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形成背景：明治维新期汉学的概观

江户时代，传统汉学在日本进入到发展成熟阶段。汉学（儒学为中心）不仅作为一种学术展现在日本文化史中，而且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日本的社会融合在一起发展。明治维新，日本步入近代化，一系列近代化改革运动，不可避免地冲击到了传统的封建统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汉学（儒学为中心）也就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

一 明治初期汉学（儒学）的衰弱

江户时代末期，实际封建统治者幕府政权的衰弱之势逐渐显现出来，阶级矛盾十分激化。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的舰队闯进江户的浦贺港，至此日本被迫开国。幕府在美国的武力威迫之下，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随后英、俄、荷等国以美国为例，也与日本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很快濒临陷于西方列强半殖民地与附属国的境地。幕府统治的无能以及民族危机的双重压力下，日本各阶层有识之士要求“改革幕政”并提出“尊王攘夷”口号，并成为运动的主体，即“尊攘派”。“尊王攘夷”运动持续四年半（1860年3月—1864年8月），最后以失败而终结。运动的失败，使“尊攘派”深刻地意识到唯有推翻腐朽的幕藩体制，才能摆脱封建束缚，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建立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由此“尊王攘夷”运动转变为“倒幕”运动。

1867年12月“倒幕派”发动维新政变，废除幕府将军制度，宣告“王政复古”。随着“倒幕”运动的成功，1868年3月14日，天皇发表《五条誓文》，宣布废除幕府的封建专制与独裁统治，提出了维新的一些纲领性方针，确定了日本的前进方向和指导原理。其中第五条“求知识于世界，以振皇基”，掀起了日本向西方学习，实行“文明开化”的近代化文化运动。这也表明，羸弱的近代中国，逐渐丧失了日本效仿及学习的价值。

在开展“文明开化”的运动中，为了向西方学习，以求缩小与欧美近代化国家的差距，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到欧美实地考察。1871年5月派遣十三大藩海外视察团赴欧洲考察。半年后，又派遣岩仓使节团赴欧美考察，这是日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西方文化考察团。两个视察团的路线一致，都是由旧金山经纽约、华盛顿到英国，然后巡视法国、比利时、荷兰、俄国等国，再从马赛回国。除了岩仓使节团有修改旧不平等条约的政治目的外，两个考察团都肩负有考察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与文化的任务。考察团与使节团的归国，更加快了文明开化的进程。

在近代化进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教育制度改革，而这种改革可以说是根本上对日本传统儒学官学地位的一次瓦解。

明治政府教育体制改革中，首先对官学进行改革。江户时代学校教育体制主要由幕府官校、诸藩藩校、各乡乡校以及寺庙主办的世俗教育学校寺子屋和私塾、家塾构成。虽然江户时代就有“兰学东渐”，受其影响，不少藩校开设了算术、洋学、医学等教学内容，但由于儒学的官学体制，各学校基本上还是以儒学为主。德川时代的官学是设立在江户（1868年7月改名东京）的昌平黉。昌平黉是17世纪林罗山的家塾，后经幕府的支持，上升到官学地位，成为全国的最高学府，且长时间以教授朱子学为主。1868年6月29日，明治新政府复兴昌平黉并改名为昌平学校。当时，在东京受政府直辖的还有开成学校（旧开成所，教授洋学）和医学校（旧医学所，传授西洋医学）。1869年，明治政府以昌平学校为主干，下令三校合并建立一所兼有教育与行政两方面功能综合性大学校（该年12月改称为大学），大学校的宗旨是“依神典国典，辨国之体，兼而讲明汉籍，以成实学实用”[4]。

原本昌平、开成、医学校各有自己的学风，且明治初期百事草创，教育行政方面的根本方针尚未确立，因此，三校合并，作为独立机构在教育学问上却并没有统一的地方。明治政府在“大政复古”的背景下，复兴昌平学校之初衷就是欲以国学为中心，以儒学为辅，后至建立大学校，倡导尊皇道、辨国体，且以此为神典、国典的研究为第一所需，充分显示了国学中心主义思想。这与一直以来以汉学（儒学）研究为主的昌平学校旨趣全然不同，引起了一直以来在日本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汉学者（儒学者）的不满。明治元年（1868）8月，大学校遵照国学者的意见举行学神祭，更加表明汉学处于国学的下风。[5]最终，1870年由于国学、汉学、洋学的纷争，明治政府下令废止大学，关闭昌平学校，而只留洋学南校（开成学校）与东校（医学校）作为独立学校继续办学。这样的结果，也表明在文明开化的过程中，汉学（儒学）与国学同时败在洋学的风潮之下。从儒学的角度而言，既充分表明江户时代作为官学的地位最终瓦解，也是明治维新中儒学脱政治化的一种先兆。

1877年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院合并，创建了日本最早的大学东京大学，并划分法、理、文学、医学四个学部。文学部由“史学哲学及政治学科”与“和汉文学科”两个学科组成。而对于和汉文学科的设立理由，当时担任法理文三学部综理的加藤弘之（1836—1916）在提交给文部省的文书中这样写道：

盖因目今之势，斯文几如寥寥晨星，今于大学科目中设置此科，不仅在于应永久维持，而且，将来之所谓日本学士，如只通英文而茫然不知国文，必不能收文运之精英，当然，只通和、汉文不免有固陋之忧，使之并学英文，哲学、西洋历史，以培育有用之人才。[6]

从“斯文几如寥寥晨星”字样可以看出，在文明开化，洋学盛行的风潮之下，国学与汉学的凋落状况。同时，也表明洋风鼎盛之下，随着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的高涨，开始出现重新关注传统学问，要求对上述极端状况进行反拨之势。另外，“只通和、汉文不免有固陋之忧，使之并学英文，哲学、西洋历史，以培育用之人才”又反映出传统学问对新学的一种调和、妥协。

但事实上，当时的大学完全仿照欧美的学习体制，且大学教师基本上都是聘请的外国教师。青年学生都投向于新学一途，就明治10年（1877）到明治19年（1886）间，和、汉文专业毕业学生只有两人，也可以看出江户时代处于官学地位的传统汉学，由于官学体制改革，在近代高校教育体制中完全趋于没落。

此外，教育体制中对藩校、寺子屋的改革对儒学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1878年，文部省颁布第一个教育改革法令《学制》。在此之前，明治政府先颁布了《关于奖励学事的指示》，明确了“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教育改革大方针。《指示》废除了江户时代规定的受教育的身份限制，体现了受教育机会均等的主张，同时改变江户时代教育以儒学为主的倾向，将教育重心转向了科学技术教育。而《学制》将改革进一步推进，规定效仿法国教育制度，全国设立大、中、小学，并废除传统的藩校和寺子屋，全方位贯彻教育改革大方针。可以说“《学制》确定了日本资产阶级国民教育的方向”[7]。

显而易见，学制改革的一些举措，国学、汉学都没能参与进来，说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的汉学（儒学）极其式微之势。首先，《学制》的宗旨，把重心放在功利主义的知识教育上，而丝毫没有言及道德修身的教育，对学儒学、讲仁义忠孝者等传统之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打击。其次，藩校及寺子屋等传统学校的废除，对于儒学的研究与传播几乎是毁灭性冲击。以寺子屋为例，尽管它主要教授读、算等知识，但读的主要是汉学书籍，且在寺子屋受教育的层面也比较广。如明治4年（1871）在东京区的调查中发现，寺子屋在府下就有521家，学生中男生有422人，女生991人，再加上家塾合起来就有775户。[8]这些传统学校的废除，使教授儒学的先生们生活无疑受到极大影响，没有收入来源，自然无法专注儒学的研究；同时，接受儒学教育的人群也减少，其结果是读汉籍者不断减少，汉学研究最终只限定于极小部分人。

更有甚者，曾经作为儒学根据地的孔子庙大成殿，孔子像遭撤，殿堂则改成博览会场、图书馆或者地方官会议议定场所等。诸如此类，可见明治维新初期，汉学（儒学）衰败之势已不可逆转。

二 儒学的再兴：道德教化功能的强化

明治政府在“文明开化”的近代运动中，以西方国家为学习榜样，大力移植和建设资本主义文明。在教育制度方面仿照西方学制进行近代化改革的同时，政府领导人和一部分洋学家也大力倡导，在思想、学问、习俗、生活方式等方面学习西方，开展新文化运动。这种自上而下的“近代化”最初目的是实现统治者“上”的要求，但所吸收的外国文明，除了有当权者统治人民和进行剥削的东西，也开始吸收了站在人民立场，反对现实统治的理论和思想。自由民权思想就是其中之一。[9]

近代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使日本国民摆脱了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但却不可避免地触动了包括“皇权观”在内的日本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狼狈的明治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纠正”。

1.欧化过程中新思想的传播与“鹿鸣馆”文化

在全民西化的热潮以及“向全国进行思想启蒙教育”的大背景下，兴起了一批启蒙思想家。他们著书立说，大量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和学问，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福泽谕吉（1835—1901）。福泽谕吉是幕府时代末期，较早赴欧美进行实地考察的人士。他在考察过程中对西方近代化科学技术以及自由民主思想感触非常深，回国后极力介绍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倡导民权，促进文明开化，对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是他的代表性著作。

《劝学篇》是福泽谕吉的一部宣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力作，主要写于1872年到1876年，由17篇文章组成。文章的开头“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成为一时的名句，其中所体现的“平等”思想可以说与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对德川末期遗留下来的传统儒学倡导的“大义名分”确定的等级观念无疑是一种极大挑战。在《劝学篇》中，福泽把社会上的富贵贫贱归之于后天学习所造成的“贤愚之别”，敦促国人通过新知识的学习，创造个人独立、家庭独立、国家独立。这些言论，对从幕府封建统治下走过来的国民而言，具有极大的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因而，这本书在当时非常畅销，可谓影响深远。

《文明论概略》则是福泽谕吉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发表于1875年。这部著作主要体现了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首先，福泽把人类文明进化分成了文明、半文明、野蛮的三个阶段，认为欧美国家是当时阶段发展最极致的文明阶段，而土耳其、中国、日本等都属于半开化国，呼吁日本致力摆脱半文明状态，向欧美型文明社会迈进。福泽谕吉认为“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10]而主张“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碍，为汲取外形文明而开辟道路”，[11]进而对纯粹的专制政府和神权政府进行批判，认为“在这种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心胸狭隘、头脑单纯”。[12]其次，福泽谕吉从文明的角度提出了政府的体制应该建立在对国家的文明发展好的原则基础上，对建立在“五伦”基础上的封建君主体制进行了批判。并认为孔孟之道只是伦理之道，而不适用于政治。在文明进化的过程中，福泽认为德与智非常重要，批判了儒学的迂腐而束缚了人的德智的发展，等等。书中充满了“自由”“民主”“自主独立”等思想，并以文明进化的观点批评了旧儒学的因循守旧，阻碍社会文明的历史发展局限性，对解放国民思想，推动国民向欧美资本主义学习发挥了巨大作用。

需要指出来的是，福泽谕吉对内宣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外，对外则主倡“脱亚”言说。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他自己主办的《时事新报》发表以“脱亚论”为题的社论。文章指出，在西方文明东进势不可当之时，日本虽已开始摆脱“亚细亚之固陋”，但要在整个亚洲开创新格局，唯有“脱亚”二字。认为中国、朝鲜不思进取，固守陈陋，因此“为今之谋，与其待邻国开明而兴亚洲之不可得，则宁可脱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13]“脱亚论”虽然是日本积极谋求近代化思想文化发展的成果，但也成为日本近代“国权扩张”的理论依据。[14]

此外，明治初期在思想启蒙教育与宣传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有“明六社”。该组织于1873年由森有礼（1847—1889）发起，成员包括福泽谕吉、西周（1827—1897）、加藤弘之（1836—1916）、中村正直（1832—1891）、西村茂树（1928—1902）等10人，其发行的刊物称为《明六杂志》。杂志主要介绍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知识与文化，内容非常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向正步入近代化的日本提供了丰富的新文化知识，受到当时日本社会的政治家、青年以及学者的欢迎。

明治初期，日本除了在思想、知识文化方面广泛地向西方学习外，在生活方面也掀起了欧化的浪潮，衣食住行无不以效仿欧美的生活方式为豪。明治18年（1885）伊藤博文（1841—1909）组阁，以修改条约为目的，开启了极端欧化的时代。当时的外相井上馨（1836—1915）鼓吹极端欧化政策，甚至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1883年政府耗18万日元巨资建立鹿鸣馆，用以接待外宾。1892年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鹿鸣馆举办有名的化装舞会。在这十年间，所有一切模仿欧美文化的行为都受到鼓励，欧化风潮可谓风靡一时，这就是所谓的鹿鸣馆时代。

鹿鸣馆时代的欧化风潮，很显然是由当时上流社会的为政者阶层洋气十足的趣味所激发，且其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也只是模仿近代欧美文化的外表，把它机械地照搬过来。而对于触及民主主义的根本理念，政府是采取镇压的措施。[15]事实上，随着“文明开化”的近代化步伐的加快，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不免与日本的传统价值体系发生根本冲突。“大义名分”“王政复古”等口号推动下建立的明治政府其本质是绝对主义政权。民主思想中的“自由”“民权”在国民中的传播与高涨，自然会与传统价值体系中政治上绝对效忠天皇的“皇权观”相抵触。因而一旦触及统治阶级的利益，明治政府必定会采取措施对其进行“纠正”。

2.儒学的道德教化功能的强化

明治初期，“文明开化”进程中贵族气息的欧化主义潮流，引起人们的反感，尤其是欧化政策的推行并没有实现修改条约的预想目标，政府内部、旧自由党员、改进党员以及国粹的国权主义者们展开了积极的反对活动。当时在思想界和言论界起主导作用的是德富苏峰（1863—1957）创刊的《国民之友》以及三宅雪岭（1860—1945）等人创办的《日本人》。前者主张平民主义，站在平民立场，从内部贯彻欧化主义；而后者则反对政府的欧化主义政策，倡导国粹保存主义及国民主义。当时的日本陷入了欧化主义、国粹主义、国民主义等思想混乱交织的状态，民心涣散，思想陷入一片迷茫之中。对于当时的思想混乱状况，井上哲次郎（1856—1944）有过这样描述：

传统性道德也罢、宗教也罢、多被严重破坏，且无取代之物，在善意正邪之歧路迷失者众多，社会性欠缺亦决然不少。……只因国民之道德教养一面，遗憾之处甚多，于是明治二十三年十月三十日颁发《教育敕语》。[16]

如前所述，民主思想对传统价值体系产生极大的冲击。尤其是1874年1月17日板垣退助（1837—1919）等人提出《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引起思想界关于“自由民权”的论争。明治10年（1877）爆发西南战争，之后“自由民权”与“文明开化”一同成为当时国民所关注的焦点。另外，欧化运动也引起对立思想国粹主义与国民主义的兴起，国民思想呈现混乱状。尤其是“自由民权”思想让以天皇为中心的绝对主义统治感觉受到威胁，明治政府深切地感受到有必要实施东洋性的道德教育来代替西方知性的、功利性教育。

明治12年（1879）年天皇命侍讲元田永孚（1818—1891）记述《教学大旨》，内容如下：

挽近专尚知识才艺，驰文明开化之流，破品行，损风俗者不少。之所以如此，乃维新之初，首破陋习，广充世界知识为主之卓识而致。虽一时取西洋之长，奏日新之效，其流弊，置仁义忠孝为不顾，唯洋风是兢，于此，将来恐终至不识君臣父子之大义，而不可测。非我邦教学之本意。故自今以往，基祖宗训典，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人人尚诚实品行，后各科之学，随其才器，日益长进，道德才华，本末全备，大中至正之教学布天下，则我邦独立之精神于宇内无可损也。[17]

从中可以看出，《教学大旨》首先肯定了文明开化以来所取得的日新月异的效果，但也指出所带来的不讲仁义忠孝、不顾君臣大义的弊端，最后确定在遵循“祖宗训典”的基础上，以儒学道德教育为主的教育方针。明治13年（1880）政府颁布《改正教育令》，确立了以儒学道德教育为中心的课程设置；紧接着元田永孚受天皇的旨意编纂《幼学大纲》，确定道德教育在幼儿教育中的中心地位。明治22年（1889）二月十一日，日本政府发布帝国宪法，规定了国体的基本法规，明治23年（1890）十月三十日，颁布《教育敕语》。通过一系列的法令，最终确定了以儒学伦理为基础的教育论在教育界的支配性地位。从而，“一度曾经灭绝的儒学，重新通过政治权利被再生利用，也就是说，儒学作为政治理念的一面被丢弃，其作为道德教育手段的一面被利用起来”[18]。

在文明开化的过程，教学体制改革使得汉学为中心的传统学问知识体系一度瓦解。极端的欧化，反过来又促进民族主义与国粹主义的高涨，开始了对西化思潮的反拨。同时，《教学大旨》的颁布，确定了儒学作为道德教育手段在教育体制中的支配地位。在这种社会思想背景下，使得以儒学为中心的汉学得以回温。

三 汉学的近代化蜕变：东洋史学及中国文学科[19]

明治维新，日本开始步入近代化，思想风貌进入跌宕起伏的变动期。日本的汉学也历经起伏，跟随时代发生着改变。从中国大陆文化的输入到接受与融合，再到江户时代儒学融入日本思想文化中，汉学已经成为日本传统学术的一部分。到明治时代，欧美思想与学术的涌入，汉学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如同从前一样，固守在其学问体系内部发展。与其他文化一样，在欧美文化的浸润下，日本的汉学也开始步入近代化的进程。

1.汉学近代化蜕变的契机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汉学开始了近代化的转型，其契机就是新学制的建立。如前所述，在文明开化的思潮下，重要的改革举措就是一改江户时代的传统教育体制，代之以法国国民教育体制为参照的新学制。新学制的建立虽然摧毁了汉学（儒学）的传统地位，使汉学一度式微，但从另一方面而言也为汉学的近代化转型提供了契机。

在新学制的改革中，为了尽快地吸收西方文明，明治政府大量聘请外国专家与学者参与本国的文明建设，式微中的汉学得以有机会接触到西方近代化的知识学问体系。1875年，明治政府通过驻外公使，选择了一批外籍专家担任了从开成学校到东京大学的日本高等教育体制的创建工作，且当时实行“外国人教学制度”，他们的薪水就占了全校预算的1/3。在雇用的外国教师指导下，学校全面采用欧美式的教育，讲述的全都是西方的知识学问。

1877年东京大学创建之初，文学部设立第一学科“史学哲学及政治学科”与第二学科“和汉文学科”。如前所引，加藤弘之对于东京大学设立“和汉文学科”的理由就在于“盖因目今之势，斯文几如寥寥晨星”，而对于如何在新时期培养和汉人才，则更是具体描述“只通和、汉文不免有固陋之忧，使之并学英文，哲学、西洋历史，以培育用之人才”。明治12年（1879）文学部学科改革，第一学科改为“哲学政治学及理财学科”，第二学科仍为“和汉文学科”。“和汉文学科”改革后科目课程如下：

第一学年 和文学、汉文学及作文、史学（法国史 英国史）、英文学及作文、逻辑学、心理学大意、法语或德语；

第二学年 和文学及作文、汉文学及作文、英文学或史学或哲学；

第三学年 和文学及作文、汉文学及作文、英文学或史学或哲学；

第四学年 和文学及作文、汉文学及作文、英文学或史学或哲学及毕业论文（和汉两文）。[20]

从科目课程设置来看，除传统学问和文学、汉文学外，西方学术比重非常大。尤其是史学，因考虑教授的资质及生源问题从第一学科中删除，但作为课程却编排至每学年。且从内容上来看，以西方史学为主，无疑为西方史学方法论的导入提供了平台，同时也表明明治时期，和汉学人才的学习与培养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汉学学问体制内部，而是通过学制改革，广泛地接触到了新时代的学问体系，开阔了学术眼界。

明治15—16年（1882—1883），东京大学增设附属于文学部的“古典讲习科”。“古典讲习科”招收了两届学生，第一届毕业生有28人，第二届毕业生有16人。在“文明开化”“自由民权”等欧化大潮中，“古典讲习科”设立初衷就是要保持传统，抵抗西化。然而由于经费等问题，在西化的大潮中，仅仅维持了两届，尽管如此，仍然难免受到欧美先进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其毕业生后来的成就充分体现当时新旧交替的时代特色。在40多名毕业生中，涌现出了许多近代汉学研究领域中有名的汉学家。例如第一届中有市村瓒次郎（1864—1947）、林泰辅（1854—1922）、泷川龟太郎（1865—1946）、冈田正之（1864—1927）、西村天囚（1865—1924）；第二届中有儿岛献吉郎（1866—1931）、黑木安雄（1866—1923）等。町田三郎指出，“古典讲习科”的毕业生们走的是学问与政治、道德分离的纯粹学问之路，近代汉学正是从这里开始；同时他们开拓了古代史、甲骨文等新的学术领域，在西洋学术影响下，开始了汉学的历史性研究。[21]因此，“古典讲习科”的毕业生们是明治时期“继承了汉学素养，并在时代氛围中吸收了西方的新观念和新方法的过渡性人物，他们是传统汉学向近代中国学过渡的‘承前继后’的重要人物”[22]。

此外，留学生的派遣，也加快了汉学近代化研究的进程。日本明治政府为鼓励欧美留学，于1870年颁布《海外留学生规则》。1869年到1870年派遣留学生174人，到1873年增至373人，经费高达25万日元，为当时财政预算的18%。由于官费留学出现了很多弊端，1875年明治政府命令所有的官费学生回国，换成开成学校即后来的东京大学的优秀学生出国。随着留学制度几经修改、日益完善，留学生素质有所提高，且人数也不断增加。从东京大学毕业的大学生被派往德、法、英、美等先进国家继续深造，他们回国后都在东京大学或后来的京都大学以及其他大学任教。这些有过留学经历的、在欧美国家接受先进的西方学术的训练与熏陶的学生，学成归国后，积极尝试把西方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运用在汉学研究领域。其中，在汉学领域出类拔萃的有井上哲次郎、白鸟库吉（1865—1943）、姊崎正治（1873—1949）、服部宇之吉（1866—1939）、狩野直喜（1868—1947）、宇野哲人（1875—1974）等人。[23]因此，可以说明治初期新学制改革下对内人才的培养，对外留学生的派遣为实现汉学研究的近代化转变提供了前提准备。

2.汉学近代化蜕变：东洋史学及中国文学科

明治政府实行文明开化，改革教育体制，建立新学制，教育领域引进外国专家与学者，再加上留学生的派遣，为汉学的近代性研究提供了契机与前提准备，汉学也逐渐与西方的近代化学术体系靠拢。

其表现之一是“东洋史学”的确立。日本近代史学的成立，与明治维新后，政府组织的修史事业以及大学制度两方面的原因分不开的。[24]明治2年（1869）天皇下达敕书，开始了明治政府的修史大业，负责部门几经变迁，1888年转由东京帝国大学接管。所谓的“考证史学”也就是在修史工作中开始出现，为1882开始编撰《大日本编年史》的过程，带来些活力。另外从大学制度来看，1877年创建的东京大学，文学部开设的“史学哲学及政治学科”，由外山正一（1848—1900）担任文明史的课程。几年后，该“史学科”被废止。1887年，东京帝国大学的文科大学又开始增设“史学科”。并于1889年增设了“国史科”。史学科的中心人物就是1887年东京帝国大学恢复史学科时所聘请的德国兰克学派的继承人里斯（L.Riess，1861—1928）。兰克学派讲究实证主义的方法，主张史学的任务就在于考证和求真，历史就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里斯到东大后，负责组建史学科，并主讲西洋史学理论及西洋历史，其实证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对日本史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史科教授则由大学接管的历史编纂所的重野安绎（1827—1910）、久米邦武（1839—1931）、星野恒（1839—1917）担任。1889年，在里斯的建议下，东大成立了史学会，由重野担任会长。重野在学会创立大会上明确史学会在于“依据以往史局收集之材料，参用西洋历史研究之法，考证或编成我国史之事迹，以裨益于国家”[25]。这显然与封建时代的王朝史、帝王史的编撰表现出极大的不同。此后，重野又在学会刊物《史学会杂志》（后改名为《史学杂志》）的创刊号中，鲜明地表明考证史学的立场，认为历史的本来任务就是史实考证，从而与儒学的名分论划清了界限，而其宣扬与兰克派客观主义性史料批判方法的共鸣，也表现出兰克派思想的影响。[26]这也意味着史学界治学方式从封建传统的帝王史、王朝史的注重名教方式中脱离出来，步入近代史学的行列。

明治40年代日俄战争后，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史学”学科改名为“东洋史学”。事实上，“东洋史学”的名称始于明治27年（1894）那珂通世（1851—1908）的倡导，他建议中学教育中外国历史应该分别设置为“西洋历史”与“东洋历史”。通过东洋史的设立，于是“日本史在昔为支那史之附庸者，今则蔚然独立”。[27]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言，1894年甲午战争以及1895年日俄战争，两次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对自我的认识产生巨大的转变。明治维新文明开化以来，日本开始有了关于“东洋”的自觉以及在“东洋”的日本地位的自觉。随着战争的胜利，这种自觉不断高涨。这种形势下，关于“东洋”的研究著作应运而生。主要有儿岛献吉郎的《东洋史纲》、市村瓒次郎的《东洋史要》、桑原藏（1871—1931）的《中等东洋史》等。对于“东洋”的界定，那珂通世的学生桑原藏在其所著的《中等东洋史》的总论第一章“东洋史的定义及范围”中说道：

东洋史，是以东方亚细亚为主，阐明民族兴衰以及邦国兴亡的一般历史，与西洋史相并立，构成世界史的另一半。[28]

从桑原的这段话里，明显让人能够感觉到与“西洋”相并立的自信。从其研究内容来看以中国历史为主，此外涉及地理、经济、宗教、艺术、政治等诸方面历史；研究范围则是以东亚中国为主，包括与东亚中国有关的南亚、中亚的历史沿革，所涵盖的地方除了满蒙、西藏边疆地区外，还包括印度、西域、朝鲜、安南等周边民族与国家地区。有历史论者认为“东洋史学”的确立，使“日本史如日中天，支那史降为附庸，与朝鲜蒙古西藏等量齐观”，[29]也就是说，东洋史学的确立，是日本借助于“西洋史学”，将中国历史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相对化的一种表现，表明近代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开始摆脱传统汉学中与中国的主从关系，将中国历史视为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国也就作为“他者”被确立起来。

汉学近代化蜕变的另一表现就是中国文学摆脱经学的束缚，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如前所述，史学的近代化、东洋史学的确立，将中国“他者”化的尝试，推动了有关中国研究的其他领域的蜕变。文学领域，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可以说是文学脱离经学的开始。明治15年（1882）末松谦澄（1855—1920）的《支那古文学略史》由东京文学社出版，这本书重点在于思想方面，但由于是“文学史”命名，因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国文学史”。[30]真正中国文学史的撰述则是由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及古典讲习科的毕业生们开始的。新时代大学汉学科的学生们不仅专攻汉学，掌握一般教养之学，且学会了科学、理论性的研究方法以及归纳性的论述技巧。与传统汉学学科模糊性不同，新汉学者们开始尝试文、史、哲分领域进行研究。[31]史学方法的导入，新进汉学者们将其运用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明治24年（1891）儿岛献吉郎的《支那文学史》（同文社《支那文学》第1—11号）刊行，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的滥觞。明治二三十年代掀起了中国文学史撰述高潮，整个明治年间出版刊行的中国文学通史、断代史及专门史多达16种。[32]当然，除了史学方法论的导入外，也与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密切相关。从第一部以文学史命名的末松谦澄《支那古文学略史》（1882）到第一部俗文学史笹川种郎（1870—1949）《支那小说戏曲小史》（1897），近代日本的文学观念逐渐与西方“纯文学”观念融合，“文学”开始渐渐与经学脱离。

1897年，明治政府文部省发布关于成立京都帝国大学法、医、文、理四个分科大学的敕令。京都帝国大学的建立就是为了创造竞争对手，以打破当时唯一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学术上唯我独尊、称霸天下的局面。1906年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正式开学，当年只有哲学科招到学生，狩野直喜担任哲学科中支那哲学史的课程。第二年9月史学科成立，内藤湖南（1866—1934）、桑原藏担任支那史学的课程。1908年文学科成立。事实上早在1906年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内，文学科就设立了“支那语学支那文学”讲座，但由于生源问题直到1908年才正式成立开课，由狩野直喜担当文学讲座的授课人。1908年12月，铃木虎雄加入支那文学的讲座授课行列，如此一来京都学派的中国学初具规模。较之传统汉学文、史、哲不分的学问状况，京都大学中国文学讲座的设立，标志着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12年，东京大学由当时在中国和印度度过了近六年研究生活的盐谷温（1878—1962）副教授回国主持了中国文学课程讲座，文学科也由此独立出来。东京、京都两帝国大学中国文学讲座的设立，标志着近代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体制的完备。[33]尤其是京都大学“把中国哲学、历史、文学分成三个独立学科，改变了东京大学把中国研究统归与汉学科的做法，体现了近代学术的分科意识，奠定了京都学派中国学研究的基本规模和发展方向”[34]。在京都大学中国学研究者们的努力下，京都中国学成为与北京、巴黎匹敌的世界三大汉学中心之一。[35]这段时间，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科创始者狩野直喜、铃木虎雄成为近代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重镇要员。

综上所述，明治维新，文明开化，使得传统汉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主导地位的瓦解，但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在与新思想、新学术的冲突与融合之下，汉学也完成了近代中国学的蜕变。作为东京帝国大学的竞争者，京都大学中国学文、史、哲三科独立，率先打破传统汉学学科模糊的局面。其中文学科的独立，使京都大学成为这段时期近代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心之一。下面两节将展开对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科的创始人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