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流动的现代性”
当今世界，资本、信息、人口、族群乃至文化等都实现了全球性的流动。流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接触、对话、交汇、互融，思想的碰撞与交锋。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留学生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是实践流动性的重要群体，留学生流动已经成为国际高等教育领域最具代表性、最为活跃的现象之一。帕克（Park）在其著作《城市社会学》中指出，“尽管每个人都有安家栖息的强烈愿望，但人类有一个特有的雄心，即自由流动，超脱于凡俗世界之外，像纯粹的精灵那样生活在自己的精神和想象世界之中”[1]。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走出国门，离开熟悉的母国世界，期待如精灵般找寻帕克所说的想象世界中的自由流动和留学生活。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开发署（IDP Education Australia）在2002年发布的《全球学生移动力报告》中预计，留学生人数将从2000年的180万人增长到2025年的720万人。世界范围内如此庞大的流动的留学生群体，毫无疑问是流动的现代性的先锋主体。
流动性打开了传统社会国家边界的各种堡垒和障碍，使得渴望跨国接受教育的学生能够自由地流动。留学生的流动可以被视作一种自由选择的优势，这样的认知源于全球化赋予社会个体的流动性与灵活性。留学生的流动，不仅是个人身体和学习经验的全球化流动，也使得由各种规范、规则、惯例、习俗等打包在一起而形成的文化程序一并参与着流动。留学生的移动构成了当下流动的现代性中变动不居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他们的选择、感知、体验和收获，在反映着全球化“抽离”“同质性”的同时，又将自身的民族文化和个体经验通过流动散布到留学国，参与着流动的社会再生产。
跨国流动的留学行为本身为个体空间的自我建构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途径。留学生的跨国移动，突破了地域禁锢，跨越了原有固定的学习轨迹，个体空间转而成为流动的、可携带的、动态的，在流动中完成建构和重构。空间形态已经不必受缚于疆域和领土，遥远的地理距离被压缩，此岸和彼岸、缺场和在场被紧紧联结在一起，留学生的流动是一种生活在这里又与那里相连的实践。他们在自然空间、社会空间以及世界时差的频繁转换中，也解构了空间的蕴意，传统的空间定义由原来距离的维度指向了心理空间，触发了心理层面和文化层面的调适与变更。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流动的现代性”下的生活是“流动的生活”，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具有个体性、瞬间性、永恒性、杂合性、功利性和浪费性，会带给个体疲惫、焦虑、恐惧及茫然。留学生群体在留学国需要不断面对差异，在饮食、居住条件、学习方式、互动模式、行为规范等方面还会被动接受差异。在各种维度上都在移动，不管是身体的还是思想的，不管是目前的还是未来的，也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留学生似乎并不能确定其是继续留学还是回到母国发展，在异国他乡的留学更加增添了几分对未来的不确定。鲍曼在对德里达（Derrida）提出的“思考旅途”（think travel）的解释中说道，“去思考那个向着未知之地而离开自己的家的远去的行动，但是又必须承受这个‘未知之地’等待着你去承受的所有的风险、快乐和危险”[2]。
本书试图展现留学生来华学习的流动性的全景图式，包括其来华动机、在华学习感知与互动、学习投入行为及其变化等。透过这样全方位的展示，建构在本土资料基础上的分析和理论。能够展示基本符合大多数来华留学生就读经验的图景，也就达到了“窥见”来华留学生就读经验的目的，发现了蕴含于中国的来华留学生本土化的学习经验。
身份认同
在留学生跨国学习的场景中，身份认同或许是一种矛盾心态的最为普遍、最为敏锐和最为深刻的体现。身份是某人或某群体标示自己为其自身的标志或某一事物独有的品质。经典的身份理论认为，身份是一种常住不变的人格状态，是确定人们权利和行为能力的基准，人们一旦从社会获得了某种身份，也就意味着他们获得了与此种身份相适应的种种权利。在稳定的、意义明确的传统社会，身份是相当稳固的，一旦获其身份，则往往终其一生不变，因此身份问题不容易为人所觉察。然而对于在明显不同的文化与环境之间飘移运动的主体留学生来说，身份认同则表现得尤为突出和迫切，这些群体和其中个体的身份建构成为被强烈意识到的问题。留学生在物理空间中迁移时，与之相伴而行的不仅仅是居住条件、饮食文化、学习环境、师生互动方式等具体的、现实的、可直接感觉的方面的变化，还有深层次的、较抽象的困惑与思考，包括我过去是谁、现在又是谁、他人认为我是谁、我将来又是谁等一系列有关个体和群体身份的追问。留学生在与其他人或群体的互动中面临着变动、“离解”的迷思。
界限
“界限”是现代及后现代社会理论中一个独特的、具有丰富解释力的词语。当然，在不同理论家的理论体系中，“界限”的意涵和功能是有差异的。例如，在福柯那里，界限是监狱、精神病院设置的监禁和排斥另类分子的围墙。在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中，界限则是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差异，是基督徒出于自我认同的需要，在自己与作为他者的犹太人之间划定的界限，该界限体现在犹太人的居所、衣着和社会交往等日常生活当中，如犹太人长期居住在城镇里的孤僻角落，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禁止通婚、共餐等，而当犹太人僭越了社会设置的一条本应该划分清楚并保存完好、使之不受破坏的界限，穿得跟其他人一样，并出现在城市中心的街道上时，那二者之间原有的秩序和安全距离便不复存在，其结果是，基督徒的反犹主义情绪被激发出来。[3]
留学生跨越国界、突破学校界限体验着跨国学习，然而，据此是否表明所有的界限已经真正被消除？界限有哪些维度？界限是否有明暗之分，哪些是明界限，哪些是暗界限？对于留学生在留学国学习，是否有跨越不了的界限？事实上，界限有不同维度，最容易想到的是空间维度。国界线、省界线乃至一所学校与另一所学校的界限都是清晰明确的。且只要物体通过移动从界限的一边进入界限的另一边，即实现了界限的跨越。然而，界限还有其他维度，比如心理维度。尽管留学生通过流动身体的空间位置，完成了个体跨越国界的行动，但并不表明其心理空间也发生了移动，并不表明其跨越了与留学国人们心理空间的界限。许多国内外留学生相关研究揭示，留学生在留学国的人际互动网络密度较低、同质性较强，与当地人的互动较少，且为数不多的互动也好似陌生人之间的相遇。鲍曼对流动的现代性的时空分析恰好能够反映这一问题：“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a past）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是没有将来（a future）的事情，是一段非常确切的‘不会持续下去’的往事，是一个一次性的突然而至的相遇，在到场和它持续的那个时间里，它就会被彻底地、充分地完成，它用不着有任何的拖延，也不用将未了之事推迟到另一次相遇中。”[4]
对于留学生接收国以及留学院校来说，需要考虑到留学生潜在的“无法逾越的边界”和身份认同危机，从而予以社会公共政策、融合环境和有效实践的关照与支撑。
对于关注留学生流动的研究者来说，考虑到留学生的流动不仅是个人身体的全球化流动，同时也是个体经验以及由各种规范、规则、惯例、习俗打包在一起而形成的文化的流动，因此研究留学生流动需要有一个宽泛的视野，将留学生考虑为其社会文化网络上的一个连接点，通过这一个点感受到其他点的存在和影响。
研究者的收获
留学生流动不仅涉及时空变化，同时也是个人身份认同、文化置换与文化悬挂的过程。对于留学生来说，人类独有的自我能动能力使得个体在面临心理空间距离抑或身份认同等问题时仍有着强大的能动能力。正如成人学习理论中的转变学习理论所指出的，反思性能够帮助个体对流动的生活进行客观反思并重建希望。
通过本研究，我更加坚信了“生活犹如一条船，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在研究的过程中，当我在对资料的分析中得出留学生需要提高自我能动能力的结论时，当我在针对扎根理论提出中国学生也同样需要提高自我能动能力，利用中国高校国际化迅速发展的机遇，促进个体自身的国际化发展之时，其实，自我能动能力已经随着研究的进展融入我的“血液中”。作为一名昔日的海外留学生，作为一位此时此刻研究留学生群体学习情况的“学术人”，我深深地感到并认同在变化面前，不论是地点的迁移，还是事件的突发，自我能动能力都是改变自身不利处境、走向希望和阳光的不二法宝。鲍曼眼中的有权势者是那些有能力随时移动、对变动处境做出回应的人，在我看来，那些具备较强自我能动能力的人是真正的流动的现代性中的“有权势者”。
本书的特色
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取向和战略选择。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留学生流动已经成为国际高等教育领域最具代表性、最为活跃的现象之一。根据桑德森（Sanderson）提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多维度分类[5]所示，留学生正处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个体层级（Individual level）这一坐标。以留学生作为切入点来审视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和实施效果具有重要的可操作化意义。留学生人数不断飙升，但有关其学习经历的信息并不多，高校对留学生的了解依然停留在留学生的注册数字、来华留学趋势上。因此，本研究试图对来华留学生就读经验进行深描，无论是对理解留学生群体的需求，还是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和实施效果的审视与反思，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将丰富已有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微观转向的成果。
已有文献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和学习的理论，主要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学生到发达国家留学的基础之上，比如阿特巴赫（Altbach）的“推拉因素理论”、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理论等。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策略，通过收集第一手资料，对来华留学生就读经验进行深入了解，试图探求那些在西方萌芽生根的与留学生相关的概念、理论以及通过对留学生群体的研究发现是否具有“超越地域性”的普适特征，能够解释来华留学生就读的事实，抑或是在“中国土壤”就读的留学生有无其独特的体验特征。本研究期望能够关注到来华留学生就读的本土化概念或研究领域，提出对来华留学生就读特征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扎根理论，在此基础上生成基于中国本土土壤的留学生学习的理论。生成的扎根理论能够发现来华留学生就读的特征，与已有的概念和理论进行对话能够反映出其适切性和普适性，同时也能够丰富国际文献中的留学生研究。
本研究发现了一些在欧美等国家学习的留学生不存在的问题，同时在欧美等国家学习的留学生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在本研究中没有发现。比如，国外相关文献大多认为留学生感到被排斥，有受到歧视的消极感知。在这样的逻辑之下，留学生似乎除了跨国学习者的身份之外，还隐隐被视为“弱势群体”“受歧视群体”。特别是留学生在留学过程中因此而对自我进行怀疑，丧失自信心。在本研究中，大多数留学生对中国感知良好，没有受到特别的歧视，更不认为其被视为“弱势群体”。相反，不少留学生反映教师对他们“友好地差别性对待”，即对中国学生严厉，而对留学生非常友好和温和。
已有文献提出不同文化的学生学习风格差异理论，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将获得真实的而不是刻板印象的解读。本研究将反思当前主导的西方相关理论的优势与不足，补充和修正西方已有理论，在理论的本土化及创新性等方面有所推进。
本研究也对本文化和异文化的碰撞进行反思，对不同文化予以观照。通过外国人观察中国，跳出约定俗成的框架，将发现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难以注意到的元素，还对中国文化、中国校园、中国教学模式等予以他者视角上的重新审视。长期在本文化中浸没，使得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早已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熟悉往往是最大的障碍。因为熟悉所以习惯和忽略，因为熟悉所以遮蔽和阻挡，因为熟悉所以在认识上失去客观性。因此，借助他者的感知和评价，对中国人互动特点、中国文化等给予重新审视，让熟视无睹的、难以察觉的自身文化进入研究的视野。
由于本研究选择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因此生成能够忠实反映来华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经历的理论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标。希望生成的理论能与其他领域内其他研究者的理论彼此相关、互为累积并得到应用。此外，扎根理论是“基于社会实体的资料所建立的理论，是一种有力的工具，我们可用来理解外在世界，并发展可以对此外在世界稍做控制的行动策略”。[6]本研究基于研究发现和“留学生就读经验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扎根理论，对与留学生发生作用的多方“载体”，包括国家、高校组织、教师、中国学生、来华留学生本人、留学生家人提出了具体而又详尽的建议和策略，试图使之对不同主体均有一定的参考和应用价值，以通力协作提高留学生在中国的就读经验。希望建立在扎根理论基础上的结论和建议能对留学生政策制定者、高校、教师以及留学生本人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可应用价值。
对于国家来说，本研究有助于我国相关部门了解留学生的学习经历。本研究可以为相关政府部门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从而达到“使近者悦，使远者来”的效果。本研究将为我国高等院校营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提供支持，从而促进留学生享有积极的留学经历，推动高校的国际化进程和提高高校国际化水平。这是因为留学生来华就读经验直接影响到其是否会推荐本国人来华留学，也将直接影响我国高校留学生录取率。目前高校对留学生的了解大部分只停留在留学生注册数字和来华留学趋势上。庞大的留学生注册数并不等同于积极的就读经验。了解来华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情况，以避免只看表面数字而产生的误解。此外，充分了解留学生学习经历可设立更为有效的留学生教育项目。留学生的学习过程需要教师和学生对话式的、共同的努力，本研究有助于教育者更好地了解留学生在课堂和课外的学习经历，有助于留学生与教师以及与本土学生更好地沟通和交往，为院校改进留学生教育提供参考。此外，本研究对丰富留学生跨国学习的积极经历、获得更多的学习收获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为了提高扎根理论的稠密度和更强的解释力，以后的研究可以在样本的多样性上有更多涉及，比如囊括不同的学位、学历学生，不同地域以及更多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中文授课和英语授课的留学生等，解释链条可以继续延伸。
由于研究者本人知识上的“构成性局限”（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s）[7]及理论敏感度不足，对资料的分析和把握可能较为浅显，因此得出的结论和理论的稠密度不够高。由于研究时间有限，本人没有进行焦点团体访谈，无法调动焦点小组的团体动力。研究涉及中国学生，但由于时间的限制，也没有对中国学生的回应进行深入的考察。
对于今后的来华留学生研究者，除了本研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外，还可以对留学生“再进入”（re-entry）母国世界后的经验进行研究。阿瑟（Arthur）的研究发现表明，留学生在他们回国后会遇到一些困难，会面临“再进入”这一问题。[8]那么，来华留学生回到其母国世界后，是否会遇到“再进入”困难，是否会产生不同感知，对母国世界产生何种影响，可以进一步进行研究。吉登斯（Giddens）提出“时空延伸”的概念，局部地点在确定社会关系和社会行动的结构时曾经至关重要，现在却逐渐丧失了这种地位。[9]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对留学生互动是否产生影响，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是否成为某些留学生与留学国互动网络的替代性选择？这些问题值得今后予以关注。
[1] 〔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宋俊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第153～156页。
[2]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321页。
[3] 参见〔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
[4]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147～148页。
[5] Gu，Q. et al.，“Learning and Growing in a ‘Foreign’ Context：Intercultural Experienc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J］. Compare：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08（1）：7-23；Sanderson，G.，“A found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Academic Self”［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08（12）：276-307.
[6] Strauss，A.，& Corbin，J.，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M］.Sage. Publications，Inc.，1990：9.
[7]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第12页。
[8] Arthur，N.，“Prepar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or the Re-Entry Transition”［J］. Canadian Journal of Couselling，2003（3）：37.
[9]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