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于斯，长于斯
——自幼刻苦磨炼，立志学医报国

1914年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一，张晓楼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周家庄的一个地主家庭。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五，学名凤五。他自幼天资聪颖，性情温和，6岁开始入学堂上学，虽然教的还是文言文，但已经算是新学堂了。比起早先的私塾，新学堂增加了数学、绘画、手工、音乐、体育等课程，基本和现在的小学无异。受此文化熏陶，幼年的张晓楼就知晓“人间正道是沧桑”，读书非常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深受老师们的器重和长辈们的喜爱。9岁考入县城高小后，就开始了独立的住校生活。

他的年龄虽小，却能熬过艰苦的住校生活。学校里的伙食很简单，冬天缺乏取暖设备，手脚常被冻得红肿，但是他非常珍惜读书的时光，学业进步很快，11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北省立第七中学。

正定县原为府治所在，京汉铁路横越城西而过，交通便利，尤其在五四运动后，地方风气渐开，城内设置了河北省立第七中学和第八师范学校。河北省立第七中学是正定周围十多个县城中仅有的一所公立中学，师资、设备都居河北省之首，录取的学生也非常优秀。当时的同班同学中，张晓楼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比一般同学小三至五岁，但他各科成绩优良，很快就脱颖而出，每学期考试成绩都名列前三，中学四年都获得了免除学费的奖励，为他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多年后他中学时代的同学回忆起来，都赞叹不已。

张晓楼的家境算不得富裕，他能接受教育，归功于他有一个思想开明的父亲以及伯父的资助。父亲张殿彦，是当地的一名秀才，当时受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的影响，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等“新政”推行时，率先送子侄上了“洋学堂”，为当地农村所少有之事。张晓楼的两位哥哥和一位堂兄都在那个时候进了学堂，而且多享受公费待遇。

上学时，张晓楼不仅学习刻苦，还爱动脑筋，勤于思考。凡是学过的功课，并不死记硬背，而用回忆和实验去检查自己的理解程度。他每天都会读书至深夜，这个夜读的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自幼就喜欢探索大自然奥妙的他，酷爱生物课，暑期回到农村，捕捉麻雀、青蛙、野兔、昆虫加以解剖，从而成为激发他日后选择学医的重要因素。

张晓楼选择医学这条道路，既是时代的选择，也是受到家庭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灾难深重、民不聊生，中国人被蔑称为“东亚病夫”。但国破山河在，父亲经常谆谆告诫张晓楼和他的兄弟姐妹：“要做济世救人的事，绝不能伤天害理。”因此，张晓楼自幼便立志将来所从事的专业“非医即工”。

怀着科学救国的抱负和对未来的憧憬，张晓楼中学毕业后北上求学。受当时正在沈阳“满洲医科大学”就读的四兄张凤书的影响，1929年，15岁的张晓楼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满洲医科大学”预科。这所学校的教师全部为日本人，用日语授课，在进校学习前必须掌握日语。彼时张晓楼的另一个哥哥也在读大学，父亲为了让孩子们完成学业，四处向亲友借贷，历尽艰辛。张晓楼也深知求学不易，异常努力刻苦，仅仅一年，他的听、写、阅读能力就已经过关。但也因此而累倒，于1930年回家养病，在家乡农村，亦不忘自修。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由于不堪忍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不愿当亡国奴，许多热血青年纷纷奔赴关内。病愈复学不久的张晓楼离开沈阳，和几位同学结伴前往上海，进入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大学预科。几个月后，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了攻打上海的“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开始，不久上海沦陷，整个长江流域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张晓楼无奈开始了又一次漂泊。

值此国难之时，北平的一些大学组织有知识的青年学子，采取应急措施，为各地流亡的学生提供读书计划，准许申请借读。张晓楼选择了清华大学生物系，辗转返回北平继续求学。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借读半年后，他考入渴望已久的燕京大学医学系预科。1935年，张晓楼又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入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现北京协和医学院）。

一心想成为一名济世救人的医生的张晓楼来到学风严谨的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后，可谓如鱼得水，更加发奋学习。他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大学的学习生活并不轻松，学校的淘汰率很高，学习压力非常大，每年都会有部分同学因为学习成绩达不到要求而被学校淘汰。能够最终从这里毕业的学生都经历了刻苦的磨炼，经受住了严格的考验。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学有所成，成为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张晓楼就是其中的一位。1940年6月，张晓楼从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于协和医院眼科。过往五年的协和学医生涯，披星戴月，历尽艰苦，却让青年时代的张晓楼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英语等方面都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燕京大学、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学费昂贵，学生以官员、富商、华侨子弟为多，当时人称贵族学校。张晓楼作为一名农村子弟，在那里读书，颇显寒酸，却非常坦然自在。张晓楼自知家中经济拮据，尽力节俭，一年的所有花销加起来只有400银元，相当于当时燕京大学教授的月薪。他不看电影，不看戏剧，不听音乐，生活节俭，有时饭费交不上，就悄悄到燕园附近挂家屯农民的饭摊上买碗粥和火烧凑合一天，也形成了他此后没什么业余爱好的习惯。

在读书期间，张晓楼结识了当时在北平女三中读书、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邢淑萝。和邢淑萝的相知、相助给在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学习的张晓楼带来了莫大的快乐。他们于1937年结婚，育有三女一子。两人在此后的50多年里相濡以沫，相爱相助，在人生道路上共享成功与欢乐，共度艰难与困苦。中山公园、未名湖畔、知春亭边……都曾有过他们幸福的身影。直至晚年，张晓楼还常和妻子邢淑萝结伴到中山公园，回忆那一段段共同走过的道路和美好的时光。

张晓楼是在农村长大的，深知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大量农民常年忍受疾病的痛苦。家乡河北省正定县是眼病的高发地区，盲人和沙眼患者比比皆是。他看到身边的乡亲们患病得不到医治，失去劳动能力，使原本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甚至家破人亡。所有这一切深深地触动了开始学医的张晓楼，他决定毕业后要从事眼科工作。

大学时，一位患白内障而几近失明的老乡孙洛宅，在张晓楼的帮助下，到协和医院接受白内障手术治疗后重见了光明，这让老乡感激不已。这件事在缺医少药的正定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瞎子复明，乡亲们都觉得神奇且不可思议，也给张晓楼留下深刻的印象，更加坚定了他的专业选择。他渴望自己也能成为一名能让患者重见光明的眼科医生。

1940年，张晓楼以优异的成绩从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在面临毕业选择专业时，张晓楼也要接受“面试”，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眼科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当时协和医院的美籍眼科主任问起他选择眼科的理由，张晓楼介绍了自己的家乡，讲到中国广大农村的沙眼患者，也提到了那位重获光明的乡亲。他说：“我的家乡正定县城害眼病的人很多，如沙眼、白内障、青光眼等。有不少人因眼病变成了盲人，生活都不能自理。我希望能为他们解除痛苦，所以愿意做一名眼科医生。”眼科主任非常赞赏他的话，并说张晓楼一定会成为未来中国著名的眼科医生，因为他善良和博爱。张晓楼如愿以偿，被留在协和医院做了眼科医生，这一年他26岁。

从此，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眼科事业中，在追求人类光明的道路上艰苦跋涉、不懈努力，践行着要为眼病患者解除病痛、为他们留住光明的心愿。

一年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英美等国开战，协和医院被日本人查封占领而被迫停办。1942年初，张晓楼携家眷回到河北省正定老家，在正定县城开办眼科诊所为乡亲们治病，也就是后来的同康医院，原址在正定县城内西大街（西门内）路南。张晓楼沿用协和医院的规范，写病历、开处方都用英文，由他的同胞六弟凤韶在旁做助手，帮他挂号、发药，也算是开当地风气之先。在家乡行医四年多，张晓楼和家乡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遇到生活拮据的乡亲，张晓楼就免费为他们诊治，还经常送医送药给乡亲们。那时，正定也被日本人占领了。一次，一个日本人当着张晓楼的面，狂妄地用脚在土地上画出“大日本”三个汉字。张晓楼觉得这是对中国人极大的侮辱，十分愤怒和痛苦，深切地感到国强才能民强，只有国家富强，人民才能不被欺凌。在家乡行医的同时，他以一名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工作，他盼望着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胜利的曙光，期待着满目疮痍的祖国早日成为科学强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应同仁医院（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欧阳旭明院长的邀请，张晓楼从河北正定老家重新回到北平，受聘担任同仁医院眼科主任。

北京同仁医院创建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其前身是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的“美以美会医院”，这所教会医院每年都会选拔出最优秀的医生去美国学习。1948年底，原本计划继续深造的张晓楼已经办理了去美国留学的手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赴美留学的计划，留下来和同事们一起迎接北平的和平解放。

多年后，张晓楼的爱女张薇女士回忆起那段时光，说：“当时我们都住在同仁医院旁边亚斯立堂的大院里，父亲办好了出国留学的手续，大家一起在院子里合了一张影。那个年代，只有黑白相片，父亲特意去请人染成彩色的。我觉得，父亲是想把这张照片带着一起出国的。但后来听闻北平即将解放的消息，父亲毅然放弃出国留学，决定留下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晓楼后来回忆，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幸福的时刻。他坚信，迎接他的将是一个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新时代；他也坚信，自己一定能在共和国的土地上成长为中国人民自己的眼科专家。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了同仁医院。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人民的健康事业，对医务工作者倍加关怀。1947年北平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也相继恢复正常的医疗和教学工作，张晓楼除了在同仁医院眼科任职外，也在北京协和医院任职、任教。1950年，张晓楼被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眼科副教授，1953年晋升为教授。1954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1959年出任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楼怀着更加饱满的热情，立志在中国人民自己的医院里努力工作，为新中国的眼科事业奋斗一生。那时，张晓楼为自己制定的高远目标，就是防盲治盲，攻克沙眼。

1983年初，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省正定县主持工作。在习近平同志的号召下，县委县政府出台了招贤纳士的“九条规定”，刊登在《河北日报》头版头条上，吸引了众多有志之士自愿来到正定，贡献一份力量。习近平同志还亲笔给全国各行各业的一百多位知名专家、教授、学者，写去一封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

自愿来到正定，为正定发展贡献智慧的专家很多，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老教育家潘承孝等都接受了邀请，当时已是世界著名眼科专家的张晓楼也收到了邀请。正定是张晓楼的家乡，是养育他的地方。彼时已近70岁高龄的张晓楼，不顾年事已高，身有疾病，多次带着医学专家到正定县培训业务人员。老乡来京求医，张晓楼总是伸出援助之手，给予热情的帮助。后来，国际防盲组织在正定县设立了防盲点，担任国际防盲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张晓楼更是经常去正定老家，指导当地医生的各项工作，为正定的医疗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