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美国南方文学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20世纪上半叶达到了鼎盛时期，迎来了长达30余年的“南方文艺复兴”，地方色彩鲜明，硕果累累，书写了南方文学乃至美国文学历史上的浓墨重彩的篇章，其强烈的历史意识、地方情结和家庭观念等构成其标志特征，独树一帜，驰名美国乃至世界文坛。20世纪下半叶之后，南方社会、文化在国际化、同质化的后南方的环境里发生重大转型，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南方文学的价值理念、主题关切，生动体现了时代变迁对文学再现的重塑。这一嬗变引发了学术界尤其是南方学者高度的、持续的关注与讨论，其代表作有《南方现代文学之后》（After Southern Modernism）、《后现代世界里的南方作家》（The Southern Writer in the Postmodern World）、《当代小说的后南方地方意识》（The Postsouthern Sense of Place in Contemporary Fiction）等均提出了各自的真知灼见。为了对后南方的小说研究更为系统、深入、充分，更能揭示问题本质，本书将研究置于南方文学的宏观历时经度审视，以统摄“南方文艺复兴”的主题表达、情节设计、人物塑造的历史、地方、阶级、种族、性别、家庭等经典标志性范畴为结构、板块设计参照标准，以期通过点对点式考察更清楚地透视南方文学在后南方在上述领域的嬗变之广泛性、深刻性，使做出的探讨、获得的发现更具典型、代表性。本书拟对后南方的小说进行三重维度解读：其所表现的后南方性，其所与南方文学传统发生的冲突，其所体现、代表的当今南方文学的态势：
第一，通过剖析这些作品中同质化的日常生活景观——快餐店、购物中心、高速路、广告牌、游乐园，以及主人公们的生活方式——明星追逐、商品崇拜、媒体依赖，梳理、提炼其所展示在大众、消费、娱乐总体氛围里开放多元、与时俱进、拥抱现在的主流文化态势，揭示其所蕴含浸淫着后现代主义元素的后南方的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标准、情感向背。
第二，在此基础上，可望洞察这种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标准、情感向背所散发出的强烈的反叛传统，解构陈规的精神，表明其不仅是为保持与时代同步、讲述当下的故事而做出的努力和探索，同时，也是在历史、地方、阶级、种族、性别、家庭等的主题范畴里对南方文学传统的对抗与消解，旗帜鲜明地颠覆了“南方文艺复兴”所确立、彰显的经典叙事主题与程式，开辟出一条与其截然不同的后南方的文学再现路径。
第三，以这些小说为代表的缩影，见微知著，有助于发现南方文学新近的形态及走向，辨识出在城市化、一体化的后工业语境中，南方文学正以开放代替坚守，在从以种植园、小村小镇为地标的农业文明叙事向以城市、购物中心为场景的后工业文明话语转型，在时代变迁的浪潮中经历着质的嬗变，呈现明显的通俗化、浅表化，在失去其原有的价值观念坚守和浓厚的区域色彩中，朝与美国其他区域的文学趋同、融会的方向发展。
借此，本书希望实现对这些致力于表现20世纪晚期美国南方经历“文化震荡”的小说创作主旋律的深入理解和准确认识把握以及对其本身及其之于南方、南方文学意义的全面、客观的评价。
此外，从更广的范围看，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似乎势不可挡地溶解着差异，制造着雷同，冲击了酿制醇郁的地方风情的物质环境，文学作为特殊意识形态，作为对现实的观察、再现、映射，不可避免受到影响，被重塑和改变，致使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学讲述着相同的主题，其人物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场景似曾相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本书希望为后南方的小说所折射的南方文学朝同质化的转变提供一个实例模型，引发人们在势不可挡的一体化的洪流中思考文化、文学的独特性意义和必要性，努力寻求两者的平衡点，探索未来的发展之道，维护世界应有的缤纷色彩，同时，为中国文学正确应对相同的挑战，促其开拓创新并实现繁荣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镜鉴。
本研究以麦卡锡、汉纳、泰勒、克鲁斯、艾莉森、梅森、史密斯、诺丹、布莱格等近30位后南方代表作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作品为研究文本，分析它们如何聚焦变革，刻画后南方的人生百态，展示其在后工业语境中与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奉行开放思维，倡导消费与享乐主义，极具反叛与解构精神。为突出后南方之“新”，本课题重点探讨作品中对旧南方思想认知、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质疑、否定，在差异和抗衡、冲击中彰显后南方对旧南方的覆盖消解。本书共分十一章，正文部分分别从历史、宗教、地方、阶级、种族、性别、家庭、消费层面展开论述。
第一章回顾了南方、南方文学的历史演进，第二章概述了后南方的小说的时代语境。
第三章结合消解“宏大叙事”的后现代语境，以福克纳、沃伦等所代表的“南方文艺复兴”坚定的历史观以及旧南方人对历史的特殊、复杂情感及对其执着探讨为对照，以麦卡锡、福特、汉纳、梅森等的作品为例，揭示在后南方的小说里，历史被去除曾经拥有的指导、教育、启迪价值，真实性、权威性受到质疑，反思、批判，甚至被颠覆、重构，过去被描述为血腥野蛮、混乱无序的梦魇，无旧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表现的优雅、崇高可言，为后世留下的是迷惘和精神虚空。历史被视为在人的主观意志驱动下构建的话语和符号体系，淡出作家们创作思维定式的视线。他们不想仿效其“南方文艺复兴”的文学前辈，继续在过去的阴影里追忆沉思，而是旗帜鲜明地宣示其在历史认识上与福克纳、沃伦、泰特等的根本分歧，将目光投向现在，全力关注如何融入既有的生存环境，在消费、大众文化空间里建构自己的身份，倾向于以开放多元、注重现实的当下性与以历史为代表的宏大叙事决裂，转向浅表化、即时性、享乐主义诉求和对感官体验的审美认知。
第四章分析宗教在后南方的衰落，揭示它在资本、商品潮流的侵袭下发生变质，呈现出鲜明的世俗化、功利化、娱乐化属性。在过去的真理、准则不断遭受质疑、冲击，宏大叙事日渐式微的后现代语境中，宗教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及其对人们精神世界的统摄作用遭到无情的冲击和消解。后南方作家敏锐地把握住这一时代特点，高调、直白地质疑宗教虚无、虚假的本质，抛弃了“南方文艺复兴”时期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原罪—救赎”信仰，视其为自欺欺人的谎言，将宗教拉下神坛，带着轻慢的态度对其进行嘲讽。宗教成为商业文化的参与者，世俗、物质生活的一部分，教会变成了社交、狂欢场所，人们的自我救赎取代了对上帝的追随，虔诚的精神寻求转向现实、物质享乐。人们对宗教的理解处于一种茫然、混沌的状态，宗教活动变成一种程式化的敷衍，带有大众文化的娱乐功能，被处理成荒诞不经、滑稽可笑的闹剧，神圣意义荡然无存。宗教意识走向淡漠催化了社会思想价值体系的转变，破坏了宏大宗教理想的构筑，改写了南方文学的主题。
第五章将以南方曾经浓郁的乡土、区域意识为起点，剖析其形成的自然条件，指出南方曾经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地区，它的这一社会体制酿制了人们对土地、家乡的醇厚情感。在传统南方人的心目中，南方汇聚了多重意义和内涵，不仅是养育他们的热土，而且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将他们在美国文化中标新立异，给予他们强烈的归属感。本章将进而讨论伴随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以及科技、交通、通信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增加，外来文化与南方文化的交融杂糅模糊了地缘观念，冲淡稀释了南方的本土色彩，州际公路与超市、宾馆这样被无限复制、千篇一律的景观消解着基于差异的区域特性，也推动附着于区域特性的南方情结走向终结，后南方的小说出现明显的离心倾向。本章将指出，这种离心倾向首先是地理意义上的，一部分故事场景不再局限于南方，而是扩展到了其他地区甚至其他国家；其次，场景的转换之下涌动着思想的裂变，作品中的人物走出南方寻找生活时，把对南方的认同以及对那片土地和人民的眷恋和忠诚也留在了那里，与福克纳笔下前往北方求学却对故乡梦牵魂萦的昆丁形成鲜明对比。故土情思淡漠，随遇而安，怡然自得，视他乡即故乡的作家不乏其人。对于他们，南方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是人生旅途的一个驿站，不是心灵归属的港湾。他们坦率描写了南方意识的崩溃，试图挣脱区域身份，汇入美国文化的主流，表达对同质化的理念与景观带来便利、进步的认可、接受以及对四海为家对开阔视野、丰富经历、增加机遇的欢欣。
第六章观照以克鲁斯、艾莉森、布朗为代表的美国南方穷白人作家“庶民翻天”，冲出过去深陷的边缘地带，携锐利的意识形态锋芒及粗悍的乡野气息强势崛起，与尤其是“南方文艺复兴”代表的旧南方上层阶级的思想意识模式形成碰撞，打破了传统上对穷白人的认知牢笼，认领他们曾羞于承认的穷白人身份，阐述其生存至上价值观，解构其被模式化的形象，展示真实自我，打响了自己的品牌，使穷白人以局内人讲述的故事从几乎零起点迅速成长为南方文学一个重要类型，重塑了南方叙事母题及内容，当仁不让地代表着当代南方白人文学主流。这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消解了人们对“南方文艺复兴”是南方文学唯一代言的固有印象和认识误区，呈现南方文学另一方重要天地，表明这一区域不只有“南方神话”里皎洁的月光、亭亭玉立的木兰树、冰镇薄荷酒等令人怀恋的浪漫风情，还有月光私酒、泥泞的乡间小路、大麻等阴郁场面，这为重新审视、全面客观评价曾经在“南方文艺复兴”光环笼罩下的南方文学，发现其本应具有却因长期受压抑而缺场的多元性提供了镜鉴和启示。穷白人文学崛起是20世纪下半叶南方文坛最大历史变革，根本改变了南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作家组成格局及推进路向，促使南方文学从“旧时温文尔雅的农业主义权贵视角向批评家罗伯特·金哲（Robert Gingher）称之为来自‘生活……暴戾地带’的、无特权的‘粗悍穷人’[1]视点转变”[2]，从精英文学向贫民大众文学转变，彰显了阶级因素对南方文学一直以来的统摄。
第七章考察泰勒、梅森、史密斯、麦考克尔、哈姆佛瑞斯等的小说所体现的后南方的小说里性别意识、性别关系、性别气质的嬗变，其对“南方文艺复兴”及之前南方文学演绎的男性家长制霸权以及基于绅士、淑女的二元对立的“异性恋矩阵”的解构。在女权运动、外来移民潮、新文化传播的视域下，南方女性的政治、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就业机会增加，职业和生活方式选择渐趋多样化，激发了其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其发现了自己的潜在力量和价值，树立了争取追求自我权利，幸福、自由的勇气和信心，开始反抗在传统的等级制度里被分配的位置，挑战优雅、温顺的南方淑女定式，重塑两性形象，再造性别角色及关系，有的作家否定生物决定论及气质与生理性别之间的“自然对应”，主张社会因素在性别身份建构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性别身份不应是一个僵化、封闭、一成不变的概念，应该具有流动、交融性，将男女间性别气质的僭越视为自然现象，谋求开辟属于新时代的两性相处之道。
第八章将聚焦家庭在后南方的小说里的分崩离析，认为家庭的意象可谓已从“南方文艺复兴”里一座处在风雨飘摇的边缘，仍顽强屹立的破旧宅邸衰变成一片飘忽、聚散不定的烟云。在一个失去中心与恒久，一切的界限或形式都可能被摒弃的世界里，家庭结构或者解体，或者即使表面的形式依旧残存，下面掩盖的却是严重畸形发展的内容。作为旧的秩序的支柱之一的家庭从较为稳定、封闭的实体向开放型衍化，变得充满了可能性和选择。曾经像季节轮换一样规律、确定的家庭也渗透进了后现代的开放性、不确定性、转瞬即逝性，充满了凄凉、无序。已婚的男女们仿佛都选错了婚姻的伴侣，被禁锢在家庭生活里，忍受着精神的煎熬，与婚姻伴侣的关系脆弱不堪。他们迷惘、彷徨，都在移情别恋，在恣意蔓生、错综复杂的情爱关系中体验暂时的快感，寻求精神慰藉，发泄对家庭的厌倦。每个人都在极度的孤独、迷惘中挣扎，家庭成员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沟通屏障，相互间无真挚爱情可言。他们心中积郁着难以名状的凄凉，以冷漠的态度注视对方。家庭要么严重残缺不全，要么彻底解体，鲜有完整、正常运转的家庭，有的只是家庭结构扭曲走形，这种混乱无序状态是对家庭作用及其存在必要性的莫大嘲弄。在作家笔下，家庭提供不了温馨、关爱、凝聚力，它甚至连社会稳定因素都称不上。它是对人性的扼杀，对欲望的窒息，对情感的煎熬。它苟延残喘的困境令人强烈感到，家庭的存在毫无意义和作用，完全可以弃之如敝屣。对家庭的这种消极情绪呼应了后现代打破传统、准则、既定模式、社会体系及构成部分，渴望自由的解构思潮。
第九章运用后现代主义多元共生取代一元专制的信条，结合盖恩斯、麦克弗森、沃克等黑人作家作品，论证以黑人为代表的边缘种族崛起，及其对白人中心论的冲击和消解。在民主运动浪潮的推动下，美国南方的社会政治氛围得以改观，一批黑人作家成长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打破了白人的话语霸权，颠覆了黑人在传统叙事中的弱势格局，以人性化、立体化新型黑人形象解构其愚蠢化、沉默化原型，表现黑人真貌。黑人作家对其非洲文化根基和美国公民身份展开双重寻求，试图确立非裔美国人的特殊自我认知，在表达种族平等诉求的同时，将写作重心从种族对立和仇恨转向种族壁垒消融，将焦点从种族平等上升为“人”的解放，挖掘人类共通的情感世界，彰显个体价值和人性力量，从而揭示族际之间可以通过种族身份僭越、包容差异、消弭隔阂等方式实现和谐共生理想。在关注种族问题的同时，黑人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后现代主题，映射出历史重构、地方情结消散、家庭解体、宗教衰败等宏大叙事走向没落的时代色彩。
第十章将借鉴詹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的论断，结合鲍德里亚等对消费社会的剖析，探讨后南方的小说中涌动的，在商业化浪潮推动下的社会、个体以及道德和审美转型。以享乐主义为导向，倡导娱乐精神与感官冲击的大众偶像崇拜和音乐明星追逐蔚然成风，消费拉动生产的后工业理念深入人心，成为新的审美和道德标杆。20世纪下半叶，南方经济持续蓬勃发展，商业化随之全面而深刻地浸淫南方生活，购物中心、主题公园、电影院、连锁快餐店、饭店、宾馆等消费场所成为其主要景观，极大改变了南方人的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带动南方人以开放姿态迎接消费时代的到来。后南方一些文学作品与时俱进，记录了这一嬗变。福特以及梅森等的小说通过消费视域下南方人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体现了他们的浅表思维、物质崇拜、享乐主义、活在当下的信条和生存形态，消费可以定位身份，愉悦精神，慰藉心灵，否定颠覆了“南方文艺复兴”彰显的历史意识、地方情结和家庭观念，揭示了其与新时代恍若隔世、格格不入，对现实生活缺乏适用性和指导意义。
第十一章评述了南方文学的现状，展望了其未来可能的运行走势。
[1] Robert Gingher，“Grit Lit”，The Companion to Southern Literature，eds.Joseph Flora et al.，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2002，p.319.
[2] Brian Carpenter，“Introduction”，Grit Lit：A Rough South Reader，eds.Brian Carpenter and Tom Franklin，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12，pp.xviii-x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