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978年12月18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必将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注1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再次指出：“在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注2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过4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社会建设和政治改革进展突出。政府权力运行逐步科学化和规范化，公民权利保护不断制度化和法治化，国家治理的主体、取向、方式以及结构等迈入波澜壮阔的转型过程，重塑着社会、市场与政府间的关系。”注3

在改革开放40年中，犯罪及其治理问题也一直都是国家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具言之，如何有效惩治、控制和预防犯罪，推进犯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改革开放40年以来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其实“犯罪治理是世界各国都要面对的公共事务。就众多公共事务而言，犯罪问题无疑是摆在第一位的，犯罪治理关乎国家统治、政权稳定，更关涉人民福祉、社会安宁，关乎长治久安”注4。1978年以来，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重大历史变迁之中，“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失衡、规则冲突、法律缺位、城市基本建设滞后、社会阶层高度分化、价值观扭曲，以及人们心理的不适应和承受能力方面等问题，导致了刑事犯罪案件的增加”注5。从有关数据统计上分析，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犯罪总量呈现出上升态势，在某些时期，犯罪呈现出比较严峻的态势。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刑事立案数和犯罪率一直在上升，刑事立案数已经接近650万件的水平，犯罪率也达到了约45/10 000的高度，但深入分析后会发现，我国犯罪现象正呈现一个“双降”“双升”的趋势。注6同时，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统计数据，世界上的平均犯罪率为3 000—6 000/100 000。我国的情况大概只有450/100 000，加上违法率，大约是1 000/100 000。通过大数据计算，1 400万件治安案件，加上650万件刑事案件，一共是2 050万件案件，除以13.6亿人口，结果约是1 507/100 000，这就是我国违法犯罪率的总和，仅相当于世界平均犯罪率水平的一半。注7就此而言，我国的犯罪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因此，及时梳理和反思我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犯罪治理以及犯罪治理模式就显得极有必要，这不仅是对以往犯罪治理经验的总结，同时也能为今后犯罪治理方向奠定坚实的基础。

犯罪治理，表现为对犯罪或社会越轨行为所采取行动或作出反应的过程，是在准确观察犯罪现象的基础上，确立合理的目标，选择科学的路径和方法，组合多方力量系统作用于犯罪现象的治理之道。注8犯罪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标志着中国治理实现了从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向国家治理的转变，这无疑在治理理念、治理机制和治理目标上强化了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能力的逻辑功能，即从权力的强制性单向行使转变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共同体良性互动的治理逻辑”注9。可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为我们探索犯罪治理的理念革新指明了新的方向，提供了全新的坐标。注10就此而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犯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犯罪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应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注11，而且犯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40年以来，从“严打”到综合治理，再到宽严相济，我国一直在探索有效的犯罪治理对策。犯罪治理模式的变迁表明了“犯罪治理模式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历史时期，犯罪治理所处的环境、历史使命各有差异，导致其主体、对象、方式也千差万别，它们之间内部的关系、结构与运作机制也不一样”注12。

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对此，“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无疑可以成为衡量犯罪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准。据此，考察我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犯罪治理的实践以及当前犯罪治理的现实需求，我们认为，犯罪治理现代化可以从如下五个方面予以理解：

第一，犯罪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社会治理的多元性在于其具有主体多元、过程开放、领域广泛等多重特征，需要来自政府、市场、社会等多部门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注13究其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治空间越来越大，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要实现治理现代化，就意味着“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既包括政府，也包括社会组织、企业组织以及居民自治组织”注14。显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给犯罪治理指明了新的方向。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犯罪治理基本上采取国家绝对主导的一元化模式，过分依赖刑事司法系统在犯罪治理中的作用，这种模式具有较高的行动效率，从而在短期内取得比较明显的控制犯罪的效果，但也存在运行成本高、效果有限等问题。注15因此，“对于犯罪治理，不应是国家包办，还应当整合社会力量，实行国家和社会共同治理”注16。从当前社会实践来看，社会力量在我国犯罪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犯罪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的雏形已经形成。可见，犯罪治理主体由一元主体走向多元主体，是犯罪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当然，国家在犯罪治理过程中仍旧发挥着主导作用。

第二，犯罪治理手段从刑事治理转向刑事治理与非刑事治理相结合。注17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看，“治理方式有多种类型，既包括强制的方式，也包括协商、引导的方式，既包括政治的方式，也包括经济、文化的方式等”注18。当前，我国对犯罪的治理手段以监禁刑为主，相当程度上还在依赖死刑、重刑。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在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重刑和死刑的适用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监禁刑依然是主要的治理手段，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仍然有待扩大。注19犯罪治理现代化的方法手段应当是多元化的，即不仅包括惩罚，也包括预防。“在国家治理的范畴中，较之于犯罪惩治，犯罪治理更符合国家治理的要求，而犯罪治理不仅在于有效地惩治犯罪，还在于有效地预防犯罪。”注20之所以强调犯罪预防，是因为“在治理目标上，从以前不切实际的消灭犯罪转而追求把犯罪率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注21。立足于犯罪预防，需要采取非刑事治理的手段。因此，从治理手段上而言，犯罪治理现代化是由刑事治理与非刑事治理构成的。

第三，犯罪治理依法展开。犯罪治理的法治化是犯罪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同时也开启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注22，“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法治建设基本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使法治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注2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由此可见，依法治国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保障。“国家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其重要保障，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各个方面。要关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关注其法治化，甚至应当将推进其法治化作为推进其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注24那么，如何进行国家治理的法治化的建设？质言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上，就是要把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律制度贯通于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以法律体系为依据、以法治体系为保障、以法治化为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注25。进而言之，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犯罪治理现代化意味着犯罪治理应当依法展开。因此，所有犯罪治理手段都应当依法展开。例如，“综治”体现了治理手段的多样性和整合性，而“依法治理”则是综合治理必须坚持的原则，是所有治理手段都必须遵循的规范，两者是形式与内容、具体与抽象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随着法律制度、法治意识和司法体制的不断健全，各种治理方式都将更全面和更科学地被纳入法治化轨道，“综治”与“法治”将不断地走向融合和统一。注26简言之，犯罪治理的现代化，“在治理模式上，应该从人治转变到法治治理模式”注27。

第四，犯罪治理过程强调权利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呈现出由权力本位逐渐向权利本位转变的趋势，取得了卓越的治理成效”注28，可以说，“以公民权利确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注29。基于此，犯罪治理现代化也蕴含着权利保障精神，“在犯罪治理理念上，更加突出保障人权。从最近几年出现的诸多冤假错案，可以看出，如果为了打击犯罪而不惜牺牲人权与法律的公平正义，将是世界上犯罪治理最糟的一种情形。对于犯罪的治理，应当突出保障人权”注30。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强化犯罪控制导向下，犯罪治理活动往往立足于以刑罚手段威慑潜在犯罪人；在维权导向下，犯罪治理活动往往立足于维护潜在被害人的基本权利”注31。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犯罪治理逐渐从“秩序为本”转为“以人为本”。注32例如，我国确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表明了当前我国治理犯罪过程中尤为强调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在数字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犯罪治理也越来越借助大数据分析。因此，在合理利用大数据开展犯罪治理的同时，又能妥善维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则成为犯罪治理现代化重要的参考标准。

第五，犯罪治理具有智慧化、理性化和数字化的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21世纪以来，人们所面临的是更为开放的信息时代，它展现出数字化、网络化等基本特征。与此同时，“犯罪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个人行为。因此，它不是静止不动的，更不是孤立的，它是随着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注33。当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之时，传统犯罪也开始向新型犯罪转变。外国的研究表明，网络犯罪是对全世界所有公司企业的最大威胁，也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2015年网络犯罪的成本约为3万亿美元，到2021年预计达到6万亿。注342016年至2018年，全国提起公诉的网络犯罪案件4.8万起，被告人13万余名。注35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犯罪问题也开始显现。但同样，人们也可以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开展犯罪治理。因此，犯罪治理现代化也将进一步体现出犯罪治理的智慧化、理性化和数字化特征。一方面，智慧社会的犯罪治理自当更加智慧、智能化，而彻底摆脱本能反应、原始报复、同态复仇的传统模式，要更加理性而摆脱感性，应对犯罪的理念、模式、制度、规范等都要与时俱进；注36另一方面，犯罪大数据是以犯罪及其防控为核心的数据，是犯罪及其防控信息的载体。经过数据整理与加工后，犯罪大数据能够呈现出具有规律性的犯罪防控知识。注37然而，在犯罪治理的智慧化、理性化和数字化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犯罪治理数据化的负面效应，换言之，在利用大数据进行犯罪治理时，应当平衡好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关系，“在迈向数据主义的过程中，应深刻认识数据主义的有限性，以防范陷入‘技术乌托邦’陷阱”注38。

三

本书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犯罪态势以及犯罪治理的现代化为视角，注39主要从以下三大方面展开研究：

（一） 全面描述改革开放40年的犯罪态势

本部分由第一章“改革开放40年犯罪态势”构成，这属于对犯罪现象的描述。“对犯罪现象的描述，是对一定时空范围内犯罪的数量特征与结构特征进行客观分析，以此掌握犯罪的基本态势”注40，显然，“犯罪治理，首先要对犯罪现象作出正确的认识，掌握犯罪现象的客观情况乃是展开犯罪治理的基本前提”注41。因此，本书首先对改革开放40年的犯罪态势进行梳理和描述，具体从三个角度展开：一是犯罪整体的纵向态势，即从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予以分析；二是犯罪整体的空间态势，即从在全国的地理分布和在虚拟世界的分布两个角度予以分析；三是特定犯罪类型的态势，这部分主要描述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侵犯财产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等六种特定犯罪类型的犯罪态势。注42

（二） 总体阐释改革开放40年犯罪治理的现代化

本部分由第二章至第七章构成，力图从总体上梳理改革开放40年以来犯罪治理现代化的演进，对此，本部分内容将从以下两个角度展开：

其一，对基本刑事政策的阐述（本书第二章至第四章）。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形成了“严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宽严相济三大基本刑事政策，本部分分别对这三大基本刑事政策进行评析。从改革开放伊始至21世纪初，我国经历了三次犯罪高峰和三次“严打”斗争，即1983年的“严打”斗争、1996年的“严打”斗争和2001年的“严打”斗争，每次“严打”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在这种效果之后，迎来的却是犯罪急剧增多，且这种“严打”的效果持续时间越来越短。注43与此同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酝酿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于80年代初，形成于90年代初。注44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同年3月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上述两个决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综合治理工作已经开始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也标志着我国犯罪预防的总体思路和战略更趋成熟”注45。自此，犯罪的综合治理模式也随之诞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出的关键在于“认识到犯罪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从而得出犯罪是‘综合病症’的结论，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注46。可以说，“综合治理模式正是为了应对改革初期社会急剧转型所产生的犯罪治理危机而生。它力图构建新的治理方式以回应复杂的治安犯罪态势”注47。2004年12月，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到广泛认可。

其二，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三个角度阐释犯罪治理（本书第五章至第七章）。如前文所述，犯罪治理手段由刑事治理与非刑事治理构成，但不可否认的是，刑事治理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对此，本部分分别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三大环节分析对犯罪的刑事治理。例如，就犯罪治理与刑事立法而言，改革开放40年以来，1979年制定刑法典和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典使得我国的刑事立法模式逐渐由分散立法走向统一，注48而刑法修正案的不断出台，引起犯罪门槛的下降或上升和犯罪圈的扩大或缩小，这显然体现出犯罪治理理念的变化。总之，通过本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洞见我国犯罪治理模式的变迁，应该说“犯罪治理模式变迁深受国家的治理理念、社会结构以及国家财政供给与财政汲取等诸多因素影响，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变革紧密联系，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合力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形成了犯罪治理模式变迁的轨迹”注49。

（三） 具体分析特定类型犯罪治理的现代化

本部分由第八章至第十四章构成，通过对特定类型犯罪治理的考察，以分析犯罪治理的实践过程及其效果。为此，我们选择改革开放40年以来影响较大、受关注较高的七类犯罪进行分析，具体如下：①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因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一直以来都备受我国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②关于金融犯罪的治理。“金融已经广泛深刻地介入我国经济并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注50，因而有效治理金融犯罪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③关于新型毒品犯罪的治理。21世纪以来，新型毒品犯罪问题日益凸显，因而有效治理新型毒品犯罪已刻不容缓。④关于网络犯罪的治理。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网络犯罪预防与治理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重大课题。⑤关于职务犯罪的治理。职务类犯罪是备受关注的犯罪类型，我国对职务犯罪尤其是贪污腐败一直坚持零容忍，多年来我国在治理职务犯罪方面积累了诸多成功的经验，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⑥关于流动人口犯罪的治理。随着我国社会流动程度的逐步加强，流动人口犯罪问题也随之产生，因而治理流动人口犯罪成为社会的关注点。⑦关于老年人犯罪的治理。“我国已经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犯罪问题现在、未来都会成为社会的焦点，因而有效治理老年人犯罪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

综上所述，我们将对未成年人犯罪、金融犯罪、新型毒品犯罪、网络犯罪、职务犯罪、流动人口犯罪和老年人犯罪等七类犯罪的治理进行考察、分析。我们总体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对特定类型犯罪的现象进行描述；其次对特定类型犯罪的原因进行探讨；最后对特定犯罪类型的治理现代化进行归纳或展望。注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