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研究综述
对外发展援助研究是伴随着对外发展援助的兴起和实施而成长起来的。一般认为，西方国家对官方发展援助的研究开始于二战后对“马歇尔计划”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在发展援助方面开始出现成规模的研究成果，发展援助研究相应地成为当时国际关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显学”，研究者的研究涉及方位较广，涵盖了援助历史、援助理论、援助制度、援助效果及目标等多个方面。我国学者对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涉及甚少。[26]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自1981年中国政府接受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开始，对加拿大发展援助的研究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
一 中国学术界对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研究
1.1979～2009年：加拿大发展援助研究蹒跚起步
我国学者对官方发展援助的研究已经有30年之久，但正如时任商务部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的沈丹阳在2005年所说的那样，“目前我国对于ODA的研究还远未形成规模，各方面对于ODA重要性的认识也还很不一致”[27]。而且，研究观点比较单一，甚至有学者只是把官方发展援助当作发达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工具，缺乏多面视角。在研究的国别选择上，学术界对官方发展援助的研究也只是集中在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大国，而对加拿大等中等国家的相关研究几乎无人问津，相关著述寥若晨星。与此同时，国内也没有一本研究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专著问世，读者只能在其他主题的著作中隐约看见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影子。在这方面，吴纪先的《加拿大经济》有一节概述了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经济援助的地区分布、形式及绑定购买政策。[28]曾序勇的《加拿大》和刘军的《列国志·加拿大》在涉及加拿大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时，提到了某几个年份的经济援助数额和重点援助领域；[29]易梦虹的《当代南北经济关系》中有约三页文字谈到了二战后加拿大发展援助概况。[30]刘广太的专著《加拿大的象征——特鲁多总理传》有近两页文字谈到了特鲁多对官方发展援助的重视。[31]由于性质所限，以上专著对于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文字基本是数笔带过，字数多者千余、少则数十而已，所含信息量不多。
和专著情况类似，这一时期国内关于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论文同样十分少见。1979年至2009年，《国际经济合作》期刊发表了三篇相关论文，而且发表时间间隔很长。其中最早的一篇是朱敏才的《加拿大的官方发展援助》，该文发表于1986年，简要介绍了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某些政策、具体形式和相关管理机构。[32]1995年，蔡玲明发表了第二篇论文《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政策和特点》，主要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初双边和多边援助情况及管理程序，指出受援地区广、援助量集中、重视非洲及采购条件高是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特点。[33]2003年，第三篇论文即毛小菁的《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近况》，简单介绍了90年代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规模递减情况，对2000年前后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多边援助概况和地区分布情况进行了说明。[34]以上三篇论文向读者初步展示了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概况，但这些论文和一般的新闻报道比较类似，不是从历史角度展开的，且没有注明参考文献。此外，河北师范大学臧继红的硕士学位论文《加拿大特鲁多政府外交政策探析》有约两页文字简要提到特鲁多时期对外援助的增加是特鲁多外交的重要特征。[35]福建师范大学贺建涛在其硕士学位论文《特鲁多时期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ODA）研究》中，论述了加拿大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历程、内容及目标。[36]
2.2010～2019年：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研究初具规模
这一时期，国内围绕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专题性论文从多角度进行了研究，其中发表于期刊的论文主要有以下几篇。2011年，福建师范大学孙建党教授的论文《科伦坡计划与加拿大对南亚和东南亚的发展援助》［《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1年第12期］，对加拿大援助南亚和东南亚的缘起和发展概况做了深入分析，是近10年内国内研究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第一篇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钱皓教授从国家海外形象建构的角度梳理了加拿大在二战后参与“马歇尔计划”、“科伦坡计划”、“非洲计划”及“加勒比计划”的历史。钱皓认为，加拿大参与发展援助的动因是其“独立、直接贡献、相应的国际地位”的中等国家外交思想的体现，旨在建构“亲善的国际主义”国家海外形象。通过援助，加拿大成功地输出了“和平、消除贫困、亲善、贡献”的国家价值观，实现了其国家海外形象的建构目标。[37]除此之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刊发了笔者的《论加拿大特鲁多政府官方发展援助的特点和目标》，以特鲁多政府发展援助为例论述了加拿大政府的特殊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永洁的论文《新时期对外发展援助：加拿大的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开发研究》2018年第1期）分析了加拿大的对外援助理念、特点与实践，认为民主化和人权标准是加拿大核心的审核条件。同时，王永洁指出，加拿大发展援助注重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和人才培养，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其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以健康领域、脱贫、推动就业和人道主义援助为主，而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援助以推广市场经济为主。最后，笔者的论文《论加拿大ODA的政策演变及特征（1950—2000）》，对二战后到2000年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演变和目标做了概要叙述。[38]
在学位论文方面，有两篇博硕学位论文就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进行了研究。2014年外交学院黎旭坤的博士学位论文《加拿大政府开发援助的国内道德因素研究》以加拿大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民众对援助的态度以及加拿大政府开发援助的动力来源。黎旭坤认为，中产阶层是社会的主导群体，其思想代表了加拿大人的主流价值观。而人道国际主义作为中产阶层思想的组成部分之一，通过政治途径上升到政党和国家的意志，从而指导加拿大的对外行为。加拿大作为中等发达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主要关注大国政治色彩相对较淡的低政治领域（Low Political Areas），这也是该国积极参与政府开发援助的原因所在。外交学院李亚男的硕士学位论文《试析21世纪加拿大对外援助的工具化趋势》则认为，21世纪加拿大的对外援助体现了一定的人道主义色彩，例如重新将减贫作为援助重点，重点援助非洲，关注两性平等，关注援助的有效性等。但同时十分关注自我利益的实现，这突出表现为对于国内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关注，对于安全利益的关注表现在对阿富汗等“脆弱国家”的重点援助。[39]
可以说，2009年以前，国内对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有针对性的系统研究显得相对薄弱。2009年至今，对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研究初具规模，尤其在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方面出现了若干论述更为深入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从关注加拿大援助外显特征转向更系统地探索加拿大发展援助的模式特征、背后动因、影响因素、国际影响等，为之后相关研究的深化提供了重要参考，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难得的借鉴。
二 国外学术界关于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研究
国外学术界对加拿大官方经济援助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而且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仅在加拿大国内，加拿大政府和半官方的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IDRC）每年都有与官方发展援助相关的援助评估或报告提交，向公众及时公布本国官方发展援助的基本情况。加拿大南北研究所（The North-South Institute，NSI）、各大学以及其他研究组织等非官方单位中从事有关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研究的学者则更多。根据简·波蒙特主编的《加拿大发展援助：1950—1977年目录选集》一书统计，仅在1950～1977年，加拿大学术界和官方关于加拿大发展援助的文章、报告、文件和专著总数就达到了约400篇（本）。[40]时至今日，国外学者对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研究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他们的著述以丰富的资料为基础，其中不乏颇具说服力的作品。在有关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众多研究领域中，以下几个领域尤为突出。
1.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演变
在这方面，加拿大著名历史学家格兰纳斯泰因（J.L.Granatstein）是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研究的开创者，其与R.D.Cuff合作的论文《加拿大和马歇尔计划，1947年6月至12月》（Canada and the Marshall Plan，June-December 1947）对加拿大决意参与“马歇尔计划”的过程进行了清晰的呈现。[41]此外，研究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当数基思·斯派斯、戴维·莫里森及皮特·威斯三位。其中，斯派斯的著作《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国度：加拿大外交中的对外援助》以1950～1966年加拿大对外经济援助为对象，阐述了冷战和国家利益对加拿大经济援助的影响，通过介绍受援地区分布及项目概况，讲述了加拿大利他主义与自我利益的同在。[42]莫里森的研究更具针对性，他的《援助和落潮：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和发展援助史》分九个时期探讨了1950～1998年加拿大主要援助机构——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CIDA）的来龙去脉，包括其援助机制、援助项目等内容。该书资料丰富，为文细致，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43]威斯则阐述了加拿大20世纪70年代包括官方发展援助在内的对外援助的发展情况。[44]
另外，克兰弗德·普拉特主编并参与撰写的《加拿大国际发展援助政策：评价》一书以论文集的形式收集了加拿大12位学者撰写的13篇文章，这些文章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成为整体，或是展现加拿大发展援助概况，或是分析发展援助中的食品援助、多边援助、受援地区分布及战略目标，大致梳理了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起伏变化，读后颇受启迪。[45]格兰纳斯泰因在其《急转身：皮埃尔·特鲁多和加拿大外交政策》一书中在探讨特鲁多外交政策时，顺便提及了其援助政策。[46]Costas Melakopides的《现实的理想主义：加拿大外交政策 1945—1995》，叙述了二战后到1995年加拿大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演变及特征，其中扼要地对迪芬贝克、莱斯特·皮尔逊、皮埃尔·特鲁多及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的援助政策给予了介绍。[47]
2.中等强国比较视域下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
中等强国是官方发展援助施援国的重要成员。由于综合国力、国家利益及外交倾向的差异，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中等强国的对外援助的模式与目标与大国存在显著的差异。对此，欧美学者注意到了加拿大等中等强国在发展援助上的独特优势与积极努力。比如J.斯蒂芬·霍德利的文章《对外援助的小国》肯定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和北欧的“小国”在对外援助上的慷慨。[48]莫斯·N.基冈杜著、沈晓雷译的论文《加拿大与中国的对非援助：国际战略联盟提案》概述了加拿大和中国的对非援助项目情况，提出中国和加拿大在非洲的援助项目应结成有利于非洲人的互惠性战略联盟，尽管双方在意识形态、援助机制及国家实力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49]
不过，受国内外局势、自身国力、国家利益的制约，中等强国在发展援助中的贡献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在这方面，奥立佛·斯托克（瑞典）主编的《西方中等强国和全球贫困：加拿大、丹麦、荷兰、挪威和瑞典援助政策的决定因素》对影响中等强国对外援助的诸多因素进行解读。作者认为，即使在那些被重点援助的国家，人道国际主义（Humane Internationalism）对南北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影响也是较弱的。中等强国试图通过集体努力来推动发达国家整体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但其效果并不理想。[50]克兰弗德·普拉特和格兰纳斯泰因两位学者的专著比较有代表性。普拉特的专著《紧张的国际主义：加拿大、荷兰、挪威和瑞典的南北政策》阐释了国际主义思想对加拿大、荷兰、挪威和瑞典对外援助的影响。普拉特指出，在主权国家构成国际格局的前提下，国际主义也受到援助国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国际及国内政治文化的牵制，其对加拿大、荷兰、挪威、瑞典的南北政策的积极影响是有限的。[51]此外，克兰弗德·普拉特主编的《中等强国的国际主义》对中等强国改善南北关系的作用进行了考察，对中等强国在全球减贫、南北合作上的努力表示了赞赏。但与此同时，普拉特认为，人道国际主义与援助国普遍的利益目标有冲突之处。国内经贸领域利益团体的游说、选举效应的影响以及媒体、教会等社会群体的诉求，都左右着中等强国对外援助的成效。普拉特主张，中等强国需要通过强化国际经济和政治合作来重振对外发展援助。[52]
3.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多重目标
除少数左派学者或理想主义学者外，和克兰弗德·普拉特一样，加拿大学者基本肯定了本国对外援助以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目标的定位。比如，阿迪莫拉·阿代尔科的博士学位论文《无绳的捆绑：“科伦坡计划”和国际援助的地缘政治（1950—1980）》涉及加拿大在“科伦坡计划”中的重要地位及积极贡献。[53]菲尔普·R.帕莱格的《加拿大对加勒比英联邦的援助：是发展还是新殖民主义》驳斥了20世纪60～70年代加拿大对加勒比援助是新殖民主义的说法。S.G.柴安第斯则在其论文《加拿大在对外援助中的利益》中极力否认加拿大对外援助是为了追求本国的现实利益。[54]
也有为数不多的著述对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中谋求国家利益的做法给予了关注。杰米·斯韦夫特主编的《利益的冲突：加拿大和第三世界》也是较突出的代表作。这本书由几位作者的论文结集而成，对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中追求经贸利益等诉求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呈现，总体上持积极的肯定态度，肯定加拿大在受援国减贫、女性发展、农业开发及环境保护等方面起到了正面作用。[55]此外，艾德伍德·安沙赫·阿库福（Udward Anshah Akuffo）介绍了21世纪初加拿大“非洲发展新伙伴项目”（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在非洲的实施，同时认为，该项目的初衷是推动非洲地区的人道安全和经济发展，并提升加拿大在八国集团中的地位。加拿大在推进这一项目的过程中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动机并不纯粹，而是带着谋求自身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诉求。[56]
4.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与人权外交
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与人权标准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这方面，T.A.金利赛德（T.A.Keenleyside）在克兰弗德·普拉特主编的论文集《加拿大外交政策中的人权》中有一篇名为《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论文扼要叙述了加拿大社会对人权外交的正反态度，并简要介绍了加拿大让人权进入发展援助的历史。[57]在欧文·布雷赫尔（Irving Brecher）主编的《人权、发展和外交政策：加拿大的视角》第五章中，有三位学者对加拿大发展援助中的人权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T.A.金利赛德对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加拿大将人权置于援助的标准之列的过程给予了简要叙述。罗达·E.霍华德（Rhoda E.Howard）对加拿大以发展援助促进受援国民权、政治权的政策给予了阐述。罗伯特·米勒（Robert Miller）则以加拿大人权与民主发展中心的成立介绍了加拿大发展援助对人权的重视。同时，该书第六章展示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加拿大众议员威廉姆·W.瓦恩加德（William W.Winegard）、加拿大自由党和新民主党对以人权为援助前提条件的支持。这些研究表明，在加拿大政府及社会主力舆论看来，加拿大承担着削减世界贫困和推动世界人权进步的使命。[58]
5.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与国内舆论、非政府组织
加拿大等国学者多认为，加拿大热衷对外援助与本国的体制、民众态度及文化有关。在体制方面，简-菲利普·塞利恩和阿林·诺尔在其合著的论文《福利体系和对外援助：加拿大外交政策的国内基础》中指出，加拿大对外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内福利体系的延伸。[59]在民众态度方面，马克·奥特等认为，尽管民调有时与援助政策并不一致，但总体上公众舆论与对外援助增减关系密切。[60]在文化因素方面，加拿大不少学者强调了反共思想、人道主义对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重要作用。其中，克兰弗德·普拉特的论文《伦理道德与外交政策：加拿大发展援助个案》探讨了道德观对加拿大实施发展援助的影响。[61]
在非政府组织方面，1986年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IDA）颁布的《加拿大非政府组织项目合作评价研究：综合报告》对加拿大非政府组织参与加拿大发展援助进行了评估。[62]1988年，蒂姆·布罗德海德（Tim Brodhead）等合著的《希望之桥：加拿大志愿组织与第三世界》介绍了加拿大志愿组织（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历程，加拿大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资助概况，并从利他主义、自治、加拿大民众参与、成效及南北合作方面，就其在援助外交中的角色进行了扼要探究。布罗德海德等主张加拿大政府维护和加强非政府组织在援助外交中的积极作用，助力其提升自身援助效能。[63]此外，布莱恩·K.墨菲（Brian K.Murphy）的论文《加拿大非政府组织与参与政治》（Canadian NGOs and the Politics of Participation）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对外援助的目标、积极作用和局限性等进行了分析，认为非政府组织受资金、规模等条件限制，其影响具有局限性。[64]
6.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近况的总结与反思
对于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现状予以总结和反思的著述相对并不多见。2013年，在加拿大运行达45年之久的加拿大国际发展署被撤销，其功能被合并到了新命名的加拿大国际事务、贸易与发展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Trade and Development）。面对这一新的局面，史蒂芬·布劳恩等合编的《加拿大援助再思考》（第二版）对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给予了总结和前瞻性的思考。本书包含了20位研究加拿大对外援助的学者撰写的15篇论文。除了概要地回顾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过往，分别从加拿大援助的“道德、权力和官僚制度的基础”“加拿大援助的背景和动机”“加拿大在国际发展援助重要主题上的角色”三个层面突出地审视了加拿大政府发展援助的新规划、面临的新机遇及挑战。[65]在结论一章，该书编者指出：发展合作“在加拿大和全球进入了一个易变和不确定的时代，然而对外援助还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挑战……解决长期困扰加拿大对外援助的问题或前行的挑战并不容易”。布劳恩等建议通过夯实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基础、加强施援国合作、促进加拿大国内相关利益团体之间以及政府内部门伙伴关系等方面来推动加拿大援助合作的发展。[66]
总之，伴随着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演进，欧美学者主要是加拿大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至今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学术成果丰硕，已经形成了相当的研究规模，从多领域展现了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演变、图景及影响。并且，国外学术界综合了国际政治、外交学及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中国学者观察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提供了较有力的借鉴。不过，在另一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其一，在学术观点上，由于文化差异和国际利益等因素的影响，加拿大学术界基本上肯定者多，批评和反思者甚少，一些观点缺乏辩证色彩。其二，在既有研究中，对不同政府执政时期官方发展援助关联和变化的研究多流于泛泛而谈，对其中关系进行深层纵向解读者少。其三，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因冷战而生，但随着冷战局势的变化和加拿大中等强国多元外交的调整，20世纪60年代末到冷战结束，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中“冷战化”因素减弱，呈现“去冷战化”的特征，援助中被冷战裹挟的意识形态因素趋于淡化。而冷战结束后，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进入后冷战时代，对“民主”、“人权”以及“价值观”的重视转而加强。对于冷战背景下和冷战结束之初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演进及变革，以及其中加拿大援助外交的独特性，学术界的研究很不充分，有着相当的研究空间。
根据学术界的研究进展以及档案文献情况，笔者以“科伦坡计划”到冷战结束之初（1993年11月坎贝尔政府结束之际）这一时期的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政策为研究对象，重点揭示这一时期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时代缘起、理念转变、体制建构、内容调整、多重影响以及利益冲突等。笔者希望能以自己笨拙之笔，呈现在冷战产生、加剧直至终结的大背景下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如何走向改革与调适，并进而为深入认识加拿大式官方发展援助提供某些参考或借鉴。
[1] Bonaventrue Swai，“Crisis in Colonial Agriculture：Soil Erosion in Tanganyika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Journal of the Faculty of Art and Social Sciencesh（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Vol.5，No.1，1980，p.27.
[2] 王振华：《英联邦的兴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134页。
[3] 张学斌：《经济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377页。
[4] 1919年依据《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成立，1946年并入联合国。
[5] 王德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诞生及其使命》，《世界历史》2004年第5期，第40页。
[6] 方立新、夏立安编著《人权法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第210页。
[7] 即世界银行，1947年11月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
[8]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战后国际关系简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第32页。
[9] 国际开发协会：《国际开发协会回顾：国际开发协会的第一个二十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1982，第2～3页。
[10] 国际开发协会：《国际开发协会回顾：国际开发协会的第一个二十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1982，第3～4页。
[11] 创始成员共20个，它们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瑞士、挪威、冰岛、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
[12] 日本新潟大学国际交流支持中心网站：http：//www.isc.niigata-u.ac.jp/～miyatah/oda/oda_top.htm，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8月1日。
[13]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History of the 0.7% ODA Target”，https：//www. oecd.org/dac/stats/ODA-history-of-the-0-7-target.pdf，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9月1日。
[14] Lester B.Pearson（Chairman），Partners in Development—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New York，Washington and London：Praeger Publishers，1969，p.18.
[15]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Seco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Decade”，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626（ⅩⅩⅤ），24 October 1970，paragraph 43.
[16] Fühere，H.，The Story of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and th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Directorate in Dates，Paris：OECD，1994，p.24.
[17] 关于“官方发展援助”的基本内涵，可参见章昌裕主编《国际发展援助》，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3，第2～4页；Fühere，H.，The Story of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and th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Directorate in Dates，Paris：OECD，1994.p.31.
[18]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History of the 0.7% ODA Target”，https：//www. oecd.org/dac/stats/ODA-history-of-the-0-7-target.pdf，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9月1日。
[19] 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驻机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年或季）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国民总收入（GNI）等于国民生产总值（GNP）减去固定资本消耗与统计误差。
[20] 毛小倩：《DAC发展援助改革最新动向及对我国影响》，http：//yws.mofcom.gov.cn/article/u/201511/20151101155237.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8月1日。
[21] 类似观点可见章昌裕主编《国际发展援助》，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3，第1页；周永生《经济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第373页；张学斌：《经济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372～372页；孙建党《科伦坡计划与加拿大对南亚和东南亚的发展援助》，《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1年第12期，第64～65页。
[22] 夏英祝、闵树琴主编《国际经济合作》，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第294～297页。
[23] 李伟民：《金融大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11页。
[24] “Canada and the 2018 OECD-DAC Aid Statistics”，http：//cidpnsi.ca/canada-and-the-2018-oecd-dac-aid-statistics/，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9月1日。
[25] 周恩来总理于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访问非洲十国时提出：对外援助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严格尊重受援国主权；无息或低息贷款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尽量减少受援国负担；帮助受援国家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援建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能增加收入，积累资金；提供中国所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不合格，中国保证退还；使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受援的技术；中国派出的专家同受援国专家享受同样物质待遇，不搞特殊。
[26]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对官方发展援助的研究多表现为翻译一些有关经济研究的著作，如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62），沃尔特斯《美苏援助：对比分析》（商务印书馆，1974）等。
[27] 沈丹阳：《官方发展援助：作用、意义与目标》，《国际经济合作》2005年第9期，第30～32页。
[28] 吴纪先：《加拿大经济》，人民出版社，1980，第182～185页。
[29] 曾序勇：《加拿大》，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第282～293页；刘军：《列国志·加拿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343～344页。
[30] 易梦虹：《当代南北经济关系》，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第147～149页。
[31] 刘广太：《加拿大的象征——特鲁多总理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第169～170页。
[32] 朱敏才：《加拿大的官方发展援助》，《国际经济合作》1986年第7期，第31～34页。
[33] 蔡玲明：《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的政策和特点》，《国际经济合作》1995年第8期，第43～45页。
[34] 毛小菁：《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近况》，《国际经济合作》2003年第7期，第59～60页。
[35] 臧继红：《加拿大特鲁多政府外交政策探析》，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0，第23～24页。
[36] 贺建涛：《特鲁多时期加拿大官方发展援助（ODA）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9。
[37] 钱皓：《加拿大对外援助与国家海外形象建构》，《国际观察》2014年第6期，第42～53页。
[38] 贺建涛：《论加拿大ODA的政策演变及特征（1950—2000）》，载陈燕萍主编《加拿大研究》（4），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第46～58页。
[39] 李亚男：《试析21世纪加拿大对外援助的工具化趋势》，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2018。
[40] Jane Beaumont，Canadian Development Assistance：A Selected Bibliography，1950-1977（Ottawa：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orman Pater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arleton University，1978）.
[41] J.L.Granatstein and R.D.Cuff，“Canada and the Marshall Plan，June-December 1947”，Historical Papers，Vol.12，Nov.1，1977，The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pp.196-213.
[42] Keith Spicer，A Samaritan State？External Aid in Canada’s Foreign Polic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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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Costas Melakopides，Pragmatic Idealism，Canadian Foreign Policy 1945-1995（Montreal，Kingston，London and Buffalo：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8）.
[48] J.Stephen Hoadley，“Small States as Aid Donor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4，1，Winter 1980，p.121.
[49] 转引自李安山《中国非洲研究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07～244页。
[50] Stokke Olav，ed.，Western Middle Powers and Global Poverty：The Determinants of the Aid Policies of Canada，Denmark，the Netherlands，Norway and Sweden（Uppsala：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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