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前巴蜀《孝经》研习特征
在儒家经典中，除了《孝经》直接阐发孝道思想，“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等经典中也有丰富的孝道思想内容。考察宋代之前，特别是汉唐巴蜀“三礼”、《孝经》等儒家经典研习情况，可以看出其在学派、传承形式、治学方式等方面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家族化、学派化、集团化明显，尤其以魏晋时期为代表。如魏晋时期的广汉郡杨氏、蜀郡江原常氏、巴郡谯氏等家族都是累世通经治学，才俊辈出。杨氏家族就先后有杨宣、杨充、杨春卿、杨统、杨厚等名士，其中杨春卿、杨统、杨厚三人，均修儒学，通晓儒家经典，家学深厚，尤擅长图谶之学。杨厚（字仲恒）更是自成一派，其晚年“隐居教授，门徒上名录者三千余人。其中雒县昭约，绵竹任安、董扶，蜀郡何苌，巴郡周舒，皆学醇道备，驰名当世”[17]，杨门学派盛极一时。魏晋时期巴郡谯氏就先后出现了谯隆、谯玄、谯瑛（祖孙三代），谯峅、谯周、谯熙、谯秀（祖孙四代），尤精通经学、史学，以门下杰出弟子众多的谯周最为著名。文立、李密、陈寿、杜轸等人都师承谯周，在经史之学方面都颇有造诣。这些学者一方面依靠家族、学派的学养基础研习儒家经典，一方面又凭借亲缘、师徒、同窗、同乡等关系在政治生活中互相扶助，相互提携，影响了当时的巴蜀社会。如冯颢、任安、董扶均师事杨厚，冯颢曾担任成都令，门下学徒八百人。曾担任益州刺史的任安一生讲学，“仁义直道，流名四远”[18]，其门下弟子出名者有杜琼、杜微、何宗等人，都官至卿佐。何宗、杜琼、张爽、尹默、谯周等人都力谏刘备称帝，之后都在蜀汉政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是宋前巴蜀学者往往通经治学，不专守一经，学术视野宏大，知识广博。即使是长于某一经典研究的学者，也在其他经典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如汉代景鸾除了著有《礼略》，还治《齐诗》《施氏易》，兼授《河图》《洛书》，作《易说》及《诗解》等。曾为蜀汉后主之师的尹默“少与李仁俱受学司马徽、宋忠等，博通‘五经’。尤专精《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服虔诸说，略皆诵述”。[19]李譔著有《周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注解》、《太玄指归》，对“五经”“四部”、诸子百家都有著述。文立除了治《毛诗》、“三礼”外，还兼通群书。治“三礼”的司马胜之还通《毛诗》。王化兼治《毛诗》、“三礼”、《春秋公羊传》等。常骞兼治《毛诗》、“三礼”等，常宽更是博通《毛诗》、“三礼”、《春秋》、《尚书》、《易》，博涉《史记》《汉书》，经史兼治。西晋王长文除了撰礼学著作《约礼记》，还拟《论语》著《无名子》十二篇，又著《通经》四篇，还著《春秋三传》十三篇，称得上是研治“五经”、博综群籍的代表性学者。隋代何妥一生著作等身，其除了长于礼、乐，还著有《周易讲疏》《孝经义疏》《庄子义疏》《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封禅书》等，几乎遍涉儒道经典。至唐代，虽然经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经学趋于统一，各家专门之学逐渐式微，但至唐代大历时，有相关学者专治“五经”。因此，有人认为晚唐“在经学传承形式上冲决初唐《五经正义》的罗网，回复了汉初诸家传经的师徒‘专门名家，各守师说’的形式”[20]。其中“最卓异者”仲子陵，不仅是巴蜀籍的著名文学家，还是经学家。
三是宋前巴蜀地区已形成浓厚的研习经学的社会基础，重视仁孝礼义的社会效用。首先是官员的倡导。如阎宪担任绵竹令时“以礼让为化，民莫敢犯”[21]。景毅担任武都令、益州太守等职时“立文学，以礼让化民”[22]。许多官员在地方推行诗书教育，敦正风俗，以仁孝礼义教化百姓，取得良好效果。其次，宋前，经学、礼学已经播及巴蜀偏僻之地。汉明帝、章帝时，以“经术见长”的毋敛人尹珍“乃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才；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23]毋敛位于汉魏时期的巴蜀牂柯郡，在今贵州黔南的民族地区，虽地处偏远仍有名儒尹珍广传儒学，可知经学研习不仅限于巴蜀富庶之地。最后，儒学、经学内容，以及其中的孝道思想已经浸润到普通百姓的教育、生活之中，在女教方面也有不少体现。成固（汉魏属巴蜀，今汉中境内）陈省妻礼珪常以孝道礼义治家，“四时祭祀，自亲养牲酿酒，曰：‘夫祭，礼之尊也’”[24]，道出此语，非熟读《孝经》《礼记》等经典而不能。梓潼文氏女季姜“少读《诗》《礼》”[25]，其儿妇、孙妇二人也皆遵贤训，均孝敬礼让，三妇被誉称“三母”。此外，这一时期在儒、释、道三教合一趋势的影响下，佛、道之学也受到儒学、经学的影响，这扩大了巴蜀研习儒家经典的社会基础。如《蜀中广记》记载唐代蜀地高僧释知玄不仅精研佛典，还“研习外典，经籍百家之言，无不赅综”。[26]当时蜀地一个叫杨茂孝的鸿儒“就玄寻究内典，直欲效谢康乐注《涅槃经》，多执卷质疑，随为剖判”[27]，主动向释知玄讨教佛典学问。《蜀中广记》还记载释知玄“见茂孝披紫服、戴碧冠，三礼毕，乘空而去”[28]，由此说可以看出杨茂孝是深受佛、道影响的儒家人物，释知玄亦是受儒、道影响较深的高僧。
概言之，文献记载的宋代之前巴蜀《孝经》研究学者及著述相对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巴蜀《孝经》研究寂寂无为。相反地，无论是两汉、隋、唐大一统时期，还是魏、蜀汉、晋、南北朝分裂割据时期，巴蜀的学术界和民间始终没有停止研习《孝经》、践行孝道的脚步。从西汉蜀人提倡的“道德仁义礼”的五德之教，到东汉巴蜀经学名家辈出，再到魏、蜀汉、晋时期经学研究百花齐放，巴蜀的经学研究都可圈可点。南北朝时期，由于巴蜀地区受各方势力争夺，战乱频仍，受破坏严重，经学研究处于低谷。而至隋唐时期，随着《五经正义》的编撰，南北经学统一，巴蜀的经学研究式微，有文献记载的《孝经》研究学者极少。尽管如此，在官员、学者、普通民众的共同研习、推动下，巴蜀地区学习《孝经》、研究《孝经》、践行孝道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
[1] 舒大刚：《中国孝经学史》，第63页。
[2] 《汉书》第10册卷七二，第3056页。
[3] 汪荣宝撰《法言义疏》，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87，第116页。
[4] 《后汉书》第5册卷三六，中华书局，1965，第1241页。
[5] 《华阳国志校注》卷一○下，第818页。
[6] 舒大刚：《中国孝经学史》，第89～92页。
[7] 舒大刚：《中国孝经学史》，第88页。
[8] 《晋书》第3册卷一九，中华书局，1974，第599页。
[9] 《梁书》第3册卷四八，中华书局，1973，第680页。
[10] 舒大刚：《中国孝经学史》，第164～167页。
[11] 《隋书》第1册卷二，中华书局，1973，第38页。
[12] 《新唐书》第4册卷四四，中华书局，1975，第1160页。
[13] 舒大刚：《中国孝经学史》，第240～241页。
[14] 王三毛：《古代文学竹意象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第284页。
[15] 谷向阳、何慧琴编著《中国姓氏对联史话》，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第56页。
[16] 郜媛媛、姚云鹤、胡松鹤、陈成：《图像里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第166页。
[17] 《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编委会编《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第23页。
[18] 《三国志》第4册卷三八，中华书局，1959，第972页。
[19] 《华阳国志校注》卷一○下，第823页。
[20] 李成晴：《唐五经博士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21] 《华阳国志校注》卷一○下，第806页。
[22] 《华阳国志校注》卷一○下，第817页。
[23] 《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380页。
[24] 《华阳国志校注》卷一○下，第812页。
[25] 《华阳国志校注》卷一○下，第825页。
[26] （明）曹学佺撰《蜀中广记》卷八五，《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第656册，沈阳出版社，1998，第102页。
[27] 《蜀中广记》卷八五，《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第656册，第102页。
[28] 《蜀中广记》卷八五，《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第656册，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