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都长安的建设及盛衰变化

唐定都于长安，长安城的前身即隋朝的大兴城。开皇元年（581），北周贵族杨坚废帝自立、建立隋朝之后，开始仍以汉长安城为都。但此时汉长安城历时既久，屡经战火丧乱，已宫宇朽蠹、满目疮痍，“水皆咸卤，不甚宜人”[1]。而且汉城北临渭水，随着渭河不断向南移动，都城存在被水淹没的隐患。再加上王朝革故鼎新，亦有迁定新都、创昌新业之需，故在开皇二年（582）六月，隋文帝正式颁布了营建新都的诏书。诏书曰：“此城从汉，雕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论变通之数，具幽显之情，同心固请，词情深切。然则京师百官之府，四海归向，非朕一人之所独有。苟利于物，其可违乎！且殷之五迁，恐人尽死，是则以吉凶之土，制长短之命。谋新去故，如农望秋，虽暂劬劳，其究安宅。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新都地址选在汉长安城东南二十里的龙首原之南。新都营建工程开始之后，进展非常迅速。据《隋书·高祖纪》，开皇二年（582）十二月，“名新都曰大兴城”；三年（583）正月，“将入新都，大赦天下”，可见时已基本建成。同年三月，“雨，常服入新都”[2]。也即是说，新都修建仅历时九个多月，隋朝就正式由汉长安城迁入新都大兴城。

隋恭帝义宁二年（618）五月，太原太守李渊在大兴城废帝自立，改元武德，建立了唐朝。唐开国后仍以大兴城为都，改名长安。隋祚短暂，新建的大兴城历时未久，而且李渊在太原起兵后，首先直取都城，攻克大兴城时很顺利，对城市没有造成很大破坏，所以唐初长安城基本上“因隋之旧，无所改创”[3]，只是将带有“大兴”标记的宫苑等名称改换，如武德元年（618），大兴殿、大兴门分别改为太极殿、太极门，大兴县改回万年县，大兴苑改为禁苑。但之后，随着政局的巩固稳定、经济的发展繁荣和国力的增强，因帝王生活、国家政事、国际交往等实用之需，唐王朝也对长安城进行了多次的增修和扩建，使之更加宏伟壮丽。特别是宫室建筑方面，唐朝帝王颇为重视。如太宗贞观八年（634）和高宗龙朔二年（662），在郭城外东北的龙首原上营建了大明宫；玄宗开元二年（714），在城东春明门内隆庆坊，营建了兴庆宫，从而与隋原建的都城北部中心宫城中的太极宫[4]，一起形成了唐代不同时期政治活动的中心“三大内”和长安城内最为壮丽的三大宫殿建筑群。与此同时，宫殿的修缮和维护也未停止，如《旧唐书·杜暹传》记载，开元二十年（732），玄宗行幸东都，以杜暹为京留守，“暹因抽当番卫士，缮修三宫，增峻城隍，躬自巡检，未尝休懈。上闻而嘉之，赐敕书曰：‘卿素以清直，兼之勤干。自委居守，每事多能，政肃官僚，惠及黎庶。城隍宫室，随事修营，且有成功，不疲人力。甚善甚善，慰朕怀也。’”[5]特别是唐朝新建的东内（亦称北内或北阙）大明宫，在“三大内”中，规模最大，气势尤为雄伟，在建成之后，成为玄宗以下各位帝王的主要听政之处。大明宫及宫内的主要殿阙如含元殿、宣政殿等，亦屡见唐代诗赋咏及，如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李华《含元殿赋》、崔立之《南至隔仗望含元殿香炉》、张祜《元日仗》等。另外，外郭城的里坊街道、寺观、山水园林等建设方面，唐代亦有不断的增修完善，如著名的夹城、曲江风景区以及大小雁塔，皆造就于此时。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描述长安郭城内的城坊面貌云：“郭中南北十四街，东西十一街，其间列置诸坊。有京兆万年、长安二县，所治寺观、邸第、编户错居焉。当皇城南面朱雀门，有南北大街曰朱雀门街，东西广百步，万年、长安二县以此街为界。万年领东五十四坊及东市，长安领西五十四坊及西市。”[6]总之，长安城由隋初创建，又经唐代进一步的规划营建，呈现出更加宏伟壮观的都城气象。唐代诗人对此多有铺陈描绘，代表作如骆宾王的《帝京篇》、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杜牧的《长安杂题长句六首》等，其中杜牧《长安杂题长句六首》其五云：

洪河清渭天池浚，太白终南地轴横。祥云辉映汉宫紫，春光绣画秦川明。草妒佳人钿朵色，风回公子玉衔声。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7]

又如王维《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写道：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8]

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云：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9]

在这些诗歌的描写中，长安的宫殿楼阁巍峨壮丽、高耸入云，街道人家错综密布、宛如棋局，加上山川映带，星云照耀，呈现出一派雄伟壮阔的城市景观。

唐代长安城的富庶繁华亦为当世所瞩目。经过前期百年的发展和积累之后，唐朝在玄宗开元天宝之际社会经济水平达到了顶峰。杜甫《忆昔二首》（其二）描述当时的社会繁荣与熙和局面：“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仇兆鳌注此诗曰：“古今极盛之世，不能数见。自汉文景、唐贞观后，惟开元盛时，称民熙物阜。考柳芳《唐历》，开元二十八年，天下雄富，京师米价，斛不盈二百，绢亦如之。东由汴宋、西历岐凤，夹路列店，陈酒馔待客，行人万里，不持寸刃。呜呼，可谓盛矣！”[10]在这样安定、发达的社会条件下，都城长安的市井生活更是显得喧闹、富贵和繁华。宋敏求《长安志》如下记载东市的景况：“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聚。”[11]李白《古风》第二十四首和第四十六首这样描绘眼中的长安：“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鸡金宫里，蹴踘瑶台边。”[12]这些史料和诗笔，仍可生动再现当时唐长安城的辉煌。

安史之乱后，王室中央集权日渐削弱，社会矛盾及隐患重重，整个唐王朝在政治气象上走向下坡路，但长安作为一国之都，在城市景象上仍不失为壮观、奢华及繁荣之地。这在唐代诗文史料中多有描述，如李肇《唐国史补》卷下：“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13]即记录了中晚唐长安奢侈享乐的生活习俗。元和诗人王建《元日早朝》描绘当时长安万国来朝的大唐威仪云：“大国礼乐备，万邦朝元正。东方色未动，冠剑门已盈。帝居在蓬莱，肃肃钟漏清。将军领羽林，持戟巡宫城。翠华皆宿陈，雪仗罗天兵。庭燎远煌煌，旗上日月明。圣人龙火衣，寝殿开璇扃。龙楼横紫烟，宫女天中行。六蕃陪位次，衣服各异形。举头看玉牌，不识宫殿名。”[14]另外，京华市井的生活亦显得和乐而富足，咸通时人胡曾《寒食都门作》一诗写道：“二年寒食住京华，寓目春风万万家。金络马衔原上草，玉颜人折路傍花。轩车竞出红尘合，冠盖争回白日斜。”[15]特别是到了重要的节日，长安更是热闹非凡，元和中进士殷尧藩《上巳日赠都上人》一诗写上巳节时长安的盛况：“三月初三日，千家与万家。蝶飞秦地草，莺入汉宫花。鞍马皆争丽，笙歌尽斗奢。”[16]晚唐李商隐甚至有诗书写上元夜身不在长安的遗憾，《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云：“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17]可见，作为一国之都，长安以其繁华富庶在唐人的心目中始终是艳羡和梦想之地。

然而，到了武人为祸的唐末，长安城最终遭到严重的破坏。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十“长安地气”叙唐代长安盛衰，云：

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秦中自古为帝王州，周、秦、西汉递都之。苻秦、姚秦、西魏、后周相间割据，隋文帝迁都于龙首山下，距故城仅二十余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统。唐因之，至开元、天宝，而长安之盛极矣。盛极必衰，理固然也。是时地气将自西趋东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自后河朔三镇，名虽属唐，仅同化外羁縻，不复能臂指相使。盖东北之气将兴，西方之气，已不能包举而收摄之也。东北之气，始兴而未盛，故虽不为西所制，尚不能制西。西之气渐衰而未竭，故虽不能制东北，尚不为东北所制，而无如气已日薄一日，帝居遂不能安。于是元宗避禄山，有成都之行；代宗避吐蕃，有陕州之行；德宗避泾师，有奉天、梁洋之行。地之卼臲不安，和气之消耗渐散。迨僖宗走成都、走兴元、走凤翔，昭宗走莎城、走华州，又被劫于凤翔，被迁于洛，而长安自此夷为郡县矣。当长安夷为郡县之时，契丹安巴坚已起于辽，此正地气自西趋东北之真消息，特以气虽东北趋，而尚未尽结，故仅有幽蓟，而不能统一中原。而气之东北趋者，则有洛阳、汴梁为之迤逦潜引，如堪舆家所谓过峡者。至一二百年，而东北之气，积而益固，于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扩西北塞外数万里，皆控制于东北，此王气全结于东北之明证也。而抑知转移关键，乃在开元、天宝时哉。今就唐书所载开宝以后，长安景象，日渐衰耗之处，撮而叙之，可以验地气之变也。

唐人诗所咏长安都会之繁盛，宫阙之壮丽，以及韦曲莺花，曲江亭馆，广运潭之奇瑶异锦，华清宫之香车宝马，至天宝而极矣。安禄山兵陷长安，宫殿未损，收京时战于香积寺，贼将张通儒守长安，闻败即遁，未暇焚剽（惟太庙久为贼所焚，故肃宗入京，作九庙神主，告享于长乐殿），都会之雄丽如故也。代宗时，吐蕃所燔，惟衢衖庐舍，而宫殿仍旧。朱泚之乱，李晟收京时，诸将请先拔外城，然后北清宫阙，晟曰：“若收坊市，地隘人嚣，非计也。贼兵皆在苑中，自苑击之，贼走不暇，则宫阙保安。”乃自光泰门入，泚果遁去。远方居人，至有越宿始知者，则并坊市亦无恙矣。故晟表有云：“钟簴不惊，庙貌如故。”盖地运尚有百余年，故不至一旦尽扫也。黄巢之乱，九衢三内，宫室尚宛然，自诸道勤王兵破贼后，入城争货相攻，纵火焚掠，市肆十去六七，大内惟含元殿独存。此外惟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僖宗在蜀，诏京兆尹王徽修复，徽稍稍完聚，及奉表请帝还，其表有云：“初议修崇，未全壮丽。”则非复旧时景象可知也。及昭宗时，因王重荣、李克用沙苑之战，田令孜劫帝出奔，焚坊市并火宫城，仅存昭阳、蓬莱二宫。还京后，坐席未暖，又因李茂贞之逼，奔华州，岐军入京，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王徽葺构之功，至是又扫地而尽。于是长安王气，衰歇无余矣。[18]

以上赵氏所论，着眼于长安地气，并将其置于上迄周秦、下至明清的宏阔视野中进行观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开元天宝之际为长安在历史上自盛转衰的关键，其分水岭的标志性事件即天宝末引发的安史之乱，自后长安便呈衰败之象。赵氏所云“地气”，以政治因素为主，同时也包含了其他难以言表的玄妙内容，体现了他论述历史兴衰的独特眼光。李唐王朝以长安为政治根基，若上升到政治气运这一层面，长安和唐室确实在安史乱后因为藩镇坐大、宦官乱政等因素制约而渐呈衰耗的征兆。其典型的反映是安史之乱后不久，唐王室即连续遭受了两次灾难和流徙：一是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兵入长安，代宗东走陕州。《资治通鉴》卷二二三载：“（广德元年十月） 吐蕃入长安……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六军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乱，皆入山谷。”[19]钱起《广德初銮驾出关后登高愁望二首》其一记载当时长安的景象云：“长安不可望，远处边愁起。辇毂混戎夷，山河空表里。黄云压城阙，斜照移烽垒。汉帜远成霞，胡马来如蚁。”[20]杜甫时在阆州亦记录了这一事件，其《遣忧》云：“乱离知又甚，消息苦难真。……隋氏留宫室，焚烧何太频。”[21]所幸的是，不逾月，长安即为郭子仪率军收复，并在上书请天子还京时云：“且圣旨所虑，岂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虚，恐粮食不充，国用有阙，以臣所见，深谓不然。”[22]二是德宗建中四年（783）十月的泾原兵变，朱泚在长安称帝，德宗出奔奉天，至兴元元年（784）七月，叛乱平息、德宗回驾。在这场兵乱中，李晟率兵收复长安时，朱泚率余众仓皇出亡，晟领军攻入，“公私安堵，秋毫无犯，远坊有经宿乃知官军入城者”。故史书上记载，长安收复后，“李晟遣掌书记吴人于公异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肃清宫禁，祗谒寝园，钟虡不移，庙貌如故。’”[23]即使如此，兵乱对长安的破坏是在所难免的。史念海论及此事云：“当时乱兵剽夺京师后，屯于白华殿，朱泚由含元殿移居白华殿，自是仰仗于乱兵的拥戴。乱兵屯于白华殿，可能是当地易于防守。白华殿虽近光泰门，光泰门外浐河岸旁悬崖陡峭，是不容易逾越的。后来李晟收复长安，就是由东渭桥，攻入光泰门，进取白华殿。乱事虽告平定，但争夺之地就曾在宫城和禁苑之中，不能了无摧残和破坏。宫城之内都未能避免浩劫，则外郭城的里坊也就难说了。”[24]总的来说，长安在安史之乱后经历了外族洗劫和藩镇的叛乱自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遭受到破坏，但其城市根基和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并未动摇。故而，我们在中晚唐诗人的长安歌咏中，看到的仍是颇为宏丽繁华的京都景象。

长安城的严重破坏和凋敝是到了唐末僖宗和昭宗时，以上赵翼所论已明确指出黄巢之乱、田令孜劫帝出奔、李茂贞之逼奔华州这几次祸乱对长安城的严重伤害。今将长安在唐末动乱中所遭到的大规模破坏，据所存史料，分次归类、陈列如下。

1.僖宗中和三年（883），黄巢军败退长安时，曾焚烧抢掠，此后京兆尹王徽虽领旨修缮，但仍不能恢复。《资治通鉴》卷二五五载：

（中和三年四月）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门入京师，黄巢力战不胜，焚宫室遁去。贼死及降者甚众，官军暴掠，无异于贼，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巢自蓝田入商山，多遗珍宝于路。官军争取之，不急追，贼遂逸去。[25]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载：

（中和四年九月）以右仆射、大明宫留守王徽知京兆尹事。上以长安宫室焚毁，故久留蜀未归。徽招抚流散，户口稍归，复缮治宫室，百司粗有绪。冬，十月，关东藩表请车驾还京师。……（光启元年）三月，丁卯，至京师；荆棘满城，狐兔纵横，上凄然不乐。[26]

《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五载：

敬翔《梁太祖编遗录》：“四月乙己，巢焚宫闱、省寺，居第略尽，拥残党越蓝田而逃。明日，上与诸军收复长安。”[27]

2.僖宗光启元年（885）十二月，王重荣连结李克用与宦官田令孜战于沙苑，田令孜败退，劫持僖宗逃离长安时，大肆焚掠。《旧唐书·僖宗本纪》载：

（光启元年）十二月辛亥朔。癸酉，官军合战，为沙陀所败，朱玫走还邠州。神策军溃散，遂入京师肆掠。乙亥，沙陀逼京师，田令孜奉僖宗出幸凤翔。初，黄巢据京师，九衢三内，宫室苑然。及诸道兵破贼，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贼平之后，令京兆尹王徽经年补葺，仅复安堵。至是，乱兵复焚，宫阙萧条，鞠为茂草矣。[28]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载：

（光启元年）十二月，癸酉，合战，玫、昌符大败，各走还本镇，溃军所过焚掠。克用进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开远门出幸凤翔。初，黄巢焚长安宫室而去，诸道兵入城纵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补葺，仅完一二，至是复为乱兵焚掠，无孑遗矣。[29]

3.昭宗乾宁三年（896）七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率岐军兵逼长安，昭宗出奔华州。茂贞入长安，再次焚毁。《资治通鉴》卷二六○载：

（乾宁三年）七月，茂贞进逼京师。……韩建遣其子从允奉表请幸华州……茂贞遂入长安，自中和以来所葺宫室、市肆，燔烧俱尽。[30]

《旧唐书·昭宗本纪》载：

（乾宁三年）秋七月庚辰朔。壬辰，岐军逼京师，诸王率禁兵奉车驾将幸太原。癸巳，次渭北。华州韩建遣子充奉表起居，请驻跸华州……时岐军犯京师，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已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31]

4.昭宗天复元年（901）十一月，宦官韩全诲勾结神策军指挥使李继筠等劫持昭宗去凤翔，火宫城。《资治通鉴》卷二六二载：

（天复元年十一月）韩全诲等陈兵殿前，言于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师，欲劫天子幸洛阳，求传禅。臣等请奉陛下幸凤翔，收兵拒之。”上不许，杖剑登乞巧楼。全诲等逼上下楼，上行才及寿春殿，李彦弼已于御院纵火。……出门，回顾禁中，火已赫然。[32]

5.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朱全忠强迫昭宗迁都洛阳，彻底废毁长安城。《资治通鉴》卷二六四载：

（天祐元年正月）丁巳，上御延喜楼，朱全忠遣牙将寇彦卿奉表，称邠、岐兵逼畿甸，请上迁都洛阳。及下楼，裴枢已得全忠移书，促百官东行。戊午，驱徙士民，号哭满路，骂曰：“贼臣崔胤召朱温来倾覆社稷，使我曹流离至此！”老幼襁属，月余不绝。壬戌，车驾发长安，全忠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33]

《旧唐书·昭宗本纪》载：

（天祐元年正月）全忠率师屯河中，遣牙将寇彦卿奉表请车驾迁都洛阳。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秦人大骂于路曰：“国贼崔胤，召朱温倾覆社稷，俾我及此，天乎！天乎！”丁巳，车驾发京师。[34]

经过以上数次的破坏和焚毁，昔日繁华壮丽的长安城在二十余年里逐渐荒废。唐末诗人韦庄在诗中记录了当时长安城的残破景象，其《长安旧里》云：“满目墙匡春草深，伤时伤事更伤心。车轮马迹今何在，十二玉楼无处寻。”[35]《秦妇吟》云：“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36]因为长安遭到极大的破坏，朝廷中甚至有迁都之议，据《新唐书·朱朴传》载：

擢国子《毛诗》博士。上书言当世事，议迁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关中，隋家所都，我实因之，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明巨盗陷覆宫阙，局署帑藏，里闬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门、华阴，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荡然矣。……自古中兴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阳，汉光武虽起而未王也。臣视山河壮丽处多，故都已盛而衰，难可兴已；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入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邓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无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不报。[37]

朱朴于乾宁初任国子学博士，其上书建议迁都襄邓，可见当时长安遭到破坏之后已不足据以为都。特别是天祐元年（904），朱全忠逼迫昭宗迁都洛阳，百官、士民皆随之迁徙，并“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长安彻底成为一座废墟，都城亦不复存在。时佑国军节度使韩建留守长安，不得已对这座废墟之城进行了改建，《长安志图》卷上载：“新城，唐天祐元年，匡国节度使韩建筑。时朱全忠迁昭宗于洛，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庐舍，长安遂墟。建遂去宫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即皇城也），南闭朱雀门，又闭延喜安福门，北开元武门，是为新城（即今奉元路府治也）。城之制，内外二重，四门，门各三重。今存者惟二重，内重其址尚在。东又有小城二，以为长安咸宁县治所。”[38]改建后的长安城以原皇城为主，规模和面貌已远非其旧。这样，代表了大唐帝国赫赫声威和繁华盛貌的一国之都长安，最终还是和李唐王朝一起走向了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