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南北望：从文集出发的明代中越文学交往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地缘的毗邻、文化的同类和政治上长期的藩属朝贡关系，使得古代越南在与居于其北方的中国王朝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文化、经济交往的同时，文学的交往也甚为密切。即使从北宋开宝元年（968）交趾人丁部领统一安南、独立建国始，至清光绪十一年（1885）越南脱离中国藩属关系而沦为法国殖民地止，作为独立王国的古代越南也与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国王朝保持了长达九百多年的文化和文学交往。如果再加上之前北属中国的郡县时期和上古时期，则更加悠远绵长，几于同根并源，而一起生长发展了[1]。对此，越南吴时任（1746—1803）在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代表西山朝、恭贺乾隆皇帝八旬大寿的潘辉益（1751—1823）使清诗集《星槎纪行》作序时，即不无骄傲地声称：“我越以文献立国。诗自丁、李，至于陈，大发扬于皇黎洪德间。一部全越诗，古体不让汉、晋，今体不让唐、宋、元、明。戛玉敲金，真可称诗国。”[2]指出古代越南长期使用汉字和追随中国诗歌进行创作的文化特征，甚至认为达到了不让于中国历代诗歌的水平，“真可称诗国”。而中国文人在与越南文人和平交往时，也每每称赞后者虽僻处南荒，但汉文创作深具华风、华情，声称“安南有人”“安南有文”[3]。不止如此，如《元诗选》《列朝诗集》《明诗综》等中国诗歌总集和《越峤书》等史书，皆收录越人诗作，以为汉文化广泛南传的证据。与此相应，越南《全越诗录》《皇越诗选》等汉诗总集和《燕行录》等使华文献及《大越史记全书》等正史，也都收录与越南人唱和的中国人诗作，以见和中国的同文性质[4]。由此可见，古代中越两国均已较早认识到彼此文学交往的历史存在，只是未进行系统性的认识和科学深入的研究。

明代中越之间的往来，除了永乐时期的短暂战争、郡县安南和之后强弱不等的边境摩擦外，多是长期和平的朝贡使臣往来和沿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而明代时期的中越文学交往，则在宋元时期的中越文学交往基础上，显现出了交流更加频繁，形式更加多样，成果更加丰富的新特点。在交往成果上除了诏敕、奏疏、题本、揭帖、表笺等政治性公文，也有诗文词赋等纯文学文体和相互出使对方而留下的诗歌唱酬、文集及日记等，从而使得明代时期的中越文学交往有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内容。

但是，在长期的“重史轻文”和“重外轻内”的学术观念下，学界对中国古代文集中的域外资料整理研究却远不能呼应“从周边看中国”视角出发的蔚为繁荣的域外汉籍整理研究，显得不是特别正常和合理。由此，本书以具有典型涉外特征的明代文集中的越南资料为例，阐述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通过评述古代中国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关系研究现状，阐明“立足自身看周边”是当今中国所处的地缘局势、健全中国形象和古代文学研究向域外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这与学界大力提倡的“从周边看中国”的域外汉籍研究视角，正好形成一个中国与越南“南北望”的视界融合结构，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和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