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经济史的国际比较带来的历史思考与简要的研究结论
有针对性的产业发展国际比较,对我们思考当今中国如何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启示既包括理论层面上的,也包括实践层面上的。
1.日本纤维产业与东丽公司的变革与发展带来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首先,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与它的结构性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清晰的理性认识是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基础与创新指南。不论是对日本纤维产业整体演进与变革的分析,还是对东丽公司转型升级的微观观察,我们都可以看到,尽管工业的高质量发展最直观的表现是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客户需求的优质产品在市场上的推出[50],显然产业和企业的国内国际竞争力是以产品为载体表现出来的,但与这些产品推出相联系的一定是其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与结构性变革[51]。因为,脱离结构变革的高质量发展是不可能持续的。而且,上述的观察与分析也表明,日本的纤维产业转型升级与东丽的结构变革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并且这样的高质量发展,有可能带动传统产业和企业实现向高科技的历史性蜕变。就传统产业改造的意义而言,这很可能是一个工业大国实现产业结构高科技化的必经阶段,也是我们对一国工业高质量发展意义的一个本质认识。
其次,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企业的创新自觉为本源性驱动力,因为企业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与高质量发展的实体担当。作为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往往会成为政府工作方针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不论称谓如何),现实中常常表现为国家给微观主体标示出一种战略性的目标和方向。[52]这对于一个后起的工业大国尤为必要。但是,它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愿望或号召能够代替企业的行为。只有当企业能够从生存与发展的切身需要中,切实意识到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通过企业规划、机构设置、资金使用等手段,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创新资源进行有效组织,主动参与到国家的战略性规划之中(或与国家的战略性目标相协调),以企业的创新为先锋和主导的工业高质量发展,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53]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国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企业而言乃是一种生存发展。
最后,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作为一种事实上的企业创新活动,符合企业实际的创新发展路径在发展成效方面的作用,是应当被充分加以认识的。[54]譬如,由上述经济史的国际比较,我们至少可以观察到成功企业可供借鉴的若干创新与升级路径。第一,倾企业多年的技术积累,通过创新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把产品与服务做到最优,从而为自己赢得发展与升级的空间和夯实长远发展的基础。第二,在选择开拓战略性新事业时,要考虑把发挥自己原有的技术优势与反映时代潮流的新技术有机结合,使其能够在有效适应市场需求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以此选择和把握新的发展方向。第三,在企业的整体布局与事业运营中,注意协调好既有事业与新开辟事业两者间发展的关系,以保证在不同的发展时段及发展时点上,能够获得相对平衡的发展。第四,在企业整体的创新活动中,注意处理好自主发展与融合发展的关系,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创新资源,力求在开放式发展中有序完成从传统企业向高科技企业的蜕变。[55]
2.本文研究的一个简短性结论
工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后起的工业大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一个必经过程。只有跨进高质量发展这一门槛,才意味着经济体有能力在创新的引领下有效地解决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以推进与建设现代化强国事业相适应的产业升级。[56]这对于后起的工业大国而言,是一个工业不断取得进步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一个产业演进与结构变迁的过程。
如果我们能够从工业化先行者的产业实践中观察与认识工业演进的规律性,就相当于我们拿到了一把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钥匙。后起国家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过程,就是重要的学习工业化的过程,尽管这种学习会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有所变化,但是学习本身不会因变化而被取代。同时,这也是一个后起国家真正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夙愿是需要在开放与融合的环境中完成的。
拥有14亿人口的后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要成功地完成工业化的过程,就必须从国情出发,去除浮躁,切实完成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最薄弱环节——传统产业的变革[57]这项最基础性的工程。这不仅因为传统产业在今天的中国产业整体中占比最大,改造升级任务最重,更重要的理由是它在多数时候成为我们高质量发展的盲区。而在这个环节上所发生的变革,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今后中国产业的竞争实力、整体架构及其未来的发展走向。因为,它是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得以强劲发展的重要产业基础,这是现代大工业发展的特点与工业创新的性质所决定的。[58]
要实现这样的变革,关键还在于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的本源性创新自觉所产生的创新动力被激发。只有当企业通过它们的创新与努力,在变革中真正创造出最适合自己的转型与升级路径,实现理性发展、生存发展与有序发展,中国工业才能够整体跨入可持续性的高质量发展轨道,从而实现我们通过建设现代化强国为人民谋幸福的奋斗目标。
(作者简介:李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1] 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906/t20190614_1670402.html。
[2] 例如高铁、盾构机等重型工程机械,它们奠定了中国继续前行的重要产业基础。
[3] 比如说华为,以及三一重工等企业。
[4] 例如,我们在关键技术、关键工艺的掌握与核心零部件的生产上与工业发达国家还有巨大的差距(见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求是》杂志2019年第6期上发表的文章),尤其致命的是,在关系到制造业自主发展根本的工业软件设计上存在重大的缺位。2018年3月以美国制裁中兴公司为开端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华为总裁任正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讲话,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5] 即把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机械地划分为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态度区别对待的做法。
[6] 观点来自笔者对我国重要工业地区工业部门干部的访谈与交流。
[7] 比如说前一时期的光伏产业、机器人产业的混乱发展局面。
[8] 例如它涉及了作为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稳定基础的就业问题,涉及了工业发展的结构平衡问题。
[9] 苗圩:《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网,2019年3月18日,http://theory.people. com.cn/n1/2019/0318/c40531-30980692.html。
[10] 苗圩:《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网,2019年3月18日,http://theory.people. com.cn/n1/2019/0318/c40531-30980692.html。
[11] 前者是指传统产业的数量众多,又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后者是指这些产业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增长速度慢,获得的利润低。
[12] 比如说,今天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迈进,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13] 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受泡沫经济崩溃的重创,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的解决至今仍在进行,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困扰,与以往相比其经济发展一直呈现“缓行”的状态,但这并没有改变日本与其握有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具有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能力相联系的依然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实力的历史事实。
[14] 见日本总务省《统计基准·统计分类》的《日本标准产业分类》,http://www.soumu.go. jp/toukei_toukatsu/index/seido/sangyo/02toukatsu01_03000044.html。
[15] 并且,在日本,具有大企业多集中于原料生产阶段而大量中小企业则分布在最终产品生产阶段这样一种产业分布特征(椎塚武《东丽的高科技战略》,商务出版社,1985,第212页)。
[16] 日本经济产业省《工业统计》,见《纤维产业的课题与经济产业省的对策》的《纤维产业的概况》,2019年7月,第10页,https://www.meti.go.jp/policy/mono_info_service/mono/fiber/pdf/190701seni_kadai_torikumi.pdf。
[17] 吉川弘之主编《日本制造:日本制造业变革的方针》,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第174页。
[18] 尽管其间经历过从人造纤维到合成纤维的产品结构变化,但总体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局面。
[19] 就业人数的变化是衡量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指标。例如日本产业绩效委员会在评估纤维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就列举了北陆地区一纺织厂的例子,即该厂在过去20年里,职工人数从800人下降到200人,产量提高了4倍。
[20] 研发新型合成纤维的过程,已是一个涉及研究原纱线、纱结的处理、染色以及最后的表面处理一系列环节的新材料开发过程,它的生产又需要一定的技术组合,如改进聚合物的品质,切面异性化、超细化、不同收缩性纤维混合化等,用这种材料生产出来的制成品,保证了其产品的高品质化。
[21] 例如,改造纺织材料的特性、生产舒适面料;开拓服装以外的新用途,比如开发用作保护环境的公共工程材料和通用建筑材料;使用在线通信进行定制化生产。
[22] 这一阶段变革的详细内容见李毅主编《再炼基石:世界制造业变革的历史大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第176~187页。
[23] 《纤维产业的课题和经济产业省的对策》,经济产业省制造产业局生活制品科,2019年7月,第10页,https://www.meti.go.jp/policy/mono_info_service/mono/fiber/pdf/190701seni_ kadai_torikumi.pdf。
[24] 这些措施包括,大力推进产官学协作;确定战略实施协调机制;设立纤维产业技术战略委员会,在技术方针方面达成共识;建设包括产业内部协作、用户与企业交流产官学共同研发的技术基础;实施知识基础设施与知识产权保护;等等。
[25] 这里是指,以往那种非效率、高成本供给体系被打破,以及要求各制造企业凭借反映文化内涵的软件要素赢得竞争的新情况。
[26] 新功能纤维是指在聚酯纤维、尼龙等泛用纤维上赋予了特殊功能的纤维(例如吸汗速干、吸湿发热、抗菌防臭、弹性拉伸等),主要用于衣料开发。高性能纤维是指具有高强度、高弹性、耐冲击性、耐热性等特性的纤维,主要在产业用途上进行开发。后者中的碳素纤维、芳纶纤维和聚芳酯纤维,日本企业的世界市场占有率分别为60%、40%和100%。日本的纤维工业在赋予纤维特殊功能和提高纤维性能方面的技术是世界领先的。
[27] 或者说,纤维工业的新一轮变革,是在制造业的当代发展和日本经济整体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28] 其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开发即为最突出的事例。东丽的碳纤维技术是在20世纪60年代研发的,而正式投入应用则是70年代的事情。1990年4月,东丽独家获得了波音公司主承力结构材料规格的认可,成为独家提供波音777主承力结构碳纤维预浸料的厂家。
[29] 由于公司在1963年就停止了人造长丝的生产,为改变公司业务与名称不符的情况,1970年1月正式更名为东丽股份公司(Toray Industries,Inc.)。
[30] 东丽公司从1926年建立至2019年已有近93年的历史,其成长与发展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丰富而生动的改革与创新历史。鉴于论文的篇幅所限,这里只限于选取与主题相关的几个结构变革的历史节点,加以简要概述与分析。
[31] 在困境中肩负东丽经营重任的藤田精英社长提出,重新焕发合成纤维事业的活力,同时多元化地经营纤维以外的事业的经营方针(东丽公司:《编制未来:东丽90年小史》,株式会社出版文化社,2019)。
[32] 例如1981年底,为开发新一代制丝技术,东丽启动服装长丝现代化项目,同时配置新设备实现自动化,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33] 东丽在1971年4月成立了不隶属于任何部门的新事业推进部,将其作为带动和统筹新事业的核心。
[34] 东丽于1979年在冈崎工厂开始生产透析用人工肾脏“Filtryzer”,并且于1977年增设了抗血栓导管“Anthron”的生产线。
[35] 1988年东丽成立“关联事业总部”,将国内关联公司、国外关联公司业绩作为集团整体统一决算,并立足于中长期发展,全面拓展海外经营。
[36] 通过“南通工程”,东丽公司为自己建起了立足中长期发展、拓展中国事业的桥头堡。
[37] 这一时期,东丽在国内纤维事业面临巨大的进口竞争压力,外部因“9·11”事件导致的航空市场萧条,复合材料事业遭受重大冲击,利润大幅下滑。
[38] 例如最终消费需求疲软导致供应链各环节大规模清理库存,基础材料产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消费者需求也大幅降低。
[39] 在2009年、2010年两个年度削减成本1000亿日元。
[40] 例如通过去库存和事业环境预测,东丽将销售、生产和开发的规模与体制调整到最佳状态。
[41] 其发展战略一方面是把制约经济增长的环境、资源问题作为切入点,提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是开发亚洲市场尤其是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42] 如2014年东丽开始引进外部董事。
[43] 东丽公司:《编织未来:东丽90年小史》,出版文化社,2019,第41页。当时,东丽的纤维事业本部与生产本部制订生存行动计划,使用转变销售策略、扩大深加工规模和推进全球化发展等各项针对性措施,千方百计地助力这一留存的核心事业跨越困境(东丽公司:《编织未来:东丽90年小史》,株式会社出版文化社,2019,第63~64页)。
[44] 正如1987年上任的前田胜之助社长所言,“纤维产业在国内市场已经趋于成熟,但是放眼全球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东丽公司:《编织未来:东丽90年小史》,株式会社出版文化社,2019,第56页)。
[45] 前田社长面对困境,向员工再三重申“东丽在纤维领域积累了大量技术和销售经验,唯有重振纤维事业才是企业获得新生的捷径”(东丽公司:《编织未来:东丽90年小史》,株式会社出版文化社,2019,第57页)。
[46] 如图2所示,将所有的研究和技术开发整合在一起,不仅有利于解决各业务领域中的问题,而且促进了技术的融合,可以更好地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正是依托这种类型的研究和技术开发体系、面向能带来经济价值的真正创新、不是迎合时髦而是立足于长远的视点,东丽推进了韧性研究、技术开发和全球化事业(东丽网站对其研发体制的阐述,https://www.toray.cn/technology/organization/index.html)。
[47] 东丽最初作为合成纤维企业形成的技术体系,涉及有机合成、高分子化学、纤维工学等技术知识,其中间品就是一种材料。由于高分子化学具有产生新物质的可能性,新材料的研发可以说处于其技术体系的延长线上。比如说它的超一流的碳纤维技术,作为新事业的生物医学材料的创新——人工肾脏的医学应用等,都是突出的例子。
[48] 东丽对创新的这种组织,通常是通过企业集团的中长期规划项目制定,以及集团内各层次的研究开发机构的分工实施来完成的。
[49] 近年来,东丽开发了穿在身上即可持续测量生命体信息的被称作hitoe的智能服饰材料,自2014年度起开始应用于辅助体育训练,从2016年8月开始应用于劳动安全防护、同年9月起应用于医疗领域(东丽公司:《编织未来:东丽90年小史》,株式会社出版文化社,2019,第104页),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正如东丽自我总结的那样,它“每年都推出增添了新性能的优化产品,其销售量也节节攀升”(东丽公司:《编织未来:东丽90年小史》,株式会社出版文化社,2019,第86页)。
[50] 例如东丽从20世纪60年代推出手感细腻、美观如真丝的仿真丝产品,到90年代后推出的功能性服装面料。
[51] 东丽人造丝产品的下线和20世纪70年代的企业更名(即由“东洋人造丝”更名为“东丽”),就是一个创新与变革的过程。
[52] 比如20世纪90年代,日本通产省在“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下,设立了发展新产业必不可少的新材料基础技术开发课题。
[53] 就像东丽公司那样,将本企业的以新材料发展为动力的创新,与日本通产省制定的新材料基础技术开发中的目标技术相结合,从而发挥了先导性的作用(〔日〕椎塚武:《东丽的高科技战略》,商务出版社,1985,第21~23页)。
[54]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则无法成为经济发展的现实。
[55] 东丽在与外部合作共同开发中取得了重要成效。采取这一措施之前的2001年,其参与国家研究项目仅为10项,到2016年则增长为40项。而与普通研究机构、权威企业的共同研发则超过了300项(《编织未来:东丽90年小史》,第162页)。
[56] 当然,这种能力是相对的,需要不断进化。
[57] 这是任何的其他结构性改革都不能够替代的。
[58] 参见李毅《日本的工业化轨迹与工业创新研究:后起者的视点》,《日本学刊》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