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气盛才子，冷面上司

嘉祐八年（1063）三月，于大宋王朝来说是一个愁云惨淡的月份——仁宗在这月崩于福宁殿。

四月一日，皇太子赵曙即位，即后来的英宗。

英宗自少体弱多病，当时正患疾在床，只是徒担着皇帝的虚名而已，朝中政事基本由他的母亲光献太后处理。

此时的苏轼远在凤翔，朝局的变动对他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凤翔的人事调整让他接下来的日子颇不好过。这年，宋选罢任，原为京东转运使的陈希亮代之。

陈希亮，字公弼，“天资刚正”是他最醒目的标签，苏轼才与他交锋，便深有感触。

这位来自四川眉州青神县的上司，不仅是苏轼的同乡，论起辈分，还是他爷爷辈的人。老乡加长辈，按照人之常情，陈希亮应该比他人更加照顾苏轼才是。

事实却完全相反。在苏轼的眼里，陈希亮就是一个铁面无私，甚至刚愎自用的可恶老头。这个身材矮小、面目清瘦的上司，整日绷着一张冷脸，眼睛在堂上扫来扫去，扫到的总是下属与同僚的缺点与短处。作为他的助手，苏轼更是在被挑剔之列。

苏轼曾自述来凤翔的任务，其中一项便是“兼掌五曹文书”。这对参加过制策考试的苏轼来说，自是不费功夫。陈希亮却不这么看，面对苏轼递上来的文书，他那双严目恨不得每个字都不放过。结果，那些苏轼自以为得意的文书，总是被陈希亮涂改得面目全非，改过再扔给苏轼重写。

如此三番五次，弄得苏轼心中很是窝火，但上司的话就是命令，还是要按照要求去改。

其实，在凤翔，陈希亮不仅不受苏轼待见，他的下属、同僚，也多不喜欢他。士大夫们应酬宴游，席间莺歌燕舞，欢声笑语一片，但只要陈希亮出现，满座便鸦雀无声，即便还有人说两句，也不过是无味的应酬之语。

因此，那些有陈希亮在场的应酬，苏轼便不喜欢参加。

对于苏轼的想法，陈希亮心知肚明，但他丝毫没有打算收敛，反倒有变本加厉之势。

苏轼当初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中制策三等，又加上他为人豁达随和，在凤翔，除了陈希亮，上上下下都颇喜欢他。有一个当差的小吏，每次见了苏轼都直呼他“苏贤良”。

陈希亮听到后，极不高兴——不过一个小小的判官，什么贤良不贤良？他将那个小吏狠狠地训了一顿还不够，又赏了他一顿板子。

那板子落在小吏的身上，更落在苏轼的脸上。自此，他更是将陈希亮恨在心里。天生一副硬骨头的苏轼，绝不肯向这位上司低头。后来，苏轼送了陈希亮一首极具讽刺之意的诗，陈希亮看后不过一笑置之。

依照惯例，中元节时长官要在官府中摆宴，大小官员都得参加，这是工作宴，也是政治宴。

嘉祐八年（1063）中元节，月朗风清，苏轼在家里置酒，请了三五好友，喝得不亦乐乎。

在那三五好友中，有那个呼他为“苏贤良”的小吏，还有陈希亮的小儿子陈慥。他不但没去参加陈希亮摆的官宴，还明摆着与陈希亮唱起对台戏。这赤裸裸的反抗带来的后果是，苏轼被罚铜八斤。

当时，罚铜是对官员获罪的一种处罚。

宋朝时，每一千文铜钱的标准重量通常是五斤，八斤铜等于一千六百文。对于一个靠官薪吃饭的小官来说，这惩罚实在是有些重了。

苏轼不是记仇的人，但他心里还是郁闷至极。陈希亮则像无事人一样，罚过了似乎也就解气了，依旧如往常一样对苏轼支来使去。

陈希亮居住的太守府紧邻终南山。终南山之高，终南山之秀，曾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竞折腰。陈希亮有近水楼台之便，却在到任好久之后才发现此处原是风景胜地。拄杖漫步于其下，露出在林木上面的山峰一座接一座，就像有人在山外行走，只见发髻一般。陈希亮的好奇之心与闲情逸致被彻底唤醒了，他决定在那个最佳的位置建一座高台以观山景。

就这样，没过多久，凌虚台便耸立在了太守府的院子里。

亭台建成，自然要写点什么。古往今来的名亭名台记，不外乎对亭台风景之胜或对建台者的功业大加赞颂。陈希亮有无此心不得而知，反正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差事交给了苏轼。

苏轼极少写凌虚台本身，而是大发感慨。归根结底，也就一句话：自古至今，事物的废兴成毁接连不断，沧海桑田，凌虚台最终也逃不过埋没于荒草原野的命运。

新台初建，合府上下喜气洋洋，欲大贺一番，苏轼却打算给陈希亮泼一盆冷水。读过此文的同僚皆替他捏了一把汗——对陈希亮，他顶撞得已经够厉害了。

苏轼谢过同僚的好心提醒，将《凌虚台记》一字未改地递交了上去。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陈希亮竟对那篇铭记大加赞赏，他没有丝毫不快，倒是让人赶紧刻碑，堂堂正正地立在凌虚台上。

陈希亮的反常举动，让苏轼颇为意外，尤其是陈希亮讲的那番话，更让苏轼感动，为自己的狭隘而惭愧。

陈希亮说：“吾视苏明允犹子也，某（指苏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

可以说，陈希亮对苏轼的把脉是准的，才高者往往气盛，苏轼的仕途一波三折，谁说不与他的这种个性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