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外贸易状况

一 总体状况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通过贯彻“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政策，中国国内经济包括外贸商品生产以及对外贸易联系基本恢复，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体系初步建立。通过坚持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与一切国家开展贸易，通过一系列反对封锁、禁运的对策和措施，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得到恢复和发展，贸易额有所增加，摆脱了旧中国对外贸易半殖民化的依附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并未展开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与贸易禁运，虽然中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稍有增加，但是变化不大。1950～1952年，世界贸易总额分别为1260亿美元、1720亿美元、1700亿美元，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分别为11.3亿美元、19.6亿美元、19.4亿美元，中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分别为0.90%、1.14%、1.14%（参见表1.1）。

表1.1 1950～1952年中国与世界贸易额及中国所占比重

1950～1952年，中国GDP分别为173亿美元、202亿美元、239亿美元，进出口额分别为11.3亿美元、19.6亿美元、19.4亿美元，对外贸易依存度分别为6.53%、9.70%、8.12%，处于较低水平。同期，中国出口额分别为5.5亿美元、7.6亿美元、8.2亿美元，出口依存度分别为3.18%、3.76%、3.43%；进口额分别为5.8亿美元、12.0亿美元、11.2亿美元、进口依存度分别为3.35%、5.94%、4.69%（参见表1.2）。这一时期，中国出口依存度始终小于进口依存度，尤其在1951年，两者差值为2.18个百分点，表明新中国成立伊始，相对于出口而言，进口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起了更大的作用。

表1.2 1950～1952年中国对外贸易额、GDP及对外贸易依存度

1951～1952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率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率，两者之差分别为36.94个、0.14个百分点。1952年，中国与世界贸易总额均有下降，但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下降速度低于世界贸易额下降速度，值得注意的是该年中国出口仍然是增长的，增长率达到了7.89%（参见表1.3），而同期世界贸易出口下降了2.26%。

表1.3 1950～1952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率与世界贸易增长率

二 主要贸易伙伴

这一时期，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有苏联、美国、香港、印度、民主德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和地区。下面介绍几个主要的贸易伙伴。

（一）苏联

这一时期，苏联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这是由中国的外交关系所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同苏联的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比较小，仅为3%～6%。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1949年，中国对苏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633万美元，其中进口总额为858万美元，出口总额为1775万美元，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排在美、英两国之后，居第三位。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年，中国对苏进出口贸易总额就猛增至33844万美元，占当年中国进出口的比重为29.95%，其中进口总额为18519万美元，出口总额为15325万美元，一举超过美、英两国，跃居第一位。1951年，中苏贸易总额与1950年相比呈成倍增长，达80860万美元，占当年中国进出口的比重为41.26%。1952年的中苏贸易总额比1951年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达106421万美元，占当年中国进出口的比重为54.86%。[2]

（二）美国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有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民党政府在经济等诸方面加深对美国的依赖，对美国贸易占比每年都在35%以上，其中1946年高达53.2%，绝对值为3.79亿美元。1949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总值为8294.5万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4.4%，其中进口6056万美元，占中国进口总额的34.3%，位于各贸易伙伴之首；出口2238万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3.8%，仅次于香港地区，居第二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未立即对中美贸易产生影响。1950年，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与美国贸易总额为2.38亿美元，为1949年的2.87倍，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的21.1%。说明中美贸易不仅得到延续，而且略有增长。

1950年美国开始对中国实施禁运，并且“封锁”“禁运”的严厉程度逐月升级，但是在12月实施全面“禁运”以前，中美贸易额仍然有较大的增长，中国对美贸易逆差为4700万美元。这表明，中美两国互通贸易是双方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只要美国政府不实行全面“禁运”，两国的贸易仍能克服困难较快发展。

1950年12月，美国公布了“有关管制战略物资输出”的加强命令，将输往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一切物资，无论是战略性的或非战略性的都管制起来。12月8日，又公布了“港口管制法令”，不仅禁止美籍船只开往中国港口，而且其他国家商船凡经过美国辖区口岸转口的，也必须对载运的战略物资申请港口管制机构批准，否则予以扣留。12月16日，美国财政部颁布了“管制外国人资产法令”，冻结美辖区内中国大陆所有的公私财产。1951年3月，美国在贸易上实行了限制中国土特产品进口的办法。1951年8月，美国海关又宣布禁止中国和朝鲜两国所产的所有货物及两国货物在其他国家加工制品的进口。中美两国的正常贸易，由于美国政府越来越紧的“封锁”“禁运”，被迫降低以至断绝。中美1951年的贸易额，只及1950年的3.3%，1952年起中美贸易彻底断绝。

（三）香港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香港是重要的转口贸易基地，是华北、华中、华南进出口贸易的主要集散地，是中国内地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之一，起着重要窗口的作用。1950年，中国内地与香港的贸易额为1.51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为13.38%。香港是中国内地的第三大贸易伙伴。1951年，双边贸易额为6.12亿美元，香港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为31.23%，是中国内地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952年，双边贸易额为2.98亿美元，香港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为15.36%，是中国内地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为应对美国的“禁运”“封锁”，这一时期中国外贸部门利用英国和美国的外贸政策差异，运用多种方式用储备的英汇和港汇头寸从香港市场进口了大量物资。这些贸易物资占了当年中国进口很大比重，例如橡胶进口值占比57.63%，钢铁材料进口值占比33.18%，药品进口值占比75.0%，医疗器材进口值占比51.33%，化学染料进口值占比63.08%。

（四）英国

中英贸易至新中国成立时已有100余年的历史。1931年中英贸易总额为1亿余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83%，地位仅次于日本和美国。1951年5月18日，英国同意美国在联合国提出的对中国“禁运”的提案，但反对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英国驻联合国代表认为，那样做是“欲损人反而害己”。但是1951年6月19日，英国政府还是把运往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的一切出口货物置于特许管制之下，导致1951年中英贸易额骤然缩减，较1950年减少了50%。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期间，中英双方代表团达成了1952年每方价值达1000万英镑的贸易协议，然而由于英国政府追随美国政府实行的敌视中国的禁运政策，到1952年底，进口仅完成599.8万英镑，出口仅完成188.7万英镑。1950～1952年，中国与英国进出口额分别为0.74亿美元、0.35亿美元、0.26亿美元，占当年中国进出口的比重分别为6.51%、1.79%、1.33%。[3]

三 对外贸易结构与方式

（一）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掌握在洋行洋商手中，对外贸易的商品主要为了迎合西方国家的需要，出口产品基本为满足西方国家的需要而生产，如丝、茶、皮毛、油脂、棉花、草帽辫等；进口商品一方面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一方面迎合西方国家商品输出的要求，贸易商品大多是日用消费品、奢侈品，例如棉布、糖、酒、烟、煤油、纸张、木材、呢绒、化妆品等。新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根本转变是独立自主贸易，改变贸易需求、贸易结构以满足本国生产、消费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外贸部门有计划地组织进出口，大力推销农副产品及国内滞销产品，大量进口国内急需的生产资料、工业原料及部分生活必需品。经济恢复时期，中国进口商品主要有：机床、工程机械、五金材料、工具、金属器材、橡胶、棉花、化肥、化工原料、船舶、汽车及零件、农用机械、运输工具、器材仪器、燃料、农药、西药及医疗器械等。出口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及加工品，以及国内生产有余的物品，如大豆、大米、食用油、桐油、煤、矿产品、猪鬃、肠衣、皮毛、羊绒、蛋品、丝绸、茶叶、手工艺品、盐、蛋、肉等。

这一时期，中国进口产品中，化工产品在1950年、1951年两年中位居进口的第一位，成套设备和技术进口在1952年居第一位。同期，中国对国内紧缺的五金矿产的进口始终居于第二或第三位，占比一直高达10%以上（参见表1.4）。

表1.4 1950～1952年中国进口商品结构[4]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亟须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而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因而进口了大量的各类机器，同时进口了一些国内供给不足的钢铁与有色金属。1950～1952年，中国主要进口的大宗物资包括：汽车11057辆、起重机2525台、拖拉机394台、机床10577台、飞机10架、船舶5艘、钢材149.83万吨、铁道器材18.97万吨、有色金属10.69万吨。

这一时期，中国工业落后，加工能力很差，因此出口商品大多是以原材料为主的初级产品。中国出口商品中，粮油食品一直位居出口比重的第一位，占历年出口比重的一半左右；土产畜产一直位居出口比重的第二位，五金矿产有两年位居出口比重的第三位，机械产品的出口额则相当小。这由当时中国以农业、矿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所决定。

1950年，中国出口总额为5.52亿美元，粮油食品、土产畜产、五金矿产位居当年出口的前三位，其出口额分别为2.79亿美元、1.81亿美元、0.44亿美元，各占当年出口总额的50.5%、32.8%、8.0%。1952年，中国出口总额为8.23亿美元，粮油食品、土产畜产、五金矿产位居当年出口的前三位，其出口额分别为3.89亿美元、2.13亿美元、1.12亿美元，各占当年出口总额的47.3%、25.9%、13.6%（参见表1.5）。

表1.5 1950～1952年中国出口商品结构[5]

（二）对外贸易方式

对外贸易方式一般指一国或地区同别国或地区进行货物交易时所采用的各种具体做法，包括一般贸易[6]、加工贸易[7]、易货贸易、补偿贸易等。[8]1951年1月，中国召开了对外贸易管理会议，确立了以“先进后出”的易货贸易方式为主，结汇贸易等多种贸易方式并存的对外贸易政策框架。随着形势的变化，针对不同国家，不同经营成分，政府提倡采用灵活多变的贸易方式。

1.易货贸易

这一时期中国易货贸易的方式有四种。（1）直接易货。进出口商根据“先进后出”的原则，确定每次进出口货物的品种、数量和估价，按期办理货物进出口。（2）记账易货。货物先进口，后于一定期限内办理进口手续。（3）联销易货。货物先出口，后于一定期限内办理出口手续。（4）对开信用证易货。中国进出口商同时确定进出口货物的品种、数量、估价及期限，与国外贸易商互开有关联的信用证，按期办理货物进出口。

在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中，中国实际采用的易货贸易方式主要是记账易货和联销易货，直接易货比重很小。在经营成分上，私营贸易商大于国营贸易商。例如1951年对西方国家的易货贸易中，私营易货进口占比37%，出口占比32%，国营易货出口占比24.5%，进口仅占比3.3%。而在对苏联及东欧等国家的贸易中，95.67%为易货贸易，而且大部分为直接易货贸易。

在1949～1952年短短三年多时间里，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方式由于形势的变化而反复更替，经历了易货—结汇—易货—多种方式并用等转换过程。转换的基本原因是应对不同的贸易形势，减少损失、扩大对外贸易。其中以易货为主的贸易方式除对苏联及东欧国家长时期采用以外，对西方国家采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51年上半年，即“封锁”“禁运”最严厉的时期。为了克服易货困难，对外贸易管理部门和人民银行都采取了多种措施应对，当外围环境宽松时，结汇贸易和记账易货的比重就迅速增加，尽可能减少易货方式给对外贸易带来的诸多不便和困难。

2.对香港、澳门地区的直接贸易和转口贸易

中国内地同港澳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不仅有历史渊源，而且具有互相补充、互相支持和互相依附的性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即把开展内地同港澳地区的贸易作为发展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窗口。

1950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封锁”以后，为了输入中国建设急需的物资，中国充分利用香港的转口贸易开展对外贸易，从西方各国购进了一批有利于建设的物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中国的封锁。1951年，在香港逐渐加紧实施“禁运”的情况下，中国努力通过澳门突破“封锁”，对澳门的贸易额一度显著增加。1951年1月对澳门的贸易总额为886万元，从2月到6月，每月贸易额在350万到800万元之间。6月25日香港实施新管制法令以后，对澳门的贸易总额从7月起即陡增至1255万元，9月达到2230万元。除去以往经常从澳门输入的石油和润滑油外，新增加的进口货物有钢铁材料、汽车轮胎、药品、硫酸铵、汽车零件、橡胶、棉布、机器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内地对港澳出口每年基本上维持在1亿多美元的水平。出口商品以副食品和土特产品为主。当时港澳地区的进口是以供居民消费的农副产品和转口商品为主。中国出口在以供应港澳本地市场为主的基础上，也利用港澳市场的有利条件，将一些出口农副产品转销到一些尚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直接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以扩大对外经济贸易联系，促进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内地供货在香港进口贸易中一直居第一位。[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