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
本课题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而言，不同章节根据研究主题的要求分别采用文献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收集研究资料，在过去5年时间的研究中，已发表了50余篇相关学术论文和2本专著。
（一）文献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本研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2018年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通过对政策文件等内容的整理、梳理和细致分析，以了解农业转移人口问题的相关研究状况和政策措施效果，不仅回答我们在农业转移人口转型实践中需要关注什么问题、关注的重点是什么等问题，而且为研究设计和分析论述提供有力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二）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
本课题的数据来源主要分两部分：一是根据课题研究内容，课题组组织的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大型问卷调查；二是既有的其他机构组织的大规模问卷调查作为补充。
1.课题组组织的问卷调查
课题组于2012年1～2月组织了全国性的“农村籍进城工作/创业人员调查”。由于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分布的特殊性、分散性，以及调查人力、物力、财力有限，此次调查采用的是非随机抽样调查法。根据以往调查经验，课题组选择了定额抽样调查法，在调查对象的选取上，综合考虑了性别、年龄、职业等因素，选择不同层次的进城务工人员进行调查，充分考虑了调查对象的异质性。在调查过程中，对街边小餐馆的消费者、拾荒者等流动性大的群体采取判断抽样方式。
问卷调查主要采用自填方式进行，对于少数文化程度低的农业转移人口，则采用一对一的问题解释方式，每一道题都读一遍，若不理解则换一种形象的方式进行解释，直到他们领会真正意图为止。在问卷调查的过程中，还穿插了非结构式访谈，以期最大限度地把握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心理。
本次调查覆盖了全国26个省、市农业转移人口，共发放问卷350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050份，有效率为87.1%。调查样本中，农业转移人口输出大省所占比例较高，且大体符合农业转移人口来源地在全国的分布特征。排名前五位的样本的主要分布点包括：河南（13.34%）、湖南（11.15%）、湖北（17.11%）、江西（8.98%）、山东（8.89%）。具体调查样本特征见表1-1。
表1-1 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
对调查方法有必要加以补充说明的是，农业转移人口研究中的问卷调查一直是学术界较为棘手的问题。农业转移人口群体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强的群体，因此确定该群体的样本框是几乎不可能的事。这导致严格的随机抽样存在很大困难。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关于农业转移人口的问卷调查主要是输入地调查和输出地调查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会导致样本框出现很大差异。具体来说，在输入地做调查时，为易识别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调查者往往会选择那些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如工厂工人、服务员、小商贩等属于低端劳动力市场的调查对象。如前所述，调查对象的这种选择方法虽然保证了其个体来源于总体，但样本是有偏差的。
输入地调查导致样本缺失的问题，依靠输出地调查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输出地调查更易调查到那些成功实现向上流动的群体。由于春节返乡团圆是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这种方法可以更易调查到从事不同职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尽管输出地调查也会忽视和遗落那些在城市定居或者没有返乡的农业转移人口，但相对于输入地调查来说能更大程度地体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内部分化和制度性身份特征。尽管这种调查方法同样无法囊括那些已在城市定居的农业转移人口，会导致对农业转移人口总体估计的偏误，但已将这种偏误降低到最小，因此相对而言更可取。基于上述因素的考虑，我们选择由受过训练的农村籍本科生和研究生约400名，利用春节期间在其家乡调查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并将调查对象定位为制度性身份的农业转移人口，而不仅仅局限于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农业转移人口。
2.其他调查数据
在第二章的困境与诉求分析中，我们采用了刘林平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09JZD0032），于2010年7～8月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19个城市所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调查对象为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地跨区域（县、市、区）流动的大专学历及以下外来务工经商者。该调查采用配额抽样与偶遇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获得样本4152个。
3.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探索分析与现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首先基于往年数据探索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的困境与需求。具体而言，利用2010年问卷调查的开放性问题中关于最大困难与最大期望的文本数据，分析和挖掘农业转移人口的具体困境和诉求类型及其分布，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困境和诉求主要包括工作、创业、家庭、个人生活、社会交往和政府政策等方面。
在进一步分析中，根据探索分析结果，利用现有调查数据，对上述困境与诉求做现状描述分析，如工作困境中的工资拖欠、工作机会、工作权益等情况，并通过回归分析法，把握这些困境与诉求的群体差异或影响因素。
（三）定性研究
数理统计的研究方法化约了农业转移人口的生命态色彩。量化研究方法既与宏观的结构主义范式一脉相承，又是人口学和社会学的经典传统和学科化根基，其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不容置疑。不过，笔者认为在数理统计之中，农业转移人口总处于一种“双重他者”（double otherness）的尴尬地位——农村之于城市的他者以及研究对象之于研究者的他者。他们的所想、所需通过数字的“转译”而被简单地打包到年龄分层、职业属性、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等测量指标中去，而这一群体所遭遇的困境并非能全由问卷所包括“进去”与反映“出来”。有论者指出关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研究面临一个微观转向的问题，此类微观层面中所蕴含的人文向度则意味着这些问题往往难以通过量化的方法加以研究，在“动手”之外，还须“用心”（王建民，2008）。因此，“用心”说明了我们不能完全依靠统计分析去获得农村流动群体的外部特征，而需要通过具体的言语和场景去体会他们带有“体温”的生命感受。而怎样让农业转移人口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能够本真地得以呈现，同时不被城市人或者学者的偏见或先见所扭曲和屏蔽？
因此，在课题研究中，我们也通过结构式的访谈深入了解调查对象对不同类型社会政策的认知看法及其行为方式，进而分析其在社会政策背景下所采取的即时行为逻辑和长期生存策略。结构式的访谈“要求在访谈过程、访谈内容、访谈方式等方面都尽可能统一，做到标准化。这样是为了避免访谈中各种个人因素，特别是个人主观因素影响访谈过程，从而增加访谈过程的客观性和资料的可信度”，“但结构访谈因为缺乏弹性，缺乏灵活性，无法了解更加具体、更加详细的资料，也无法对所访谈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风笑天，2009：276）。这样对于那些涉及本研究重要主题的谈话，调查员有时会做一定的访谈引导，即引导调查对象就该问题详细地讲下去。这样不依据事先设计好的问卷和固定的程序，而只是有一个访谈的主题或范围，由调查员与调查对象围绕该主题或范围进行比较自由的交谈，意在通过深入细致的访谈，获得丰富的定性资料，并通过洞察性的分析，从中归纳和概括出某种结论。
具体地说，2015年3～5月对30名在S市务工的农业转移人口进行了深入访谈，这30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来自不同的农村地区，且在职业分布、学历层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此外，在具体分析中，我们采用了典型城市经验模式的比较分析，基于统一分类标准，提炼不同的服务管理模式，并从不同角度加以对比分析。
[1] “文化中心”对应“ethnocentrism”一词，在使用上，学者一般关注的是“ethnocentrism”的狭义内涵，即将其解释为“民族文化中心主义”，而忽视了其更广泛的含义。Adorno等在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一书中，赋予“ethnocentrism”更为广泛的含义，认为“它指的是任何社会群体的成员们对外部群体的偏见态度和敌对心理”（参见Adorno et al.，1950：146.）。一般来说，文化中心（ethnocentrism）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倾向，故被称为“文化中心主义”，其广义内涵适用于研究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奥地利学者弗朗兹·马丁·维默将文化中心主义细分为四种类型：扩张型中心主义、整合型中心主义、分离型或多样型中心主义、暂时型或过渡型中心主义（参见弗朗兹·马丁·维默，2009）。我们关于“农民工研究中的城市文化中心主义倾向”的论断无疑是在整合型中心主义的意义上说的，强调研究者在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中以城市为中心展开思考。
[2] 国内研究经常将其翻译为“同化”或“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