的具体鱼名，“鱼”一词的实际比例高于百分之一。此外，小说12次提及“大鱼”（great fish），26次提及“渔夫”（fisher），5次直接提及“渔”（fishing）。
《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虽大篇幅描写斗牛场景，却有专门章节描述主人公的“渔”行为。其中，“鱼”（fish）一词的重复使用达13次，“渔”（fishing）一词为18次。
《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n）则在开头部分就描写了主人公的“渔”行为。其中，42次提及“鱼”（fish），6次使用“渔人”（fisher）。
《岛在湾流中》（Islands in the Stream）的涉“渔”文字集中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其中，“鱼”（fish）一词的出现高达260次，5次特别提及“大鱼”（great fish）。此外，小说38次直接使用“渔”（fishing）；29次直接提及“渔夫”（fisher）。
再以海明威的短篇原版为例。在八千多字的《大双心河》（Big Two-Hearted River）中，除去专门描述钓鱼动作的文字以及鱼的专有名称外，作者14次直接提及“鱼”（fish）一词，4次提及“渔”（fishing）。在其他短篇小说中，海明威也是频繁地提及人物的“渔”行为。例如：《某件事的结束》（The End of Something）中的尼克（Nick）与女朋友玛乔丽（Marjorie）在钓鱼过程中分手。即使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中，海明威也见缝插针，抓住机会，用“渔”（fishing）行为矮化了弗朗西斯·麦康伯（Francis Macomber）的男性气概。
除了文本世界中的海明威之“渔”，海明威在现实世界中的“渔”行为也贯穿他的一生。我们不禁发问：反复出现的海明威之“渔”的目的在哪里？在《美国男性气概文化史》中，迈克尔·基梅尔教授虽然忽略了海明威之“渔”，却用海明威的其他行为给出了答案——男性气概。
严格意义上说，男性气概的提法只是当代男性气质研究的一部分。国内学者隋红升综合了R.W.康奈尔（R.W.Connell）、大卫·吉尔默（David D.Gilmore）、麦克尔·基梅尔、哈维·曼斯菲尔德等西方主流男性研究学者对manhood、manliness、masculinity三个词的不同理解，针对这三个词在中国的翻译做了相应的区分。他指出“男性气质”（masculinity）是个大概念，涉及的内容“超出人们对男人特性的常识性理解”[2]，相比较而言，“男性气概”（manliness）或“男子气概”（manhood）的语义“则比较明晰和集中”[3]，“更强调男性的内在精神品质和美德”[4]。本书认同“男性气概”（manliness）或“男子气概”（manhood）语义明晰，意思相近的提法。为了行文方便，本书统一使用“男性气概”，意指“渔”行为所表征的男性精神品质和美德。但西方男性气概的内涵不是本书的重点，毕竟曼斯菲尔德、基梅尔等学者已经对此做了具体的讨论。本书的重点是：海明威之“渔”为何能建构他及其笔下人物的男性气概？海明威之“渔”又如何建构了这些人的男性气概？
为此，本书先要从理论角度解释“渔”行为与男性气概建构的关系。
首先，坎德斯·韦斯特（Candace West）和唐·兹莫曼（Don H.Zimmerman）的“Doing Gender”[5]一文较早谈及行为对性别身份的建构作用，成为性别社会建构论的代表性观点之一，也为本书建立“渔”行为与男性气概的关系提供了思路，使后续部分论述海明威之“渔”，建构海明威男性气概成为可能。
其次，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属行为的操演理论（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gender acts）[6]也为本书提供了灵感。在巴特勒看来，“性属行为需要重复操演”[7]，才能成就个体的性属身份。用其原话来说，“性属并非一种事实。不同的性属行为创造了性属的概念，没有这些行为，也就根本谈不上性属的概念了”[8]。虽然巴特勒的这些观点是从解构的角度，指向性属主体的不确定性，有别于传统的建构论，但其中性属行为的观点对本书讨论“渔”行为还是有不少启发与借鉴意义的。
再次，本书中的“渔”行为概念主要受到麦克尔·施瓦尔贝（Michael Schwalbe）的男性气概行为（manhood acts）概念的影响。在2005年发表的论文中，施瓦尔贝提出：一个男性要成为一个男子汉，需要呈现一种令人信服的“男性气概行为”[9]。在2009年施瓦尔贝与道格拉斯·斯洛克（Douglas Schrock）合作发表的论文中，作者做了更清晰的表达：“男性气概行为”是“一系列依照惯例习俗的有意指功能的实践”[10]。这个概念虽与巴特勒一些观点有类似之处，但其更清晰地指出“男性气概行为”的“行为”特点，更清楚地强调了这种行为对男性气概个体身份（a masculine self[11]）的社会建构功能。因此，也更适合本书对于海明威之“渔”行为的讨论。
在施瓦尔贝提出的概念的基础上，本书还要从理论角度思考“渔”行为能成为“一系列依照惯例习俗的有意指功能的实践”的“男性气概行为”的原因所在。为此，本书主要参考了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及其夫人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12]。该理论为本书从文化历史层面解读西方“渔”行为对海明威之“渔”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视角。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曾提出集体记忆理论。阿斯曼夫妇在哈布瓦赫的基础上进行细分研究，认为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只是建立在集体范围的一种“交往记忆”，“排除了各种传统、传播和迁移的领域的集体记忆”。[13]这部分被排除的集体记忆正是阿斯曼夫妇所强调的“文化记忆”。在扬·阿斯曼眼里，“文化记忆”指的是“一种机制。它被外化、对象化并以符号的形式储存，不像言语的声响或手势的视觉，这些符号形式是稳定的、超越情境的：它们可以从一种情境向另一种情境迁移，并从一代传递给另一代”[14]。换言之，这种记忆不是“个人记忆”，而是一种文化体系内的共享的共同记忆，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15]用中国学者王霄冰的话来说，“文化记忆的内容通常是一个社会群体共同拥有的过去，其中既包括传说中的神话时代，也包括有据可查的信史”[16]。用中国学者金寿福的话来说，“文化记忆多以久远的过去发生的重大事件为对象，这些事件的见证者和最初的载体可能不复存在，但是它们借助神话、传说、史诗、民谣、塑像或图画等形式保留下来，形成了不断出现在一个集体的各种回忆中的不同形象，构成相关的集体安身立命的基石”[17]。由此可见，“文化记忆”理论能帮助本书更科学地梳理西方文化语境中频繁出现的“渔”行为，为本书从西方神话、艺术品图像、塑像、文学文本中寻找“渔”行为所承载的共同记忆提供可靠的理论框架，为回答海明威之“渔”为何能建构他及其笔下人物的男性气概，提供了更好的答案。
[1] Michael S.Kimmel，Manhood in America：a Cultural History（2nd ed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41.
[2] 隋红升：《跨学科视野下的男性气质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
[3] 隋红升：《跨学科视野下的男性气质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
[4] 隋红升：《跨学科视野下的男性气质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
[5] Candace West and Don H.Zimmerman，“Doing Gender”，Gender and Society，Vol.1，No.2，1987，pp.125-151.
[6] 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New York：Routledge，1999，p.xxxi.
[7] 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New York：Routledge，1999，p.178.
[8] Judith Butler，“Performative Acts and Gender Constitution：An Essay in Phenomenology and Feminist Theory”，Theatre Journal，Vol.40，No.4（Dec.，1988），p.213.
[9] Michael Schwalbe，“Identity Stakes，Manhood Acts，and the Dynamics of Acoountability”，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Vol.28，2005，p.76.
[10] Douglas Schrock and Michael Schwalbe，“Men，Masculinity，and Manhood Act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5，2009，p.279.
[11] Douglas Schrock and Michael Schwalbe，“Men，Masculinity，and Manhood Act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5，2009，p.280.
[12] 代表作是[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一书。
[13] [德]扬·阿斯曼：《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管小其译，《学术交流》2017年第1期。
[14] [德]扬·阿斯曼：《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管小其译，《学术交流》2017年第1期。
[15] Jan Assmann，“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trans.John Czaplicka，New German Critique，No.65，1995，pp.125-133.
[16] 王霄冰：《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41页。
[17] 金寿福：《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外国语文》2017年第2期，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