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科学哲学与技术

19、20世纪的许多技术哲学都没有考虑或涉及科学哲学，这里面存在着一种大多数学者心照不宣的理论原因。如果科学只是对事物本身所做的一种未经解释的直接描述，未受社会文化偏见的影响和约束，那么科学就纯粹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此外，如果技术只是应用科学，而且从根本上说，技术是某种给人类带来益处的好东西，那就不存在关于技术本身的专门的哲学问题。也就是说，技术发展的框架以及对技术的接受并不让人感兴趣，只存在关于技术误用的事后的伦理问题。然而，最近对科学哲学的研究表明，科学中充满了哲学预设，许多女性主义者、生态学家以及其他社会批评家都声称，科学中也充满了社会预设。最近研究技术哲学的许多进路都主张，技术首先不是甚至根本不是应用科学。

我们先来概述从现代早期到20世纪中叶重要的主流科学哲学，然后再看看最近的一些科学哲学，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对技术的理解。

最广为人知和广为接受的科学哲学（通常出现在科学教科书的导论部分）是归纳主义。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不仅是最早倡导科学的社会价值的人之一（见第3章），而且也是归纳法的主要倡导者。归纳主义主张从对个别案例的观察开始，并用这些观察来预测未来的案例。培根列举了他所谓的“偶像”（idols），即个人和社会普遍偏见的来源，这些偏见妨碍了无偏见的纯粹观察和逻辑推理。他声称，其中一个“偶像”即剧场偶像，就是哲学。

归纳主义把个案概括成定律。适合概括的个案越多，概括的可能性就越大。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英国哲学主要是归纳主义。归纳主义观点在18、19世纪广泛传播到其他国家。到了19世纪，归纳主义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连那些并未实际遵循归纳法的哲学家也声称已经这样做了。电磁场理论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就是一个例子。在19世纪，他被广泛描绘为约瑟夫·阿加西（Joseph Agassi，1971）所谓的“科学灰姑娘”，一个穷苦的男孩，通过仔细、中立的观察，用归纳法做出了重大发现。20世纪的研究表明，他使用了浪漫的哲学思想，并在他的笔记本中做了许多形而上学的思辨，作为其电子猜想的框架（Williams，1966；Agassi，1971）。进化论者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甚至声称他“在没有任何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正确的培根原则”进行研究，尽管他的实际方法是猜测假设并推导其结果（Ghiselin，1969）。尽管归纳主义可能仍然是公众最广泛相信的科学论述（尽管不像以前那样占主导地位），但它有一些逻辑问题。最基本的问题被称为休谟问题或归纳的辩护问题。这些都是专业问题，在非哲学家看来可能显得有些吹毛求疵，但它们非常重要，足以使许多科学哲学家（以及思考过这些问题的科学家）远离简单而直接的归纳主义（见文本框1.1）。

逻辑实证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在中欧（主要是维也纳，一个自称“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群体在那里兴起）发展起来的一种哲学，在纳粹主义兴起后，它随着这一学派许多领袖的移民而传播到美国。逻辑实证主义者继承了孔德早期实证哲学的许多精神，但并不包含其明确的社会理论和准宗教方面（见第3章对孔德的讨论）。和较早的实证主义者一样，逻辑实证主义者也把科学看成最高的、事实上是唯一的、真正的知识形式。他们认为，除了能够得到经验支持的陈述，所有陈述都是无意义的。这就是意义的证实论：要使一个陈述有意义，就必须有可能证实它（通过经验证据表明它是真的）。这一意义标准旨在将神学和形而上学从有认知意义的领域排除出去。逻辑实证主义者犯了劝导性定义（persuasive definition）的谬误，因为他们以专业方式定义了“无意义”，但随后又以贬抑、轻蔑的方式使用该术语，将其等价于“毫无价值”或“垃圾”。

虽然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确认为科学方法的传播是对人类的恩惠，而且他们大都持有政治改良主义的并且常常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但他们并不认为政治哲学是真正“科学”哲学的一部分，除了少数例外，他们并没有在分析科学时明确讨论他们更广泛的社会观点。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1882—1945）是一个显著的例外，他明确以正面方式提到了马克思主义（Uebel，1991）。（纽拉特还发明了非语言的、形象化的图式和符号，以提醒驾驶员前面有弯道或有鹿穿越公路，以及引导乘客或顾客去洗手间。[Stadler，1982]）然而，甚至连实证主义者及其美国追随者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暗中支持，也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初的麦卡锡时代被压制（Reisch，2005）。

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部分在于用形式逻辑、数理逻辑来重建科学理论。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在将数学归结为逻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从而启发逻辑实证主义者通过假设（公理）和严格的逻辑推导将科学理论系统化。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将科学分解为一组陈述或命题。科学理论主要被当作概念的东西来处理。就此而言，逻辑实证主义者在科学的处理上类似于许多更早的哲学家。实证主义者只是比前人更加精确和严格地分析了陈述的结构和联系。罗素为数学奠定的逻辑基础启发了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等实证主义者，他们尝试发展出一种形式化的归纳逻辑。这一纲领在数十年后的失败几乎使所有科学哲学家确信，卡尔纳普所设想的那种形式化的归纳逻辑是不可能的。归纳包括非形式假设和根据情况而做的决定（见第4章）。

出于对精确性和严格性的追求，实证主义者对他们自己经验的或观察的意义标准做了自我批评。虽然这导致了这一标准（意义的证实论标准）的消亡，但这充分说明了实证主义者的诚实和严格，因为他们批评了自己最初的纲领，并且在它失败时坦率承认。由此引出的那种放弃了严格证实标准的略微宽容的立场自称逻辑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者将证实弱化为确证或部分支持。意义的经验标准往往要么过于狭窄，将科学更加理论的部分排除在外；要么过于宽泛，以致允许了科学更加理论的部分，但却将形而上学和神学重新接纳为有意义的领域。最初版本的证实原则将“电子”等物理学中的理论术语斥为无意义的，而该原则却允许“要么这个物体是红色的，要么上帝是懒惰的”被一个红色的物体所证实，从而允许“上帝是懒惰的”有意义。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是另一位维也纳的科学哲学家，他熟识那些逻辑实证主义者并与之进行辩论，但其观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他们不同。波普尔认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是可证伪性，即遭到证伪或反驳的可能性，而不是可证实性。这就是波普尔界定科学与非科学的可证伪性标准。波普尔还声称，一个理论越可证伪，就越科学。这便引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最科学的陈述乃是科学定律，而不是对特定事实的陈述。（对实证主义者来说，对特定事实的陈述是完全可证实的，因此是最科学的。）特定的事实可以被证实，因此可以达到最大的可能性，而定律则涵盖了范围不定的案例，永远无法被证实。事实上，根据波普尔的说法，定律总是无限地未必成立（infinitely improbable），因为它们的适用范围是无限的，但只有一小部分推论得到了检验。实证主义者的科学观主要把科学看成一堆通过定律概括和组织起来的事实，而波普尔的科学观则主要使科学成为一堆定律。对波普尔来说，特定事实的作用仅仅在于检验定律或试图证伪定律。根据他的说法，科学包括大胆的猜想或猜测，以及决定性的反驳或否定的检验。这就是他的证伪主义科学方法。波普尔接受休谟的说法，认为并不存在对归纳的辩护，因此波普尔将归纳斥为一个“神话”（见文本框1.1）。假说是猜想和猜测出来的，而不是通过观察个别案例由逻辑产生的。一个假说只要经受住检验，就在科学上被保留下来。只要它能经受住检验，那么无论它是由观察而来，还是由梦或宗教信念而产生，都无关紧要。化学家凯库勒（F.A.Kekulé，1829—1896）梦见一条蛇吞下了自己的尾巴，从而引导他提出了苯环结构假说（Beveridge，1956，1957，1976），就是一个例子，说明高度非理性的来源仍然可以产生可检验的结果。

与实证主义者不同，波普尔并未把非科学的或不可检验的东西等同于无意义。对波普尔来说，形而上学可以是有意义的，对科学理论的形成可以有正面的指导作用。波普尔的观点初看起来是违反直觉的，但其推论非常符合检验与批评在科学中的作用，以及普遍定律在科学中的核心性。

波普尔的进路也有其政治含义。批判性进路（对反驳方法的一种推广）是自由思想和民主或者说“开放社会”的核心（Popper，1945），把各种立场看成暂时的和试探性的，这避免了教条主义。对批评的欢迎鼓励了思想开明和言论自由。波普尔将“具体化的教条主义”理解为一个封闭的思想体系，它有各种机制对可能的反对意见或批评意见置若罔闻，不予理睬。对波普尔来说，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封闭系统的例子。但波普尔认为，科学学派本身可以制定策略来保护自己免受所有批评，因此，科学学派也可以在逻辑意义上变成非科学的，但却被教育机构和资助机构误认为是“科学”。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智力心理学家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1883—1971）爵士是一位顶尖的体制意义上的科学家，主编过极为重要和严谨的《统计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Statistical Psychology），曾任伦敦议会的教育分流政策顾问。他创立了高智商人群的组织——门萨（Mensa）俱乐部，甚至因为智商遗传方面的工作而获得爵士头衔。然而，他去世后不久，大多数心理学家都相信，他晚年提供的数据是欺骗性的。诸多证据显示，他编造了一些并不存在的研究助手。他自导自演地以各种化名撰写信件和文章，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拙劣的批评，以便给自己创造出展示精彩反驳的机会（Hearnshaw，1979）。如果这些证据属实，那他肯定不能成为波普尔的规范意义上的科学家，也就是说，这个人在思想上诚实，乐于接受批评，并愿意拒绝接受自己的理论。

波普尔的观点对社会批判和科学纲领评价都有令人振奋的影响，但波普尔的观点对技术哲学的不利方面在于他造成了科学与技术的明显分裂。科学包括大胆的、未必成立的猜测及其反驳，而技术则需要可靠和可行的装置。一座桥的倒塌造成的人力成本不同于理智上拒绝接受一种粒子物理学理论的成本。波普尔的学生和追随者，比如阿加西（Agassi，1985）和马里奥·邦格（Mario Bunge，1967，Ch.11；1979），对技术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波普尔自己的科学理论虽然有趣，却与技术的实用主义考虑相分离。然而，波普尔的科学进路为研究哲学世界观或形而上学理论如何可能影响科学理论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这反过来又表明，文化观点作为科学理论的一种来源，如何可能至少与观察数据一样重要，并通过应用转而影响技术。

科学哲学的主要争论之一是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特别是波普尔所说的本质主义与工具主义之间关于科学理论术语的争论（Popper，1962，Ch.3）。科学的某些部分特别接近于观察和实验，科学理论的另一些部分则只是经由漫长的逻辑演绎链条与观察和实验间接联系在一起。物理学中的“电子”一词就是一个例子。科学实在论者声称，科学中的理论术语代表或指称客观上真实的东西，即使我们观察不到它们；反实在论者则声称，不应认为理论术语在字面意义上指称对象或客体。

工具论者将理论仅仅当作预测的工具。理论并不描述真实的、未观察到的结构，但或多或少有益于预测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物。

实在论和工具论者各自使用的隐喻所基于的理论进路和技术进路，乃是现代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历史要素。实在论者常常把科学理论称为世界的“图景”，工具论者则把理论称为预测的“工具”。现代早期科学的诞生也许是两类人的融合：一类人是有文化的学者，他们熟知希腊古典作品和哲学的“世界图景”，但对实用技艺一无所知；另一类人则是缺乏教育但能够熟练使用工具的工匠。文艺复兴的经济困难时期使贫穷的流浪学者与流浪的工匠聚集在一起，产生了“形而上学与技术的联姻”（Agassi，1981），即科学。认为阶级壁垒的打破促成了人文学者与工匠之间的交流（Zilsel，2000），这种说法被称为“齐尔塞尔论题”。虽然埃德加·齐尔塞尔（Edgar Zilsel，1891—1944）将这一过程定位于17世纪，但我们更有可能将其追溯到15世纪的文艺复兴（Rossi，1970）。“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比如几何透视理论家、建筑师和家庭社会哲学家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以及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和工程师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都是将机械和建筑的精湛技艺与哲学和科学理论相结合的艺术家。画家的画笔和雕刻家的刻刀作为“工具”，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或雕塑的形式成就了如此的“图景”。因此，当我们试图追问科学与现实的关系时，那些曾经孕育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构成要素，如今以工具论和实在论的面目成了理解这个哲学问题的首选隐喻。

只有在逻辑实证主义遇到了概念上的困难后，波普尔与常识相反的科学进路的有趣方面才得到广泛认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逻辑经验主义提出了许多批评。逻辑经验主义者的严格和诚实足以限定和限制他们自己的许多主张。逻辑经验主义的历史是维也纳学派原始的、简单的、挑衅性论题持续退却的历史。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这种削弱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波普尔替代进路的兴趣和拥护。

然而，最著名也最有影响力的替代方案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库恩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科学。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库恩为文科生讲授了一门本科科学课程，需要阅读原始文献。库恩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感到困惑，对于受过现代物理学训练的人来说，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似乎完全是胡说八道。一天下午，他在宿舍凝视窗外哈佛庭园（Harvard Yard）的树木时恍然大悟，他意识到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在一个与现代完全不同的框架内是完全合理的。

逻辑实证主义者把科学理论当作静态结构来处理。他们对科学理论做了自己的形式重构，而不是像其创造者和同时代人那样描述这些理论。库恩声称要按照最初的理解框架来呈现科学理论，而不是像当代教科书或逻辑经验主义的形式重构那样来呈现。库恩对科学的解释集中于“范式”概念。范式不单单是一个明确的形式结构，它不仅是明确的理论，也是看待世界的方式。库恩的范式不仅包括（1）理论，还包括（2）默会的（tacit）实验室实践技能，这些技能未有记录，而是通过对专家实践者的模仿来教授的。此外，范式还包括（3）关于什么是好的科学理论的理想，以及（4）关于存在着什么基本实体的形而上学。库恩还将范式与科学共同体的结构联系起来。范式将研究者约束在一个科学专业内，将他们的实验操作和理论实践引向某些方向，并且定义了什么是好的科学理论和实践。后来，库恩区分了作为范例，即作为好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榜样的范式，比如伽利略、牛顿或爱因斯坦的作品；以及作为学科基体（disciplinary matrix），即作为科学共同体成员共享的信念体系的范式。

库恩对科学范式发展的看法不同于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对理论的解释。库恩否认归纳或波普尔的证伪描述了范式的兴衰。一般来说，一种新范式的产生并没有强大的归纳基础，可以通过修改被反驳理论中的一个或多个假说来回避特定的反驳。原始理论的范围可以被限定，或者可以添加辅助假说。因此，“反驳”并不是决定性的或致命的，稍加修改的“被反驳的”理论可以在范式下幸存。这种情况的逻辑被称为“迪昂论题”（Duhem thesis）或“迪昂论点”（Duhemian argument）（见文本框1.2）。

范式的瓦解是因为库恩所说的反常的积累。反常并不是严格的反例或反驳，而是似乎不符合范式范畴的现象，或只是作为例外而留下的现象。只有在一种新范式出现并且科学家的拥护发生转变之后，旧范式才会被拒斥。（库恩曾引用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的话说，这是旧的一代人最终死去的问题。[Kuhn，1962，p.151]）库恩的进路为广泛理解哲学世界观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对于科学理论的创造和接受所起的作用开辟了道路。库恩本人既没有强调理论本身的哲学框架，也没有强调接受新范式的外部社会影响，尽管他顺便暗示了这两者。然而在库恩之后，许多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开始讨论，哲学观点、宗教信念和社会意识形态如何在科学理论的诞生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作用。这反过来又凸显了文化对技术的影响。如果基于各种技术的科学范式具有宗教或政治成分，那么宗教和政治不仅在社会接受方面可以影响技术，而且可以通过技术所用理论的结构来影响技术。这种进路的灵感来自库恩，被用来对抗技术决定论（见第6章）。

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提出的两个论题是观察的理论负载性（theory-laden nature of observation）和证据不完全决定理论（underdetermination of theories by evidence）。库恩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其他几位科学哲学家，如诺伍德·拉塞尔·汉森（Norwood Russell Hanson，1958），强调感觉观察如何依赖于理论和诠释的语境。他们诉诸关于感知和视错觉的心理学研究，主张信念和期望会影响感知。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958）强调了诠释技能是如何通过学徒训练和实践来发展的。如何诠释医学上的X光片或如何通过显微镜来识别细胞器并不是自明的，而是涉及训练。（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讲述了他在长时间使用一架学校显微镜之后，意识到他正在研究的并不是一种微观生物，而是自己睫毛的反射。）

理论依赖观察的另一种形式包括测量和观测仪器的理论在我们解释仪器产生的读数和观测结果中的作用。理论也在选择要观察的内容以及描述和诠释观察的语言中发挥作用。即使知觉观察被机器观察取代，理论对观察报告的性质和结构的这些影响也依然存在。

与归纳问题（见文本框1.1）和迪昂论题（见文本框1.2）密切相关的是不完全决定论题。许多不同的理论，比如新理论和经过适当修改的据信被反驳的旧理论，可以解释同一组数据。同一组数据点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程来预测或解释。不同的连续曲线可以通过任一点集来绘制，因此可以说这些曲线的许多不同方程描出了这些点。因此，确证或归纳支持的逻辑并不能引出一种独一无二的理论。在选择理论时，需要使用经验证据以外的考虑。诚然，用来解释一组给定数据的数学上可能的理论大都过于复杂，都可以作为不合理的东西加以排除，但如果有不止一种合理可行的理论能够解释数据，那么就会转而思考是否简单或优雅。然而，什么东西被认为简单，依赖于对什么是好的理论的构想，以及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的审美考虑。与其他理论的一致性也是对理论选择的非经验约束。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从事科学技术学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既诉诸蒯因—迪昂论题，又诉诸不完全决定论题。

文本框1.1 归纳问题

18世纪初，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提出了所谓的归纳问题。它实际上是归纳的辩护问题。休谟承认我们使用归纳，但他认为这其实是个习惯问题。后来的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1863—1952）称之为“动物忠诚”。我们期望未来像过去一样。休谟提出了为我们相信归纳提供辩护或理性理由的问题。通常人们给出的回答是“归纳管用”。休谟并不否认它管用，但休谟指出，我们真正的意思是归纳（或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在过去管用，因此我们期望它在未来也管用”。休谟指出，这种从过去成功到未来成功的推理本身就是一种归纳推理，它依赖于归纳原则！因此，诉诸成功或“它管用”是循环论证，它暗地里将归纳原则应用于归纳本身，试图用归纳原则来为归纳原则辩护。休谟显示了其他辩护努力（比如诉诸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为何也是失败的，或是以假定作为论据。与休谟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他们对休谟的主张不予理会。然而，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却认识到休谟问题的重要性，并称之为“哲学的丑闻”（考虑到它的含义，他本可以称之为“科学的丑闻”，尽管大多数执业科学家并不知道这一点）。康德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在人类心灵中的原则，比如因果性和必然性，使我们能以允许规律性和归纳的方式来组织我们的经验。康德的解决方案的代价是，自然的规律性不再能在独立和外在于我们的事物本身当中被认识，而是我们构建我们的经验和自然知识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知道“事物本身”遵循合乎定律的规律性，而只能知道我们的心灵被构造成要寻求这样的规律性，并通过这些定律来构造我们的经验。卡尔·波普尔承认休谟问题是不可解的。然而，波普尔的解决方案包括不再主张科学使用归纳。就这样，对休谟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引出了与通常的理解相去甚远的科学观点。我们要么通过归纳来组织我们的经验，但无法知道自然是否真的合乎定律；要么从未真正使用过归纳，但欺骗自己认为使用过归纳。

文本框1.2 迪昂论题

库恩声称，常规科学中的范式不会因为被反驳而遭到拒斥，这种观点背后的逻辑正是迪昂论题。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1861—1916）是物理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史家，他在20世纪初提出，无法对理论进行判决性的反驳。他的写作早于波普尔几十年，但他的论点最具挑战性地反驳了波普尔的证伪理论。迪昂指出，如果一个理论由若干条假说或假设组成，那么对整个理论的反驳并不能告诉我们哪条假说是错误的，而只能说整个理论做出了错误的预测。迪昂还提出并举例说明，当理论遭到反驳时，可以改变某个次要假说或辅助性假说，使修改后的理论能够正确描述使原始版本遭到反驳的情形。例如，碘的行为似乎反驳了波义耳的气体定律，但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修改了波义耳定律，声称它只适用于理想气体，然后声称碘不是理想气体。（在理想气体中，所有分子都是相同的。碘气是具有不同数目碘原子的分子的混合物。）

美国哲学家蒯因（W.V.O.Quine，1908—2000）概括了迪昂的观点，指出如果允许足够激烈地做出修改和重新定义，那么任何理论都可以从任何反证据中被拯救出来（1951）。蒯因允许采取一些极端的策略，比如改变理论的形式逻辑以及“借口幻觉”（当然，极端的蒯因式策略也可以包括转变理论术语的含义以避免反驳）。这被称为迪昂—蒯因论题（Duhem-Quine thesis），它影响了建构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以及从事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后现代主义者。后者主张，由于没有证据可以决定性地反驳任何理论，所以理论遭到拒斥的原因涉及非证据议题，这些议题并不是科学逻辑的一部分，比如政治、社会或宗教的利益和世界观，而这些观点又可以反过来影响基于该理论的技术。

哲学家对于强弱不一的各种版本的迪昂论点的正当性有不同意见（Harding，1976）。分析的科学哲学家一般会为较弱的、原初的、迪昂版本的论题辩护，而科学技术专家则一般会选择较强的蒯因版本，因为它似乎使证据几乎与科学无关（见文本框6.3和第12章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讨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

库恩（和当时的其他一些科学哲学家）的工作，使得对科学的思考注意到被实证主义科学进路所忽视或认为不值得研究的一些问题和因素。库恩的范式进路使科学也可以受到传统上人文学者对艺术和文化所做的那种考察。它还使科学可以受社会考察，不仅针对科学机构和科学网络，而且针对科学理论的内容（科学知识社会学或SSK）（见第12章）。特别是英国的一些科学社会学家参与了这项研究。

早期的知识社会学是由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在1936年发起的，他研究了政治和宗教信念，但将科学主张排除在社会学解释之外（1936，p.79）。大多数社会学家都认为自己是科学家，他们至少都认同孔德那种客观、合法的社会学知识的实证主义理想的一种弱化版本（见第3章对孔德的讨论）。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大都关注期刊引用网络或资助模式和专业化，认为科学内容超出了社会解释的范围。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1910—2003）富有影响的科学社会学研究集中于科学规范，它们都是科学共同体宣称的价值观。这些规范包括：（1）普遍性；（2）无私利性（研究中没有基于利益的偏见）；（3）“公有性”（共享数据和结果）；以及（4）有条理的怀疑性（倾向于对结果和理论进行怀疑和质疑）。这些价值观类似于卡尔·波普尔的科学规范，尽管后来波普尔强调这些是科学的理想，而不是对科学家实际行为的描述。（与波普尔相反，库恩声称对科学家的实际行为进行了描述。）受过哲学训练的科学社会学家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1997，p.63）曾指出，默顿将科学家表面上宣称的理想当成了对实际科学行为的描述，而政治宗教社会学家则经常怀疑甚至揭穿明确宣称的理想，并将其与政客和宗教人士的实际行为进行对比。重要的是，默顿在一篇关于纳粹德国极权主义对科学的束缚的文章中首次讨论了科学的规范（Merton，1938）。他用“公有性”（communism）一词来指共享数据，显示出他早期左翼政治观点的残余。后来，默顿将科学的这些规范主要与苏联的规范进行了对比。

科学知识社会学声称，科学的陈述、定律和实验本身就是正当的科学研究对象。早期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认为（许多人仍然认为），科学错误可以通过社会原因或心理原因来解释，但科学真理不能。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1976）开创了他所谓的“强纲领”，提出了：（1）对称性原则，即对于科学中的真理和错误以及理性和非理性的行为都应给出同样的因果解释；（2）因果性原则，即所有关于科学知识的解释都应该是因果的；（3）公正性原则，即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真与假、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应该是公正的；（4）反身性原则，即这些原则应当适用于社会学本身。

其他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如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1985），将科学陈述的真与假悬置起来或说放到一边，用同样的方法和进路来研究引力波和超心理学。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的许多人遵循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进路（见第12章）。社会建构进路可以意指很多事情。这一论点最弱的版本是，科学理论和实验的形成乃是基于人的社会互动。这一主张是合理的。科学不同于内省知识，因为科学应该是公开的和可复制的。科学是一项社会事业。另一项合理的主张是，技术仪器在字面意义上是从物理上建构的。但这样一来便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应当以“建构”这个统一的概念来思考概念的建构和仪器的建构，还是有两种不同的活动正在非法地混合进行？

社会建构立场的一个更强的论点是，科学的对象或科学真理都是社会建构的。如果后一主张意指，我们认为是科学真理的东西或我们相信是科学真理的东西都是社会建构的，那么它就还原为前一立场。社会建构论的许多捍卫者会声称，真理与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并无区别。这是真理共识论的一个版本，即真理就是共同体所相信的东西。极端社会建构论的反对者声称，我们认为存在的对象可能不同于真正存在的对象，我们的共同体认为是真的东西可能不是真的。

在社会建构论和相关进路的贡献中，案例研究表明了共识是如何在科学共同体中形成的。政治谈判、诉诸杰出科学家的权威、对盟友的招募，以及对犹豫不决者的修辞说服都起着作用。科学以外的因素常常会发挥作用。19世纪中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的实验拒绝承认从非生命的物质中可以自发产生生命，这受到了天主教会的欢迎，因为这些实验捍卫了神创的必要性。虽然巴斯德本人并没有出于自然原因而拒绝承认生命起源于遥远的过去，但他乐于迎合他那个时代法国的保守气氛（Farley and Geison，1974；Geison，1995）。共识往往是在没有考虑一些重要反驳的情况下形成的。一些不一致的实验和研究因为实验者的声誉或缺乏威望而被拒斥，不符合预期结果的数据被忽略。一旦得出结论，它回想起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很难回忆或想象之前的不确定状态和分歧状态。

社会认识论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英美分析哲学中发展出了社会认识论（知识的社会理论）这个领域（Fuller，1988；Kitcher，1993）。与传统认识论一样，但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不同，社会认识论是规范性的。也就是说，它涉及对科学家提出的知识主张做出评价。一方面，社会认识论不同于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因为它把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看成一种社会成就而不是个人成就。另一方面，社会认识论不同于库恩等“历史主义的”（历史导向的，而不是逻辑导向的）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主张采取一种描述的进路。它还不同于大多数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社会学所采取的评价中立的立场，比如前面提到的柯林斯对真理主张的悬置。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等“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家在评判和拒斥某些科学理论时确实采取了评价立场，而社会建构论者在宣称一种中立立场时，则常常暗地里揭穿科学家提出的传统的“朴素”真理主张。建构论者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在规范上完全中立，这可见于一个事实，即尽管他们中立地对待神秘学或超心理学，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以一种评价中立的方式对待种族主义科学或纳粹科学。

女性主义的、生态学的和多元文化的科学技术学

如果接受库恩的观点，认为世界观和自然态度等文化因素对于科学理论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批评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态度的科学理论家就可以对各种科学技术本身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批评。在采取这种进路方面，当代社会的女性主义者和生态批评家表现突出（见第9章和第11章）。同样，人类学和科学技术的一些文化研究进路也批评了西方科学技术的普遍性假设。这些反应注意到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和穆斯林文明中较早但往往卓有成效的科学技术进路。这些文化为西方贡献了大量的技术和科学，但它们的研究所基于的世界观和形而上学往往与现代西方科学的大不相同。多元文化批评家由此提出了西方科学的所谓“普遍性”问题（Harding，1998）。

同样，在无文字社会中，“地方性”知识往往包含大量关于当地植物的医药价值和其他价值、农业技术、恶劣气候下的生存技能和航行技能等知识。当代民族植物学家研究当地治疗师使用的本土疗法和植物化学。北极地区西部的探险者从因纽特人和北极地区其他居民那里借鉴了他们的服装设计和许多生存技巧，通常都没有归功于他们。有时事实证明，当地以宗教为基础的季节性种植周期，如巴厘岛的种植周期，在农业方面显然比西方“专家”的建议更为有效。社会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民族科学捍卫者有时声称，民族科学仅仅是西方科学的一种替代知识，西方科学本身就是一种以实验室为地方的“地方性知识”（见第10章）。

“科学大战”

随着女性主义者、原住民文化活动家、生态学家等对科学的政治批判研究在库恩之后的发展，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和对科学文本的文学研究的发展，强大的反对声浪出现了，涉及许多不同群体。有些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认为，他们领域的客观性正在被科学的社会、政治和文学研究错误地否认。还有政治保守派，女性主义和民族运动的反对者，以及生态运动的反对者。人文学科中也有反对后现代主义运动的传统人文学者（见文本框6.3）。这些群体已经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联盟，来攻击所谓“科学大战”（Science Wars）中的新科学学（new science studies）（Ross，1996；Dusek，1998）。大量文章，无论是学术性的还是论战性的，都是为了支持和反对新科学学（Koertge，1997；Ashman and Baringer，2001）。科学大战中最著名或说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就是索卡尔骗局（Sokal hoax）。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写了一篇题为“超越边界：走向量子引力的变革性解释学”（1995）的文章，其中隐含着科学学和对科学的政治批判中极为荒谬和夸张的说法。他在一份文化研究杂志上成功地发表了这篇文章，然后又揭露了自己的骗局。此后，争论双方发表了数百篇新闻报道、社评和正反两方的文章，以及从保守的政治评论员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和乔治·威尔（George Will）到各位著名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写给编辑（Lingua Franca，2000的编辑）的怒气冲冲的信。至少有两名科学学研究者被剥夺了有声望的职位，一名编辑因参与作为科学斗士的科学家的投书运动而提前退休。新世纪伊始，引起大众媒体关注的科学大战之火已经渐熄，但它继续以不那么公开和明确的形式闷烧。

工具实在论

科学哲学中后来的一项发展与技术哲学最为相关，那就是被唐·伊德（Don Ihde，1991，p.150 n.1）称为工具实在论的科学进路。实证主义者，新科学哲学中库恩的追随者和继承者，甚至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都把科学主要当作一种理论事业来关注。经验检验限定了实证主义对科学知识的定义，但检验的范例一般是直接观察。

伊恩·哈金（Ian Hacking，1983）、罗伯特·阿克曼（Robert Ackermann，1985）和彼得·伽里森（Peter Galison，1987）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强调观测仪器的中介作用以及科学知识的操作性。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等美国实用主义者很早就强调，对自然的物理操作对于知识至关重要。然而，后来的学术实用主义受到了实证主义者的强烈影响，对实践和操作的强调在后来“实用主义的”科学叙述中有所减弱。

库恩在他对科学的描述中包括了默契的实验室技能，但后来在科学哲学辩论中对库恩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范式的概念方面。杰罗姆·拉维茨（Jerome Ravetz，1971）将库恩对科学的技艺性的强调和迈克尔·波兰尼的默会技能概念发展为将科学彻底视为技艺来处理，但影响不大，也许是因为这既不完全在科学哲学中，也不在发展中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中。20世纪80年代的工具实在论者对科学具体的、主动的方面予以强烈关注，这成为科学哲学中的一场重要运动。对工具实在论者来说，科学仪器乃是科学的核心。仪器观测主动的、操作的方面优先于被动的观察和沉思。今天，大多数科学观测远远不是早期天文学和博物学的肉眼观测。从纯粹的、无偏见的感知中进行归纳的“培根式”理想被当代科学观测的技术负载性改变。我们的仪器准许我们向哪里看，我们就看向哪里，法国物理学家称这种倾向为“灯柱的逻辑”。这源自一则古老的笑话：一个醉汉因为光线更好而在灯柱下寻找钥匙，尽管他把钥匙掉到了漆黑的街区。

既然当代科学如此牵涉并依赖于复杂的技术仪器，因此，只要科学发现基于观察，技术就先于科学，也推动科学发展。这与把技术解释为“应用科学”截然相反，后者认为，科学先于技术并推动技术发展。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人的“技科学”（technoscience）观点中，技术与科学在今天密不可分。认为现代科学依赖于技术，这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后来的观点有些相似（见文本框5.1）。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现代状况下的基本事实或基本力量，技术在哲学上先于科学。[1]工具实在论改变了理论与观察的界限，使纯理论的领域变得极小。如果能否操作是判断被操作实体是否实在的标准，那么以前在科学哲学中被视为“纯理论”的许多东西就成了实在的。哈金的著名例子是，当他听说基本粒子（哲学家常常将其视为理论实体）可以被喷射时，他得出结论：如果基本粒子可以被喷射，那它们就是实在的（Hacking，1983）。本章前面提到的实在论/工具论争论将理论实体视为沉思的对象，而不是操作的对象。通过拒绝这种沉思的立场，工具实在论者不仅使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密切联系更加清晰（从而隐含地证明，后现代的科学学将两者结合成“技科学”是正当的），而且消除了日常经验与科学对象之间的断裂。

唐·伊德从现象学的角度探讨和整合了工具实在论者的工作（见第5章）。他认为，即使涉及先进抽象理论的最深奥的科学研究也是高度知觉性的，因为通过仪器进行检验是知觉的延伸。伊德还指出，仪器作为身体知觉的延伸（或者毋宁说，实实在在地并入身体知觉），甚至将人的具身融入最神秘、最先进的科学中。

从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中发展出工具实在论进路的一个讽刺之处在于，在运用于科学史时，工具实在论进路对实验的强调又重新引入了科学方法的归纳特征。然而，正是归纳问题以及像波普尔那样的对它的回应，才使科学受理论驱动以及观察的理论负载性得到强调。运用工具实在论进路的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也许不会受这些问题的困扰（尽管至少有一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柯林斯，用归纳问题来削弱对科学变迁的经验解释）。工具实在论带我们兜了一整圈儿又回到了原初的（如果不是最简单的）归纳主义。然而，哲学家也许需要联系对工具实在论进路的辩护，重新考察一下他们对归纳的逻辑问题的处理。

结语

归纳主义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科学直接产生于不受理论偏见影响的知觉观察。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经常被用来强化科学是中性的、技术是应用科学等观念。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或判决性进路得到了迟来的赞赏，它允许理论先于观察，以及哲学理论作为科学理论的背景框架。库恩和后实证主义的、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为思考哲学、宗教和政治如何影响了科学理论的创造和接受打开了大门。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家，用库恩的范式概念来揭示他们声称普遍存在于西方主流科学技术的方法和结果中的偏见。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强调，证据逻辑和对理论的反驳并不能决定理论变迁的进程。相反，著名科学家的声望、盟友的招募以及竞争团队之间的谈判导致了科学争论的终结，后来这被归因于自然事实。工具实在论者强调，在当代科学中，观察本身是通过科学仪器技术进行调节的。技术不是应用科学，而是先于科学观察。

研究问题

1.你认为归纳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是让人满意的吗？如果不是，为何那么多科学家坚持它？

2.科学理论是被反证决定性地驳斥了，还是“避其锋芒”、重新加以调整以适应旧版本的反证？如有可能，请举出一个未见于本章的例子。

3.科学理论是直接源于观察，还是受到了其创造者的假设和世界观的影响？

4.参与“科学大战”的那些科学家嘲弄和无视对科学理论何以成功的社会学和文学解释，认为科学的社会、政治和修辞方面与科学的真理性和有效性无关，你认为这有道理吗？

5.工具实在论的进路是否消除了归纳进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进路和库恩的进路等早期科学叙述所提出的问题？

注释

[1]本书此处对“技术在哲学上先于科学”的解释其实主要来自唐·伊德，而非海德格尔的原意。在《技术的追问》中，海德格尔在存在论的维度上提出了“现代技术先于现代科学”的著名观点。作为后现象学的代表人物，伊德虽然赞同海德格尔的观点，但是为这种观点添加了更多经验层面的解释。伊德从工具实在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没有现代实验仪器的加持，现代科学理论是难以建立的，现代科学本质上是技科学。总之，虽然两人都认为“技术在哲学上先于科学”，但是所谈论的维度是不同的。关于两人之间论述的差别，详见伊德专著《海德格尔的技术：后现象学的视角》（Heidegger's Technologies:Post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s），第2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