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教育质量：共识凝练与策略选择
留学生教育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留学生教育战略意义能否实现。首要工作是建立引导提高留学生教育质量的“质量观”，将其作为提高留学生教育质量的价值基准和指导方向。
近些年来大学生就读经验已成为高等教育质量重要的监控依据和全新的评价视角。所谓大学生就读经验，指的是学生对其自身与大学环境中的人、事、物所发生的交互作用的认识和体验。[17]就读经验的视角注重教育活动过程本身的品质，学生在教育活动过程中感知、成长和获得改造的经验。留学生就读经验可以理解为留学生在留学期间对与其发生作用的载体的感知、体验和收获。留学生就读经验既包括留学的全过程，也包括因留学行为而产生的结果；既强调其在留学过程中的行为，同时也关注其留学期间的感知；它不只是留学生的直接经验，也是个体的反思性经验。具体来说，留学生就读经验指向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留学生就读感知，是对留学过程及与其发生作用的载体的感知和评价。留学生既是留学生教育的参与主体，也是留学生教育的感知主体，对其所接受的留学生教育进行评价。留学生不仅对当地社会、院校设施、院校氛围、教学质量、课堂参与产生感知和进行评价，而且对与教师、与本土学生、与其他留学生互动的程度和性质产生感知和进行评价。留学生就读感知是一个矢量概念，具有方向性，有积极感知和消极感知之分；同时也有大小程度之分。留学生受到袭击和暴力事件或者遭遇歧视和不被尊重，是较为严重的消极感知。事实上，针对留学生的袭击和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有关留学生人身安全遭受威胁的报道显见于世界各大媒体。媒体曾报道在澳大利亚的印度留学生频遭抢劫和暴力袭击，仅2009年就有超过150起在澳的印度留学生遭受攻击的案件。由于一系列袭击事件，2009年有约4000名印度学生取消留学澳洲的计划。[18]此外，国外不少文献都提及留学生在发达国家留学期间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歧视（discrimination）以及新种族主义（neo-racism）的凸显。国内外许多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有与当地人交朋友、融入当地社会的需求，然而留学生对互动的程度和质量的评价并不高。相比而言，留学生对互动的程度和质量的消极感知不如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和受到当地社会歧视那么严重，但是这种消极感知将会伴随整个留学过程，从而奠定留学过程的消极情绪基调。
第二个维度是留学生就读收获，指在留学经验的基础上原有经验是否得到拓展、改造和提升，在知识、态度和技能层面是否获得发展。马金森（Marginson）指出留学生在异国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形塑（self-formation）的过程。[19]阿德勒（Adler）将留学生就读收获等同于自我实现，是从一个较低水平的自我和文化意识状态发展到高自我和高文化意识的状态。[20]留学生就读收获，是留学经验对留学生知识、态度和技能等方面的促进程度，可以被看成留学期间发展的增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留学生都在留学期间获得了发展和收获，研究者对在英国留学的日本女留学生的调查中发现，与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相比，期望“充分发挥个人潜能”“个人价值得到实现”是大多数日本女留学生的首要留学动机。可是在英国的留学经历并没有使她们获得所期望的收获。[21]
留学生教育涉及多方主体，不同主体往往基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留学生教育质量做出不同理解和提出不同诉求。那么留学生教育质量观是哪个主体的质量观？不同主体对留学生教育质量是否能够形成一致的质量观？尽管每个主体对留学生教育质量有不尽相同的价值诉求，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寻求各个主体的“最大公约数”，从而获得留学生教育质量观的最大共识，相当于实现罗尔斯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最大公约数”是一个数学概念，可以理解为两个或多个事物存在着最基本的共同因素。若加以抽象，群体甲中存在a/b/c/d/f五种不同的需求，群体乙中存在着a/b/e三种需求，群体丙存在a/b/d/f四种需求，那么a和b就是“公约数”。当b代表的需求大于a时，b就是不同群体的“最大公约数”，可见，b是三个群体最基础的“惠及全体”的需求。最大公约数概念告诉我们，当涉及不同主体有不同诉求时，我们可以通过寻求惠及全体的根本性诉求从而获得最大公约数。对于与留学生教育质量相关的利益群体——国家、高校、留学生本人和留学生家人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最大公约数概念寻找到惠及全体且最大限度满足不同主体质量诉求中的共同诉求，即都希望留学生在留学期间获得积极的就读经验。留学生获得积极的就读经验满足国家、高校、留学生本人和留学生家庭这些不同主体对留学生教育质量的诉求，也是不同主体的基础性诉求，应该予以优先保证。
留学生获得积极就读经验满足国家的质量诉求。对于国家来说，留学生对留学国的感知是表层的、变化的、部分的，但是一旦上升为价值观层面或者信念层面，则成为内隐的、系统的、深层的和稳定的。及时了解留学生的感知并对消极感知影响因素进行一定的干预，以防止消极感知上升为固化的稳定的观念，对提升留学国国家形象至关重要。留学生既是留学国形象的直接接触者，也是留学国形象的直接构建者和传播者。作为“留学国形象掷地有声的发射体”“留学国印象的传导体”，留学生可通过话语将对留学国的感知、印象以及在留学期间是否有收获传递给其他载体。倘若留学生“传导”的话语是负面消极的、不切实的信息，那么将成为极具穿透力的反映着对留学国形象的“标记物”，通过留学生的分享和传播“出口”至留学生所在国家乃至更多的其他国家，留学国国家形象因此受到被诋毁的污名化影响，从而对留学国甚至是留学国与母国的关系、国际形势都会产生影响。积极的留学就读经验能够转变为影响他人或他国的“权力”，最终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积极的留学生就读经验满足国家对留学生教育质量的价值诉求。
留学生获得积极就读经验满足高校的质量诉求。留学生既是高校教育质量的接受者、感知者，也是高校教育质量的“隐性裁判”，他们会把留学经验传递给家人和亲朋好友，这种个体的经验经过波浪式的传播途径扩散开去，从而产生“留学生的增殖效应”。每一个留学生都是潜在的“增殖的母版”，在其推荐和影响作用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互动网络成员做出留学的“复制性选择”或“类复制性选择”。留学生对高校的感知和在高校的体验及收获直接影响到高校未来的留学生招生率和院校声誉。马扎罗和苏塔尔（Mazzarol and Soutar）对在澳大利亚留学生的问卷调查表明，若留学生在留学国某一院校获得积极留学经验，他们更愿意将这所院校推荐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和同学。事实上，这种来自父母、亲戚、朋友和同学间的口碑推荐（word of mouth referral）是最有力的院校推广方式。[22]然而，倘若留学生在留学期间并没有获得他们所预期的社会和教育方面的收获时，他们会将这种消极经验传播开去，从而潜在地损害其留学国和留学院校的声誉。促进留学生获得积极的就读经验能够提高高校留学生注册率以及提升高校声誉和竞争力。因此，积极的留学生就读经验满足高校对留学生教育质量的价值诉求。
留学生获得积极就读经验满足留学生本人和其家人的质量诉求。对于留学生本人和留学生家人来说，积极的就读经验满足家庭和留学生对留学生教育质量的价值诉求。留学生不仅经历跨文化体验，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在留学国同时肩负着学习的任务，其本人和家庭都较为期待其在留学期间的良好感知以及在知识、技能和态度等方面有所收获。
由此可知，不同主体的聚光灯一致对准到“留学生获得积极就读经验”的质量诉求，留学生留学期间获得积极感知并且获得收获是不同主体留学生教育质量观的最大公约数。国家的质量观、高校的质量观、留学生的质量观以及其家人的质量观不仅不冲突，反而高度统一，实现平衡。当留学生对就读经验感知积极、收获丰富时，家人放心、满意，留学生会推荐本国更多学生来中国学习，从而提高了高校的注册率。留学生作为潜在的文化和双边关系的大使，对未来国家间交流将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对于高校的另外两大主体的本土学生群体和教师群体来说，留学生获得积极就读经验与本土学生和教师群体的诉求不仅不冲突，而且对提高本土学生和教师的跨文化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可见，留学生对就读经验感知积极、收获丰富是“皆大欢喜”的“共赢”。
“留学生获得积极的就读经验”满足不同主体对留学生教育质量的诉求，是不同主体留学生教育质量观的最大公约数和重叠共识。2010年出台的《留学中国计划》针对来华留学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凝练了“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的16字来华留学工作方针。保证和提高留学生教育质量既是国家顶层规划设计对留学生教育的期望，也是未来我国在世界留学生教育舞台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促使留学生获得积极就读经验应当被视为提升我国留学生教育质量的价值基准和指导方向。
促使留学生获得积极就读经验需要国家、高校、留学生本人、留学生家人、教师、中国学生、媒介以及当地社会与留学生发生作用的多方“载体”的共同努力。多方载体需要创造滋养和提升留学生就读经验的条件，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给予指导和帮助，从而使留学生经验不断获得改造、提升和发展。
促使留学生获得积极就读经验需要主动认识、理解和研究留学生留学期间的感知、体验和收获。本书即通过对留学生就读经验予以调查、分析和研究，以留学生就读经验作为切入点评价留学生教育质量。此外，本书提及一些欧美国家留学生的相关研究，与欧美国家这些留学生教育的“先行者”相比，我国来华留学生事业正在起步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后发优势”充分借鉴欧美主要留学生接受国留学生教育的经验，特别是那些促使留学生获得积极就读经验的良好实践，同时对欧美国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不足应该主动避免。
正是有了对留学生就读经验的关注，使得留学的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形成内在统一，从保证留学过程质量出发，提高留学生留学的结果质量，最终达成留学生教育质量提升的整体目标。将“促使留学生获得积极就读经验”作为价值基准量，也符合“学术人员和学生是质量的主体，对于质量的界定不再是不断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而是在充分考虑学术工作的专业特性和学生发展的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以一种自主和建设性的方式来适应社会”[23]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观。
在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同时，更要注重提升留学生教育质量。首先，应该建立引导提高留学生教育质量的“质量观”，将其作为提升留学生质量的价值基准和指导方向。然而，不同主体看待质量往往基于各自不同的视角，那么，评价留学生教育质量高或低是基于怎样的标准衡量？留学生教育质量观是哪个主体的质量观？不同主体对留学生教育质量是否能够达成一致的质量观？若不同主体对留学生教育质量观持不同的认识，那么如何兼顾不同质量观主体的关注点？如何兼顾当下的质量和未来的质量？
本文认为涉及留学生教育质量的主体主要有国家、高校、留学生以及留学生的家人四类。
对于国家来说，其所关注的留学生教育质量主要为留学生对其的印象、感知和评价。也许只是几个或几十个青年去国外留学，但它会慢慢地改变交流双方的相互认知，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国家与世界的长远关系。奈（Bye）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留学生教育对一国软实力的作用。积极的留学教育经历能够转变为可以影响他人或他国的“能力”，最终实现对留学国的认同。[24]国家需要通过留学生教育提升国家的国际形象，增强国家的软实力，传播民族文化，培养未来潜在的“使者”和对方国家未来发展的中流砥柱。因此，国家对留学生教育质量落脚在“留学生对留学时期的积极感知和评价”。
对于高校来说，人才培养是其三大功能中最为基本也是最为核心的功能，舍此，也就失去高校存在的基础。[25]留学生怀抱着对学习的期待进入中国高校学习，对高校的教育质量既是接受者、感知者，也是高校教育质量的“隐性裁判”，其对高校教育质量的感受和评价直接影响到是否会推荐本国学生来此高校留学，直接影响高校的留学生录取率和声誉。李（Lee）的研究发现留学生对就读经验的不满意以及受到歧视的经历会导致院校注册率的下降。[26]因此，高校对留学生教育质量立足于“留学生对高校教育质量的感受和评价以及学习收获”。当然，倘若高校只从获取经济效益的短期收益出发，不在意毕业生对其的感知和评价，不在意未来的注册率和院校声誉的话，对于此类“短视的”高校，则另当别论。
对于来华留学生来说，他们是“旅居者”“外国人”，担负着来华接受高等教育的任务。因此，留学生不仅仅经历跨文化体验，也在意留学教育的质量和就读收获。
对于留学生的家人来说，留学生离开父母的庇护，到陌生的异国环境求学，家人的担心和牵挂自留学生走出国门的那一刻起就从未停止。家人希冀子女能够在异国他乡平安、健康，同时能有所收获，最终学成回国。
尽管每个主体有着不同维度的“留学生教育质量观”和对质量的诉求，但是，我们可以提取各个主体的“最大公约数”，从而获得留学生教育质量观的最大共识。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国家、高校，还是留学生本人、其家人和亲朋好友，都希望留学生在留学院校获得积极体验和收获。因此，不同主体一致地对准到留学生就读经验的感受和收获，促使留学生在华学习获得积极感知并且获得收获是不同主体对留学生教育质量观的“最大公约数”。可见，国家的质量观、高校的质量观、留学生的质量观以及其家人的质量观不仅不冲突，反而高度统一，实现平衡。当留学生对就读经验感知积极、收获丰富，家人放心、满意时，留学生会推荐本国更多学生来中国学习，从而提高了高校的注册率。留学生作为潜在的文化和双边关系的使者，对未来国家间交流将发挥积极作用。可见，留学生对就读经验感知积极、收获丰富是“皆大欢喜”的“共赢”（见图1）。
图1 不同主体留学生教育质量观的“最大公约数”模型
留学生就读经验感知和收获可以作为衡量留学生教育质量的重要尺度。然而，尽管来华留学生人数不断飙升，高校对留学生的了解仍主要停留在留学生的注册数字、趋势上，有关其学习经历的信息并不多。
[1] Jiani M.A.，“Why and How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oose Mainland China as a Higher Education Study Abroad Destination”［J］. Higher Education，2017（74）：563-579.
[2] “Project Atlas”，2018.［EB/OL］. http：//www.iie.Org/Research-and-Publications/Project-Atlas.
[3] 《留学中国计划》［EB/OL］.［2015-02-15］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6811/201209/141518.html。
[4] 参考留学中国网所列出的奖学金信息整理得出 ［EB/OL］. ［2015-08-03］http：//www.csc.edu.cn/Laihua/scholarshipdetail.aspx？cid=93&id=2058。
[5] Ma，J. & Zhao，K.，“International Student Education in China：Characteristics，Challenges，and Future Trends” ［J］. Higher Education，2018（76）：735-751.
[6] Nye，J.，“Soft Power and High Edcuation.Forum for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EB/OL］.［2012-03-12］http：//www.educause.edu/ir/library/pdf/FFP0502S.pdf.
[7] 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第831～832页。
[8] 程映虹：《第一批非洲留学生为什么离开中国？》，《凤凰周刊》2014年第14期。
[9] 陈文：《两广地区东南亚留学生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95～119页。
[10] 周一、邓明茜：《发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提升教育品质和实力——访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张秀琴》，《世界教育信息》2009年第8期，第10～14页。
[11] 相关排名参考QS世界大学排名［EB/OL］，［2015-08-15］http：//www. topuniversities.com/；《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EB/OL］. ［2015-08-15］http：//www. timeshighereducation.co.uk/world-university-rankings。
[12]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3] 王勇、林小英等：《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满意度：构成、贡献与策略——基于北京大学来华留学毕业生样本的调查分析》，《教育学术月刊》2014年第2期，第40～48页；陈文：《两广地区东南亚留学生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95～119页。
[14] 李洁、孙进：《中国高校全英文授课项目留学生的就读体验调查——北京师范大学的个案研究》，《教育学报》2014年第6期，第110～117页。
[15] 丁笑炯：《来华留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基于上海市四所高校的数据》，《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6期，第38～43页。
[16] Robinson，G.，“Dead Woman’s Family Calls for Warnings on Unsafe Suburbs.” November 4，2008.［EB/OL］. ［2015-08-17］http：//newsstore.smh.com.au/apps/viewDocument.ac？page=1&sy=smh&kw=dead+woman%27s+family+calls+for&pb=all_ffx&dt=selectRange&dr=10years&so=relevance&sf=text&sf=headline&rc=10&rm=200&sp=nrm&clsPage=1&docID=SMH081104CCFHC6GEGMG.
[17] 周作宇、周廷勇：《大学生就读经验：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新视角》，《大学》（研究与评价）2007年第1期，第27～31页。
[18] 相关报道参考“Racial Attacks Trouble Indian Students in Australia” ［EB/OL］. ［2015-08-05］http：//content.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03038，00.html，“Indian Students Stage Violent Protest over Attacks in Australia” ［EB/OL］. ［2015-08-05］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ustraliaandthepacific/australia/5486102/Indian-students-stage-violent-protest-over-attacks-in-Australia.html。
[19] Marginson，S.，“Student Self-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13（1）：6-22.
[20] Adler，P.S.，“The Transition Experience：An Alternative View of Culture Shock”［J］.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1975（4）：13-23.
[21] Habu，T.，“The Irony of Globalization：The Experience of Japanese Women in British Higher education”［J］. Higher Education，2000（1）：43-66.
[22] Mazzarol，T.，Soutar，G. N.，“‘Push-Pull’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Destination Choi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2002（2）：82-90.
[23] 张应强、苏永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反思、批判与变革》，《教育研究》2014年第5期，第19～27页。
[24] Nye，J.，“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J］. Public Affairs，2014，16.
[25] 周作宇、周廷勇：《大学生就读经验：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新视角》，《大学》（研究与评价）2007年第1期，第27～31页。
[26] Lee，J. J.，“Experience and Satisfac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Z］. Canada：Montreal.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