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序言二

朱立元

李兵博士于2010—2012年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跟随我从事博士后研究。在站期间，李兵勤奋用功，博士后中期考核与出站成绩均为优秀，这在我们中文站是很不容易的。出站后他回到了曲靖师范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仍然兢兢业业，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在各类杂志、报纸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获得了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次获市级、省级的奖励与表彰，2016年晋升为教授，2017年获评为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2019年调入汕头大学文学院工作，入选汕头大学卓越人才系列中的拔尖人才。我为李兵博士取得的这些成绩感到欣慰。希望他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欣闻李兵博士的书稿《后现代误读理论研究》即将出版，非常高兴！这是他参加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该书勾勒了后现代误读理论的谱系，描述了后现代误读理论的发展态势，并对它进行了系统深刻的剖析。误读研究在后现代被部分研究者上升为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手段，加以全面肯定，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复杂的现象？李兵博士提出的问题令人深思，他对解构主义的“阅读即误读”的观念进行了辩证研究，从学理上厘清了其意义和不足，让人警醒，值得重视。李兵博士又以读者、作者等为范畴描述了后现代误读理论的基本概念，概括了后现代误读理论的基本特征，深入研究了后现代误读理论的价值和局限，分析针砭时弊，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后又联系媒介理论等对后现代的阅读现状加以重新审视，指出其发展趋向。该书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尝试寻找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其提出的自反性阅读作为走出后现代误读理论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误读是20世纪文学理论研究的关键词之一，后又溢出了文学的边界，进入了文化研究、社会学研究等广泛的领域，作为文艺美学中的核心问题，值得深入研讨。但一直未见有关于误读理论研究的系统性著作问世。李兵博士的《后现代误读理论研究》出版，应当说填补了这方面的一个空白，对促进该研究的深入有一定意义和价值。该书问题意识突出，逻辑思路清晰，表述具有很强的学理性，其中不乏较精彩的分析与论证。如对德里达解构思维方式的批判、对德里达思维方式的贡献和不足的辩证分析精炼得当。又如该书提出的“零符号理论”很有新意，虽说语言学中早已有“零符号”的概念，但在文艺理论的研究中，鲜有人提出过类似看法。李兵博士把这个语言学概念引入文艺学中，并以《李尔王》为例，进行了与众不同的解读，角度独特，立意新颖。书中对自反性的讨论尤其值得关注，虽然可能在学界会引起一些争论，但其创新的追求值得赞扬。该书还提出了“本真阅读伦理学”的构想，但相应的理论建构还可再深入一步。建议李兵博士在后续工作中加强该项研究，并希望他在该领域凝练出新的方向，取得更多、更高质量的成果。

李兵博士的书稿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理论、特别是后现代理论？在我看来，一定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辩证态度，既不盲目崇拜、全盘肯定，又不一概排斥、全盘否定。比如法国的解构主义引入美国后，出现了所谓“耶鲁四人帮”，其中保罗·德·曼是领头人物。德·曼从修辞学的角度分析了语言和文学的修辞性，论述有一定道理；但他把修辞性看成语言，也看成文学的一种本质，讲得有点武断，我不赞同。他认为文学与修辞等同，批评也是修辞性的，这就抹杀了二者的界限。德·曼以卢梭的《信仰自白》为例子，认为文本中充满了修辞与矛盾，文本具有不可阅读性；卢梭的另一文本《新爱罗绮斯》，结构同《信仰自白》一样，隐喻模式在《新爱罗绮斯》中被称为爱情，在《信仰自白》中被称为判断，两者都是一个隐喻的模式，理论文本与文学文本因为语言的修辞性而变得界限模糊了。德·曼从语言修辞现象出发，彻底消解了小说语言和推论语言、文学和一些非文学文本的界限，乃至文类的界限，这就是他的观点带来的消极后果，我们不可不察。不过，总的来看，对待西方的后现代理论，中国学界有取舍、有选择、有批判、有反思，有些理论已经被吸收消化，变成中国文论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应该看到其主流基本是积极的；当然对其消极影响我们也不可低估，也要进行深入的辨析和批判。李兵博士这部书稿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他对西方后现代误读理论，没有盲目崇拜，而是全面厘清了其价值和不足，作了实事求是的辨析和反思，对其有价值的地方给予肯定，对其不足和缺陷则加以批判分析，并提出了自己见解和看法，把握基本到位。我相信，李兵博士一定会沿着这一条正确的学术研究道路扎扎实实地走下去。

是为序。

2019年 秋

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