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德国心理学家的观点

疫情对你的改变有多大，可能与你的年龄和人生阶段有很大关系。德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认为，我们的社会情感发展在生命历程中可分为八个阶段[6]。每个阶段都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将有助于奠定我们的人格基础。[7]以此为框架，人类的发展就像一部精心设计的小说，身处其间，你拥有这趟冒险旅程的自主选择权。每个阶段所走的路、所做的选择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简单地说就是二分法——其结果要么是好的（如爱、意志和自尊），要么是坏的（如不安全感、困惑和绝望）。每个人生阶段也会有主要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与这场波及全球的疫情更加息息相关。

在儿童时期，我们与照顾者、家庭成员和学校朋友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建立并强化这些概念：我们对他人的信任、我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们将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的信念。从疾病本身来看，幼儿这个群体基本上没有受到新冠病毒最具破坏性的影响，从成长的角度来看，他们受到的伤害或许也是最小的。非保障性行业的从业人员大多居家办公，意味着许多儿童与对他们早期发展至关重要的家庭成员的接触比以往更多。数以百万计的父母在家工作，或因经济、育儿方面的压力而选择离开工作岗位。此前，他们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里，而现在，他们几乎与孩子朝夕相处[8]。因为孩子们只能在家上网课，家长们需要在线上工作会议的间隙挤出一些时间，对孩子进行高质量陪伴。至少从埃里克森社会情感阶段的角度来看，处于幼儿阶段的儿童是可以从这些额外的相处和互动中受益的。

年龄大一点的学龄儿童受到疫情的影响会大一些。相较于家长的陪伴，学校和运动社团的同伴在他们的能力发展中占有更突出的地位。学习如何融入外部世界，在同龄人之中掌握大家公认的重要技能，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至关重要。这种经历可以促使他们变得勤奋，或者相反，变得自卑。如果你现在无法体会这种感觉，请试着回想一下中学时代的经历对你世界观的形成起着多么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国家把开学返校和重新开放运动社团作为疫情稳定后的优先事项。学校不仅是孩子们的“托管所”，也不单是督促他们学习的地方，这里为建立“社会自我”提供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环境，也为许多必修的技能打下基础。乐观来说，疫情对学龄儿童发展的影响是比较轻微的。凭借这些年轻大脑的可塑性和复原力，学龄儿童回归正常生活的过程可能比成年人更顺利。

与此同时，已经拥有更大、更复杂社交圈的成年人可能受疫情的影响更大。从母亲那里培养安全感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作为成年人，这一阶段的冲突中最重要的人和组织是恋人、朋友、家人，甚至是整个国家和全人类。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在青春期晚期（也许一直持续到成年晚期），我们对“我是谁”和“想成为谁”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接触同龄人、接触更大的社会组织，是找到答案的关键一环。然而，大学生们被关在家里上网课，没有聚餐，没有派对。有时在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几个人也能小聚一下，但这种行为也是不被提倡的。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行动都受到严格限制，他怎么能决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疫情期间如何找寻爱情呢？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人在成年早期到中期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要追求爱情，还是孤独终老。在这一时期，许多人约会、结婚、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都是为了试图回答一个终极问题：我可以去爱吗？试想一下在疫情期间寻找爱情，人们隔离在家，被迫与门外的人保持近两米的距离。即使没有被隔离，出门约会也将是一场噩梦。你们会在哪里见面，会有身体接触吗，会接吻吗，然后更进一步，在疫情“闭环”中一起生活？问题紧迫，约会软件也开始适应新环境。例如交连（Hinge）——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约会网站之一，开发了“在家约会”功能，为居家隔离的人在线速配，进行电话和线上“约会”[9]。

然而，仅仅是这种可能致命的传染病蔓延于人群之中，就足以抑制人的欲望。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研究者们研究了行为免疫系统——也可以理解为人类为保护自己免受病毒侵害而采取的行为方式[10]。研究发现，无论一个人的性格或依恋类型如何，如果其行为免疫系统因为感知疾病威胁而被激活，人们就会降低对他人的吸引力和注意力。简单地说，疾病对亲密关系的威胁是巨大的。即便在正常情况下，爱情、约会和维持亲密关系都很困难，更别提在疫情期间了。人们既无法建立新的关系，现有的关系也开始变得紧张，疫情对家庭最持久的影响可能是造成大量夫妻离婚[11]。

这让我想到萨姆在电话里表达的忧虑。埃里克森认为，一旦决定了自己是谁、是否可以被爱、与谁分享这种爱，我们就进入了一个试图创造人生持久遗产的阶段。一旦我们有了孩子、成为职场主力，那些代代相传的东西就变得非常重要。当萨姆谈到“虚无”时，我听到的潜台词是：她失去了外出冒险、开拓事业和巩固友情的机会，失去了成长和成功的希望，这些都反映在她的情绪上。旅行不仅仅是旅行，它可以是对日常生活压力的一种逃避，同时也可以是一个获得更大成就和进步的机会，一个让萨姆在世界上留下自己印记的机会。

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12]在疫情期间发行了两张专辑：注意，是两张，不是一张[13]。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她，疫情中大多数人都没有出专辑的机会，只是试图生存下来；丰富的生活已经不是主要目标了。那些保障生活基本需求的行业从业者不得不继续在生活和工作中奔波。在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力环境中，那些从前很平常的生活保障，比如日托机构和公共交通，似乎都在一瞬间消失。我们中的其他人，比如萨姆，则渴望有机会在曾经繁荣的领域继续发展、成长。而对于我们这些刚步入中年的人来说，时间是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本杰明·琼斯（Benjamin Jones）和同事对各种不同学科达到巅峰的年龄进行了有趣的分析[14]。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到作家，大量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在30和40岁时对其学科做出的贡献最大。顺便提一句，斯威夫特今年32岁。

在余下的人生发展阶段里，青年和中年遭遇疫情困境固然可怕，但被忽视得最严重的群体，也是在抗病脆弱性、死亡风险和生活影响方面遭受最大伤害的还是老年人。媒体铺天盖地宣传老年人因新冠肺炎而增加死亡风险，使得养老院等与老年人生活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迅速采取就地避难的措施，隔离这群已经与社会几近隔绝的人。我已经多次严正强调：社交孤立是一种酷刑。疫情导致的社交孤立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是一种伤害，但对老年人来说，则有可能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即使是健康的老年人，疫情也给他们造成了困境。老年，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充分利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顾自己的生活，对过去所做的决定产生成就感。人们常常认为，退休生活是对过去勤奋工作的一种回报。然而，世界各地的老年人们在担忧和隔离中失去了至少一年的时间，被剥夺了滋养他们最重要的关系，和经历他们最重要时刻的机会。生日派对被跳过、节日聚会被禁止、儿女和孙辈在日常生活中曾经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现在却被转移到了视频镜头之后。这是他们无法挽回的时间。我曾经听过一本书，结尾是一个人的临终感言。我认为他的话准确概括了大多数老年人在疫情期间的感受。滑向死亡的虚空时，他对妻子说：“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