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迎来送往，离合聚散，一直是社会生活中重要的活动。送别话题自古就是诗词歌赋创作中的重要题材，千古传诵的名篇佳制中不乏送别之作，特别是历朝历代的送别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众多题材的诗作中可谓是独树一帜。梳理古代送别诗的发展历程，理解古代诗人在依依惜别之际的悲欢情愫，从送别诗中发掘古代诗人的交游行谊，折射古代各个时期的文化底蕴，送别诗的全面系统研究是一项裨益当代学术的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数以万计的历代诗歌中送别题材之作蔚为大观。上下几千年的送别诗，要考镜每一首作品的写作背景，揣摩每一首作品所透视出的诗人心态，乃至全面描述各个时期送别诗发展的轨迹，亦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截取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断面，从六朝送别诗入手研究，瓦解其冰山之一角，庶几能为唐宋以来历代送别诗的全面研究打开一扇方便之门。
金陵古都，六朝往事，总能激起骚人墨客的怀古感慨之情，“六朝”一词在唐代的怀古诗作中就堪称流行，“六朝”是指在建康建都的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的总称。在学术界，有一种说法是把建安末到隋代四百多年的时期称之为六朝时期，[1]既包括建都石头城的南六朝，也包括建都北方的曹魏、西晋、后魏、北齐、北周、隋的北六朝。南北六朝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六朝送别诗研究取南北六朝时期，从建安末期到隋代的送别诗均属本课题研究对象。
一、送别诗界定
送别诗就是与送别相关并以送别为题材的诗歌，但学术界却没有明确的定义去衡量哪些诗歌属于送别诗。由于时代背景的模糊等种种原因，具体到某一作品时往往不容易判断其是否属送别之作，昭明《文选》、《初学记》《艺文类聚》等总集、类书对于送别题材诗歌的归类标准也不尽一致。探究古代对于送别诗归类的依据，结合当代学界对于送别诗研究的成果，对送别诗作一界定是十分必要的。
萧统《文选》中送别诗归入“祖饯”类，共收曹植等人七题八首诗歌，要总结祖饯诗的归类依据，得先了解“祖饯”的意思。“祖饯”在古代是送别时的一种仪式活动，有“祖”“祖道”，“軷”“犯軷”，“饯”“祖饯”等多种称法，但这三种称谓在具体细节上又有差别。
1.一祭三名
（1）“祖”“祖道”
《说文解字》（下简称《说文》）释“祖”曰：“祖，始庙也。（段注：始兼两义，新庙为始，远庙亦为始。故袝祪皆曰祖也。《释诂》曰：‘祖，始也。’《诗》毛传曰：‘祖，为也。’皆引伸之义。如，初为衣始，引伸为凡始也。）从示，且声。”[2]《文选》李善注引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黄帝之子，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3]据此，“祖”有两义，一则是始庙引申为开始的意思，一则指道神。按后一意思，人们出行时要举行“祖”的仪式就是为了求得道神的保佑，先秦典籍中早就有“祖”的这种用法：
《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出祖，出宿于屠”郑玄注：“祖，将去而犯軷也。既觐而反国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则如始行焉。祖于国外，毕乃出宿，示行不留于是也。”[7]《左传》“梦襄公祖”杜预注：“祖，祭道神。”孔颖达疏：“《诗》云：‘韩侯出祖’，‘仲山甫出祖’，是出行必为祖也。《曾子问》曰‘诸侯适天子’与‘诸侯相见’，皆云‘道而出’，是祖与道为一。知祖是祭道神也。”[8]正如郑注孔疏所言，“祖”就是人们将要远行时举行一个祭神的仪式，以祈求道神保佑行旅一帆风顺，至于道神是否如《四民月令》所指则不得而知。[9]“祖”既是出行时举行的活动，就表示旅途的开始，“祭道神”一义也就可以理解为“始”义的引申。郑玄在《仪礼·聘礼》“出祖释軷，祭酒脯，乃饮酒于其侧”条注里就指出了这种引申关系：“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礼，行出国门，止陈车骑，释酒脯之奠于軷，为行始也。”[10]这样理解，从“始庙”到“始”到“祭道神”就是一脉而来。另外，孔颖达疏指出了“祖与道为一”的关系。因此，在古代文献中，人们习惯“祖”“道”连用，以一个复合词来指“祭道神”的意思，又由于“祭道神”总是和送行分别联系在一起，所以“祖道”也成了古代举行送别仪式的代名词。
上引《左传·昭公七年》一段文字中的“祖以道之”“祖以道”可以说是“祖”“道”连用最早的例子了。《史记·滑稽列传》言东郭先生出宫门远行，“故所以同官待诏者，等比祖道于都门外”，[11]此后史书于重大离别送行活动称之为“祖道”者不乏其例。六朝之际送别诗歌标题和行文中亦有不少用“祖道”的，如王濬《祖道应令诗》、孙楚《祖道诗》《之冯翊祖道诗》、张华《祖道征西应诏诗》《祖道赵王应诏诗》、陆机《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诗》、王讚《侍皇太子祖道楚淮南二王诗》等标题中直接题“祖道”二字，[12]曹植则在《圣皇篇》中写道：“祖道魏东门，泪下沾冠缨。”[13]
总之，“祖”“祖道”是古代送别之际举行祭道路之神以求前途平安的一种仪式活动，因为这一活动总是与分别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无论史籍记载还是诗文创作，一般都用这个词来作为送别的代称，当然不是指一般的两人分手，大凡伴有隆重的送别仪式的分别才用这个词。
（2）“軷”“犯軷”
“祖道”是分别时举行祭道神仪式来为远行者送行的活动，这个仪式称为“軷”。《说文》：“軷，出将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坛四通，树茅以依神为軷。既祭犯軷，轹牲而行为范軷。从车，犮声。《诗》曰‘取羝以軷’。”[14]根据《说文》的解释，“軷”的主要目的是“媚神”以祈求神的保佑，有一道严格而神圣的仪式程序。“取羝以軷”出自《诗经·大雅·生民》，毛《传》：“軷，道祭也。”郑玄《笺》：“后稷既为郊祀之酒及其米，则诹谋其日，思念其礼。至其时取萧草与祭牲之脂爇之于行神之位，馨香既闻，取羝羊之体，以祭神。又燔烈其肉为尸羞焉。自此而往郊。”[15]軷就是道祭，祭于行神之位，与出行谋事联系在一起。至于軷祭这一仪式的程序及其具体操作，说法很多，但大体同于《说文》。出行者前路艰险，故在出发时要举行祭神的仪式。在这个軷的仪式上，先要用土堆成一座小山即軷坛，在小山上放上菩、刍、棘、柏等植物，或者放上牺牲如犬、羊，或者供上酒脯等祭品，代表神主。然后由名望较高的长者致辞，大抵是祈求神灵保佑，祝福行者前途平安。祈告完毕，送行的人还会在土山旁向行者敬酒致别。最后让马车从土山上碾过，象征得到了道神的保佑，开始旅程，[16]“軷”一词在古代文献中出现频率不高，主要是汉唐经学家在笺注的时候用得比较多。因为“軷”是一种祭祀活动，所以有时候汉唐经生又称之为“軷祭”；又由于“軷”经常在注释“祖”“祖道”时要运用到，故有称为“祖軷”者；还因为这一祭神活动最后阶段要让车骑从用土堆起的軷坛上碾过，称为“犯”，故有时也“犯”“軷”连用。
至于先秦时期在軷祭上的致辞文献资料较少，《诗经·大雅·烝民》在“仲山甫出祖”时是“吉甫作诵”，诵文是本诗还是别有其辞不得而知，其诵“穆如清风”“以慰其心”，[17]“其”指仲山甫，可见本诵是以对仲山甫的安慰为主。保存下来的较早軷祭祝词要属《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所载越王入臣于吴时文种的祖道祝词和蔡邕的《祖饯祝》了：
“祝”在文体归类中属于文一类，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上述两篇祝文，称前者为《固陵祖道祝词》。沈德潜《古诗源》收文种祝题为《越群臣祝》，归之于诗类。“越王勾践五年五月，与大夫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军阵固陵。”[20]在这种悲壮慷慨的辞行仪式上，“大夫文种前为祝”，固当以安慰与激励为主。[21]而蔡邕《祖饯祝》则主要是强调出行的淑月吉日，良辰嘉兆，同时对神祇提出要求，以类于“巫”的身份让风伯、雨师、阳遂、蚩尤、仓龙、白虎、朱雀、玄武等神都为远行的人开道服务。两篇祝词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求神祇的保佑，此去迢迢，消灾止祸，平安长乐。
古代对于出行送别这种隆重的活动较少用“軷”一词，更多是用“祖”“祖道”“饯”“祖饯”这样的称谓，“从汉唐时代起，‘祖饯’与‘祖道’便常常被人混用，‘軷’和‘犯軷’的出现频率反而越来越低”。[22]
（3）“饯”“祖饯”
《说文》：“饯，送去食也。（段注：各本少食字。今依《左传音义》补。毛《传》曰：祖而舍軷，饮酒于其侧曰饯。）从食，戋声。《诗》曰：‘显父饯之。’”[23]无论是诗文作品，还是经史著作、历代笺疏，都较多地用到“饯”“祖饯”，仅《诗经》中就有四处用到“饯”。
《诗经》中“饯”字的意思，后儒有较为详细的注疏，把“祖”“祖道”“軷”“饯”各种称法的注疏梳理出来，古代的送别情形就非常明晰了。《诗经·泉水》毛《传》：“祖而舍軷，饮酒于其侧曰饯。重始有事于道也。”孔颖达疏：“言‘祖而舍軷，饮酒于其侧’者，谓为祖道之祭，当释酒脯于軷。舍軷即軷释也，于时送者遂饮酒于祖侧曰饯。饯，送也。”[27]朱熹也同样注释为：“饮饯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毕处者送之，饮于其侧，而后行也。”[28]据此，则“饯”是“軷祭”中一个具体的程序，是在祭祀完毕时于軷坛边由送者向行者敬酒辞行的一个环节，与“祖道”“犯軷”还是有区别的。有“祖道”则多有“饮饯”，有“饮饯”或者不一定必得“祖道”，“祖”且“饯”者则合称“祖饯”。
总而言之，梳理古代送别活动的整个过程，可以得出以下八个要点：
一祭三名。按照古代经学家的注疏，古代送别仪式三个名称是相通的，即“祖”“道”“軷”是一祭三名。《诗经·邶风·泉水》孔颖达疏：“《大驭》云‘犯軷’，《诗》云‘取羝以軷’，《聘礼》云‘释軷’是也；又名‘祖’，《聘礼》及《诗》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问》云‘道而出’是也。以其为‘犯軷’，祭道路之神，为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29]而在汉唐以后，人们更多地以“祖饯”“饯”来指軷祭送别活动，“犯軷”却较少运用，因此，可以说“饯”与“祖”“道”组成了新的一祭三名。
祭祀原因。古代送别祭道神原因很明确，即要求神明保佑行者旅途顺利，“求无险难”，也体现了古人对差旅的重视。《诗经·邶风·泉水》孔疏：“所以为祖祭者，重己方始有事于道，故祭道之神也。”[30]
軷祭地点。春秋战国时期，軷祭多数是出国门而举行的。“知出国而为之者，以《聘礼》《烝民》《韩奕》，皆言出祖，则不在国内，以祖为行道之始，则不得至郊。故知在国门外也。”[31]其时各诸侯国割据纷争，行人远行也以外交往来为主，而在国门外举行盛大的送别仪式，既是对行者前程险难的一种安慰，也是向国人与邦国告示诸侯对此次外交往来的重视，有一定的政治作用。至于汉魏以后，祖道活动日益频繁，軷祭地点也不拘于一地了。
軷祭人员。因为每一次軷祭活动的重要性，所以对参加这一活动的人员也有一定要求。除了远行者是主要对象外，必须有诸侯或卿大夫参加。如《诗经·大雅·韩奕》写韩奕出祖时，“显父饯之”，毛《传》：“显父，有显德者也。”郑《笺》：“显父，周之公卿也。”除了有显德者主持祖道活动，还有许多卿士一起送行，“笾豆有且，侯氏燕胥”，郑《笺》云：“且，多貌。胥，皆也。诸侯在京师未去者，于显父饯之时，皆来相与，燕其笾豆且然荣其多也。”[32]
軷祭用牲。祖道道具中，因为参加人员的规格不同，祭祀用牲根据等级的不同而不同，天子用犬，诸侯用羊，一般卿大夫释酒脯而已。《诗经·邶风·泉水》孔疏：“据天子诸侯有牲，卿大夫用酒脯而已。”“天子以犬，诸侯以羊，尊卑异礼也。”[33]
軷祭致辞。祖道活动中一个重要的程序就是向神致辞，文种的祖道辞和蔡邕的《祖饯祝》或者是祭祀致辞的正体，汉魏以后祖道活动中更多的则是写诗，也有用箴这种文体的。如《后汉书·文苑列传·高彪传》载：“时，京兆第五永为督军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会，祖饯于长乐观。议郎蔡邕等皆赋诗，彪乃独作箴曰……邕等甚美其文，以为莫尚也。”[34]而唐宋以后更有于送别时作序体的，只是不复有先秦那样严格的祖道仪式了。在致辞人选上，先秦时候首选德高望重者，如显父之饯韩侯、吉甫之诵仲山甫与申伯；而汉魏以后，主持祖道的人则要求参加送别活动的所有人都要作诗或撰文，从许多祖道应令诗就可见一斑。
饮饯致别。整个軷祭活动的最后一项，就是饮饯致别。《诗经》中多次提到了“饯”“饮饯”，都是以酒壮行送别的意思。这一程序在先秦祖道活动中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但却在历代送别活动中传承并光大发扬，軷祭或许没有了，但饮饯是必不可少的。酒可壮行，也是增添文人墨客离愁别绪的催化剂，故而后代许多脍炙人口的送别之作就是在推杯换盏中创作出来的。
出行出宿。古代交通闭塞，行旅维艰，每一次远行择黄道吉日出发后，就要义无反顾，一直向前。故祖道出发以后，行者一般不会在軷祭地留宿，必须在下一地点出宿。正如《诗经》所言，分别于祢则“出宿于泲”，出发于言则“出宿于干”，“韩侯出祖”要“出宿于屠”。“计宿、饯当各在一处而已”，“宿、饯不得同处”。[35]
由此可见，古人的送别活动尊卑有次、程序井然、敬神重人，既有浓郁的巫术特色，又有深厚的人性关怀；既是对行人远去的辞行，又是文人雅士的笔会。
2.《文选》的祖饯诗
祖饯诗，应该与祖饯相关，要么是軷祭活动上的致辞诗，要么是饮饯致别时的即兴祝福诗，总之是祖饯时的赋诗。軷祭致辞从活动性质和文种、蔡邕祝文来看，应该是以“祝”体为主，但如果是以诗的形式来致辞，那就可以称之为祖饯诗了。祖饯歌诗，文献可考者有燕太子丹祖道荆轲流传下来的《荆轲歌》；较早的文人祖饯赋诗，史有记载的当推《后汉书·文苑列传·高彪传》所载祖饯第五永督幽州时议郎蔡邕等的赋诗，其诗没能流传下来，最初的祖饯诗到底是什么形式、写些什么就不得而知了。至于《文选》中的七题八首祖饯诗，都是在什么背景下写出来的，与祖饯活动有多大关系，兹列下表（表0-1）以便分析：
表0-1《文选》所收祖饯诗背景信息
表0-1中各送别诗的送别时间、地点、分别原因等参考了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以及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兹不一一出注。送别场景为诗歌内容摘录，与祖饯关系则是按诗歌内容和写作背景所下的个人判断。
萧统选录这八首诗入“祖饯”类，时间跨度从汉末到南朝齐末，亦是各个时期的名家名作，显示了《文选》编选上的独具慧眼。这八首诗都是送别之作，送别时间、送别地点、送别主客双方也都约略可考，其中也不乏饮饯场景的描述，只是到底是不是祖道活动时的赋诗，于史籍考索较为困难。检梁以前历代正史，仪式性祖道活动的记载比比皆是，其中明确记录祖饯赋诗的史实亦有多例，萧统却偏偏没有选录这类诗入“祖饯”类，而是编入了上面那种史料依据不足考的七题八首，说明了萧氏对“祖饯诗”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下面试比较一下正史记载祖饯时的赋诗作文与这七题八首有什么异同，然后揣摩《文选》编者对“祖饯诗”的理解。
首先，文种的祖道祝词抒发被迫离乡背井的悲慨，深蕴化悲痛为力量的励志激情，又明白表达对“神祇辅翼”的迫切祈愿，紧扣祖道仪式又不忘抒发个人情怀。蔡邕的《祖饯祝》从“媚神”“慰人”两面出发，以近乎巫术祝祷的方式祈求道神的保佑，以期“君往临邦，长乐无疆”，是一种集体的祝福，作者只是一个代言人，并没有个人感情的流露，軷祭的痕迹很明显。再看《后汉书·文苑列传·高彪传》所录高彪的祖饯箴：
《后汉书》所载的这次大型祖饯活动，陆侃如系于熹平四年（175），[37]蔡邕等“天下名才士人皆会”，祖道饯送第五永使督幽州，蔡邕等皆赋诗，惜其诗不存，不能窥见早期祖饯诗的面目。然高彪所作箴被《后汉书》收录下来，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六六称之为《督军御史箴饯赠第五永》。[38]第五永督军幽州，外任大员，身负重责，故高彪作箴告诫第五永要效法古贤，以吕尚老当益壮，石碏大义灭亲等先公高节为榜样，努力勤职，以整皇纲，以董不虔，不负国家重托。通观此箴，如果没有祖饯的背景记载，亦难以判断是一次隆重的祖饯活动上的临行赋赠。《文选》八首祖饯诗既没有传统祖饯祝词那样对神祇辅翼的祈求内容，也没有像祖饯箴那样对行者的规诫内容，与文种、蔡邕、高彪的祖饯之作可谓大相径庭。“祝”“箴”文体归类上归属于文，写作抒怀固然和诗歌不同，那么有些直接题名“祖饯”的诗歌或者文献直接记载的祖饯活动上所赋诗歌与《文选》“祖饯”类诗又有什么异同呢？
陆云《太尉王公以九锡命大将军让公将还京邑祖饯赠此诗》（六章）是一篇标目“祖饯”的诗歌。《中古文学系年》系此诗于晋惠帝永宁元年（301），[39]其时，诏遣太尉王粹加九锡于成都王司马颖，颖拜受大将军徽号而让九锡殊礼，并将祖道饯送王粹还京邑，于是陆云宿构此诗，此诗写作过程可参《与兄平原书》。[40]观全诗六章，主要是对成都王颖的歌功颂德，于祖饯活动则是穿插于行文当中，“王人反旆，兴言出祖，饮饯于迈”，寥寥数笔一带而过。对行者旅途的平安顺利则以想象的详细笔墨铺叙。
又，《宋书·孝义·潘综传》载王韶之出为吴兴太守时，有感于吴兴乌程人潘综、吴逵的孝义之行，察潘综、吴逵孝廉并发教，认为潘综“守死孝道，全亲济难”、吴逵“义行纯至，列坟成行”，二人可以察举孝廉。“及将行，设祖道，赠以四言诗”。据《宋书》载，吴逵在饥馑疾疫之年，其亲人死者十三人，独其夫妻幸免于难，大难之后吴逵夫妇历尽千辛万苦，“期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潘综则是在孙恩之乱时以死救父，孝行可嘉。因此王韶之察举二位孝廉，并在祖道时赠以四言诗。曹道衡、刘跃进著《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系此四言诗于宋少帝刘义符景平元年（423），[41]其诗题为《赠潘综吴逵举孝廉诗》六章，其诗曰：
这首祖道时的赠诗六章以标榜潘综、吴逵的孝义为主，从而说明自己察举二位为孝廉的理由，而于祖道饯行的场景基本不费笔墨。于是可知，祖道活动时的赋诗因碍于集体行动，大多数做的是官样文字，要么大肆渲染祖道主持者的功德，要么标榜被祖道出行者的义行，或者祈求道神的保佑，或者鼓励出行者勇往直前，总之具备较多的应酬成分，缺乏细腻的个人情怀。正如李立《论祖饯诗三题》一文所说：“祖饯诗必须在祖道饯别时完成，然后面对着神主以‘诵’的形式赠予远行之人，这就意味着在祖道饯别的仪式上祖饯诗的‘文本’意义可退居次要地位，它更多的是通过‘诵’的形式，使作者（赠予者）与受赠者从视听等感觉的角度来表达和接受诗的内容和情感。”[43]这些“文本”意义退居次要地位的祖饯之作却是真正的祖道活动上的赋作，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祖饯诗。所以，418年孔靖辞事东归，宋高祖饯送于戏马台时，谢瞻、谢灵运同题《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也是比较注重高祖饯宴的描述，淡笔略带分别的感慨，虽是正统祖饯诗，却被萧统归入“公宴”类，而选了二位抒发离别感慨深刻的诗作入“祖饯”类。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萧统《文选》“祖饯”类诗歌的归类标准了：由王公贵族主持的正式隆重的祖道活动在《文选》八首祖饯诗中虽不可考，但这八首诗却都是地道的送别之作，诗题中除《金谷集作诗》外都有“送”或者“别”的符号标记，有着万人空巷、千里远送，浅斟低酌、依依惜别，携手游园、难舍难分的感人场面；八首诗作中虽没有正规祖道活动中诗作里的那种颂扬与祷祝，却有着社会现实、自然山水、人生哲理、人际交谊的真实展现；八首诗作不是集体祖道活动时的官样文字，可以无拘束地抒发分别时个人的真情实感，文士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之感，在这些作品中有所表现。正是从感情的抒发为衡量标准，萧统《文选》“祖饯”类没有选录许多祖道公宴活动上的作品，而是精选了这八首送别之作，也给我们对于祖饯诗乃至送别诗的理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3.祖道诗与饯别诗
根据《文选》“祖饯”类诗的归类标准，我们可以看出，到梁代时以萧统为代表的部分文人对祖饯诗的理解侧重在饯别而不是祖道上了。虽然汉魏以后，祖道活动依然频繁，祖道应令赋诗也蔚为大观，但这些在正规仪式活动上的祖饯赋诗却往往缺乏真实情感的抒发，有的是急就成诗徒增笑谈，有的早已宿构却重在对当道者的谄媚歌颂，有的只是公式般地套用程序话语来祷神励人，有的一味敷衍而游离出送别的主题。因此，我们不妨称这类祖饯诗为祖道诗，更符合实际。而《文选》归纳的这类祖饯诗抒发分别时的难舍难分、聚短别长，感情真挚，但却多数只有简单的送行话别，没有正规场合下的庄严祖道仪式，更没有官场同僚赋诗敷衍，有的只是个人感情深笃的同道邻里真情的流露。这类祖饯诗是没有传统仪式的送别诗，可以称之为饯别诗。
把祖饯诗分成祖道诗与饯别诗，一种侧重于“祖”，一种侧重于“别”，二者相同的一点即都是分别场合下的赋诗，而且基本上都有“饯”这一环节。无论是仪式上的程式之作，还是远离之际的真情话别，我们都应该肯定这些都是送别诗，我们做送别诗的研究时应该把这些作品纳入研究范围。
《隋书·经籍志》载“梁有魏、晋、宋《杂祖饯宴会诗集》二十一部，一百四十三卷，亡，今略其数”，[44]可知魏、晋、宋祖饯诗歌蔚为大观，惜其集早亡，不能观其时祖饯送别诗歌繁荣的盛况。《文选》对诗歌分门别类，设立“祖饯”目，就是从众多的祖饯送别诗歌中精心选录了八首代表作，为后代送别诗的归类提供了依据。然而，这几首诗作虽是六朝典范，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八首诗显然不足以成为整个六朝送别诗的代表。因此，《艺文类聚》《初学记》的编撰者根据他们对送别诗的理解分别在“人”部的“别”“离别”目中重新甄录了送别诗作，以作为唐代送别诗写作的模范。揣摩这两大类书中摘录的送别诗歌与送别诗句，可以寻绎出唐人对于送别诗新的理解。
1.《艺文类聚》对送别诗的理解
唐初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在“人”部里列有“别上”“别下”两个子目，按照事、诗、赋、书的顺序摘录了先唐文献中的别事、别诗、别文。其中，别诗摘录了143条，或断句，或全篇，警策与经典并存。细读这些别诗，不难发现编者的选录标准。
别部诗歌自然以写送别的诗歌为主，故《艺文类聚》中收录了许多明确标题为祖道、祖饯、送别的诗歌。送别诗在题目上直接通过表达送别意思的字眼反映出来，是历代送别诗的一大特色，也是这一类诗歌的一个标签，“别”部诗的归类，从题目着手可谓得其正源。因此，从诗歌题目入手判断是否送别诗乃《艺文类聚》选录别诗的第一个标准。
有些诗歌表达了送别的内容，却因为种种原因而采用了别样的题目，做别诗归类时就只有从内容来判断其是否为送别诗了。《艺文类聚》根据编者对诗歌内容的理解选录了许多这类写送别却没有在题目中明确标示的别诗。如潘岳的《金谷集诗》就是有送别事实的一首别诗，谢惠连《西陵献康乐》诗中也有明确的送别表述，所以都被归入“别”类。
送别诗一般理解为具体送别行动下的诗歌创作，因而总会有送别的主客体存在，诗人也或隐或显地在诗作中表达出其送别的客体。但有一种诗歌以“别”作为抒情的对象，作者虽然标题为送别诗，主要内容却是抒发别愁别怨、别情别绪，并非为某一次的具体送别行动而作。《艺文类聚》收录梁简文帝《伤离新体诗》、范云《别诗》（洛阳城东西）、江淹《临秋怨别》就属于这类抒别情的诗歌。
《艺文类聚》收录的阴铿《江津送刘光禄不及》诗虽然是客人离开后诗人送别不及的感怀之作，但送别意味浓郁，诚当归入别诗。谢朓《将发石头上烽火楼》诗表达诗人远离皇邑之际依依不舍的留恋之情，可视为诗人对熟悉的石头城的留别诗，《艺文类聚》收录本诗，体现了编者对送别诗全新的理解。魏文帝《代刘勋出妻王氏诗》、徐幹《为挽船士与新娶妻别诗》两首以代笔的方式写作的别诗，说明了送别主体与送别诗作者的不一致性，代笔送别诗亦当属别诗一个旁逸的分支。这几种类型别诗的收录体现了《艺文类聚》编者对送别诗的全面掌握与理解。
在《艺文类聚》选录的这些别诗中，有两种类型的诗歌归入别诗类则体现了编者独特的理解。其一，孙楚《答弘农故吏民诗》，这首四言诗属应酬赠答诗，其中看不出送别的意思。赠答诗如江淹《贻袁常侍诗》赠答送别兼祧者，可以入录别诗类，而孙楚此诗作为别诗的代表有什么原因，抑或是作者在送别的事实下所作，抑或是编者认为赠答诗也算别诗，不得而知。其二，《艺文类聚》“别”类选录了十几首属于思妇、怀人或别后思乡类型的诗作，应该算是对别诗外延的一次扩大了。如《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明月何皎皎）表达的就是远离者的相思怀人，应玚《别诗》写“日暮归故山”“行役怀旧土”“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就是直接表达思乡之情。其他像左思《赠妹九嫔悼离诗》、左芬《感离诗》、谢灵运《答谢惠连诗》（怀人行千里）、谢朓《怀故人诗》、庾信《寄王琳诗》等诗都是写别后感慨，表达对远离故人的思念之情。这些诗歌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客双方空间上已经分离，如果称之为离诗当更合适一些。从中也可以看出《艺文类聚》编者的另一个标准，即诗歌涉及的主客双方正在分离或已经分离的，只要空间上不在一处就收入“别”类。
总之，《艺文类聚》的别诗是其编者在全面梳理了先唐送别之作的基础上归纳出来的，体现了编者对别诗全新的理解，诗题标别意、内容抒送情的诗歌是送别诗的大宗，其他送别不及、怨别愁别、赠答兼别的诗歌是送别诗的变例，纳入别诗大类是正确的。这一归类标准基本奠定了送别诗范畴的基础，其后送别诗的研究范围莫出其右。
2.《初学记》对送别诗的理解
徐坚等编撰的《初学记》是一部方便作诗的类书，其中亦设有“离别”子目。按本书的编撰体例，“叙事”部分辑录了与送别相关的名言与轶事。“事对”部分则列举了二十九组先唐送别诗文中常用的词语，既有送别意象的对举，也有离别地的对举；既有送别动作的对照，也有离别心情用语的连类。这些“事对”每组后面都列有诗文例句，是写作送别诗时简洁实用的词典，也是笺注后代送别诗时方便采用的材料。这些列举的送别诗文虽只是断章残句，却都与送别紧密相关，要么是史料中送别史事的记载，要么是送别诗句中的警策，要么是送别赋作中经典的段落，透露出编者对送别作品研究的取材标准。第三部分“诗”的举例中，编者精选了十一首代表作，精简而不失典范，准确地传达了编者对别诗的理解。
《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之前半，传统解为思妇或者游子远行之作，被《艺文类聚》和《初学记》同时录入别诗类，应该是有道理的。如果换个角度，设本诗为送别之时主客双方互相叮咛：一方面空间上离故土越来越远，归途艰辛，所以留者要行者时刻记住故乡，如“胡马”“越鸟”一样不忘故土；另一方面离开时间越来越长，两地相思其苦可以想见，故留者告诫行者不要为外面的大千世界所迷惑而“不顾反”。最后，说不完的离别话语化作一句保重，“努力加餐饭”。设置一个分别场景来理解这首诗，纳入送别诗类就可以理解了。李陵《赠苏武诗》（携手上河梁）、谢灵运《相送方山诗》、鲍照《赠别傅都曹诗》、谢朓《新亭渚别范云诗》、王融《萧谘议西上夜集诗》、张融《别诗》、庾肩吾《新亭送刘之遴诗》、王褒《别王都官诗》、庾信《答林法师诗》、江总《别袁昌州诗》或者从诗题上直接显示出是送别诗，或者从内容上判断出是送别诗。可以说，《初学记》编者对送别诗的区分还是非常严格的，没有像《艺文类聚》那样把两地相思的离人诗纳入“别”类。还有一点值得提出来的是，《初学记》“离别”类没有选入先唐数量很多的祖饯宴会诗，可能是因为祖饯宴会上那种应诏应令之作多属应酬诗，缺乏送别的真情实感，故而不取。果真如此，则《初学记》在“离别”类选诗时或是受到了《文选》选录标准的影响。
在探析了古代送别仪式与送别赠诗的关系，理解了古代总集与类书对于送别诗的归类标准以后，我们可以根据当代送别诗研究的成果对送别诗做出进一步的范围界定了。
胡大雷《中古祖饯诗初探》说：“就一般意义而言，祖饯即设宴为某人送行，从诗歌以内容分类的意义上来说，祖饯诗应该满足这么几个条件：一是有人远行；二是有人相送，是否要在诗中表现置酒设宴倒无所谓；三是诗或从相送者的角度来写，或从被送者角度来写；四是须有送行的时间、地点，即是某次具体的饯行相送诗。”[45]祖饯诗可以视为送别诗的一个分支，但如果把对祖饯诗的界定移来界定送别诗，范围就太窄了一些。郑纳新《送别诗略论》说：“无论‘送’诗也好，‘别’诗也好，都应视作送别诗。此外，还有一种以送别之题来抒写胸臆或进行纯粹艺术创作的诗，数量不多，亦应归入此类。”[46]在祖饯诗的基础上纳入更多类型的送别诗，应该就是送别诗研究的主要范围。
首先，送别诗以送别时创作的诗歌为大宗，包括饯别抒怀之作，离亭别浦执手送行之作，送别不及而感别的诗作，也应该包括有送别之事却在内容上游离送别主题的诗作，如祖道时以“媚神”“慰人”为目的的致辞诗作，祖道活动上以应酬为主而标榜送行者的功德的诗作都多少有游离送别主题的嫌疑。但如果局限于某一次具体的送别活动上的赠行诗歌这一范围，送别诗界定未免过于严格。其他如寄赠告别诗、出发感离诗、代笔送别诗、旁观叙别诗、论别怨别诗都是送别诗研究的范围，还有些别后怀人之作，其中对分别场景的回忆性表述较充分的，亦可以纳入送别诗范畴。
判断某一诗作是否送别诗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其一，从史实与诗歌写作背景去判断，如果其诗确是在具体送别活动上的送行之作，无论其内容是否涉及送别，都应该视为送别诗。送别活动中写的不关涉或者较少关涉送别的应酬性诗作，在六朝时期数量可观，从史籍中频繁的送别赋诗的记载及现存的祖道应诏、应令、应教诗可见一斑，其中可能还有大量的这类诗作或者因为粗制滥造、感情贫乏、游离主题等原因被历史淘汰掉了。如果这些作品不纳入六朝送别诗研究的范围，就有违六朝送别诗发展的史实。其二，从诗歌标题上判断。大量的送别诗都在诗题上用送别意义的字样标示，很容易判断这类诗作的类型归属。其三，从内容上判断。有些诗歌既没有明确的写作背景记载，也没有从标题上表明送别的意思，就只好按其诗歌的内容来确定是否为送别诗。像以上所说的论别怨别、赠答兼送别、远离行旅等类型的诗歌往往兼有多种诗歌功能，就只能根据其内容上是否关涉送别来确定其归类了。
总之，送别诗就是与送别事实相关或与别离情怀相关的诗歌。只要是事实上与送别相关的诗歌和内容上抒发别离情怀的诗歌，都可以称之为送别诗。按照作者在送别活动中的身份可以分为三类：送别诗，作者送别远行者的诗歌；留别诗，作者离开某地赠别故人或感离故土的诗歌；叙别诗，作者以第三者角度来描述他人分别或感叹分别而写作的诗歌。
最后，顺便提一下自古以来送别诗的多种称名。早在《文选》之前，江淹按照诗歌主题撰写《杂体三十首》，其中涉及送别或远离的有《古离别》《张司空离情》《谢法曹赠别》《休上人怨别》等，将别与离分得很清楚，体现出江淹对送别诗的理论自觉，相应地，其本人的送别诗也都以“别”字称题，如《卧疾怨别刘长史》《应刘豫章别》《无锡舅相送衔啼别》等。至《文选》称“祖饯”，《艺文类聚》称“别”，《初学记》称“离别”，《文苑英华》细分为“饯送”“送行”与“留别”，《太平御览》称“别离”，《古今事文类聚》分为“别离”与“饯送”等，多为归类的称谓，并没有统一。当今学术界亦有沿续其中称谓的，如日本学者松原朗《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肖瑞峰《花上雨——古典文学中的别离主题研究》。然而，送别诗却是目前最为通行的称呼，将留别诗包含在送别诗之内，也是学术界通行的做法，学术论文以“送别诗”称名占90%以上。部分学者坚持以“离别诗”称名，大抵是因为送别诗与留别诗在归类上的矛盾问题，然而，若将有明显空间隔离的两地相思之作归入“离别”门下，就有可能将许多没有“送别”事实、没有发生空间位移过程的诗歌包含进来，造成送别诗门类的混乱。
二、六朝送别诗研究现状
六朝时期，无论南北出使、将士征戍、官场迁调，都非常频繁，别易会难，文人雅士、僚属亲邻自然少不了赋诗送行，大规模的官方送别活动还会有应令赋诗。因此，送别诗的写作在当时就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对同类诗歌进行结集或归类可以视作研究的一个方面，金谷集会诗作的结集，《隋书·经籍志》所记载已经亡佚的祖饯宴会诗集，《文选》诗歌类专列“祖饯”目，正可以看出当时人们送别诗研究的状况。而六朝时经常出现集体送别行动，赋诗以后又有对众人送别诗作的比较与评价，则是对具体送别诗的鉴赏批评。六朝文学批评蔚然成风，在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珍贵的遗产。可惜仅锺嵘《诗品》在谈诗歌发生论时提到了离别是促使诗歌创作的内在动因之一，故送别诗在六朝诗论乃至文学批评界的研究状况不得而知。
唐代送别诗进入高度繁荣时期，宋代文人送别诗也很发达，故而与送别相关的文人轶事在唐宋笔记上屡有记载，如《诗话总龟》分门别类摘录唐宋笔记、诗话中的诗评诗论，就专门辑有“分别”门摘录唐宋文人送别轶事。《沧浪诗话》“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47]的论断，从理论上肯定了唐人送别诗在唐诗中的地位。其实综观历朝历代诗作，送别诗都因其感情真挚、质量上乘而在众多诗歌选本当中占有重要的比例，也是唐宋以往诗评诗论所关注的大宗，诗评家辑选本做笺释不遗漏优秀的送别诗作，诗论家摘秀句、举警策少不了送别诗句。从《文选》设“祖饯”目、《艺文类聚》《初学记》设“别”部辑录送别诗开始，历代诗论家都表现出了对送别诗的重视。明清大量诗话涉及送别诗的片论屡见不鲜，到桐城派姚鼐、曾国藩等对古文分类，单列“赠序”一体，其中大多为送别文，并有概要性的论述，可以算是清代中晚期送别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但非常遗憾，没有人对送别诗的发展史做过系统梳理，也没有人对送别诗的写作规律提出过理论探讨，以至于给现当代学术界送别诗的研究留下了一个亟待探索的课题。
现当代学术界送别诗的研究开始亦如同古代的选本笺注一样，只着眼于某一具体送别诗的探究与赏析。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注意对某一个诗人的送别诗进行整体关照，如对王维、李白、杜甫、岑参等唐人送别诗的研究建树颇多。与唐代送别诗研究热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六朝送别诗的研究相对冷清，较少专著探讨，[48]单篇论文的研究也不算多。洪顺隆致力于六朝题材诗研究，由山水诗、咏物诗、游仙诗、田园诗、宫体诗等入手，深入六朝题材的诗歌类型研究，逐渐形成“六朝题材诗系统论”的理论观点，惜其所列两大系统十六种题材中没有纳入送别诗一类。[49]其后，洪氏为了回答学术界对其六朝诗歌文类取舍的质疑，专作《论六朝祖饯诗群对文类学原理的背离》一文以澄清六朝祖饯诗属传统非题材类诗体，以说明其六朝题材诗系统中没有祖饯一类的原因，其对六朝祖饯诗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和具体的分析。[50]戴燕《祖饯诗的由来》一文旁征博引，考论并举，厘清了祖饯诗的发生源头。李立《论祖饯诗三题》着重理论探析，要言不烦，论述了送别诗中“祖饯”“歌乐舞”“柳”三个关键，其中论断大多切中肯綮。胡大雷《中古祖饯诗初探》根据祖饯诗成立的四个条件，对《文选》中的“祖饯”诗及其他类诗歌中关涉祖饯的作品进行了形态分析，还多角度阐述了未入《文选》的祖饯类作品，从六朝具体送别诗作入手，对六朝送别诗做了散点式的研究。郗文倩《祖饯仪式与相关文体的生成空间》从战国末期睡虎地秦简《日书》、放马滩秦简《日书》、居延汉简等材料中发掘祖饯相关记载，取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证，推动祖饯诗文献研究前进一大步。[51]笔者在送别诗的界定、送别诗的分类、送别诗的发生、六朝送别诗的写作要素、六朝送别诗的结构特征、六朝送别诗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与美学特色等方面发表了系列论文。近几年又有一些研究生选取六朝某一朝代、某一时段的送别诗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攻其一点，提供了许多可资参考的材料。至于其他单篇送别诗作的赏析，尚未周延的六朝送别诗的概述性文章，可资参考者亦有一些。
六朝送别诗的研究虽有胡大雷的类型诗研究发凡起例，但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如发展演变史、与其时文化风气的关系在整个送别诗史上的地位、对唐宋送别诗的影响、反映的美学理念等，都尚待探究。如果结合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以及现当代学者撰写的六朝重要作家的年谱，六朝送别诗系年问题大多可以迎刃而解，而六朝送别诗发展线索也就比较明晰了。再参以锺惺、谭元春合编《古诗归》，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王夫之选编《古诗选》，沈德潜选编《古诗源》，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王士禛选、闻人倓笺《古诗笺》，张玉穀《古诗赏析》等古人诗歌选本的注析，结合现当代学者整理出来的六朝重要作家诗集，对具体诗作的诠释就可能不致误读。而像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一书当中就有很多对具体送别诗详细考证的专节，解疑释惑，于六朝送别诗的研究大有裨益。
三、选题意义与预期成果
六朝诗歌的研究，无论重要作家的专人研究，还是六朝诗歌史的研究都相当充分。近阶段，学人开始关注六朝诗歌的专题研究，像玄言诗、山水诗、游仙诗、咏史诗这些热门专题已被学者们反复耕耘，深入挖掘。咏物诗、僧侣诗、公宴诗、隐逸诗这些相对冷落的专题也陆续有了较为全面的开发。送别诗作为六朝诗歌中的大门类，却只有一些《文选》学专家与六朝诗型整体研究的学者简略涉及，不能不说是六朝诗歌专题研究的一大遗憾。做好六朝送别诗研究，正好可以弥补六朝诗歌专题研究与诗型研究的一大空白，既开拓了六朝诗史研究的新领域，又丰富了诗歌类型研究的新课题，是一项有益当代学术界的研究工程。
在整个送别诗文领域，以唐代的送别诗研究最为火热，微观到每首送别诗，宏观到每个诗人的送别诗都有论文述及，然而却不成系统，唐代送别诗全面研究的代表性专著尚未面世。其他如词曲、戏剧小说中的送别场景的研究都还很薄弱，整个送别诗史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提高。六朝送别诗的系统研究，是送别诗文研究的一个开端，本书抛砖引玉，或许会带动送别诗文研究新局面的到来。
六朝送别诗研究首先要致力于送别诗歌的细读赏析，从文本中体味经典送别诗所折射出来的艺术特色、美学情趣，穿透文字去洞察送别诗中所深蕴的诗人情感，领会诗人独特的抒情方式。除了从魏晋玄学、南北朝佛学入手诠释六朝美学之外，本书对文本的全面解析将另辟蹊径并管窥蠡测，进一步充实六朝诗歌美学，也许可以与六朝玄言诗、山水诗、游仙诗、咏史诗等类型诗歌的美学一起开创六朝美学的一片新天地。
每一首诗歌都有具体的写作环境，知人论世也是自古诗文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文本的细读之外，本书尽力还原每首具体送别诗的写作背景，有助于读者了解诗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诗人的交游行谊。做好六朝送别诗写作环境的研究工作，厘清重大送别活动的详细情况，六朝文人交游行谊就能够较清晰地呈现出来，大至列国的出使外交、征伐战事，小至文人之间的离别聚合，在送别诗中均有反映。
最后，六朝送别诗不仅仅可以当作诗来读，还可以当作史来读，从中可以反观六朝时期各种各样的送别文化，“长亭”“别浦”“饮饯”“泣离”这些六朝送别诗中常用的词汇就是其时送别文化的凝结。而在六朝送别意象的比较剖析中，亦可反映出其时别具一格的送别民俗。后代的诗歌受到前代影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理清六朝送别诗发展的轨迹，不难发现其对今后送别诗的影响。唐人送别诗站在六朝的肩膀上更上一层楼，正是六朝送别诗的诗学意义所在。
总之，六朝送别诗研究这一课题既是目前学术界六朝诗歌研究的一个空白，也是整个送别诗文研究的一个盲点，全面系统的研究有望填补这一空白；而对六朝送别诗文本与背景的全面诠释，则于六朝诗歌美学、六朝文人交游行谊、六朝送别文化的研究都相得益彰；六朝送别诗发展的轨迹自然呈现其与唐代送别诗的关系，影响史的揭示正是研究六朝送别诗的诗学意义所在。
经过深入的钻研，反复的锤炼，庶几可以达到如下预期成果：全面梳理六朝送别诗，正本清源，形成明晰的六朝送别诗发展史；细致入微的文本精读，由表及里，深入发掘六朝送别诗的美学特色；借鉴前人文学编年成果，合理利用史籍记载，考证若干大型送别活动的始末，揭示六朝丰富的人际交游行谊与浓郁的送别文化；上下关联，既探索六朝送别诗的发生源头，又剖析六朝送别诗对唐人送别诗的影响，展示六朝送别诗研究的诗学意义。
四、研究方法
六朝送别诗的研究，本身就包括本类型诗歌史的梳理、具体诗歌的解读，还要审视其在六朝文学史上的诗学意义及其与六朝文化的互动关系。所以，只有采取文史结合的方法才能较好地把握这一选题。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本书试图出入六朝史籍，抓住一切相关史料，尽可能还原每首送别诗的历史语境，又要以诗歌作为研究的载体，故文本的细读是最重要的方法；既要在阐释学原理的指导下努力发现文字背后深刻的内蕴，又要紧密结合历史上重要的六朝诗评，从接受的角度解读文本密码。
因此，文史结合、细读与文评文论结合，是本书主要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