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概论篇

第一章　转化医学概念与中医药转化医学实践

第一节　转化医学概念

1968年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刊登了一篇编辑部社论文，文章提出“bench-bedside interface”的研究模式，但医学界对此并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1992年Science杂志首次提出转化研究“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B to B）”的概念，1994年Morrow和Bellg提出用“转化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概念指导癌症防控，转化医学才逐渐被认识和理解。1996年The Lancet杂志首次出现“转化医学”一词，意为基础科学新发现和临床实践的结合。200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院长 Zerhouni博士在 Science上发表文章“The NIH Roadmap”，标志了现代概念的转化医学理念——双向、开放、循环的转化医学体系正式确立。

目前，普遍使用转化医学的定义为，倡导以患者为中心，从临床工作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由基础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问题；再将基础科研成果快速转向临床应用，解决问题。其核心是在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之间建立转化通道，实现两者之间的双向快速转化。转化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旨在提高总体医疗水平，大大保障患者的健康以及促进基础研究的深入发展。国外主要研究转化医学的有美国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均将“推动实验发现用于临床治疗”作为国家医学研究的重要战略，且通过各种手段加大对转化医学支持和发展的力度。

一、美国的转化医学

美国是转化医学的主要推动者。2011年美国NIH在原设立的临床与转化科学基金（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Science Awards，CTSAs）基础上成立“国立医学转化促进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dvancing Translational Sciences，NCATS），NIH 每年投入约 200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130亿美元用于临床应用研究，而新建立的NCATS作为NIH的指导发展机构，保持原有资金不变，额外增加7亿美元支持临床和转化项目。NIH建立NCATS的决定，使科学创新的技术和成果渡过“死亡之谷”，激励研发更安全、有效的医疗方案，加快新药的上市进程。NCATS的建立，使得把已资助的转化科学研究和转化中心项目相互联合，进一步优化调整，实现资源共享，从而降低临床试验成本，加快新药研发。NCATS领军人物奥斯汀在2011年展开了一个毒性研究项目“Tox21”，即筛查一万种环境化学物和已审批药物与每种已知的人体信号转导通路的作用情况，以鉴别哪些分子可能有毒性作用。该项目能促进新药研发进程，解决毒副作用的障碍，从而加快新药在临床的应用。

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是转化医学的先行者，其基于已有的转化医学研究基础进行相关的战略性规划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并且也得到NIH长达5年的资助。随后，受到资助的医学院以及研究机构的数量不断地增加，且形成一种团体合作与发展的趋势，共同带动临床医学转化研究的进步。

二、欧洲的转化医学

2000年以后，欧洲各国在生物医学研究上取得巨大进展，研究人员对疾病相关分子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是在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方案等方面的产出率却很低，同时药物开发成本越来越高，新药申请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决定建立欧洲先进转化医学研究基础设施（EATRIS）。2008—2010年EATRIS对14个国家的54个学术非营利机构展开了一系列调查，调查结果明确了转化研究在欧洲的地位与需要落实的方向，包括：①提供学术界和工业界所需的，尤其是稀缺的高端基础设施和服务；②创建多学科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集成环境；③咨询服务，尤其是在项目管理、产品开发、质量控制、知识产权和监管问题，以及临床试验阶段等方面；④落实资金支持，解决由政府支持的传统模式不能满足转化研究多样及复杂的成本开支问题；⑤提供系统的转化医学培训和教育。2012年EATRIS进入建设阶段。2013年，EATRIS的第一个试点项目正式启动。EATRIS不仅是静态的基础设施，而且是动态的随医疗需求而变化的交流合作学术团体，各国进入EATRIS后在提高自己的转化研究实力的同时促进了其基础研究成果的快速转化。2016年，德国癌症协会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化疗后FLT3受体能够对机体中残留的白血病细胞进行标记，随后被标记的白血病细胞就会被机体自身的免疫细胞所识别，进而被消灭。利用激酶抑制剂，促进突变的FLT3受体被转运至细胞表面，使癌细胞再次对免疫疗法变得敏感。FLT3抑制剂和FLT3抗体的组合有望在临床试验中表现优良，而且FLT3抑制剂米哚妥林（midostaurin）已经获批能够与标准的化学疗法进行组合对白血病患者进行联合治疗。当联合特定抑制剂后，新型组合疗法或有望彻底治愈白血病。

三、我国的转化医学

我国最早在2002年开始建立一定规模的转化医学中心。近10年来，转化医学在中国完成了从理念到实践落地的转变，重点关注重大疾病的临床与转化研究与合作。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以来我国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已超过50家，但专注于中医药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转化的机构不到10家。这些转化医学研究中心既有高校之间的合作，也有高校（或科研机构）与医院之间的合作，还有企业与高校（或科研机构）、医院间的合作，这种多部门间的合作能有效地促进转化医学的发展，提升转化医学的发展质量。

尽管转化医学的概念在我国提出较晚，开展专门研究起步也较晚，但很快得到广泛认同和高度重视，在国内得到大力的推行，成为国家创新战略的一部分。2007年，北京协和医院召开“第一届国际转化医学大会”，2008年又举办了“第二届国际转化医学大会”。2009年上海召开了主题为“转化医学的理论与实践探讨”的会议。随后，一系列关于转化医学的会议不断召开。2010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主办“2010年中药转化医学学术研讨会”。2011年2月，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院士在《科学时报》上发表了题为《推动转化医学发展，应对人民健康挑战》的文章，指出：转化医学符合医学科学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要通过医学模式的进步与创新，大力发展转化医学。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指南中也首次提及鼓励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的转化医学研究，在国家科技部发布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也强调了开展转化医学及建设转化医学平台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中指出：以转化医学为核心，大力提升医学科技水平，强化医药卫生重点学科建设。《“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也提出：加强医药成果转化推广平台建设，促进医学成果转化推广，建立更好的医学创新激励机制和以应用为导向的成果评价机制。

我国在转化医学研究方面主要是在学习国外经验后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和医疗体系的转化医学研究方案，与国外相比，在优势资源的整合以促进转化医学研究方面相对更加缺乏，这也直接造成了一定情况下无法为转化医学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在国内，也主要从临床的需求出发，强调实验是如何结合临床的。然而，在国际上，特别是在美国，更加注重如何改变新药、新技术、新理念在临床前的停滞，使其快速应用于临床，从而提高其临床治疗的技术和水平，也会通过技术创新发掘某些药物的新作用，之前适应证未通过临床审批的药物因新用途的发掘能有再次被利用的机会，这是国内较缺乏的。我国第一家转化研究平台建立于1999年，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合作成立的健康科学研究所（2005年更名），聚焦生物医学转化型研究。截至2016年，我国的主要转化医学机构已有50余个，其中2016年12月成立的四川省中医药转化医学中心是全国首个独立建制的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机构，也是全国首个基于“基因组学+信息技术+智能健康管理”的中医“治未病”精准医学中心，运行中医药“基础-临床-产业”多向性转化新机制（表1-1）。

表1-1　我国主要转化医学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