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美国的“酷儿”香烟

埃及香烟热在美国兴起，加之奥斯卡·王尔德的同性恋丑闻让大家对绅士俱乐部的同性社交风气产生了怀疑，英美人更加认为香烟有女性化的特质，而这是对英美市场的另一个打击，并对香烟的角色有着长期的影响。长期以来，帝国主义文明的论调就将北方白人种族刻画成更有男子气概的形象，而认为南欧、中东和亚洲男人柔弱得像女人。人们将吸烟与这种世界观联系起来。金特在伦敦出售第一批香烟的那一年，一本在伦敦西区出版的书《烟民指南：智者和友人》（The Smoker’s Guide,Philosopher and Friend）解释了这种联系。“北方人感官粗糙迟钝，所以喜欢味道浓烈的烟草。南方人在意感官享受，更加柔弱，更喜欢温和且带有芳香的烟草——‘土耳其’（烟），可那种烟草只不过叫烟草罢了，徒有其名。”《烟民指南》是一本轻松有趣的书，可能是供绅士俱乐部吸烟室里的人阅读使用的。换句话说，这本书的目标受众和金特的市场群体是一致的。这本书的作者洋洋洒洒地写了很多关于斗烟和烟民的内容，但却断言道：“说实话，抽香烟的人没有男子气概。”^[1]因此，金特能成功进入这片市场，可能因为他提供了一种很“北方人”和“盎格鲁人”（气质）的，更具有男子气概的香烟。

英国对殖民地男性的性别歧视在19世纪80年代突然加剧，尤其是对中东和印度的男性，他们通常被认为是香烟烟民。定居在伦敦移民社区的孟加拉人在受教育和担任公务员的时候，成为新一批被歧视为没有男子气概的对象，因为他们威胁到了在印度为殖民统治辩护的原始主义的观念。埃及热甚至更具有威胁性。人们总是认为妻妾成群的苏丹阳刚勇猛，这是一种严重的刻板印象。而奥斯曼帝国的男性社交文化却因为阴柔之风和同性恋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审视。^[2]这种关于女性气质的帝国主义论调反而强化了以英国男人为标准家庭之主的一种资产阶级国家形象。19世纪80年代末，伦敦杂志《烟草》写道：“对我们而言，吸香烟显得娘娘腔，不适合英国民众。”^[3]既然埃及香烟能让男人们展现苏丹的勇猛，它是否还有其他的影响呢？

19世纪90年代，性学（sexology）的兴起与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引发了一场围绕奥斯卡·王尔德和绅士俱乐部的精英男性文化的性恐慌，而这种文化有助于艾伦和金特公司的亮叶香烟的品牌推广。1895年，奥斯卡·王尔德因与年轻男子的恋情而被判犯有“严重猥亵罪”。如果金特在1897年去世之前就知道了这件事，他显然有理由感到震惊。即使俱乐部并没有明确卷入其中，这类事件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但俱乐部的同性社交文化确实为包括亲密关系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同性恋情提供了土壤。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男性之间的唯美主义和亲密关系在俱乐部文化中是很常见的，英美人对此非但没有批判之意，反而认为这是颇有男子气概的。金特在里士满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来没有人质疑过他的审美或者他与约翰·波普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他的讣告颂扬的这些品质很快就会成为证明他离经叛道的证据。《里士满快讯》（Richmond Dispatch）回忆道：“他一有能力赚钱的时候，马上就去工作了，良好的天分和对艺术与生俱来的品位促使他在卖精美物品和艺术纺织品的商店找到工作。”^[4]金特的豪宅里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奢华的吸烟室和宽敞的客厅。《里士满时报》（Richmond Time）热情洋溢地说：“他在刚成年时就喜欢精美的书桌。”此外，“他家里的挂毯和小摆件随处可见。他在周游世界的时候，在国外买了数百件精美珍贵的纪念品，这些都显示出他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和审美品位。”金特对美的感知与日俱增，而他经常提到的自己对顽固的清教徒及其后代的厌恶也越来越深。^[5]就像在英国的俱乐部一样，金特的俱乐部是一个崇尚享乐的精英俱乐部，看重的是美感，而不是像中产阶级那样看重工作和节俭。

金特和波普一起生活了大概25年，直到波普离世才分开。1883年艾伦退休，波普成为公司的合伙人。金特和波普被看作生活伴侣。《里士满快讯》赞扬二人感情深厚，写道：“波普先生从未结婚，但一直和金特少校低调地生活在一起，波普对金特有着热烈的感情。”^[6]在1894年，《纽约时报》的社会版提到金特和波普与里士满的其他主要家族在温泉度假胜地度假，并指出：“路易斯·金特少校和里士满的约翰·波普在弗吉尼亚拥有一处别墅。”^[7]《里士满时报》证实了金特喜欢男人的性取向，指出：“金特少校从未结婚。他对女性温柔体贴，有时殷勤，不过他从来没有刻意找她们作伴。”^[8]金特对波普的亲密关系和尽心尽力是众人皆知的，也是完全值得尊敬的。如果他听说了王尔德的审判，或者听到王尔德为年长男人和年轻男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进行辩护，他一定会为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辩护感到震惊。

王尔德也认为，他和男性的关系应该被认为是英国精英男性文化的崇高部分，只要他遵循礼节，精英男士在性方面的特权会保护他的私人性关系。^[9]他对19世纪80年代行为规范的解读并无问题，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对伦敦商业区中“违背常理”的性行为审查日渐严格，而且性学家理论的兴起也让人们更加关注精英男性的活动。^[10]关于王尔德的流言蜚语以及他深感惊讶的态度，都表明社会对性身份（同性恋和异性恋）的理解正在向二元的方向转变，这也将成为20世纪的特征。

如果这种同性社交的精英男性文化开始携带同性恋或其阵营的标志，尤其是对美学的关注，那只是因为这是人们第一次从公共领域了解到另一种男性特质，即同性对同性也会有欲望；众多专家对其进行研究并认为这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里士满时报》甚至将金特身上的这些特征视为特殊的天赋，反映出一种美学上的尊崇之风，然而没过多久，这些特征似乎成为性变态和反常的行为，也确实定义了“反常性”（Queerness）的含义。换句话说，亮叶香烟第一个应用的公共场合也成为同性恋的第一个公共场合，而与这两者相关的男子气概准则被重新定义并被污名为“娘娘腔”。^[11]当精英男性文化受到质疑时，艾伦和金特公司很后悔将亮叶香烟品牌与这种文化联系在一起。

在英美地区，与香烟相关的性别污名化和性取向污名化日渐加剧，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美国男性迟迟不愿接纳香烟，这其中甚至包括从事香烟生意的美国男性！在一场由詹姆斯·B.杜克主持的美国烟草公司的早期股东大会上，《纽约时报》报道称：“不管是股东本人还是代理人，（股东中）没有一个人抽自己品牌的香烟。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但都是雪茄的烟雾，人们按照男人的方式抽雪茄（一抽起来就没完没了），好像绅士们已经为这种烟草产品上瘾了。”^[12]杜克一生都按男人的方式抽雪茄。“小心点，我的兄弟，”六十多岁的杜克给他的一位朋友写道，“对任何人来说，一天24支雪茄都太多了，会要了你的命的。”^[13]杜克卖了30年的香烟，即便如此，他连一根都没抽过。

注释：

[1]Andrew Steinmetz,The Smoker’s Guide,Philosopher and Friend:What to Smoke,What to Smoke With,and the Whole ‘What’s What’of Tobacco(London:Hardwicke and Bogue,1876),48,62.

[2]Mrinalini Sinha,Colonial Masculinity:The“Manly Englishman”and the“Effeminate Bengali”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5); Heather Streets-Salter,Martial Races:The Military,Race,and Masculinity in British Imperial Culture,1857-1914(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 James Eli Adams,Dandies and Desert Saints:Styles of Victorian Masculinity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 Jeffrey Dyer,“Desert Saints or Lions Without Teeth? British Portrayals of Bedouin Masculinity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rabian Peninsula,” Arab Studies Journal 17,no. 1 (Spring 2009):85-97.

[3]引用自Howard Cox,The Global Cigarette: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1880-1945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47.

[4]“Major Ginter Dead,” Richmond Dispatch,October 3,1897,1.

[5]“Lewis Ginter,” Richmond Times,October 3,1897,2.

[6]“Mr. John Pope Dead,” Richmond Dispatch,April 9,1896,1.

[7]引用自Burns,Lewis Ginter,128.

[8]“Lewis Ginter,” Richmond Times,October 3,1897,3.

[9]在伦敦西区，男性可以到越来越多的指定的半公开场所寻找男性性伴侣。参见Walkowitz,Nights Out; Cocks,“Secrets,Crimes and Diseases,1800-1914,”117,170.

[10]Sinfield,The Wilde Century,67-75.也可参见Hilton,Smoking in British Popular Culture,53-56.

[11]马修·希尔顿基于20世纪的二分法，称弗雷德里克·古斯塔夫斯·本纳比吸烟的形象为“女性化的”，因此他无法理解为何还有人赞颂本纳比具有勇猛的军人作风。我避免使用“疲软”和“女性化”这样的词来描述，因为这些词在历史上是变化的；直接使用这些词会阻碍分析。参见Hilton,Smoking in British Popular Culture,54-55.

[12]New York Times,January 28,1892,1.

[13]W. B. Taylor to J. B. Duke,August 23,1922. JB Duke Papers,Duke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