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问题的提出

“重绘中国文学的历史地图”，这个题目是2001年笔者在一个国际性的会议上讲的，笔者有一个梦想，要给中国文学和文化，绘制一个完整的、丰厚的，又非常体面的、非常有魅力的地图，这个地图应该包含广泛的地理领域，同时把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也写进来。其实笔者系统地讲这个题目，是2003年在剑桥大学当客座教授的时候，后来在国内一些著名大学也讲过，还出过一本名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讲演集。在21世纪以来，笔者思考最多、最基本的研究命题就是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现在这个概念，实际上已经被社会广泛接受，你要是打开Google搜索，输入“文学地图”这个术语的话，能够搜索到700多万条，很多人都用了这个概念。因此，现在有必要对“文学地图”“中国文化地图”的内涵及其基本的问题，验明正身，进行深入的阐释。

文化地图赋予文化以宏大的地理容量，又赋予地图以深刻的文化内涵，使文化与地图二者相得益彰。实际上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对于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属于我们民族的新的文化整体观，新的历史观、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的地图就成了认识世界的重要路标。地图在中国，最早是孔夫子“式负版者”[2]。《论语·乡党》的这个“版”就是版图，孔夫子看到背负国家地图的人，就把身体微微向前一俯，双手恭敬地伏在车前横木上，向地图致敬，向土地致敬。《管子》一书，是托名春秋时候的管仲，实际上是齐国首都临淄的稷下学派汇编的一部书，《管子》专门有《地图篇》，认为：“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3]行军作战须有地图，管理国家也离不开地图。《周礼·地官·司徒》言，“土训掌道地图”[4]，“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5]，专门设立了掌管地图的官员。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图，用不同颜色标示山川、道路、城邑及军事要塞、设防地点，该地图绘制于公元前168年，是现今存世界上最早的地图。古人为地理书作注，常常引用《周地图记》，或者秦《地图》。可见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视地图的。刘邦打进咸阳之后，萧何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秦国的地图和法律书，后来建了石渠阁庋藏。可见地图是关系到一个朝代、一个民族的视野宽窄、事业兴废的大事情。

明、清、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世界视野，首先也是从地图开始打开的。16世纪末17世纪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北京，首先是献给万历皇帝一张《坤舆万国全图》。中国人想看世界，地图就告诉你，中国原来是世界的一个部分。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了广州，首先安排翻译《四洲志》，实际上是世界四大洲（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图志。魏源根据他的托付，编写了《万国图志》。中国人由于屡受西方列强的挤压和凌辱，就关注地图，从新的时空结构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是如何存在于浩浩世界的。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三千年前创造了地图，四百年前开始更新地图，如今经济持续以9%以上的高速增长30多年，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实际上是在一笔一笔地重绘世界政治经济地图。在文化上，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这个朝气蓬勃的现代大国，应该以大眼光、大手笔绘制出属于自己的“文学—文化地图”。这幅地图应该表达源远流长的整个民族发生发展的精神谱系，展示它的完整面貌、本质特征、灿烂辉煌的文化景观，以不可抗拒的魅力进入每个人的心灵中，进入世界人类的核心视野中。这对于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认同力，以及与世界进行堂堂正正的文化对话的自信力、创造力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要提出“重绘”两个字呢？因为中国人写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已经有百年的历史。1904年，当时京师大学堂（现在的北京大学）有个28岁的年轻老师林传甲，花了半年的时间写了一本薄薄的《中国文学史》；东吴大学的黄人教授，也在这一年开始写一部厚厚的《中国文学史》。这就开辟了中国人写文学史的纪元，到现在中国人写的文学史已经有1600部，各种各样的文学史，有通史的、有断代史的、有文体史的等。

审视这1600部文学史，发现它们以知识条理化培养了一代代文学教育和研究的人才，功不可没，有几部还可以进入经典领域。但是这些文学史普遍存在一些基本性的缺陷。第一个缺陷是它们基本上不写少数民族，只是汉语的书面文学史。那么，居住在占60%的国土上，人口逾亿的少数民族文学，凭什么理由不进入文学史的主流叙述？第二个缺陷是忽略了文学文化的地域问题、家族问题这些空间要素。讲中国的文学文化，不讲家族是讲不清楚的，不讲地域问题是讲不清楚的，是接不上地气的。第三个缺陷，就是忽视了雅俗文学互动的传统。根据英国牛津大学一个研究室的基因研究，人类开口讲话，已经有10万至12万年，但是人类有文字的历史才五千年。也就是说，人类如果把这10万年当成1年，就要到12月20日才会写文字，中国人的甲骨文，大概12月的24日才出现，印刷术的发明大概是12月26、27日了，互联网大概就是12月30日23点，再差两三秒钟新年的钟声也就响了。这个时间表告诉人们，人类早期大量的文化记忆和文学表述，是用口耳相传的方式来实现的。口头传统对于人类的历史记忆和文学表达，具有本体论的价值。当然口头传统往往比较通俗，比较粗糙，但是“子不嫌母丑”，我们不应忽视或剥夺人类祖先开口说话就获得的话语权。何况那里还是人间万象得以发生的源头呢！

这些缺陷，也不排除清代学术的负面影响。清代学术在文献、版本、考据、辑佚、音韵、训诂等领域成就重大，泽及后世。但清代学术不是无缺陷、无短板的，有的缺陷、短板还带有根本性。第一个短板，是华夷之辩。清代华夷问题是个禁区。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的时候，连涉及少数民族问题文献中的“胡”字都要删掉，或者改成其他说法。文人不敢多谈少数民族，因为清朝主子本身就是少数民族，谈了容易引起文字狱。第二个短板，清人看不起俗文学和口头传统，认为不雅驯，不足凭信，不登大雅之堂。其实中国许多文学、文化形式，都是起源民间，然后才有文人记录和雅化。割弃了民间，就是砍掉许多文学、文化方式的双脚，使它们不能走路，寻找不到自己的发生源头和生命过程。第三个短板，是只有金石学，没有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中国近百年的考古，出土了大批量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和简帛。安徽蚌埠有一个双敦遗址，在陶片上发现了七千多年前的文字符号600个。那是七千年前古民的一个垃圾沟，破碗、破罐底上有字符，有些字符结构可以跟甲骨文参照，像丝绸的丝字，就跟甲骨文一样。在中国文字起源的问题上，甲骨文以前只发现了几十个字符，现在有600个字符，集中在一个地方出土，这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资源。

安徽省蚌埠市有一个涂山，传说大禹娶的是涂山姑娘，《吴越春秋》说：“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九尾者，王之证也……’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6]《左传》记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7]过去都以为这是个传说，现在在安徽涂山下面的禹会村，发现了四千多年前部落活动的遗迹。考古学家认为，“禹会诸侯”得到了证明。这表明，历史传说、口传的东西，虽然掺入想象和修饰，但它往往有一个由头，存在某些历史碎片的底子，可以作为发生学的资源进行仔细的辨析。清人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许多问题有待于今人结合文献和考古发现，进行深入的富有创造性的考察。不要一味地向古人仰着脖子，一代有一代的学术，一代人要做一代人可以开拓的学问天地。基于这种觉悟，我们有必要重绘中国文学地图。

反思百年文学史写作的成功和缺陷，就必须提出用一种新的整体观、新的世界观，来给中国文学和文化重新绘制一张地图。针对前述文学史的三个缺陷，这里有三个关键性的学理问题必须加强。这就涉及时间与空间、中心与边缘、材料与意义三大关系，衍化出三个学理：第一个学理是在时空维度上强化空间；第二个学理是在文化中心动力的基础上，强化“边缘的活力”；第三个学理，是在丰厚的资料验证基础上强化精神文化深度。由此可知，重绘中国文学的历史地图，实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哲学的实现。我们的文化哲学，讲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讲究“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地与人构成“三才”。甲骨文的“才”字，上面一横表示土地，下面像草木的茎（嫩芽）刚刚出土，其枝叶尚未出土的样子。本义是草木初生。《说文解字》卷六“才部”：“才：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贯一，将生枝叶。一，地也。凡才之属皆从才。”段玉裁注中发挥：“艸木之初而枝叶毕寓焉，生人之初而万善毕具焉，故人之能曰才，言人之所蕴也。凡艸木之字。才者，初生而枝叶未见也。屮者，生而有茎有枝也。ㄓ者，枝茎益大也。出者，益兹上进也。”[8]“三才”思想所蕴含的文化哲学，就是天上百象、地上百物、人间百态相互沟通，扎根地下，生生不息，伸展于无穷的天际。这种文化哲学蕴含海纳百川的生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