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8港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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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身份转换:从句章古港到明州港

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改会稽郡为吴州,把鄞、、余姚三县并入句章县,隶属于吴州。句章县治也从城山迁到小溪(原鄞县鄞江镇,今归属宁波市海曙区)。

小溪虽说是当时句章全境的中心地带,但处偏僻之地,水上交通需经过鄞江、奉化江才能到达甬江。跟句章相比,无论是出海还是去余姚和会稽,都没有原来那么方便。也许是基于这个考虑,句章县治虽然迁到了小溪,但港口却东迁至三江口,也就是现在的宁波城区。当然,那个时候的城区还非常荒芜,平原中心尚处于沉睡状态,所以这港口也是随着平原经济的发展一步步繁荣起来的。

港口真正进入繁荣期是在唐朝开元二十六年(738)后,那个时期,甬江流域的行政区划进行了大调整,甬江流域(包括舟山群岛)与越州分离而单独成立明州,州治始设于小溪。大历六年(771),县县治从同谷(一说是小溪)迁到三江口。这标志着经历整整一个世纪后,句章古港终于完成了东迁三江口的任务。

长庆元年(821),明州州治也从小溪迁到三江口。从此,明州港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明州是因港建城,这就注定它的性质是一个港口城市。明州港与句章古港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从一开始就定位为贸易港,而航运业的兴盛又促进了造船业的快速发展。

大中元年(847),明州已设有两处官办造船场。一处在姚江南岸,渔浦门海运码头旁,主要以建造内河漕运船和小型战船为主,故此地被命名为战船街。另一处船场设在市舶务与江厦码头之间,它其实是直属市舶司的修造船厂,承接过往商船的修船业务。而在这之前,明州的造船业已经趋于发达,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司马光《资治通鉴》)。一次性造这么多船,可见唐朝制造海船的技术和能力。

1973年至1975年,在宁波市和义路唐代海运码头旧址出土了一艘沉船,与这艘沉船同时出土的有两块刻有乾宁五年(898)六月字样的方砖。1978年,在唐船出土点西首一带,又发现了大面积的唐代堆积地层,包括船场遗迹一处,以及木船、印有“大中二年”铭文的云鹤纹碗等越窑青瓷残器等物。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当时明州船场所造的船,大约为500—1000斛,即载重为25吨到50吨上下的海船,可乘40人至60人。

唐朝的明州港是中日两国间来往使节出入的重要门户,相互间的贸易往来分为与日本遣唐使相关联的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形式。第一艘到达明州港的外国船就是日本使船,那是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日本孝谦朝遣唐使舶4艘共220余人,除第一艘船漂流到安南外,其他三船都在明州登岸。

从那以后,经常有日本遣唐使的船只到明州港登岸,有的进京,有的去别处。能得到朝廷召见进京的是少部分人,其他随从人员就留在明州。等待时间有长有短,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不过这些人也是有备而来,他们带了一些可以与当地老百姓私下交易的物品,闲着无事就做做生意。回国的时候也会带走很多中国货物到日本去卖,一来一回,就有了丰厚的收益。

到了公元8世纪下半叶,从明州港去日本的民间商船队伍不断壮大,来往频繁。从明州港出发去日本,横渡东海,到日本的值嘉岛,从那里再进入博多津。若顺风顺水的话,也就几个昼夜,不会超过10天,还是非常便捷的。

五代时,北起辽宁的安东,南至广东的海南岛,东至日本,都已通航海船。从明州港出发的商船,北上至楚州、登州,在登州与渤海航路相接。另一条路自明州港南下至温州、福州、广州,在广州与南洋航线相接。那时,明州属吴越国,有些来吴越的大食、高丽等国商舶会到明州港停泊,这就进一步扩大了明州港与外国贸易往来的范围。明州港曾向高丽出口大量越窑青瓷,大食商人带来了香药以及象、犀等物,换取锦绮与瓷器运回本国。

唐与五代时期,由明州港出口的货物主要是丝织品和越窑青瓷。唐开元到贞元的百年间,明州丝织业发展很快,能大量生产丝锦、画绢、锦布等各类丝织品,其中,明州的官营织锦坊生产的贡品吴绫和八棱绫极负盛名。

据《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明州赴日商船,主要是从事贸易,每次都“多赉货物”,大致是“锦绮、瓷器、香药……”最受日本贵族和富豪阶层欢迎的是中国丝绸,每次都是高价竞相购买。

越窑青瓷的大量外销,促进和带动了当地越窑青瓷生产。明州慈溪县上林湖一带出现了十几个制瓷窑场,形成了越窑青瓷生产中心。

上林湖越窑青瓷生产在鼎盛时期,仅窑场就有150多处,位居全国六大青瓷名窑之首。而贡窑、官窑的设立,使上林湖越窑青瓷地位空前提高,制瓷技术更因为“秘色瓷”的诞生而名震天下。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内的广州、福建,国外的北婆罗洲至印度尼西亚一带,都发现了晚唐五代的越窑瓷器。在日本的越窑青瓷就更多了。从这里可以推定,唐朝时明州越窑青瓷的外运航路是:先用内河船运到明州港,再换海船出海。据相关志书记载,这一条“海上陶瓷之路”,遍及亚洲及非洲近20个国家和地区,可见当年明州港的繁荣。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区域中心向明州港转移,明州城因港而兴,成为当时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