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序二 《大学》的汉学与宋学研究范式

韩星

本书是张兴博士在他博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是在中国传统经学的视野下对《大学》诠释学术思想史上几个重要阶段和重要问题所作的深入研究，已经具备了系统的《大学》学史研究的基本框架。

这部书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在于经学视野或者说经学基础。作者把《大学》诠释史上郑注孔疏为代表的汉唐经学与以朱子、阳明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一同放到经学史中进行研究，辨析了经学的狭义和广义，指出他所说的“经学史的视野”是广义的“经学”，是将汉唐经学与宋明理学一起作为中国经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区分了“汉唐经学”与“经学史的视野下”两者的联系与不同，深入到了一般的哲学史、思想史著述关注不够的经学领域，并以此为基础来进行思想观念的梳理与阐发。

中国传统学问是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这不是一种平面并列的学科分类，而是一种立体的思想价值架构，即以经学为核心，而经学是儒家道统（核心价值）的载体，代表中国文化的根本和灵魂，史、子、集则为辅翼流裔。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经犹如树根，史如树干，子为树枝，集为花叶，构成国学大树的整体，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结构与体系。所以，以经学为基础，才能抓住学术思想的大本大源。经学有一个不断扩大、增加的过程，如唐宋之际“四书”的升格运动，从先秦五经到清末十三经，形成了经学传承与发展的历史。成中英先生归结为一种范式转换，“先秦是一种典范，汉代又是一种典范，宋明是一种典范，清代也有典范。典范一旦形成，就主要在典范里面谈问题。但典范又是变化的，这样就呈现出经学的发展。需要不需要典范呢？经学嘛，是大经大法，价值系统，是为社会提供规则规范，维护社会的稳定。所以不能变来变去，要保持相对的稳定，但经义一旦固定下来，又面临僵化、教条化的危险。这样，就需要新的典范出来。而且需要对经学经常进行哲学的思考，以寻求新的典范。”[1]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每一次经学的发展都是典范的转移。

近代以降传统的经史子集这一结构与体系发生了史无前例的转变。左玉河先生考察了以注重通、博的中国传统“四部之学”怎样在形式上完成了向近代分科性质的“七科之学”的转变的过程，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大致成形，到“五四”时期基本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最终完成。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从中国文史哲不分、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向近代分科治学的“专门之学”的转变。[2]这一转变是革命性的，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革命性的变革是相互呼应的。对于这一转变的利弊得失，功过是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进行反思，“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更是显示了国人学习、研读传统文化基本经典的热情与努力。这是中华文化复兴，重建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体现。

长期以来，对《大学》包括“四书”的研读，大都首先和集中在《四书集注》的《大学章句集注》，即宋明理学家的理学思想方面，这是很片面的。张兴博士在经学视野下大跨度、长时段、历史性的考察了《大学》诠释的历史，并提高到“《大学》学”的高度，这是学界还没有人做的。现在已经有了唐明贵的《论语》学史、黄俊杰的《孟子》学史，《大学》《中庸》还没有类似的成果。因此，对《大学》学的发展演变与流传进行系统的学术史的梳理是非常必要的，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将对《大学》，乃至整个《四书》学的研究，甚至是中国经学史的研究都会有所裨益。

这部书对《大学》学史的研究放置在经学史的视野下，梳理《大学》学术史，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框架了，这很难得。经学从汉代开始到清末两千多年的变化当中，有以汉学和宋学两大阶段、两大范式，呈现互为胜负、互为消长的历史，至清代汉学与宋学从分化、对立、相争，到汉学繁荣、宋学衰微，到道咸以降汉宋兼采，一起走向衰亡，经学乃至中国文化，完成了一个春夏秋冬的四季循环，如今正在走出万类萧条的冬季，迎来了全面复兴的春天。本书在内容结构上把汉唐的《大学》学和朱子、阳明的《大学》学作为主体，引用清代四库学者的观点，《大学》在汉唐属于经学（狭义），而在宋明则属于理学，到了清代又重新回归《礼记》，成为“礼学”。作者着重梳理了郑玄、孔颖达、朱熹、王阳明四人的《大学》注释，认为郑玄的《大学》注体现了郑玄的政治理想——即以“君明臣贤”为核心的思想解读；而孔颖达的《大学正义》则是以“诚意之道”为理论基础，以“为政之道”的顺利实行为宗旨；而朱子的《大学章句》则是以学者的“修己、治人”作为宗旨，以“格物致知”作为学者的最重要修养工夫，自然而然推之“新民”（即治人）；而阳明的《大学》学，虽然早年以“诚意”为解《大学》的核心，但是在晚年则以“致知”结合《孟子》之“良知”，结合自身之切身体悟，提出“致良知”学说，则阳明的《大学》学是以“致良知”作为自己学说的核心。后世之学者，虽时有不同之见解，但依然逃不出这四种主要的解读方式。这就能够抓住了《大学》学史的主要方面及其思想主旨，并进一步揭示出汉唐经学与理学、心学，以及汉学与宋学的内在区别与联系。

如果要说不足的话，本书在揭示各家思想主旨时虽然注意到了时代特点的不同，但还未能把思想学术史与社会政治史结合起来，从《大学》文本的诠释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关联中分析各家思想主旨的社会背景与时代动因；对清代学者研究《大学》学的成果和近代以来学界对《大学》学的现代诠释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探讨，将来可以扩展补充。

韩星 2019年7月16日 于北京

注释

[1]梁涛：《国学、经学与本体诠释学——成中英教授访谈录》，《国学学刊》2010年的1期。

[2]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晚清学术分科观念及方案》，《光明日报》2000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