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代温州文化环境与永嘉医派

经济发展，商业繁荣，城乡进步，自然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南宋前期，温州及各县除有府学、县学外，书院很多，永嘉县城有东山书院、经行学塾、浮沚书院、草堂学塾、城南书院、城西书院、稚新学塾、松台学塾等。读书士人有数万人之多，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一场有考生八千余人。南宋短短一百多年间，温州有文科进士1368人，《宋史》立传的温州人也有三十余人。学术繁荣，人才济济，抗金名将韩世忠之子，曾任温州知府的韩彦直称道：“温之学者……至国朝始盛，至于今日，尤号为文物极盛处。”南宋学者徐凤也称誉说：“温州多士为东南最。”文化教育的发展造就了一支颇足可观的知识分子队伍，从中分化产生弃仕从医、亦仕亦医者，也就大有人在，为医学提供了人才来源。例如施发年轻时儒而兼医，“弱冠有志于此，常即此与举业并攻”；中年过后则专心医道，行医著书，“迨夫年将知命，谢绝场屋，尽屏科目之累，专心医道”，成为永嘉医派的重要人物。所以，这种发达的文化环境，成为产生永嘉学派、永嘉四灵、永嘉医派的基本环境条件和文化氛围。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的哲学派别，高举“事功”的旗帜，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鼎足而立，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永嘉学派源远流长，早在北宋皇祐、嘉祐年间，就有王开祖、林石、丁昌期讲学于永嘉、瑞安，开永嘉学术之先河；元丰、元祐间，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等九人，号称“永嘉九先生”，将新学、关学、洛学引入温州，开创温州学术的新阶段。南宋前期，薛季宣、陈傅良开创事功之学，阐明和发扬经世致用的思想，永嘉学派开始形成和发展。叶适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他重视学术史研究，对先秦以来各学派思想进行批判、评论，“自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随其深浅，咸有遗论，无得免者”。他深入研究事功之学，用功利来衡量义理，认为义理不可脱离功利，“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他把对事功知识的研究，同现实政治结合起来，认为“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他的事功学说直接为政治改革和抗金主张做了理论上的论证。永嘉学派的事功理论，是对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空谈义理、不务实际的批判，“教人就事上理会”，提倡对事物做实地考察，认为只有接触实际，了解实际，提高思想水平和办事能力，才能达到挽救民族危机、巩固国家统治的目标。永嘉学派的学术主张在当时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也可以说直接促成永嘉医派的产生。囿于传统思想，知识分子务虚重道，视功名仕途为唯一目标和出路，医生社会地位低下，归于巫卜星相之流而为士大夫所不屑。工商业经济发展，市民阶层成长，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观念，而永嘉学派的事功学说更促使崇实务实的社会思潮形成。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使救死扶伤的医生职业备受人们敬重，也成为知识分子队伍分化和医生队伍扩充的思想条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永嘉医派，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