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1999年，君特·格拉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评论界认为，他的主要成就在于他的早期作品，这其中包括他所谓的但泽三部曲《铁皮鼓》《猫与鼠》和《狗年月》，但也包括1977年问世的长篇小说《比目鱼》。甚至有论者称，《比目鱼》是格拉斯继《铁皮鼓》之后最为成功的作品[1]。
与格拉斯的其他主要作品一样，《比目鱼》中所描写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作者的故乡——位于维斯瓦河入海口的但泽地区。作者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勾勒出九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新石器时代、铁器时代、中世纪早期、中期、晚期、巴洛克、专制主义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从第三帝国一直到七十年代。这里，作为当年东普鲁士一部分的但泽地区，其兴衰存亡不仅再现了德国历史的风云变幻，某种意义上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和文化史的缩影。
就叙述结构而言，《比目鱼》具有一个刻意选取的当前层面，它始于叙述者的妻子怀上女儿海伦娜，终结于后者的出生。与妻子伊瑟贝尔的怀孕几乎同步，是三个女权主义者于一九七三年八月在波罗的海捕捉了一条数千年来一直在给男性统治者们出谋划策的比目鱼，就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直至比目鱼许诺从此要服务于女性事业后被放归大海截止。因此可以说，小说《比目鱼》所叙述的九个月，不仅是伊瑟贝尔的怀孕期，也是比目鱼受审期，同时，也是主人公“我”完成他的所谓的“头脑的生育”（Kopfgeburt）[2]的时间。也就是说，他和怀孕的妻子一样，“平等地”获得了九个月的时间，把孕育在他头脑中的“九个和更多的厨娘”的故事讲出来。
于是，处于当前层面的九个月孕育期便被顺理成章地划分成了九个章节，分别与主人公“我”与九个乃至十一个厨娘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后者构成《比目鱼》的层层叠叠的过去层面，如前所述：这个层面始于新石器时代，结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此，故事完成了自己的进程，与当前层面重合，于是，女儿出生了，比目鱼回归了大海，“我”的故事也讲完了，只有那九个或者更多的厨娘的身影还在晃动，彼此难以分辨，如小说的结尾写的那样：
玛利亚和比目鱼说完话时暮色已经降临。她又把它放回海里，晚风徐徐吹来，波罗的海泛起了波纹。她站了一会儿，我看着她的背。然后，她沿着她的足迹慢慢迎面走回来。但是，不是玛利亚回来。我担心那是多罗特娅。当她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人影越来越大时，我希望是阿格娜斯。这不是索菲走路的姿势。比莉，是可怜的萨比勒回来了吗？
伊瑟贝尔来了。她不看我，不理睬我。她已经从我身边走过。我追随着她。
在这样一个构思独特、结构复杂的小说中，脍炙人口的格林童话《渔夫和他的妻子》起着核心作用。在叙述者“我”讲的故事中，浪漫派画家容格当年从一位年老的农妇那里听来两个版本的《渔夫和他的妻子》的童话故事，其中迄今流传于世的一则讲的是一个贪得无厌、永不知足的女人，即渔夫的妻子伊瑟贝尔，她不断向无所不能的比目鱼要求更多的财富和权力，直到又重新失去一切。由于另外一个版本的《渔夫和他的妻子》被容格烧掉，所以，“我”现今不得不通过讲述重新找回它，因此他“写啊写，一直写下去”。（《比目鱼》，第421页）
基于《比目鱼》与童话的密切关系，格拉斯曾希望给这部小说冠上“一则童话”的副标题。虽然出版社的反对最终让他放弃了自己的想法，但却毫不妨碍格拉斯在他的创作过程中贯穿他讲述一个童话故事的原则。应当说，这一原则首先体现在小说的内容上，它自始至终都是在讲述“另外一种真理”，在探究被作者称为“第三条道路”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在这个故事里，不是女人伊瑟贝尔贪得无厌，而是作为男性代表的第一人称“我”在追逐财富和权力的道路上永不满足，直至走向失败和毁灭。按照童话的叙述模式，作者让叙述者在时间的隧道中自由穿梭，时而是与妻子伊瑟贝尔纠缠不休的“我”，时而是新石器时代 “埃德克”。正是这个原本懦弱并惯于依赖的男人，在比目鱼的教唆下，开始热衷于“男人的事业”：他向往远方，学会了计算，学会了用铁来制造武器，知道了钱的用途，于是，男人有了“好胜心”，他开始征服，到处发动战争，在更高、更远的“进步妄想”的驱动下，发明了“火箭”和“超级火箭”（《比目鱼》，第260页），从而将人类栖居的地球也纳入了他们“终极”解决的目标之内。就这样，另一则有关《渔夫和他的妻子》展现了“一个欲壑难填的渔夫：他想在战争中战无不胜，想在最宽的河上搭桥，住在直耸云霄的房屋和塔楼里，想驾着既不用牛也不用马牵引的快车直达目的地，还想坐上在水下游的船。他想统治世界，征服自然”（《比目鱼》，第416页），尽管他的伊瑟贝尔不断在一旁劝说：“我们可不能再提出什么愿望了，而应该对眼下的一切感到满足”（《比目鱼》，第416页）。
《比目鱼》讲的是几千年来男人与女人的故事。男人与女人的争吵古已有之，但其中的叙述者“我”具有穿越时空的本领，可以随意沿着事件的阶梯返回远古时代，也可以在工作间隙“溜”到中世纪。因此，《比目鱼》一开篇就称：“我——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我”。
和叙述者“我”一样，任何时候都“在场”的还有他的妻子伊瑟贝尔。这便是叙述者头脑孕育的九个厨娘：新石器时代的奥阿是母系社会关怀的化身，她统治下的波莫尔人单纯而满足；第二位厨娘名叫维佳，生活在铁器时代，她鼓动不安分的日耳曼族哥特人继续向南迁徙，因而有了日后被称作民族大迁徙的历史；中世纪早期的厨娘迈斯特维娜统治时期，基督教开始征服维斯瓦河口地区。迈斯特维娜用一把铸铁勺打死了从布拉格来的主教，而她自己则因为部落男人的出卖，被波兰士兵砍了头；生活在中世纪哥特盛期的多罗特娅不堪忍受婚姻带给她的磨难，只得逃进宗教痴迷之中。恰逢德意志骑士国需要一位护国女神，在男人们的策划下，她被圈封并最终成为圣女，这意味着，多罗特娅获得自由的代价不是别的，而是她的生命；被叫做胖格蕾特的厨娘玛加蕾特·鲁施是修道院院长，使她获得自由的是她的修女身份。在宗教改革时期的风风雨雨中，她一路哈哈大笑着走过，用自己的方式为受压迫的人争取权利，向统治者复仇。阿格娜斯·库尔比拉生活在巴洛克时期，瑞典侵略者杀害了她的爹娘，夺走了她的家乡，不但使得她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还强暴了她。阿格娜斯给予他人的唯有爱，可恰恰就是这个对谁都毫无危险的柔弱女子，在黑暗的中世纪被作为妖女判了火刑。阿蔓达·沃伊克在饥饿施虐的十八世纪把土豆引进了普鲁士，可她一辈子却历尽艰辛，七个女儿中有三个被活活饿死。而那个让她生了这么多孩子的男人则只会从一场战争走向另一场战争，为延长农奴制而卖命。索菲·罗佐尔一生对革命充满激情。她起先拥护资产阶级革命，崇拜拿破仑，后来则试图用一道毒蘑菇做的菜除掉拿破仑占领军的拉普将军，因为后者给她和她的祖国带来的唯有失望和苦难。写了一部《无产阶级食谱》的蕾娜·施杜伯一辈子的主要工作是发放赈济汤。她默默地忍受着丈夫的毒打，设法保护罢工专用款不被丈夫拿去喝酒，以其朴素的行为和感情做着自己认为有用的工作。
在男人统治的几千年中，厨娘们就这样一方面被欺压，被利用，另一方面却在不断地创造着真正的历史进步，这种有益于人类生存的进步和男人虚假的宏大理想形成鲜明的对照：与普罗米修斯神话相反，《比目鱼》中是一个女人偷来了火，为的是用它来“烧熟肉、鱼、植物根茎和蘑菇”（《比目鱼》，第29页），而男人们则在比目鱼的教唆下要“赋予火一个新的、进步的、终结性的和决定性的意义，一个男人的意义”（ 《比目鱼》，第30页），那就是用它来制造武器。同样，在女人种植萝卜或者引进土豆以战胜饥饿的时候，男人们忙的是大迁徙和七年战争。他们一路走来，从母系社会的被管护的支配者、性伙伴，一直到封建社会后来的主人和丈夫，他们制造武器，策划战争，创造“历史”，设法将女人捆绑在婚床上，一步一步地获得话语权。然而，表面上的发展之下掩盖的却是埃德克那样的软弱无能，是中世纪的修道院院长叶什克那样的贪吃贪喝，是革命失败后弗里茨那样的心灰意懒，或者像蕾娜的两任丈夫施多伯和施杜伯那样只会打老婆、当炮灰或者偷罢工款来喝酒，充其量也只不过像画家默勒和诗人奥皮茨那样成就平平。与之相反，备受欺压的女人们却一直在创造着历史，这一点，连一直都在支持男人事业的比目鱼也不得不一再承认：“虽说她是个女人，但她却创造了历史。令人惊讶，不是吗？令人惊讶啊！”
《比目鱼》的基本形式是一部虚构的自传，然而按照曼弗雷德·杜尔扎克的观点，真正联系不同时代的是那条永远在世的比目鱼：“摆脱了大自然生物发生的基本规律，这条童话般的比目鱼的长生不老和博学使它成了小说原本的叙述者意识。”[3]
尽管如此，比目鱼还是和九个或者更多的厨娘一样，仅仅出现在叙述者“我”的讲述中。在那里，读者无从了解它的心理活动，却能清楚地观察它的所作所为：在向男人提供咨询的时候，它喋喋不休，全然一个博学的老学究的口吻；在女性法庭上接受审判时，它刻薄尖酸，一副玩世不恭的架势。得意时它舞动尾鳍，沮丧时一动不动地伏在海沙里，一旦被女法官们逼急了，还会佯装休克，其无赖状令人忍俊不禁。
比目鱼对于小说却不仅仅起着一种调节叙述风格的作用，它代表的首先是一种男性统治原则：男人就是要去征服，去征服一切。
比目鱼一方面教唆男人追逐文明与进步，另一方面也提供给他们相应的政治理想和意识形态，以便使他们日益增长的统治要求合法化。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情节：上帝的出现是与奥阿的第三个乳房的消失同时发生的：
到后来第三个乳房掉了……不过它不是慢慢地萎缩了，而是突然之间不见了。不，不是女人们厌烦了，不想再没完没了地给我们喂奶了，而是比目鱼要当我们埃德克们的上帝。
虽然比目鱼最终并没有成为唯一的上帝，而是仅仅充当了一个“小神”，但“第三个”乳房的消失显然是男人寻找生命抽象意义的前提。没有了能够起到中和或者调和作用的“第三个”——这在格拉斯那里是第三条道路和第三种可能性，各种以乌托邦为特征的思想体系便可以粉墨登场了。在格拉斯那里，诸如基督教、法西斯主义等各种诱惑人的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其核心不外乎是维护某种绝对权力或统治。如果说，格拉斯在《蜗牛日记》中就曾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提出过质疑和批判，那么，在《比目鱼》中，他更是通过叙述者的口，把比目鱼称之为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代言人：“假如有一个世界精神的话，那它的声音就是从您那儿发出来的。”在格拉斯看来，人类历史没有什么前定意义，而是以荒谬与混乱为特征的。[4]比目鱼鼓吹的男性事业之所以走到尽头，走到连它的始作俑者也感到恐惧的地步，那是因为男人们几千年来一直在追寻所谓的文明和进步，他们对世界的强行征服带来的只能是暴力和战争。
作为这一征服史的代言人，比目鱼如今坐在了女性法庭的被告席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女人们对于比目鱼的审判即是对男性几千年统治的清算。只不过，虽然格拉斯视女性的生活方式更具有他所推崇的“蜗牛”精神，但女性绝不比男性更优越，因此，妇女追求的自我解放绝不应当是与男性交换角色，假如那样，就可能发生《比目鱼》中“第八个月”中描写的父亲节上发生的疯狂而又悲惨的事件。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女性和男性必须联合起来，吸取几千年男性统治的教训，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女人或者男人，来追求共同的解放。“而解放在格拉斯那里只能是，依据——虽然并不稳定的——启蒙原则走一条一小步一小步的实用的道路。”[5]
《比目鱼》写什么？写父权统治的失败，写女性解放，写充满暴力和失败的人类历史和文明史，然而但不能忘记的是，它还写食物，写菜谱，写烹调与进食的过程，写男人与女人，写他们之间因为洗碗而起的争吵，同时却也写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饥荒：
我写什么
写饭菜，写回味，
补写不请而到
或迟到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客人。
写鲭鱼对柠檬汁的渴望。
所有鱼中我主要写比目鱼。
我写富裕，
写禁食，写挥霍浪费者缘何发明了斋戒。
我写富人们餐桌上牛肉的营养价值，
写脂肪、粪便、食盐与贫穷。
写精神如何变得苦似胆汁，
写肚子怎样得了精神病，
我将——在小米堆中——
富有教益地进行描写。
我写乳房。
只要还在持续，
写伊瑟贝尔就在怀孕期间（吃酸黄瓜上瘾）。
写分享最后一口，
与朋友共度的时光，
面包、奶酪、核桃和葡萄酒。
（我们有吃有喝地谈天论地
还有那不过是恐惧的狼吞虎咽。）
我写饥饿，写它如何被描写
并作为文字传播。
写调料（当瓦斯科·达·伽马[6]和我
让胡椒价格下调时）
我要一路写着直奔加尔各答。
肉——生与熟，
松垮垮，细丝脱落，皱缩，变酥。
写每日的粥饭，
还有别的咀嚼过的东西：注明日期的历史，
剩下来的我都记录在案：
骨头、果皮、牛羊杂碎以及香肠。
写坐在满满一盘饭菜前的恶心，
写美味佳肴，
写牛奶（它如何凝固），
清晨
我写萝卜、白菜和土豆的胜利，
或者当昨日的残余
石化后变成了今日。
我写什么：写鸡蛋。
写忧伤与脂肪，耗尽精力的爱情，钉子与绳索，
因头发而起的争吵以及吹毛求疵。
超低温冷藏柜，停电时，
它们的情形。
我将写
大家坐在吃得精光的桌旁；
写你写我写卡在喉咙里的鱼刺。
这首诗在《比目鱼》中具有纲领性意义，它告诉读者，《比目鱼》（作为一本“讲故事的烹饪书”）最基本的主题还是“食物”。这一点，首先反映在叙事层面上：从奥阿取火煮食，到阿曼达引入土豆，世世代代的厨娘们发明了无尽的制作美味菜肴的方法，包括小说记录下来的九十九种烹调法。
《比目鱼》讲述了人类的营养史，但它同时也讲述了人类的饥饿史。这一历史从父权统治开始就开始了，却一直延续至今。小说中叙述者（此处兼作者）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参观贫民窟时，不断地发现，那里的人们不是仅仅在“挨饿”，而是普遍都“营养不良”。这一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困在“北半球”的富足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的残酷和不人道。因为在那些要当“终极男人”的人在努力制造“鱼雷和宇宙火箭”的时候，饮食作为人的基本需求在世界很多地方还得不到满足。
“饮食”与“烹饪”是格拉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的一贯主题。早在《铁皮鼓》中，就有一个热衷于做饭的马策拉特。不过，到了《比目鱼》中，“烹饪”获得了更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是妇女几千年来为人类的文明和发展做出的真正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符合格拉斯对于人类历史进步的理解，即“烹饪”具有对抗以征服和占有为特征的技术进步的功能；另一方面，描写烹调和进食的过程给格拉斯提供了停留在具体“物体”上的理想途径，使得他所宣布的写肉，写鸡蛋，写萝卜、土豆、白菜、“骨头、果皮、牛羊杂碎以及香肠”成为可能。
在此基础上，烹饪与进食在《比目鱼》中超越了日常生活，成为两性关系的表征，正像小说一开篇就写的那样：“伊瑟贝尔又加了一点儿盐。”在两人做爱之后，伊瑟贝尔说的是：“顺便说一句，咱们得赶快买一台洗碗机啦。”谁来做饭与谁来洗碗，厨房似乎成了两性展示自己解放意识的阵地，烹饪成了一种政治性很强的活动，它不仅是统治与反抗的手段，也是从事政治谋划、实现政治理想的途径：在新石器时代，女人的哺乳是母性统治的象征，也是男性自我意识尚未形成的标志；在之后的父权社会里，不同时代的厨娘们则更多地用烹饪来对抗男性的压迫：迈斯特维娜在喂饱了从布拉格来的主教后，一铁勺打死了他；胖格蕾特则对自己的敌人实施催肥计谋，直到他一命呜呼为止；与此相比，索菲试图用毒蘑菇毒死侵略者的办法更直接，与此同时，她给因为反对封建专制而被关在监狱里的恋人弗里茨送去小牛肝香肠和蜜蜂膏，以坚定他的信心。
在《比目鱼》中，集体进食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它的方式往往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权利关系。在母系社会时，“女人们是单独吃的，吃的是特别的东西”；胖格蕾特送别她即将上法场的父亲的“最后的晚宴”很特别，她是把后者和刽子手们请在一起吃她用杂碎做的拿手好菜的；当女性法庭结束了对比目鱼的审判之后，几乎是理所当然地举行了一场叙述者作为唯一男性参加的“比目鱼宴”。这场“示威性的、将来值得纪念的、按照一定仪式的、隆重的大型比目鱼宴会”之所以引人注目，甚至让人触目惊心，是因为它以一种赤裸裸和几近残暴的方式宣告了以比目鱼为代表的男性好战原则时代的终结。然而，恰恰是这样一场宴会却给人留下许多思考：新的时代何去何从？人类应该从自己的历史中学到什么？但就饮食而言，答案几乎是清楚的，即：“变革要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有意识地放慢步伐”，而不能大跃进，因为它“通向大锅饭”。
像格拉斯的其他作品尤其是“但泽三部曲”一样，《比目鱼》的故事情节也具有现实与虚幻同步、叙述与议论交织的特点。加之叙事虽有一定的时间顺序，但往往又有几个线索齐头并进，其中还穿插着神话、传说、逸事以及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比如记叙在但泽和印度的经历和感受时，第一人称的叙述人“我”的背后无疑就是作者本人。除此而外，小说中还出现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与事件，这一方面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另一方面却给来自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圈的读者带来了不少阅读困难。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部内容丰富深刻、多层次性且具开放性的作品，我们做了必要的注解。
格拉斯的语言一向以艰深难懂著称，作者不仅喜欢引经据典，在《比目鱼》，除了大量使用了方言和低地德语以外，还加上丰富的隐喻和象征，诸如用“空鞋”隐喻战争死亡的无意义，用“啃萝卜”来隐喻男人对阉割的惧怕，以及用“鹅毛飘浮在空中”来象征静止的时间，等等。此外，随着所描写的时代的变化和人物的不同，叙述语言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其中，不仅有巴洛克诗人的咬文嚼字，也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反叛青年的表现在语言上的玩世不恭，更引人注目的还有作者对讽刺、自我讽刺与反讽的运用。除此而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穿插于其中的诗歌，它既可视为前一章节的总结，又可看作后一章节的前导，既独立于叙述散文部分，又与之互相辉映，为整部作品增色不少。
翻译这样一部内容丰富、艺术手法独特、语言又别具一格的巨作，其难度可想而知。格拉斯的一位老朋友希尔德斯海莫就曾在致作者本人的一封生日公开信中这样写道：“我们有两本书。西尔维娅和我人手一册，晚上各读各的，早晨吃早饭的时候相互交流我们的阅读经验（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早起来过）。当然也谈到了翻译困难。西尔维娅这么说：‘每逢这种时候我就很庆幸我懂德语，能够读原文。’”[10]这些话既是对这部伟大作品的赞誉，同时也非常中肯地道出了对（任何）译文的怀疑。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一直诚惶诚恐，小心翼翼，也请教了不少德国朋友，尤其是德国科隆大学的马海博士（Heilmut Meyer）、纽伦堡的阿尔诺德女士（Katrin Arnold）和慕尼黑的卡尔克女士（Gabi Karg）等都给予了译者以多方面的帮助，在此一并附笔致谢。本书的前半部分（一至四月）由冯亚琳译出，后半部分（五至九月）由丰卫平翻译，冯亚琳校改。由于译者经验和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和同行批评指正。
冯亚琳
2002年8月初写于歌乐山脚下
2018年12月修订于嘉陵江畔
[1] Christoph Perels： Über den Butt. In： Text + Kritik， Heft 1/1a Günter Grass， herausgegeben von Heinz Ludwig Arnold， München： Edition Text und Kritik 1978， S.90.
[2] 格拉斯的自造词，与女性的怀孕和分娩相对。
[3] Manfred Durzak： Es war einmal. Zur Märchenstruktur des Erzählens bei Günter Grass. In： Zu Günter Grass. Geschichte auf dem poetischen Prüfstand， herausgegeben von Manfred Durzak. Stuttgart： Klett， 1985， S. 177.
[4] 参：Manfred Durzak： Geschichte ist absurd. Eine Antwort auf Hegel. Ein Gespräch mit Günter Grass. In： Zu Günter Grass. Geschichte auf dem poetischen Prüfstand， herausgegeben von Manfred Durzak. Stuttgart： Klett， 1985， S. 9—11.
[5] Sabine Moser： Günter Grass. Romane und Erzählungen， Romane und Erzählungen. Berlin： Erich Schmidt 2000， S. 115.
[6] 瓦斯科·达·伽马（1468？—1524），葡萄牙航海者，曾到达过非洲南端，后又几度赴印度。
[7] 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坦嫩贝格（即波兰的斯滕巴尔克）战役：1410年，德意志骑士团在此遭受到联合起来的波兰和立陶宛军队毁灭性的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即1914年8月，德国在此进行的战斗中战胜俄国。
[8] 维特施托克战役，三十年战争中的一次战役，1636年10月4日发生在柏林西北部的维特施托克（德国勃兰登堡州）附近，瑞典将军巴内尔战胜了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军队。
[9] 科林（波希米亚中部城市，今属捷克）战役：七年战争期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于1757年6月18日在科林遭到奥地利陆军元帅道恩的打击，不得不从波西米亚撤退。
[10] Wolfgang Hildesheimer： Butt und die Welt. Geburtstagbrief an Günter Grass. In： Merkur.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europäisches Denken. 31 Jahrgang， 1977， Heft 10， S. 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