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

曾国藩办理的湘军是团练吗？是，又不是。

湘军和团练有着密切联系，至少曾国藩练兵初期是“以团练始”。其实在曾国藩出山之前，湖南各地已经出现了团练。

最早的办理者可以说是曾国藩的好友江忠源了，他是湖南新宁县人。江忠源很早觉察到家乡的不稳定因素，便自发办理团练。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新宁瑶民雷再浩起义，江忠源率团练乡勇随同经制绿营兵一起平定叛乱。太平军兴起后，江忠源扩招团练乡勇五百人，号称“楚勇”，跟随清军作战。江忠源的楚勇作战勇猛，迥异于绿营兵，在广西全州城北的蓑衣渡打了漂亮的伏击战，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就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不过江忠源的楚勇出省作战，离开了本土乡村，本质上已经不属于“团练”了。

在湖南各地之中，团练声势最大的要数湘乡县。湘乡是曾国藩的家乡，但是早期的团练和曾国藩并没有太大关系，那时曾国藩还在京城做官。太平军兴起时，湘乡各处自发办团练求自保，连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也参与其中，为保境安民做力所能及之事。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太平军进入湖南，占领道州，湘乡人更有了危机感。知县朱孙诒刊发《湘乡团练单》，倡导各都各坊，各乡各邑，认真办理团练，保性命而卫身家。于是湘乡各处士绅都行动了起来，大规模的练族、练团就开展起来。县里有担当的读书人如罗泽南、王錱、刘蓉、李续宾等都拉练起了队伍，参与到团练事务中。随着战事压力加大，朱孙诒集合队伍到县城中进行组编，分为左中右三营，每营360人。这就是“湘勇”。咸丰二年十一月，为了防守长沙，湖南巡抚张亮基征调罗泽南、王錱等率三营湘勇千人来省城防守。

此外，其他各县还有宝勇（宝庆）、浏勇（浏阳）、辰勇（辰溪）等。

这些团练乡勇可以肩负起戡定大乱的重任吗？曾国藩并不以为然：

伏查团练本是良法，然奉行不善，县官徒借以敛费，局绅亦从而分肥。贼至则先行溃逃，贼退则重加苛派，转为地方之弊政。

尽管这段关于团练弊端的精辟概括是曾国藩在咸丰十年所述，但是他对团练的这种认识在他初至长沙前后就产生了。他认为，团练乡勇坚壁清野防小盗则可，但御强寇则不能。非但不能，甚至可能成为危害地方百姓的“弊政”。当时乡里编户，民穷财尽，再有咸丰二年旱灾，十室九饥，如果又在乡民中敛钱办团练，反而加重了乡民负担。而且，难保募捐办理者都能像江忠源、罗泽南、王錱等人那样品德高尚，他们很可能从中贪污自肥。这样一来，反而增加了地方的不稳定因素。

而且，曾国藩对这些未经过严格训练的团丁乡勇的战斗力也严重存疑，他曾评价：团练终成虚语，毫无实用，一旦贼匪攻来，乡里小民就像“鱼听鸣榔”“鸟惊虚弦”，一哄而散，难以约束。

这样来看，曾国藩不认同办理团练的做法。但是咸丰皇帝给他的命令就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如果不办团练，如何向皇帝和朝廷交代呢？

曾国藩决定区别地来办理团练，把“团”和“练”分开来办。

对于“团”，他做了解释，“团”是“保甲之法也，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这种“团”御强寇不行，但是防小盗则可，耗费不多，正好适用于穷困的乡村地带。因此，曾国藩要在乡村行“保甲之法”，“团而不练”。他此举的目的是防范盗匪，在不扰民的情况下，低成本防盗，清查户口，保甲连坐，不给盗匪藏匿于乡村的任何空隙，也不给乡民留有资盗助匪的可能。

对于“练”，曾国藩也做了解释，“练”是要“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丁壮”，要定时会操，而且还得“厚筑碉堡，聚立山寨”。这些事务极耗银钱，如果在乡村无差别推行，反而会扰民、害民。因此，曾国藩主张“练”只在城厢进行，操练一支一二百人的队伍，视需要派往各地剿办盗匪。

曾国藩初到长沙时，城内正好有之前被调来协防长沙的三营湘勇和由江忠源带领的楚勇等几支队伍。曾国藩便和张亮基、江忠源、左宗棠等人商议，以此为基础，组建“练”。不过，此时浏阳会匪起事，聚众万人，江忠源率楚勇镇压，随后跟随官军向长江下游作战。曾国藩就以剩下的三营湘勇1080人为基底编练并扩充队伍，也就有了后来的“湘军”。

不过，他并不是简单将这几支队伍拼凑在一起，而是用了一种新方法操练，就是他在去年的《议汰兵疏》中提到的“戚继光之法”。

咸丰二年腊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曾国藩决定夺情出山后的一周，他向皇帝陈明了计划：

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足资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无裨益。

这里曾国藩阐明了自己办“团练”的目的和方法，目的是完成皇帝交给他的“搜查土匪”的任务，而方法则是在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再具体的方法是参考明代的戚继光之法。这是曾国藩向咸丰皇帝第二次提到“戚继光之法”。

戚继光之法到底有何特殊之处，让曾国藩如此青睐呢？

这和八旗、绿营的世袭军制有关。清朝的绿营基本上沿袭明朝军制，都是世兵制，即父子相承，世代为业，到王朝后期暴露出很多弊端。戚继光也面临着同样问题，于是他独辟蹊径，重新招募士兵抵御倭寇。他的军队是募兵制，就是自己花钱去招募士兵，聘以重酬，严于训练，整支军队为大帅个人所有，指挥自如。因此，戚家军虽然只有几千人，战斗力却是极强，成为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常胜军。

曾国藩想练的军队就是一支“戚家军”。他亲自挑选营官，由营官招募哨官，再由哨官招募士兵；层层向下，上级招募下级，下级对上级负责，整支军队最终统属于大帅一人。这样的军队私属性极强，指挥起来也灵活自如，大帅指挥营官，营官指挥哨官，哨官指挥士兵，就仿佛整条胳膊的运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指尖，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指臂相联”。

这就是所谓“戚继光之法”，也是曾国藩他们创立新军的组织方法。这并非曾国藩的独创，当时江忠源、罗泽南、王錱等人都有此共识，他们招募团丁时也用此法。曾国藩是在和众人充分交流后，采取了适合当时情形的方法。

这支新式的军队该如何描述呢？直观来看可以说是“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这句话概括出湘军的基本成分和组织方式。它是以营为集体单位，以勇为个体单位，每营360名勇丁。勇为农民，营官为儒生。

儒生为将是湘军一大特点，纵观各营营官大多都是熟读诗书，以仁义礼智信自居的书生。曾国藩说：“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忠义之气”的“君子”是曾国藩最看重的，当然他也提出了四个具体标准：一要才堪治民，二要不怕死，三要不汲汲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四者缺一，都不能带勇成将。另外，湘军将领读书在军事史上成为一道独特风景，以后无论走到哪里，湘军军营中总有一阵阵读书声，打仗作战的同时无时无刻不在研讨学问，上马杀敌，下马读书，是这一时期湘军将领的独特风格。

对于要招募的士兵，曾国藩说：“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一方面他直接吸纳现有团练中的团丁，另一方面也重新在乡村中招募农夫。“壮健”和“朴实”就是他招募乡勇的两大特点，这基本沿用了团练对团丁乡勇的要求。

为了避免绿营兵将不识的问题，曾国藩规定，将领能以“招募”的方式去选“勇”。全军成严密的线性组织结构，统领招募营官，营官招募哨官，哨官招募什长，什长招募勇丁。所谓“招募”，是指有偿付给当任勇丁农民的兵饷报酬不仅远高于农民收入，也比绿营兵丁高很多。什长、哨官、营官的饷酬依次增加。加入湘军不仅可以实现杀“贼”报君的政治理想，还可以获得不菲的收入，因此，勇丁都会感激上级的招募挑选之恩，打仗时自然能够患难相顾。

值得注意的是，湘军由于以团练为基础，而带有很强的乡土色彩，营官招募勇丁时多从其家乡招募，一营的战士或多或少沾亲带故或是邻里关系。这是曾国藩所乐意看到的，因为这样可使队伍成员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彼此互相熟悉，打起仗来互相照顾，尽可能避免绿营那种“败不相救”的局面。

这样一来，由于招募形式、组织架构以及乡土色彩，湘军又具有极强的私军属性。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一营队伍只能由营官指挥，与国家那种临阵凑军选将极为不同。湘军将帅不依附于国家规定的标、协、营、汛的系统，其联系和协作全建立在将领的私人关系之上。

如果把湘军比作一棵大树，勇丁、营官、统带等各阶层人员通过招募形式和组织架构连为一体，统领为根，营官为干，哨弁、勇丁即为枝、叶，而乡土、师生等私人关系和儒家思想则为水分、养料、阳光，让湘军这棵大树上下贯通，生机勃勃。

由此来看，湘军既非团练，也非绿营，但是吸纳了两者因素，融合一体，进而脱胎换骨，成为新式军队。因此，才有人说曾国藩“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时人和后世史家称这种模式的军队为“勇营”。

当然，曾国藩不会在当时明言自己练的是一支新式军队，因为未得皇帝谕旨，这种行为怕是逾制。不过，正处于非常时期，皇帝没有精力细细分辨，曾国藩正好利用间隙，打着办团练的幌子来另起炉灶，编练新军。

曾国藩先把在长沙的三营湘勇进行优化，裁汰一营，只留下罗泽南、王錱两营；接着，他又重新招募，扩编队伍，以邹寿璋、季弟曾国葆分别为营官，招募两营勇丁。同时，曾国藩也吸纳优秀的绿营队伍。绿营将领塔齐布率部分绿营兵投入湘军，不过，塔齐布须按照营官招募勇丁的形式重新挑选他的士兵，曾国藩还让塔齐布统带辰勇、宝勇，共组成两营队伍。

到咸丰三年六月时，除在外省作战的江忠源楚勇外，曾国藩编练湘军为三千人，其中王錱、罗泽南、邹寿璋、曾国葆、塔齐布等为骨干。当然，此时湘军的组建还处于起步阶段，营制、章程、训练、阵法等，都将在以后随着战事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

除编练新军之外，曾国藩还有一项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