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海城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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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非典”刚过，申奥已经成功，中国加入WTO不久，海城在政府的机构改革中撤销了外经贸委和商委，组建了商务局，以助推经济发展。我就是那个时候被招进商务局综合科的，主要从事的是一些招商引资的案头工作。
我小时候穷怕了，所以在学习上特别努力，经过复读考上了个省名牌大学，大家都觉得我肯定前途无量。我不想谦虚啊，在学习方面我确实是有天赋的，上课的时候懒懒散散，但每逢考试只要突击几天，成绩就能名列前茅。大学毕业后我被招进了商务局，成了一名公务员。我爸妈高兴坏了，凑钱摆了席，请邻居过来庆祝。他们在心里可能觉得自己的儿子从此捧上了铁饭碗，就可以衣食无忧、一帆风顺了。但他们不真正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别看我表面上谦虚有礼，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衬衣掖在裤子里，内心却十分叛逆。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个不满足于现状的人。虽然在商务局工作听上去很像那么回事儿，但我所在的综合科，其实日常干的就是些迎来送往的活儿，说白了就是请客吃饭。那时还没有“八项规定”，吃喝风很盛。我从工作到出事儿，一共就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当然，这一切都要靠那个老科长启蒙。
老科长是个酒腻子，在机关属于那种“血压高、血脂高，但职务不高”的老油条。但在他带我的那段时间里，我懂得了许多社会上的潜规则。我因为归他直管，所以总跟着他去接受一些商人的宴请，在别人的恭维下推杯换盏，也不乏和各色女人逢场作戏。我虽然只是个最底层的科员，但在酒桌上被别人叫成“路科长”，而老科长则被称呼为“老大”。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初尝了受人恭维的滋味。在跟着老科长混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言谈举止也慢慢有了甲方姿态。
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跟他喝大的情景。那是一个深夜，第一场的海鲜已经被随同的“钱包”埋了单，第二场只有我们两人，我们蹲在他家楼下的一个烤串摊旁，静静地喝着啤酒。他家的房子是单位分的，七十五平方米的大两居。按照当时分房的政策，我只要能熬够十五年工龄，也能住上这样的房子。
老科长在微凉的夜风中推心置腹地跟我说：“小路啊，我老了，折腾不动了。年轻的时候，不要说一场两场，就是整个三场四场也不在话下。人呀，要趁着年轻多干事啊。”
我当时已经喝了不少酒，但头脑还算清醒——这是我的一个优点，日后成就了我许多事情。我就恭维老科长怎么在酒桌上耍得开，怎么有排面，他却摆摆手。
“这么多年了，别看我只是个科级干部，但能入我法眼的没几个。你，算一个。有几句话我想告诉你。”他指着我说，“第一句，原则立场不是必需的，必需的是获得利益。懂吗？”。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哼，看来你不懂。”老科长笑了，又喝了一口啤酒，“第二句，记住了啊，做事要有交朋友的心态，不要怕麻烦朋友，越麻烦越是朋友。”
“嗯，我记住了。”我再次点头。
“还有，看一个人能不能办成事儿，看的不是台面上的说辞，而是饭桌上的做派。永远得防着对你笑的。对你笑的人别有用心，他能引诱你说出掏心窝子的话，一旦反水就后患无穷。就比如那谁，你懂的。”他笑着跟我碰杯。
我知道他指的是赵处长，那个人称笑面虎的“地中海”。当然，最后老科长的落马也与他有关，但那是后话了。
最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满嘴酒气地说：“干咱们这个的，表面光鲜，觉得别人都捧着你，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干久了你就会知道，所谓的铁饭碗是个枷锁啊，领导怎么说你就得怎么干，领导说你不行你就翻不了身，干活儿漂不漂亮与你能不能受提拔关系不大，台面儿底下的事儿比台面儿上的事儿重要得多。刚开始你还会有理想，有抱负，有纠结，有愤怒，但久而久之就被磨没了。领导说什么你都认，上班就来，到点儿就走，干什么都不当真。到那时候，你就成了现在的我，混吃等死，行尸走肉。所以有机会还是得自己干，自己当自己的老板才有出头之日。”
那晚我们喝了好些酒，说了许多掏心窝子的话，但最令我记忆犹新的，也是对我日后为人处事影响最大的，就是他那句“关键时刻可以出卖朋友”。当然，他说的“朋友”指的是那些商人，应该不包括赵处长。我对他的话是深信不疑的，起码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深信不疑。
那段时间，我迷上了摇滚乐，上班的时候，MP3耳机也塞在耳朵里。在没人的时候，我会把掖在裤子里的衬衣拽出来，撸起袖子，随着音乐起舞。在商务局的那段日子里，我渐渐窥见了内心的那股力量，或者说是那头野兽。我开始不甘于眼下的生活。虽然我已对灯红酒绿习以为常，但每次过后都是一地鸡毛，之前有多喧嚣，之后就有多寂寞。每当聚会结束，看着那些商人前呼后拥地送走老科长时，我都会借故离开，然后绕到某个街巷，骑上自己那架破旧的二八自行车，在寒凉的夜色中独自回家。
车子、房子、票子，我一无所有。于是怎么能挣钱，怎么能挣快钱，就成了我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我不会傻到做兔子吃窝边草的那种事儿，在商务局的一亩三分地儿打主意。再说有老科长把着，那些事儿也根本轮不到我去插手。我知道，他平时拽着我胡吃海塞，无非是拉我下水，结成攻守同盟，我不过是个麻将桌上的“会儿”[1]。于是我便动起了别的脑筋，想借鸡生蛋。我通过工作关系私下找到一些商人，想通过借款的方式获取本金，但那帮人都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以各种理由拒绝了我。别看在饭桌上他们都叫我科长，但实际上我一无决策权，二无审批权，不过是个老科长的跟屁虫而已。我找了一圈儿也没寻来半个子儿，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进入了我的视线，那就是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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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年留个大背头，穿着时髦的破洞牛仔裤，一张嘴就山南海北，似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我跟他相识在一个饭局上，饭局具体是谁组的早就忘记了，但我清晰地记得他举手投足间的那种亢奋。在后来的另一场饭局，酒到酣处时我问他，你小子也没个正经的工作，怎么还拿着诺基亚最新款的手机呢？马林微微一笑，颇为神秘地低声问我，听说过卖头发能赚钱的故事吗？我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忙问怎么赚。马林笑了，便向我娓娓道来。
某天在一个小县城里，有个人扛着个大包走进一间发廊，问老板，你这儿有头发卖吗？老板诧异，说没听说过头发还能卖钱呢，就问这人头发怎么卖。那人长相淳朴，张嘴就是五十块钱一斤，老板听罢赶紧拿笤帚扫了扫地上的余货，上秤一称，正好一斤。那人现场点钱，五十块收走，临了还给老板留了电话，希望以后多多益善，说是有家生物制药公司在利用头发制作中药。于是从那天开始，老板便“惜发如金”。你想啊，剃一个头挣五块，卖一斤头发挣五十，这可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有时碰见来剃秃子的，老板都能笑出声来。之后那人又来了第二次、第三次，头发也从一斤买到了五斤、十斤。但仅凭这个速度，挣钱还是慢的，于是发廊的老板动了心眼儿，开始从其他发廊收头发。他当然不会傻到用五十块的原价去收，而是“半价打八折”，以每斤二十块的价格进货，而且自己还不上门，让其他老板攒够了往他这儿送。不久后，那人第四次来收头发，他一下就卖出了二十多斤，盈利达到一千多块，算是小挣了一笔。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头发能卖钱的事儿不胫而走，没几天整个县城开发廊的都知道了。众发廊老板纷纷“醒攒儿”[2]，谴责那个老板见利忘义，“骑驴”竟能高出60%。这个中间商迅速被踢走，其他的发廊老板都变成了直销，头发的收购价却没有因此而下降，反而在最新的一次收购中卖出了新高。当然，这次小贩一共也没收上来多少头发，几个发廊加起来也就将将十斤。小县城的人口是有限的，头发的生长也需要周期。没几个月就到了秋天，剃头的人渐渐减少，刮秃子的几乎绝迹，各位发廊老板也从“双管齐下”恢复到了单一经营，卖头发的生意冷清起来。但就在这时，一个卖头发的小贩在同一天分别出现在了几位发廊老板面前。他背着一个巨大的麻袋，问他们是否想买头发，价格也不贵，三十元一斤，五十斤起卖。老板们想都没想，掏钱买货，干脆利落。据统计，那一天县城里的八家发廊花了共计一万多元购买头发。当然，明眼人都能看得出这是个骗局。买头发和卖头发的是一伙的，那是个唱双簧的圈套。
我边听故事边喝酒，拿眼睛瞥着马林：“看这意思，你就是那个卖头发的？”
“我可不是，我就是给你讲一个道听途说的故事。”他摆了摆手。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事儿？”我凑近了问。
“因为你长得像个国家干部。”
“我就是个国家干部啊。”
“哎，能赚大钱的买卖，你入伙吗？”他看着我的眼睛。
“你见过国家干部到发廊收头发的吗？”我撇嘴。
“时代不同了，生意升级了，那个时候挣一万，现在干好了能挣这个数。”他伸出五根手指。
我心里一动，问他怎么搞。于是马林便带我去了当时海城玩儿得最“嗨”的夜店燕朝汇细聊。我们在各吹了一打“科罗娜”互诉衷肠后，马林才告诉我，现在的道具已经从头发变成了帆布。
马林这人有个毛病，就是抠门儿、吝啬、贪图小利。记得他离开燕朝汇的时候，还拎走了一大袋空酒瓶，引得小姐们一阵发笑。
记得那天回家的时候，外面下着小雨，雨滴落在映照着霓虹灯的路面上，泛起一片不真实的光影。我的头是晕的，视线是模糊的，内心却是火热的、躁动的。我学着好莱坞经典电影《雨中曲》里的片段，收起了雨伞，在雨中起舞，任雨水淋湿我的衬衫和西裤，一点儿都没觉得冷。我不知道跟马林合伙到底能不能挣到大钱，却憧憬着即将要实施的这个骗局。一年多的机关工作将我憋坏了，我觉得自己像匹被绳索捆住的野狼，只要有机会挣脱出去，就要玩儿命撒野。
第二天一早，我和平时一样衣冠楚楚地夹着手包出了门，却没去单位。我给老科长打了电话，说自己发烧，请了三天病假。我找到马林，开始商量详细的实施计划。马林说，万事俱备，只欠我的加入。我们选择的作案地点自然不会在海城，而是在相邻的襄城。这也符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安全原则。
马林已经从南方进口了一批价格低廉的帆布，存放在襄城郊区的一个货运站里，还办好了几个未实名登记的手机号。现在需要做的事儿就是先去“钓鱼”。我跟马林煞有介事地策划了一下午，之后开始了具体实施。马林原来交过一个广东的女朋友，为了把姑娘搞上床，下狠功夫学过粤语，模仿起南方口音一般很难被人识破。他先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几十家轻工业品贸易公司的电话，然后操着南方口音自称是一家公司的业务员，希望这些贸易公司成为他们公司的代理商。并称其公司刚刚生产了一种叫“T55”的特种帆布，近期正在全国推广。这种帆布是一种高科技产品，每米三十元，销售前景很好，同时将帆布的资料传真给了这些公司。当时互联网还在起步阶段，商家的购销信息传递并不顺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其中有七八家与马林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反正成为代理商他们也不用出一分钱，多个进货渠道也有利无害。马林做的这一系列操作，就是照搬卖头发骗局中“投石问路”的手段。至此，饵已布好。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且马林在寄出样品后，也并未再实施什么动作。过了大概两周的时间，马林给我拿来一个剧本，让我烂熟于心。我念了一遍，就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了。他让我伪装成一个军队后勤处的干部，向这些公司提出购货申请。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拨打第一个电话。我自称是襄城某部队的后勤处干部，现在急需两万米T55特种帆布，问商家能不能供货。商家一听来了生意，热情有加，但刚谈了不到十分钟，我就被对方识破，被挂断了电话。我有点儿犯晕，没明白自己在哪儿露了馅儿。还是马林经验老到，说我之所以被对方识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说话太客气，没有甲方姿态，二是一些细节没有说清，让对方听出了是外行。于是我又练了好几遍，才开始拨打第二家的电话。在通话中，我模仿着老科长在酒局上的派头耍起了官腔，操着一副爱卖不卖的劲头，让对方认为我是在例行公事。此举果然奏效，人说商场如战场，你强他就弱，经过十分钟的通话，这个商家初步进了套，开始询问我购货的底价。我按照马林的指引，先让对方报价，结果对方一口给出了个每米五十元的价格。而我不但没还价，还给对方涨了五块，但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供货要快，不能耽误了军队建设营房的进度；二是暗示要有10%的回扣。商家在心里一打小算盘，觉得这笔生意稳赚不亏，于是半小时后，马林的手机便响了起来。那个商家希望他尽快供货，两万米，但每米砍到了二十块。马林这时耍起了官腔，告诉对方货没问题，但是价格绝对不让。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二十三元每米的价格达成了两万米T55特种帆布的购销意向，并通过传真确定了合约。我还是觉得不踏实，问马林需不需要租车，那些布到哪里去找呢？马林大笑，说你装得再真，也备不住被人识破。经商的人都是火眼金睛，随便一个细节就能查出破绽，但有时也会被欲望遮住双眼。所以人的欲望不能太大，我们只要能骗他10%的定金就算成功。这下我算是明白了。在与对方通过传真签订合同后，马林便要求对方先支付10%的定金，这样工厂才能大量进行生产。对方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于是第一个10%就顺利进了兜儿。我看着这轻易得来的四万多块觉得不可思议，想不到这些精明的商人也会如此愚蠢。但马林说人的贪欲没有止境，商人更会如此，其实他们也在赌，都希望能憋个大的，一下就赚个盆满钵满。于是我们又照方抓药，利用跟厂家承诺的一周生产周期作为时间差，短短半个月就诈骗了近三十万元。之后二一添作五，平分了这笔赃款。那是我第一次赚到这么多钱。
“赚了这笔不义之财之后，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魏卓不禁问。
“确实是发生变化了。当时年轻，压不住，不懂得低调、锦衣夜行，兜里有了子儿就露出穷人乍富的德行。”路海峰笑着摇头，“买名牌儿衣服，换手机，还给自己弄了辆二手的桑塔纳。这一通造，钱就没了。”
“那马林呢？”
“他？哼……”路海峰满眼鄙夷，“他是出了名地抠门儿、吝啬，据说那些钱他一分没花，都存银行里了。”
“那后来呢，用这个套路继续进行诈骗了吗？”
“还没来得及再玩儿一把，警察就冲进了我的办公室。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完了，从一个堂堂的国家干部成了阶下囚。后来细琢磨，应该是马林没听我的话，舍不得扔掉诈骗用的手机，才让警察摸到了线索。”
“他也被抓了？”
“没有，脚底抹油，早就颠儿了[3]。但存在银行里的钱没能拿走，都让警察给冻结了。后来他‘漂白’了个新身份，重新开始，但那是后话了。”
“他的新身份是什么？现在在哪里？”
“哎，这是你该问的问题吗？咱俩说好了，我讲故事，你听，还记得吧？”路海峰一字一句地问。
“嗯……”魏卓点点头，“那你在被抓之后，就没供出马林？”
“我就是想瞒也瞒不住啊，你以为警察是傻子？我们唱的是双簧，一唱一和，缺一不可。但他一直外逃，反倒对我的定罪量刑有了很大好处。在供述中，我将自己描述成一个被他诱惑拉拢而失足落水的受害者，在贪欲的腐蚀下，昔日的国家干部步步落入深渊。我追悔莫及，痛斥马林的罪恶行径，主动要求协助警方尽快将其绳之以法。当然，这一切都是我做的表面文章，我希望以此来获得从轻处置的机会。最后经过法院判决，我被处以了三年有期徒刑。三年，二十啷当岁里最好的三年，就因为这事儿耗在里边了。”
“觉得冤吗？后悔吗？”
“不。我一点儿没觉得后悔，因为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路海峰说，“有句俗话怎么讲来着，人这一辈子呀，如果没进过号儿里，就不算经历完整的人生。好了，这次我的人生完整了。”他笑。
“入狱之后就是另一番天地了。在监狱里，我们被冠以一个统一的名字，那就是囚犯。我们穿着相同的灰蓝色囚服，剃着同样的发型，吃着同样的饭菜，喊着同样的口号，有着同样的作息。所有人看似都蛰伏了，但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们都曾经在社会上干过什么事儿。他们有欺行霸市的流氓，有机关算尽的骗子，有小偷小摸的扒手，有拉拢腐蚀公务人员的掮客，还有杀人越货的歹徒。当然，还有我命中的贵人，老吴。”
“老吴？”
“对，下面我就讲讲他的故事。”路海峰缓缓地说。
3
入狱之后，我的名字就变成了一个代号——419。对，他们都这么叫我。我所在的宿舍一共有四个人，分里外两个上下铺。我住在外面的上铺，下铺是个年轻的“佛爷”[4]，叫小范，初中文化程度，痴迷武侠，金庸小说每个人物的段子都能脱口而出，在里面属于墙头草式的人物，谁胳膊粗傍谁。对这样的人，我是不会往眼里夹的。靠里边的上铺是个难缠的混混，名叫贺喜，那名字简直是个反讽。他虽然身材不高大，但浑身腱子肉，后背有好大一块刺青，说不清是二龙戏珠还是皮皮虾打架，十分粗糙。他话不多，一贯以“老炮儿”自居，动不动就好勇斗狠。我刚入监的时候，他就跟我叫号儿，告诉我如果家属续钱，就得给他进贡点儿“好的”。我那时初来乍到，情况不清，也不想贸然顶撞，就随声附和了一下。没想到他变本加厉，不仅在打饭时多吃多占，抢我的主食，还把擦地、打水的活儿一股脑儿地全推过来。我憋着一肚子气却没有反击，我知道现在还不是机会。从小到大，总有人说我智商高、有心眼儿，说我长大之后一定能成就大事。上小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让父母哭笑不得的习惯，只要上课老师批评了哪个孩子，下了课我就会主动跟他玩儿。在工作之后，我能跟着老科长成为商人们的座上宾，凭借的可能也就是这种会来事儿的能力。于是在这种态势下，我权衡利弊，准备“忍”字当先。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老吴了。
老吴是贺喜的下铺，大名叫吴永伟，是个所谓的贪官。一个国企的正处级干部收了人家一万块钱，之所以事发，是那帮行贿的人出了事儿，连带着把他给供了出来，吃了挂落儿。相比小范、贺喜这种流氓混子，我自认为和老吴是有共同之处的。我仔细观察过，贺喜虽然在号儿里横行霸道，但很少招惹老吴。老吴当时已经过了四十，在监狱里混得不错，帮狱警搞教育宣传，每周出一次改过自新的小板报。他平时在完成劳动之余，嗜书如命，床头总摆着一本《百年孤独》。但就有个毛病不好，洁癖，床铺轻易不让人动。但不知那天贺喜犯了什么毛病，因为一件小事儿就跟老吴生起口角来，混劲儿一上来，将老吴的那本《百年孤独》扔在了地上，还狠踩了几脚。老吴气得浑身哆嗦，指着他的鼻子大声理论。但秀才遇上流氓，有理管个屁用。贺喜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冲着老吴就是一拳，号称从今天开始就准备拿他的书垫脚了。老吴这下不干了，想要还手，但贺喜仗着人高马大，一脚就将他踹倒。
如果在外边，老吴和贺喜是很难遇到一起的，两人分属不同阶层，可以说是泾渭分明。但在监狱里，每个人都被剥去了社会上的外衣。名誉、地位、财富、阶层通通被打破，回到了最初始的野蛮状态，恢复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如何能不被伤害，更好地生存下去，是当务之急。这就是残酷的现实。那一刻，我目睹了老吴眼里的无助，但也是那一刻，给了我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忍贺喜很久了，一直想找个适当的机会灭灭他的威风。而面前这个机会恰逢其时，从道义上，我替老吴出头，占了道德制高点，不算寻私仇；从利益上，这是我和老吴结成同盟的机会，可以借此争夺监室的主动权。我相信在贺喜被灭之后，小范那个墙头草会主动靠拢。想到此处，我便动了手。
我可不会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公平比武，大喝一声挺身而出，那是江湖剑客，而我只是一个监狱的囚徒。我要的是短平快的有效结果，一场可控的局部性战斗。从小到大我都很少与别人打架，但我爸告诉过我，只要动起手来，就要一鼓作气干到底，干到对方服气，干到对方恐惧，哪怕不敌也要留下痕迹。于是我便瞅准机会抄起了板凳，猛地向贺喜的脑袋砸去。贺喜猝不及防，被我一下砸趴，我顺势骑在了他的身上，想继续压制。不料这小子力壮如牛，用脚一蹬就把我踹翻，监室里顿时大乱。
其他监室的囚犯都过来围观，小范更是嗖地一下蹿到了门外，隔岸观火。最令我不解的是，老吴也并未与我并肩作战，而是坐在下铺冷眼旁观。这时我已经失去了作战的先机，面对比我整整高一头的敌人，只能一不做二不休地硬扛下去。
我刚才那一下砸得不轻，贺喜的脑袋被敲了个口子。他表情狰狞，眼睛通红，脖子上的青筋暴露。“姓路的，这儿有你什么事儿？吃饱了撑的找死吧！”他大声叫嚣着。
我不做无意义的回嘴，只攥着板凳关注动向。
贺喜看着我的样子哈哈大笑：“瞧你那德行，要搁外边儿，我一准儿灭了你。知道我因为什么进来的吗？重伤害。不光这个，我还杀过人呢。”他说着就抹了一把头上的血，一下把脸弄得血淋淋的，让人看着惊悚。他猛地冲我扑了过来，我下意识地退后两步，一下到了门前。身后的囚犯大声起哄，又一下将我推了回去。我确实低估了这场战斗，想得过于简单了，但此刻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既然出了手，哪怕不敌也要留下痕迹。于是我又抡起了板凳。
我一次次被击倒，又一次次冲过去。在肉搏之中，任何谋略、计策、智慧、情商都不值一提，起到决定作用的是力量的大小和出拳的强弱，以及不计后果的疯狂程度。我承认，我处于下风，甚至可以说是在被贺喜碾压。我就是从那时开始相信“先天犯罪人”这个理论的，我从他眼里清晰地看到了一种亢奋的情绪，我甚至以此推测他真的杀过人，而且会将死者大卸八块，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我的腿部、腹部多次受创，眼睛也被打得看不清东西。我像一头困兽，用双手抡着那个板凳大声咆哮，试图以此来喝退对手。但贺喜一不做二不休，一把抢过了板凳，猛地上扬，冲着我的脑袋就砸了过来。那一刻我呈“木僵”状态，身体发麻、动弹不得，只下意识地用双手护脸。我开始为这次出头而后悔，开始怨恨老吴的袖手旁观，但在那一刻，老吴竟出手了。令我没想到的是，那么一个文绉绉的国企干部，下手竟如此果断。他猛地蹿到贺喜身后，用右臂狠狠勒住了贺喜的脖子，一下将他带倒。我见此机会，立即转守为攻，浑身的血也沸腾起来。我扑到贺喜身上，挥起双拳朝他脸上猛砸，打到他满脸是血。
那场战斗让我被禁闭了五天，出来后贺喜被调了监室，换过来一个犯了“花事儿”[5]的犯人。出来之后，许多人都不敢在我面前奓刺儿了。我知道他们都是纸老虎，只要你豁得出去跟他们干，他们就会原形毕露。而经此一役，不但老吴对我有了好感，连小范这个墙头草都倒向了我。我抻了两天，找了个茬儿跟贺喜谈和，当然我带了礼品，小恩小惠是江湖规矩。贺喜也知道我是个不好惹的主儿，便就坡下驴给老吴道歉。老吴挺有面儿，以“亲情餐”的名义申请了一顿“小炒儿”，约我和贺喜小聚。至此，我们仨的关系便近了起来。
之后，我们的日子开始顺风顺水，能攀上老吴、贺喜这两个朋友，自然会被高看一眼。老吴告诉我，不要荒废时间、不学无术，要趁机多学点东西，为日后出狱做准备。在他的敦促下，我重新捡起了书本，读了不少金融类的书籍。他还告诉我，要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不仅要有智商，还得有品味。音乐、美术、古玩、字画，多少都要懂一些，才能在饭桌上有谈资，让人觉得与众不同。是他教会了我欣赏古典音乐，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以及约翰·施特劳斯的《狩猎波尔卡》，我都是在那个阶段接触的。我问他什么叫作“波尔卡”，他笑而不语。我知道这是个挺文艺、挺装的东西，但我喜欢，我喜欢这种仪式感。他比我大了一轮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导师，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和人生的方向，商务局的老科长相较于他，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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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晃而过，老吴刑满出狱，走的时候我还给他摆了“小炒儿”局。老吴说来日方长，以后在外面有相见的机会。他走之后，时间便慢了下来，总体而言，那段日子乏善可陈，除了贺喜又与他人斗殴两次之外，再无值得提及的事情。又过了一段时间，三年期满，我终于离开了那个灰色、冰冷、压抑、闭塞的牢笼。我例行公事地和狱友拱拳道别，说来日方长、江湖再见，但在心里明白，这个鬼地方最好永不再来，和那些垃圾人最好永不相见。随着铁门徐徐拉开，我踏上了自由之路，心里却空落落的，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我这个昔日的国家干部，如今刑满释放的“两劳人员”[6]，该如何从头开始？
我出去之后便四处打听马林的消息。他出事儿之后就跑了，至今还在被警方通缉。无奈之下，我只得回到父母家暂住。那段日子，我极度压抑，面对父母的长吁短叹，恨不得钻进地缝。那是个乍暖还寒的初春，我白天蒙着被子佯装大睡，实在无聊了就到街上闲逛。我给好几个昔日同事打过电话，想约他们出来见见，但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绝。唯一的收获就是得知老科长落了马，因受贿被判了十年徒刑。我知道自己完了，已经被世界抛弃了，成了无用之人。为求谋生，我又辗转找到了几个昔日的关系，同学的同事、同事的同学以及同学的同学……能找到的人我都找了，然后厚着脸皮以各种理由跟人家套近乎、论交情，只希望能找到一个饭碗，不用每天回家看着面如死灰的父母。但希望一次次落空，我甚至开始琢磨着重操旧业，再用卖头发的伎俩干上一票，大不了再回去蹲上几年。但就在这时，老吴竟有了消息。
联系我的不是老吴，而是小范。他刚刚出狱，几经辗转找到了老吴，之后又几经辗转找到了我。在我父母家院外的粮油店前，小范跟我透底，说老吴又“抖”起来了，出来没多久就傍上了大领导，从一个阶下囚华丽转身，成了私营企业家。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就隐隐地觉得老吴身上有事儿。凭他的关系和人脉，怎会连这一万块钱的小事儿都搞不定呢？让他入狱的原因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舍车保帅、替人消灾。所以当我听到老吴重整旗鼓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惊讶，反而多了几分对自己判断力的认可。老吴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立体了，似乎越来越接近我之前描摹的样子。而这也正是我在狱里接近他的原因。
周五的傍晚，天气转暖了，我倒了两班公交车才来到了海城国际饭店。当我迈上考究的大理石台阶时，突然为自己的穿着感到自惭形秽。我停住了脚步，甚至在心里打起了退堂鼓。我开始对小范的话产生怀疑，琢磨起老吴约我的真正目的。摆谱？充大个儿？老吴不是这种人。或者有事相求？呵呵，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可被利用的价值。但就在这时，身着廉价西装的小范从里面迎了出来。他笑得极其夸张，亲热地搂住了我的脖子，让我心生厌恶。但我没有与他撕破脸的资格，三年的牢狱之灾已经将我们的身份拉平，我们现在在一样的起点。我如此隐忍，为的就是求一个机会，和这个“佛爷”一样的机会。
我不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人，也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四年前曾跟老科长在这儿赴过一个东北商人的局。当时喝的是五粮液，抽的是中华烟，位菜是鲍鱼和海参，一顿饭花了好几千，算是让我见了世面。但如今再走进这扇古铜色的大门，踏上这部金碧辉煌的楼梯，来到这个装修考究的狭长通道，走进这个古色古香的中式包厢，内心的感受早已是天壤之别。当时是站着，提着气、拔着范儿，生怕别人看不起自己；而现在则是趴着，泄了劲儿，生怕自己撑不下去。
我以为会是一个大局，老吴拿我和小范当“会儿”，借此向朋友炫耀他的东山再起。却不料当我进了包厢，偌大的圆桌旁只坐着老吴一个人。桌上摆的还是五粮液和中华烟，但我再也不是那个懵懂冲动的年轻人了。
老吴穿着一件BOSS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戴的也不再是监狱里那副塑料腿的黑框眼镜，而是换上了一副金丝镜框的。他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激动、亲热、充满感慨，而是例行公事地站起身，过来和我握了手。
“看你这表情，不太顺？”他嘴角轻微地上扬，说不出是关心还是嘲笑。
我很敏感，也收起了准备好的热情：“老吴，你找我有事儿吗？”我控制着自己的语气。
小范站在我俩中间，佯装亲热地拢过我们的肩膀：“两位大哥，从今以后我可就跟着你们干了啊。咱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却不料老吴把身一闪，用手挡开了他的胳膊。“小范，这儿没你的事儿了，以后要找不到事儿做，联系这上面的人，他会帮你安排。”他说着从西服口袋抽出一张名片，递了过去。
“老吴，我……”小范惊呆了，一时无语。
“我说得不够明白吗？”老吴笑着问。
“哦，懂了懂了。那我不打扰你们说事儿了。”小范连连点头，尴尬地整了整西装，退了出去。
我愣住了，注视着老吴。
“哎，愣着干吗，坐啊。”老吴冲我伸伸手，“呵呵，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可以退出了。”他微笑着。
见我不坐，他自己退回到座位上，跷起二郎腿，点燃了一支香烟，默默地凝视我。
我见状也坐了下来，学着他的样子也跷起了二郎腿，宛若无事地与他对视，尽力压抑住内心的波澜。
老吴叫来服务员，点了一锅鸡煲翅，要了海城特色的炖海鱼和小炒皇，然后拧开了五粮液的瓶盖，满满倒上了两杯。我们什么话都没说，也不吃菜，仰头干了杯中酒。老吴又倒满酒，我们再干。不一会儿，一瓶五粮液便下了一半。
借着酒劲儿，我压不住话了：“老吴，你找我到底想干什么？”
“你现在在干什么？”他反问。
“我？一条丧家之犬，无事可做，没什么可利用的价值。”我摊开双手。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刚受点儿挫折就没信心了？”
“我没有一技之长，不像你，能力强，人脉广，能重整旗鼓。”
“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敢想敢干，就能峰回路转。还有，我能重整旗鼓，你就能拨云见日。”老吴举起酒杯。
我不再回嘴了，痴痴地看着他。
我俩又干了一杯，老吴让服务员开了第二瓶五粮液。
我浑身热了起来，心中的坚冰融化了，身体也不再绷着了。我之所以对老吴有抵触，是之前被马林坑怕了，不想再当傀儡和替罪羊了。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我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只不过换了个表达形式。
“哼，说实话，不知道。”老吴笑。
我也笑了：“你那本《百年孤独》，我其实偷着翻过，都是些外国人名儿，看着就让人犯困。”
“哈哈哈，我也不怎么爱看那本书，就是想让你们觉得我与众不同。”
“明白，那是你的尊严。所以你忍受不了让人践踏。”
“是。”老吴点头。
“其实那天帮你出头，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我懂，你是一箭双雕。”老吴笑，“但你起码还有血性，还敢碰比你强的人，还能在表面上装仗义。这在那个环境里就很不容易了。所以你要相信自己，换到外面这么干也不会错。”他端起酒杯。
气氛轻松起来，我俩开始吃菜。鸡煲翅、炖海鱼、小炒皇，吃了个干干净净，然后又相继到卫生间里吐了个干干净净。之后又点了若干啤酒，一直从中午喝到晚上。
我至今记得那个包房的编号——VIP8。
“老吴找你就真的没事儿吗？”魏卓不禁问。
“我当时觉得他是有事儿，但后来又觉得他没事儿，但实际上他还是有事儿。”路海峰说得绕嘴。他慢慢地吸吮着魏卓给他的第三支烟：“在那次之后，大约过了半个多月，我接到了他的电话。”
[1]会儿：指麻将规则中可以替代任何一张牌的万能牌。
[2]醒攒儿：方言，指醒悟。
[3]颠儿了：方言，指跑了，溜了。
[4]佛爷：方言，指小偷、扒手。
[5]花事儿：一般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猥亵或强奸的案件。
[6]两劳人员：劳动改造人员和劳动教养人员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