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资本论》创作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经济理论，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发表，其他各卷的初稿这时也大体全部完成。这就是说，体现在《资本论》中的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大致产生和形成于19世纪的中期。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在这一时期写出像《资本论》这样伟大的著作呢？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又怎样提出了产生《资本论》这样伟大著作的要求呢？这是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的问题。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1]所以，我们要回答上边提出的问题，就必须具体分析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状况。

（一）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

在19世纪中叶，英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史。马克思对英国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说：“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2]英国还保存了大量有关经济发展的文字材料，这对于马克思进行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马克思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3]因此，我们要了解《资本论》问世的社会历史背景，就应该着重考察英国的情况。由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三个国家的工人运动也一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因此，我们在研究《资本论》的社会历史背景时，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宽广些。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于17世纪40年代，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产业革命，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各个生产部门和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机器大工业普遍代替了手工业生产，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获得了最后的决定性胜利。到了19世纪30～40年代，英国主要工业部门都已采用机器生产，特别是在纺织业中，大机器生产已占主要地位。1830年手工织布机还比机器织布机多两倍，而20年后，手工织布机就全部被机器织布机代替了。1837～1847年，煤的开采量增加了47%，生铁冶炼增加了67%，造船增加了23%。1836年，铁路长度只有251千米，12年后即1848年，就增加到8203千米。在这一时期，英国已经有了真正的机器制造业，也就是说，已经不是用手工而是用机器来制造机器了。19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已经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

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于18世纪80年代末，晚于英国140多年，但革命的进展要比英国彻底得多、迅速得多。1830年，法国工业中使用的蒸汽机共有625台，到了1847年，就增加到4853台。1831年，煤的开采量是176万吨，1847年，就提高到515.3万吨。铁路长度在1836年只有141千米，而1848年就扩建到2207千米了。

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于19世纪40年代，比英国晚200年，比法国晚60年。因此，德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水平在当时低于英、法。但由于德国1834年成立了关税同盟，把原来分散的、各自独立的国内各邦关税区结合成为一个经济区域，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这就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例如，在德国最大一个邦——普鲁士的厂矿中，使用的蒸汽机在1826年为58台，1847年增加到1100多台；1834～1838年，在萨克森出现了40个较大的纺织厂；1835年，德国的第一条铁路正式通车，10年以后，铁路长度延伸到1000多千米。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莱茵省，是德国经济发展最先进的省份。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里交通发达，矿藏丰富；另一方面是由于这里与法国为邻，并且长期处于法国的管辖之下，它经历了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从那时起这里就已经消灭了封建制度。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有力地瓦解着封建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狭小的、分散的、落后的经济制度，使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社会经济面貌焕然一新。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4]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在一个企业里共同劳动，一个企业的原材料的取得和产品的销售，发生着日益广泛的社会联系，但是，资本却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越来越尖锐了。在这一基本矛盾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也更加突出。这一切就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爆发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到了19世纪40年代，经济危机已经爆发过三次，第一次发生在1825年，以后在1836年和1847年又各发生了一次。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生产下降，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甚至大批生产设备遭到破坏，充分地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治之症。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尖锐化，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迷信，这就为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及其运动的客观规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形成了真正的近代无产阶级，造就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加剧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摧毁了小手工业生产，使大批小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破产，加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产业革命使工业和农业彻底分离，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过去手工工场工人大多数还拥有小块耕地和某些手工工具，现在完全变成了除自己的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真正无产阶级，而且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的发展，工人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他们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因此，恩格斯指出：“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5]

无产阶级是最受剥削和压迫、最有纪律、最有前途因而也是最革命的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6]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期，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危机带来的损失，就越是加紧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就越来越降低到奴隶般的地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7]。但是，无产阶级并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它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斗争水平。

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最初阶段，资本主义发展尚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还是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社会斗争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排除障碍。这时，无产阶级还没有从一般劳动群众中分离出来，人数也不多，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也还不突出。因此，无产阶级还不能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进行革命，而只是充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的同盟军，像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就是这样。

当英、法等国开始产业革命，逐步过渡到机器大生产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机器是一种新的强大的生产力因素，但是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意味着工人受剥削的加重，意味着失业和贫困。因此，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突出起来并且日益尖锐。但是，他们之间的斗争在开始时还没有表现为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而只是个别工人或者某一部分工人反对直接压迫他们的个别资本家的斗争；同时，这种斗争还不是把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只是指向机器本身。无产阶级的这种自发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19世纪初英国爆发的鲁德运动。工人奈得·鲁德是捣毁自己使用的机器的第一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指出：“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8]

到了19世纪30～40年代，也就是到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前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这时资本主义已经获得高度的发展，资产阶级不仅掌握了政权，而且通过产业革命巩固了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日益加剧。与此同时，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加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交通运输业的发达把各地区的工人联系了起来；长期的斗争实践，也使工人懂得并且开始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组织。于是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展着独立的政治运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无产阶级斗争新阶段的突出标志。1831年和1834年法国的里昂工人起义，1836～1848年英国的宪章运动，还有1844年德国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这三大工人运动是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开展独立政治运动的典型例证。

三大工人运动表明了19世纪30～40年代无产阶级的斗争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首先表现在工人的斗争矛头已经不是指向机器，而是明确地指向了资产阶级。其次，工人的斗争已经提出了政权问题。如里昂工人起义时就提出了争取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并且在《告市民书》中宣布：“里昂将成立普选的初级代表大会，听取本省人民的要求，同时并将组织一个新的公民保安团。”最后，工人的斗争还提出了推翻私有制的问题。例如，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时，在他们高唱的自己编写的革命歌曲中，就毫不含糊地宣布他们反对私有制社会。特别是在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中，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的组织，恩格斯称赞它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9]。

19世纪30～40年代工人运动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只有拿起武器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同时，还表明了无产阶级完全有力量完成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工人运动的历史还突出地表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要取得胜利，必须有一种科学的革命理论来做指导，盲目的自发的斗争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即使暂时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

19世纪中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工人运动中广泛流行。这些社会主义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揭露和批判，并且描述了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种种设想，提出了实现这些设想的各种方案。这些社会主义思想成果，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曾经对工人运动起过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这些社会主义者缺乏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科学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因而他们的理论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工人运动越是向前发展，就越是暴露他们的理论的虚弱和荒谬。如果以这些社会主义学说为指导，不但不能把工人运动引向胜利，而且常常由于受它们的影响和干扰，而把工人群众英勇斗争的革命成果白白葬送。可见，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迫切要求有一种崭新的真正的革命理论来武装无产阶级。《资本论》的写作和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就这样历史地提到了马克思的面前。

（三）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

无产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并且同资产阶级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产生的阶级基础；人类历史积累起来的积极的思想成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产生的理论来源。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主义“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10]。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政治经济学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凭空产生的。系统地体现在《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在批判地吸收了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材料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深刻探讨而形成的。

在世界历史上，英国长期以来是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完成于产业革命后的19世纪初叶，这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上升时期，它代表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是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产生的，因而包含科学的成分，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一种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带有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这就是它的庸俗成分的由来。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由威廉·配第 （1623～1687）创始，由亚当·斯密（1723～1790）发展，而由大卫·李嘉图（1772～1823）完成。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不自觉地发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和社会各阶级经济利益的对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批判地继承的正是这些科学成分。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方面的积极成果，主要是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提出了商品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量。可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地探讨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11]另外，他们没有分析价值形式，没有揭示价值和价值形式的社会历史性质。这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的。在他们看来，商品、货币、资本这些东西都是自然的、永恒的东西，如果分析价值形式的发展，就暴露了商品价值这个东西不是从来就有和可以永远存在下去的，它只是人类历史上一定阶段的产物；价值是这样，资本就更是这样。这种结论对资产阶级显然是不利的。

马克思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关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成分，批判了它的错误所在，论证了它所没有论证过的问题，特别是“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2]。这样，马克思就建立了完整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还肯定了剩余价值的存在，认为剩余价值是生产资料所有者无偿占有的那部分劳动产品的价值。但是，他们这些正确的见解常常同错误的和荒谬的观点相交织，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理解剩余价值的本质，更没有把剩余价值作为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13]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李嘉图从劳动决定价值出发，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的对立，认为工人的工资越高，资本家的利润就越低，反过来也一样。他还说明了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也就是说他看到了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但是，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看作永恒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14]

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并且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阐发了关于资本积累的学说，还科学地解决了社会资本再生产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进而又揭露了剩余价值怎样在各个资本主义剥削集团之间的分配。这样，马克思通过《资本论》的写作创立了自己的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此真正科学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