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历史转折：由盛转衰

明朝时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明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西方殖民者东来，对泉州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初，统治者为了孤立盘踞在沿海岛屿上的元朝残余势力，严禁沿海人民与海外人员往来。从洪武四年（1371）起，朝廷多次下令“禁海”，禁止交通外邦；洪武二十七年（1394），甚至下令禁止民间使用“蕃货”，借以断绝外货的销路。明成祖时，更下令“禁造双桅海船”，以防止人们扬帆出海。明初严禁私人出海贸易，强调海外通商要全由官方主办。即使对官方贸易也有种种限制，只能按照固定的期限、航道和人数，运载限定数量的香药来华互市。明王朝实行的这种政策势必会影响海外交通事业的发展。

对于泉州而言，明初时虽在洪武七年（1374）就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但泉州被限定“仅通琉球”。虽然其他国家仍然假借琉球之名来泉互市，但这种转口贸易的做法是不利于泉州的海外通商事业的。加之明初国际形势变化，阿拉伯人退出国际贸易舞台，使得泉州失去了主要的传统贸易伙伴。泉州的海外交通航线便转向东南亚及日本，而以琉球、日本、吕宋为主要贸易对象，吕宋则作为海上贸易的中转站，使泉州与东南亚一些国家间接地保持着贸易关系。

“禁海”等于断绝了沿海人民的生路。于是沿海商、民就采取“走私”的形式以反对“禁海”。这种“走私”的民间海外贸易日益频繁，是明清两代泉州港海外交通贸易的新特点。“走私”贸易促使各地“私港”兴起，而泉州是官方法定的港口，因不能适应私商活动的需要而日趋衰落。加之，琉球贡使到福州比泉州更为近便，泉州港的地位终为福州所取代，降为一个地方性港口。

由于明朝始终坚持“海禁”之国策，官方亦逐渐退出海上贸易，对外国形势更无关心，自新航路开辟，西方殖民者东进，在明王朝“海禁”政策禁锢下的我国民间私商亦无力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相抗衡。到了近代，随着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以失败告终，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开放包括厦门、福州在内的五处通商口岸。在外来经济扩张策略的影响下，厦门、福州逐步取代了泉州和漳州的地位。泉州港的外贸业务全由厦门港所取代，泉州水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困境之中。在外轮开始入侵泉州港时，木帆船运输从南洋航线转向以北洋、国内沿海航线为主，即从泉州经福州、宁波、上海至青岛、天津、大连等地。光绪元年（1875），晋江安海与厦门始有小火轮航班。光绪二十四年（1898），泉州商人从台湾购回“台南”轮，航行泉州至福州的航线，客货兼运。清末，泉州港也有厦门民营轮船航行于厦门与泉州之间。

民国时期，泉州商人联合组建了八闽轮船公司，先后有“建昌”“建裕”等轮船航行于福州、宁波、上海等地；泉永轮船公司的轮船，航行于泉州至涵江、福州、上海等地；振兴、恒太、捷益、安记、永源等船务行的轮船，航行于泉州至兴化、温州、宁波、上海、烟台、天津、大连、营口等地，航运业务相当兴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建作为对台前沿，成为对日战争的前线，港口和航运长期被封锁，与各外国口岸的通商全告中断，港口贸易大幅度萎缩。抗日战争胜利后，福建沿海封锁解除，福州、厦门、泉州等港口相继复兴。1947年，泉州南洋轮船公司的“华龙”“华德”轮航行于泉州至兴化、上海、台湾等地，丰运公司的“丰运”轮航行于泉州至上海间。另外，还有大通、晋通等多家船行，航运业务逐渐恢复，一度出现短期的繁荣。但好景不长，内战爆发，社会经济崩溃，国民党败军溃逃，许多船舶被征用、破坏和劫掠，泉州港口水运又遭到致命打击。整个泉州港对外贸易大幅衰落，甚至停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