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思路

清代捐纳展示的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平台，给人们呈现的是各种关系的交织，各种网络的交汇与聚集。将捐纳矮化的各种视角，无论是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抑或财政史，本身都是一种对捐纳研究的盲人摸象式的解剖。推进当下的清代捐纳研究，不仅是要整理史料，增加量化统计，强化微观研究，更重要的是要突破现有思维局限，用动态和流动的视角观察捐纳的特殊社会角色。王锺翰更多注重从政治运作的规则出发，检讨捐纳与政治的特殊关系。许大龄则从国家制度的视角出发，分析清代捐纳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内部架构。伍跃则在制度的具体细节和社会影响方面多有增补。但是，对于未来的捐纳研究来说，最需要改变的研究路径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断尾求生：从资本视角揭示国家治理的独特逻辑

从资源置换的视角，以政治为经、经济为纬，从经济行为观察政治权力，重视清代控制权力、兜售权力衍生商品以此获取经济资本的独特治理模式，以及统治背后的赢利机制。

从经济资本的筹集来看，清代政府在社会危机或自然危机的特殊时刻往往借助捐纳的资本杠杆，从而实现了大量资金的紧急筹措，取得了较好的救急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捐纳是清代国家治理，特别是应对社会危机的救急箱。至于清代政府为何愿意使用这一为人诟病的集资方式，是否有更加方便、更加可靠的方式，这是值得重新探讨的整体性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清朝统治者宁愿实施捐纳，也不愿意对所有民众集体加赋。他们宁愿圈取一部分有钱人的钱，也不愿意向集体民众平均收取税收。这到底是对民众的一种特殊照顾，还是一种有意的伤害呢？清代在国家治理中，面对筹资，无法采取今天发行国债等办法，捐纳是不是一个历史代替品，发挥了为拯救国家紧急融资的某种功能呢？

从政治资本的流失来看，清朝统治者非但没有丢失核心权力，放弃集权的统治地位，相反是借此渡过难关，延续了政治生命。当然，在整个下层官吏群体中，基数越来越大，仕途更加拥挤，这是捐纳产生的副作用之一。比较隐蔽的是，在下层的官吏群体中，满汉的势力对抗并非如上层般明显。简单地说，捐纳短期对国家权力体系的构建很难骤然产生冲击，但是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满人的统治特权和强势地位还是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清朝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格局发生了缓慢的改变，捐纳扮演的特殊角色和发挥的积极作用值得重视。

从经济资本的获取来看，清朝统治者在自身虚弱时期往往借助捐纳获得大量资金。无论是康熙朝三藩之乱，还是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朝廷通过捐纳手段获取了大量救命钱。实际上，置身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河，乃至世界发展的大潮中，统治者利用政治权力兜售政治商品以获取资金的思路和实践一直都有。[131]以中国为例，卖官鬻爵在汉代早已出现，明代统治者为动员民间资源也做了诸多努力。[132]但是清代的捐纳施行范围之广、施行时间之久、获取资金之多，却是世间罕有。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朝统治者真正实现了资本转换平台的合理化与法制化，通过公开、透明、合理的竞争机制，以政治权力衍生商品来获取经济利益，并成为国家治理的独特方式，这无疑是对国家治理的某种创造，是传统社会中难得的有限创造。

考虑到资本转换的整体效应，朝廷如何在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转换中扮演自身角色，维护捐纳这一各类资本转化和流通的特殊平台，是清代政治生态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清代政府实施了高度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项管理，对于发达的资本市场，更多的是节制和利用，而非简单的摧毁。因此，经济资本的势力始终在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更多扮演一种钱袋子的角色。对于清朝政府的肌体来说，捐纳制度更多是一种生病时的激素治疗药物，尽管从整体来看可能损伤肌体，但对于一时的紧急救济仍是具有十分独特的治疗效应。

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他们一方面不愿意看到国家官场的整体腐败、仕途的拥挤，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自己实现阶层流动、参与政治管理的机会，他们往往将数代积累的财富投入这场风险很大的政治资本争取的游戏之中。在这场有钱人、有权人的热闹游戏中，我们会看到不少凤凰涅槃的例子，如左宗棠等的崛起。[133]但是，我们看到的更多是那些徘徊在官场外面的候补人员的身影，他们贫困潦倒。[134]对于捐纳对民众的具体影响，不仅可以在当时的私人日记等史料中寻觅，一些官场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中也都有入木三分的描写。

从清代历史的长期发展趋势来看，政府依靠兜售政治权力衍生商品来筹资，效果越来越差，但是朝廷却越来越依靠捐纳这一救命稻草，在近代的沉沦与复兴中，始终不愿意放手，直到科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二）自下观上：从民众视角审视捐纳交易的利益均衡

从阶层流动情况来看，着眼底层个体民人、士人，以下观上、以民观国，阐述国家统治的兴衰，进而剖析无数个体与国家交易的长期社会效果，以及特定制度对个人成长的特殊作用乃至对家族积累和发展方向的影响，可拓展捐纳研究的新空间。易言之，摆脱以往学者的单一国家利益立场，或者士人道德评判站位，即他们更多站在国家的立场，维护官吏队伍素质的政治立场，看到捐纳实质上扮演了开启阶层上升重要辅助通道的角色，这也是捐纳深受部分士人青睐的根本原因，学人不能简单地贬低此类交易。实际上，以往人们更多从一种卖方的视角出发，批评政府的短视与急功近利，他们无法置身更高格局，认真评估买卖双方的收益，尤其是站在买方立场思考，发掘这种交易的市场价值与社会影响。如此广泛发生的资源置换游戏究竟在何种程度、何种范围发挥作用；这场表面上看似合理合法合情的交易，究竟动了谁的蛋糕，损害了谁的利益。这些是需要分析的核心问题。

不可否认，从旁观者角度来看，捐纳为官员的腐败提供了便利的通道，给社会资本转化中的钱权交易设置了合法的渠道，这势必会损害国家机器效率，降低官吏队伍素质。但是，学人如果设身处地从参与者角度思考，捐纳何尝不是给普通士人、民众提供一次重新奋斗的机会，给他们一个新的阶级流动的起点？事实上，通过捐纳获得某种资格的士人与真正做官，乃至获利，仍有着不小的距离，何宗逊就是这样的鲜活案例。[135]单从资源交换的视角来看，捐纳的实施，无疑为清代底层民众的上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现实平台，为清代社会的垂直流动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当然，以下观上，从民众视角出发，并非简单否定过去的国家视角或是朝廷视角，而是注重双方的互动关系，做到先下后上，进行从民众到国家的整体性考察，特别是重视捐纳制度与社会环境的复杂关系，了解各个时段捐纳变化的深层原因。捐纳这场交易，因为买卖双方的身份和位置差异，在不同历史情境中，演绎了一系列精彩的历史巨剧。毋庸置疑的是，在这场交易中，国家设计和主导了这场游戏，民众只是无法忽视的参与者，毕竟民众要掏出自己的真金白银。广大民众与国家的无数次博弈，最终推动着整个捐纳游戏的进展，这一过程不仅展示了国家治理技术改进的良善，更展示了国家统治能力的高低。最为引人注意的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国家出售的商品，尤其是同一类的产品，价格越来越低，民众对于这场游戏的参与兴趣却越来越低。由此以下观上，足见清代社会发展的盛衰趋势。

（三）以汉观旗：从文化视角洞察满汉群体的隐性对抗

从文化交融与冲突来看，满汉两大群体的互动是清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尽管清朝统治者强调“满汉一家、不分畛域”，建构各民族形式上的平等，但是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贯穿清代始终，更是成为科举、捐纳等制度生长的深层土壤。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表现在军事斗争、政治迫害等显性斗争之中，更隐蔽地表现在文化竞争、资源分配等隐性对抗之中，捐纳等场域是隐性对抗的重要场所。满汉之间的这种隐性对抗，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民众日常生活习俗的改变，如清初的剃发易服；另一方面表现在资源的配置方面，如科举名额的分配、满汉官职的安排。它们深刻地渗透在清代国家权力的架构之中，展示出文化长期碰撞的结果。

对于科场或者捐纳中的满汉隐性对抗，以往的研究者往往言之不详。许大龄曾敏锐指出，八旗在清代能够长存的重要原因是对旗人有利，可惜没有详细论证。张仲礼有关绅士的研究中，旗人科举被无奈放弃，原因如其导师弗兰兹迈克尔所说：“19世纪中国绅士的研究，还由于最后一个朝代——清朝不是汉族皇朝而是满族皇朝而更加复杂化了。满族将自己的人民组成所谓八旗的军事组织进入中原。在中国他们为自己保留了特殊的地位，并占有半数的高数官职。但是，除了在省一级也担任某些官职外，他们主要居住在京城和远近各处战略要冲的军事驻防地。总的说来，他们并不对汉人社会生活施加影响。他们并不在汉族社会中生活，因而也不是绅士，即便他们中有些人也有学衔、功名、官价或官衔。所以本书将不讨论他们。”[136]何炳棣对于满汉的科举分途入仕，论述也是极为简略。“清代进士要升至最高的官品，较中国史上各朝代来得困难。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清朝留给汉人做的高官位总数大量减少，汉人必须与满人与蒙古人及汉军旗人分享官位。”[137]尽管近些年来旗人科举及其入仕得到了中外学者的诸多关注，但是从满汉文化冲突角度思考科举与捐纳的研究仍是十分稀少。简言之，前贤著述大多聚焦捐纳制度演变之轨迹、捐纳制度实施之措施、捐纳制度与特定社会事件等问题，而有关捐纳制度与清代政治文化、政治生态的复杂关系，特别是从捐纳制度透视与剖析清代政治统治的独特性，满汉隐性对抗的特征与景象，进而从整体上推进现有的捐纳研究，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清代国家治理中，显性斗争与隐性对抗是社会有机体新陈代谢的两种基本形式。有清一代，满汉文化冲突，使得政治场域、军事场域中的显性对抗呈现满强汉弱的一面倒趋势，汉人的反抗往往零星分布，不成规模。崇满抑汉成为整个社会畸形群体关系的基本原则，在清代长期得以维持。容易让人忽视的是，在隐性斗争场域中，特别是纠集经济场域、文化场域和政治场域的捐纳资源交换平台中，满汉势力的隐性对抗呈现另外一番风景。捐纳看似只是个体与国家之间的资源交易，实质上也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所在。在国家珍稀资源分配有限的前提条件下，满汉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无论是科举名额，还是官员缺位。从捐纳长期的交易累积趋势来看，尽管满人占有很大的制度优势，但是他们以几十万人与几亿人进行对抗，经过人才、资金之间的数代博弈，最终落入被逐步淘汰的命运。这种隐性对抗实为清代势力发展的另外一条线索，可以称之为“暗线”。概言之，明线与暗线的结合，才是清代政治文化发生嬗变的重要特征。

具体来说，清代政治统治的特性使得捐纳制度成为一种常用制度，在清代统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推进满汉文化的交融、改变满汉官员力量对比等方面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如科举选士和纳粟捐监在清代的政治架构中与明代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科举选士更多是满人控制爵位后重构权力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捐监则反映了科举在管理选拔与国家危机时的窘境运作。在考试平等、才能优先的条件面前，在科场博弈中，满人与多于自身几百倍的汉人竞争，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当然，满人凭借特权占据了中央和省级官吏的大部分职务。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州县官的管理位置上，特别是知县的任免上，皇帝也提醒满人要掂量自己的能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满汉势力的长期隐性对抗，即排除表面的军事冲突，始终存在。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清代基层官职大多为汉人所垄断，使得满人的统治力在无形中日益消解。伴随着社会变迁，清朝八旗势力衰微，包括宗室越来越难以自我维持生计，越来越成为国家的负担，即使是发当生息也解决不了八旗生计问题。西方侵略势力进来之前，他们面对的是莫须有的敌人，如剪辫案中子虚乌有的敌人。西方势力到来以后，他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腐败与堕落。

综上所述，本书从国家治理视角重新审视捐纳制度的运作机制与实践特点，重视不同人群参与捐纳游戏的立场和感受，注意买方和卖方在捐纳交易中采取的不同策略，审查分析捐纳制度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基础，以此来管窥满汉文化冲突的第二战场，特别是从隐性对抗的视角观察清代国家治理的独特性，了解清代政权运作的机制与特点，管窥近代化过程中的清代国家治理与制度运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