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科学与社会关系运动的兴起

16—17世纪以来，科学的革命与发展不仅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物质环境和社会结构，也重塑了人类的精神世界。马克思准确地辨认出，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人类历史的主要杠杆”。但是，科学家们一直没有认识到科学的革命性。直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才有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英国科学家，如李维、霍格本、霍尔丹、贝尔纳、李约瑟和克劳瑟等人，认识到了科学的解放力量。他们走出实验室和书房，置身于广大的社会舞台，呼吁社会重视科学，充分利用科学，甚至提出变革社会制度，使科学服务于全人类而不是一小撮人的福祉。他们参与并领导了一场伟大的运动，“科学的社会关系”，而他们则被称为“红色科学家”。

一 科学与社会关系运动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红色科学家的出现与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持续衰退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持续的经济衰退波及全世界，从战争创伤中恢复异常艰难。特别是英国，不仅在经济上遭受重创，在精神和心理上，也受到极其严重的冲击和伤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资本主义“从缓慢衰落转向迅速没落”[1]。

当欧洲其他国家陆续恢复并开始迅速发展时，英国仍然步履维艰，一片萧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2]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货币价值大幅跌涨，人民生活和社会心理动荡不安。据统计，1920年以后，英国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失业人口维持在200万人以上。到1930年，英国的失业人口已经接近300万，失业率几乎达到了22%。老工业区的处境更加悲惨，有些地方的失业率甚至达到60%以上。[3]饥饿的人们纷纷走向街头，游行抗议。

对英国人造成打击的不仅仅是国内糟糕的经济状况，英国国际地位的下降、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的解体，摧毁了英国人往昔曾经拥有的自豪感与自信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帝国开始全面瓦解。其自治领、殖民地、附属国，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印度等，纷纷走上独立的道路。

从经济实力上说，英国已经不是那个风光无限的世界第一强国，这一地位被美国取而代之。实际上，早在1880年代，英国的生产能力已经被美国超越。同时，普法战争之后的德国也迅速发展，工业实力很快就与英国不相上下。就连俄国和日本，都大大缩小了与英国的差距。美国和德国的钢产量在1901年就超过英国。到了1913年，英国纺织业产量所占世界份额仅为其1830年所占份额的三分之一，机器产量仅占世界的八分之一，远低于美国所占的二分之一，也低于德国所占的五分之一。在电器设备、有机化工、内燃机等新兴工业方面，英国也全面落后于美国和德国。可以说，英国已经彻底丧失了“世界工厂”的地位。[4]

英国进入20世纪以后的迅速衰落，除了其经济制度、货币政策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其丧失了科学技术上的优势。毫无疑问，英国是17世纪科学革命和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但到了19世纪末，英国农业仍然是人口最多的行业，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尽管英国工业化快速推进，但它一直是农业经济。[5]

自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英国在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上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不仅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地质学等领域领先欧洲各国，同时在航海、建筑、纺织、交通等工业技术领域也居于领先地位。雄厚的科学技术实力使英国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进而成为工业生产实力远超其他国家的世界工厂，在全球范围内营造了一个无比辉煌的日不落帝国。然而进入19世纪之后，欧洲其他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迅速提高。特别是德国，从19世纪后半叶起，不仅在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重大进步，在工业技术领域也发展迅速，如有机化工，机器制造，尤其是在发电机、电动机、内燃机、汽车等领域，德国人更是取得了极为出色的成绩。事实表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已经不是主要的技术发明国家。德国和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科学和技术发明的领导者。

英国科技水平的相对下降，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19世纪以来，英国一直没有积极推进应用最新的科技成果，使自己在很多新兴行业如石油、电力、化工、电气、汽车等未能把握先机。其次，英国文化和教育中的保守主义阻碍了英国科技教育制度特别是大学科技教育的改革。另外，英国没有及时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作为老牌工业国家，英国在纺织、煤炭、钢铁、造船等传统行业有着雄厚的实力，但在电器、石油、汽车等新兴工业领域，英国却没有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

以上方面的落后深深地伤害了英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科学教育的落后是导致英国衰落的核心原因。英国虽然有剑桥、牛津这样的世界顶级学府，但整体来说，到19世纪末，与德国相比，英国的教育系统已经大为落后。德国非常成功地将科学研究与大学教育结合在一起，大学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相比之下，英国大学一直固守培养绅士的理念，重视古典教育和人文教育，轻视职业教育和科学研究。据统计，1902年，德国有4000个化学家，大学毕业者占84%，而英国有1500位，大学毕业者占34%，其中一半毕业于国外大学，而新兴的有机化学则人才匮乏。德国最大的6家染料公司有工程师和技术员350人，化学家500人，而英国全国的染料公司仅有化学家30多人。[6]如此巨大的差距可以解释英国染料工业极大落后于德国的现实。实际上，在很多重要的科技和工业部门，这样的差距可以说无处不在。

应该说，在某些重要基础科学领域，英国并不明显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比如在物理学领域，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J.J.汤姆逊是电子的发现者，他的学生和继任者卢瑟福则是原子结构和放射性领域的国际领袖。在生物学领域，英国也并不落后任何其他国家。然而，事实是，英国科学在一些新兴领域及推进科学知识的应用上大为落后了。这些不争的事实，逐渐引起了一些科学家的重视，他们开始呼吁重视科学研究，改革教育制度，在工业技术发明中积极运用科学知识。

当时英国科学界的主流文化观念是导致这一困境的重要原因。与当时英国大学的绅士教育相匹配，英国科学研究并不重视实际问题，而是持守一种可被称为“High Science”的超然物外、高高在上的科学价值观，可以说，剑桥大学是这一科学文化的代表。[7]科学家们认为，科学研究只出于自身的目的，即为知识而知识，远离任何现实的、功利性的目的，而那些与生产和生活有关的实际问题，“并不值得一流的头脑去研究”。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剑桥的数学家哈代的一段话：

尽管棋类布局问题是真正的数学，但一定程度上它仅是“琐碎的数学”。尽管棋类布局充满机智，复杂诱人，尽管棋的走步富有创意，又出人意料，但它还是缺少了某些必要的东西。棋类布局问题无足轻重，最好的数学不仅优美，而且严肃——或者说“重要”。

……

目前，我只想说，从粗俗的意义上讲，棋类问题、布局问题“毫无用处”，同样地，大多数最好的数学也是如此；数学极少有使用价值，而这实用的极少数，相对来讲还较乏味。数学定理的严肃性不在于其通常微不足道的实用效果，而在于它涉及的数学概念的意义。[8]

不仅是数学，就是自然科学，在哈代眼里，那些超出科学自身目的之外的研究在智力上也都不过是些无聊的工作。比如他认为，与战争有关的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二流的、无聊的”，不管这些工作是多么有公益心，或者值得赞扬，无论如何都“不值得一流的头脑去做”[9]。尽管哈代是一位数学家，但他的这一段话无疑道出了很多持“high science”观点的科学家的心声。卡尔迪什实验室的卢瑟福勋爵无疑也是这样一位人物。在剑桥，无人不知的是，卢瑟福勋爵，这位卡文迪什教授，英国物理学的元老，“对与技术和技术问题相关的任何问题都毫无兴趣”。似乎他对任何与金钱有关的应用科学都持有一种偏见。[10]

可以说，英国主流科学界的这种“High Science”文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英国保守、自由的思想传统，是贵族主义文化在科学观上的体现。20世纪上半叶可以说是科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之一，不断涌现出伟大的科学发现和科学巨匠，那些从事纯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用C.P.斯诺的话说，“他们天然在骨子里就有前途”[11]。然而，当时英国的科学家们整体上游离于非科学文化，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和活动天地，正如斯诺的“两种文化”所描述的，人文学者和艺术家们抱怨科学家不懂艺术，而科学家们则嘲笑对方不能理解基本的科学方程。显然，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科学家的政治热情本来不会被轻易调动起来。但是，随着英国经济和工业实力的急剧衰退，人民生活的困苦加重，逐渐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觉醒，呼吁社会各界重视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运用，同时也呼吁科学家重视社会问题，关注困扰英国社会的贫困和经济衰退。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一呼声日益高涨，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共鸣，最终酝酿并形成了一场伟大的运动，“科学的社会关系”，对英国科学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进入近代以来，英国本来就有重视知识的社会应用的传统。弗朗西斯·培根的思想中最有影响力的主题就是把知识和力量联系起来，倡导“知识就是力量”。这一主题在他的名著《新大西岛》中得到了更详尽的发挥。这个岛上的社会本质上是科学的社会，人们因为拥有、重视科学研究并在各种社会事务中重视科学的方法而塑造了一个高度发达和丰富的社会。因此，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培根就是现代科学的精神之父”，“这不是因为他的科学哲学和他的归纳法理论，而是由于他是一种理性主义宗教的——一种反宗教的创立者和预言者。这个宗教不是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个科学和工业的社会的基础上。……培根对于辉煌的、即将到来的科学未来的允诺对英国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有巨大的影响”。“培根的允诺是人类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12]

培根去世后不久创立的英国皇家学会就是在其这一思想指导下建立的。正如波普尔所指出的，从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英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与对科学技术及其社会价值的重视有密切关联。但英国社会和科学界早期那种重视科学研究和发明及其社会应用的积极精神和活力逐渐冷却，主流文化心态日趋保守。其结果是社会不重视科学（在教育上尤其明显），而科学不重视社会（即所谓的High Science）。进入19世纪之后，皇家学会日益变得狭窄，只关心自然知识的增长，对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科学精神的普及等问题漠不关心，而科学文化整体上也变得封闭、保守起来，科学家们显得与社会主流文化格格不入，从而伤害了科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针对这一状况，一些科学家开始行动，希望有所改变。1831年，威廉·沃伦·哈科特（William Veron Harcourt）等人创立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BAAS），目的是“强烈地刺激和系统地指导科学探索，促进帝国内部不同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内爱好科学的人和哲学家之间的交流，使科学获得更广泛的注意，消除任何阻碍科学增长的因素。”[13]BAAS在成立后短短十几年就获得了崇高的声誉。它一直致力于提高科学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不断敦促政府重视科学，提高对科学家的资助，重视科学教育[14]。只是，这样的热情并没有保持太长时间，几十年之后，BAAS也逐渐变得只关心如何促进科学知识的增长，对政府和工业的影响也逐渐减弱。

1903年，诺曼·洛克尔爵士在BAAS的年会上指出，应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科学理事会，宣传科学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比政治要广泛得多。会议最后形成决议，要“把科学工作者和热爱科学的人组织起来以永久性地影响公共观点”。在他的倡议下，不久后，英国科学基尔特（British Science Guild，BSG）就于1905年10月30日成立了。BSG的定位很明确。作为一个宣传机构，其宗旨是：第一，在英帝国范围内，把所有对科学和科学方法感兴趣的人发展成BSG的成员，通过联合行动，如出版、会议，使人们明白在所有人类事务领域中运用科学方法的必要性，以提高和增进帝国的福祉；第二，使政府明白，那些影响国家福祉的所有事务都与科学有关；第三，在工业及普通领域中提高和推广科学原理的运用；第四，改善科学教育，鼓励对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的支持，以扩展科学的边界，设计新的科学应用。[15]

与英国皇家学会和科学促进学会不同，成立BSG的目的并不是增进自然知识，而是让人们了解科学的价值以及在各类事务中运用科学探究方法的益处。它想要人们明白，科学方法不仅仅适用于化学家或生物学家面对的问题，政治家、官员、商人、制造商、士兵，乃至学校校长们面对的问题，也在同样程度上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

BSG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科学界“最有活力的群体”[16]，科学基尔特的成员们组成了议会游说团，向国会议员们介绍科学和科学方法的重要性。他们关注公共事务，呼吁工业家们增加科学研究的投资；他们成为政府的智囊，为帝国和社会事务的重大决策提供科学的咨询和建议。为了研究和宣传科学对社会的重要性，BSG还办有自己的杂志《英国科学基尔特杂志》（Journal of the British Science Guild）。在短短的30年生命中，BGS为英国社会对科学重要性的理解与认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BSG作出的各种贡献中，最重要的是促成了英国政府于1915年成立了工业与科学研究咨询委员会，即科学与工业研究部（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Research）的前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英国发现自己强烈依赖其他国家获得某些重要的工业品，特别严重的是，磁发电机、光学玻璃等重要物资要依赖德国。BSG主席霍尔丹爵士牵头进行了调研，并于1915年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5天后政府就批准了报告的一个建议，决定创立科学与工业研究部。这对英国后50年的科学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自从科学与工业研究部成立后，英国政府大大增加了对科学的资助，科学创新与技术发明不断涌现。此外，BSG还推动成立了医学研究理事会（MRC，1913）、建筑研究委员会（ARC，1920）以及非常重要的民用研究委员会（CRC，1925）。后来，BSG转向推广科学的应用与科学方法的普及。

二 从科学帝国主义到科学的社会关系运动

BSG致力于在英帝国范围内普及、推广科学方法，其最终目的是“增进帝国的福祉”，成为当时英国“社会帝国主义”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帝国主义者（social imperialists[17]）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群体，他们都主张对社会进行改良，改善工人生活状况以维系帝国的生存。其中，最重要的改良就是推广和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以提高生产和管理的效率，增进生产力，解决英国面临的贫困、失业和经济衰退等问题。显然，对于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者来说，科学和科学方法是他们改革方案中的核心部分，如他们强烈呼吁增加对研究机构的投资，认为这些投资将为帝国带来医药、军事、工业和农业的巨大进步。因此，可以说，所谓社会帝国主义，实际上就是科学帝国主义，它认为，推广和利用科学就可以维护和促进英帝国的发展和进步。

科学帝国主义最重要的宣传平台是著名的《自然》杂志。对于英国乃至全世界科学界来说，《自然》（Nature）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综合性科学杂志（与之齐名的还有美国出版的《科学》[Science]）。对英国来说，它不仅是最重要的科学期刊，甚至是所有期刊里最重要的一份[18]。对于英国知识界来说，《自然》杂志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从1869年创刊以来，《自然》杂志不仅报道和发表科学技术研究的重大成果，同时大力宣扬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精神。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39），在理查德·格里高利爵士的主持下，《自然》杂志成为宣扬科学帝国主义的重要平台。

格里高利爵士是20世纪上半叶对英国科学文化产生最大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曾长期担任《自然》杂志创办后第一任主编诺曼·洛克尔爵士（Sir Norman Locker）的助手，自1893年起开始实际负责《自然》杂志的主编工作。1919年，洛克尔爵士正式退休，格里高利正式成为《自然》杂志的主编，直到1939年退休。[19]格里高利还长期担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AAS）理事会成员。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是英国最重要的科学组织，仅次于英国皇家学会。像洛克尔爵士一样，格里高利认为，协会的活动不仅仅是增进科学知识，还应该被推广到影响公共观点并在科学与公共事务之间创立紧密的联系。格里高利的这些观点对BAAS乃至整个英国的科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于1939年被选为科学促进协会的主席，并担任这一职务长达7年之久。[20]

理查德·格里高利是社会帝国主义或科学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自从他正式担任《自然》杂志主编以后，这份英国乃至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杂志就成为宣扬科学帝国主义的主要阵地。1922年英国大选期间，格里高利针对当时参选政客的慷慨承诺和选民的狂热指出：“我们已经看到数十份精选的演说，他们大都承诺加快工业发展，并减少失业。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并不像字面上所说的那样简单，而且，也不仅仅是调和资本与工人的矛盾。现代文明这只巨鼎赖以建立其上的第三根支柱是创造性科学，然而，罕有候选人把科学作为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根本因素。”[21]在格里高利看来，科学肩负着重建破碎了的文明的使命（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引者按），不仅要提供物质进步的基础，还要在所有国家性事务中注入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他相信，“通过科学和应用科学方法”将“使帝国更加强大”[22]。

格里高利不仅亲自撰文，还大量发表其他作者呼吁在科学与社会之间建立紧密联系的文章。为此，他对《自然》进行了一项创新，即在每一期的开头增加一篇社论，针对当下科学、政治与文化事务发表评论。第一篇社论“国家事务中的科学”发表于1915年10月。从1919年开始，《自然》杂志每一期都会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其中绝大多数出自格里高利本人之手。

格里高利的观点可以从这些社论的标题中得到明确的表达，如“关键性工业的本质”“航空器研究的必要性”“科学工作的组织”“气象学与政府”“科学与新军队”“科学出版的花费”“染料工业现状”“海军教育”“应用科学与工业研究”“工业研究的科学指导”“在农业中应用科学”“科学与战争”“高等教育与技术培训”“大学的资助”“科学研究的政府控制”“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文明”“科学与宗教”“医药科学的组织”等等。

格里高利本人一个主要观点是英国工业应该加强科学研究。在《论发现：或科学的精神与服务》一书中，他以简洁清晰的文笔列举了科学史上一些重大发现，以阐明科学的技术价值。他说：“如果英格兰没能领导工业发展的话”“这并不是因为缺乏新观点，而是与英国制造商的科学洞察力有关，与对有组织的工业研究的终极价值的信念有关”[23]。他认为，“创造性的科学，有目的的发明，有技术的工人是工业发展必须建立其上的鼎立的三足。除非每一只脚都能坚实稳定地站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并分担自己在这一共同结构中的责任，否则，工业发展就不可能平衡。没有科学探索者、敏锐的制造商和技术上的实施，没有哪个国家能指望搭上现代进步的班车。”[24]

但是正如前文提及的，崇尚“High Science”的英国科学精英对科学应用并不重视，他们认为科学的角色是发现基本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则是相对次要的事情。赫胥黎在论“科学进步”（1887）的文章中说，物理学的历史告诉我们，物理学的实际好处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对物理学家们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他们投身科学的动力来自对自然的解释，为此他们可以忍受所有的艰苦与牺牲。他们真正的动力来自发现事物原因的快乐。赫胥黎把科学的实践应用视为“浮货或弃料”[25]。对于这样的观点，格里高利爵士显然并不认可。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工业中的科学”的社论对此类观点进行了批评。

文章首先援引了著名物理学家威廉·布拉格爵士在一次广播中所说的话：“就科学原创性、机械设计精巧性及操作技术来讲，我们这一种族是世界领先的。”这样一个论断可以由英国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名册来证实。但是，布拉格爵士提出，“还缺乏一种统一的精神，这一精神可以把科学、发明和劳工联合体中的所有阶层统一成一个整体以促进国家发展和共同福祉”。[26]只有“科学工作、机械创造和操作性技术”这三者形成合力才能保证英国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由此看来，赫胥黎等科学家所坚持的“High Science”脱离工业和技术实践，无助于三者合力的形成，从而阻碍英国工业的进步，不利于大家共同的福祉。文章称，如果赫胥黎采取一种强化了的关于纯科学的价值的观点，那么他会发现，科学研究和工业进步的利益是一致的。作者列举了英国阿尼林（苯胺）染料工业的发展作为布拉格呼吁的“科学、发明和劳工联合体”的经典案例，并认为这项以威廉·珀金爵士（Sir William Perkin）的科学发现为基础的工业进步才真正体现了“英国科学人的传统角色”。

但是，让人痛惜的是，不论是什么原因，现实是英国的染料工业被忽视了，德国的染料工业却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的霸主。文章问道，为了恢复我们的失地，我们投入了多少钱和努力？同时我们又要承担多大的风险，甚至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文章指出，德国因为对科学应用和工业发明的重视和投入，已经在有机合成化学工业上遥遥领先，开始合成、制造药品以及其他重要日常用品，特别是，德国化学工业成为“化学武器的潜在兵工厂”。英国在一战中已经为此付出了生命和财产的代价，“这个国家再也付不起这样的代价了”。

格里高利指出，科学探索和发现是工业进步的源泉。他举了科学和工业史上的很多例子说明科学研究对工业的价值，比如首先，他提到：“很难找到比法拉第的实验研究更突出的例子来证明创造性科学之于工业的价值”。他认为，在科学研究中，品质是远为最重要的考虑（而非应用——引者），但工业还是极大受惠于数不清的科学探索，而指导这些探索的动机，不是别的，是对知识的追求。[27]法拉第发现的电磁感应最终成为电气工业的基础。他还提醒人们，化学工业中也充满了这样的例子。他列举了科尔贝（Adolph Wilhelm Mermann Kolbe）合成的水杨酸，科诺尔（Ludury Knorr）合成的安替比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发现的六〇六，克劳特（Karl J.Kraut）制备的阿司匹林以及巴斯德等人的成就，这些纯科学研究不仅改变了酿造业、乳品业和奶酪业，也导致了一些重要的新兴的溶剂工业的兴起，如丙酮和丁醇等。格里高利指出，即便是传统工业的许多发展与进步也要归功于科学研究。

尽管格里高利本人和《自然》杂志并不赞同“High Science”轻视科学应用的观点，但也不认为英国因忽视科学应用导致的工业技术落后或者科学的滥用要归罪于科学家。因为科学家的使命就是发现基本原理，其应用应该主要由工业界和社会去考虑。但是，对于怎样使用科学的成果，科学家却不应该不闻不问。他说：“对于从事科学的人来说，重要的是扩展发现的领域，他常常把应用的问题留给那些跟随他的探矿者。他的动力是知识进步，不是生产什么东西可以从中牟利。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工作信念纯粹出自对知识的爱，并用他们的劳动成果极大丰富了人类。但是，这样一种利他的品性正在改变。科学工作者们开始质问社会亏欠了自己什么，它是如何利用托付给它的那些天才的？他们创造了即便是贪得无厌的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大财富和无限的力量，而这些财富和力量都被用于把美丽的乡村变成灰色的工业中心，用来建造恶魔们手上的死亡武器，任何一个文明人都会因为这些武器的使用而感到羞耻。”[28]

显然，格里高利对刚刚过去的第一次大战中科学成果被滥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但是他提醒人们，这不是科学的错，这是人类自身的耻辱。他说：“人类已经证明自身不配使用科学送到自己手上的礼物，现在西方文明的特征只有肮脏的环境和被挥霍的生命，与以往历史阶段相比，我们并没有更好的社会条件和道德理想。”谁应该为此负责？格里高利说，“应该负责的不是科学发现，而是政治家和民主制度。”[29]

格里高利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或者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使用的恰当与否，与科学自身无关，而是与人类使用它的方式有关。他说：“就像上帝的礼物，科学的礼物既可以用于为人们祈福，也可以被用来诅咒，既可以为人类带来荣耀，也可以破坏人类；决定权在现代文明人本身的手上。”他提醒人们，“让人不满的社会状况不是科学进步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不能正确地使用它。”[30]所以，他抱怨工党没有看到科学为人类进步作出的贡献，只看到科学在战争中的破坏力。[31]

尽管科学家并不为科学的利用或滥用负责，但也不能袖手旁观。格里高利认为，“尽管对知识的追求必须先于无论什么样的后继结果，但科学家却不能不考虑他的发现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他创造了一个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式的怪物[32]最终成为人类的噩梦，他自己也会遭到文明社会的驱逐，或者因其可能带来的危险而将他寻求真理的热情控制起来。”[33]如今，世界各国政府都已经普遍认识到科学的力量，并加大了对科学的投入，只是有的用来行善，有的用来作恶。以英国为例，四十年间，英国科学研究的预算从1885年的4万5378镑增加到1935年的130万镑。对政府来说，这样一笔投资显然是稳赚不赔的。只是，格里高利指出，“投资科学研究的规模越大，就越需要关注这些投资是否投到了那些有利于提高社会福祉的方面，而不是相反。”格里高利呼吁说，“科学工作者们现在应该暂停手上的工作，考虑一下，他们是否满足于让他人来为利用或滥用他们创造的知识负责。尽管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自然力的控制，但如果不考虑它们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它会变成一个社会危险和科学暴行的借口。”因此，对于由于他们的研究而不断增强的置于社会手中的力量，科学家们应该参与决定如何更好地利用，否则，世界“很可能会变成一堆灰烬或废墟”[34]。

格里高利爵士提醒人们注意，科学知识的进步所导致的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并没有带来相应的人类普遍福祉的提高，而是产生了更多的贫困和失业，科学被滥用于破坏性目的。尽管格里高利认为科学不是导致这一状况的罪魁祸首，但就这些对自然的越来越强大的控制力量是由科学带来的这一点而言，科学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更根本的原因是“忽略了把科学方法用于解决社会问题”。

格里高利对当下英国的经济制度提出了质疑，认为英国的“分配和经济体系仍然建立在一个前科学时代的基础之上，根本没有任何调整以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不能面对新问题和几乎无法相信的丰富产品”[35]。那么，如何调整英国的分配和经济体系以适应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变化呢？作为英帝国利益和现有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像其他科学帝国主义者一样，格里高利不可能提出对英国制度进行任何革命性变革，他们主张的不过是对现有体系进行局部的调整，而核心就是科学方法在帝国各级事务中的普及和应用。

所以，格里高利所持的科学帝国主义观点本质上是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认为科学方法足以解决任何社会问题，进而坚决反对任何激进的行动或革命。比如，他抱怨工党拉姆赛·麦克唐纳政府在推广和应用科学研究方面庸碌无为，工党的政客们甚至抗拒科学家在政府中扩大影响。对于当时影响很大的全国科学工作者工会（National Union of Scientific Workers）格里高利也进行了批评，认为它“不过是依附于工党的工会组织，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获得合适的工作条件和会员的报酬而不是扩增自然知识。因此它只关心职业利益，几乎与我们的科学社会毫无共同之处”[36]。格里高利尤其不赞同工会只懂得“用罢工作武器”，在他的眼里，这种做法是“反社会”的，只能破坏“国家提高工业效率的努力”[37]。所以英国要坚决反对任何革命性的企图和行为[38]。

格里高利为英国开出的科学药方如何实际地发挥作用呢？因为，尽管英国在很多重要事务上最终依赖科学，但大多数时间英国政府的决策还是缺乏科学精神，特别是科学家们对英国实际的决策过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即便是在那些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部门，英国式的官僚作风和老人统治都极大损害了各个部门的工作效率。[39]如何改变这一情况？除了继续呼吁政治家、工业家和全社会重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之外，科学家们仅仅是积极关注科学的社会影响和应用也是不够的。因此，格里高利希望，科学家们还要积极直接介入社会和政治事务。格里高利说：“认为科学只有唯一的社会功能，那就是研究和发现自然事实和原理而不用考虑所获知识的社会影响，这样一种观点不能再坚持了”。他呼吁科学家们“积极地涉入有关科学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因为帮助社会建立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社会秩序，是“他们的责任”[40]。

但当时以英国皇家学会及剑桥大学为代表的英国科学文化的主流态度并不利于科学家们积极涉入社会和政治事务。格里高利批评说：“不可否认，战后，科学共同体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参与国内和帝国决策的机会。其成员受到的把他们引向狭窄职业观的诱惑，妨碍了他们在其领域之外任何领域的有效性。他们正确地指责他人忽视科学，但是这个国家未能充分地理解科学和科学世界观，从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因于他们自身对各个事务的漠不关心，归因于他们未能将自己的工作以简单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公众，以及他们对那些向外行大众解释自己工作的同行进行的嘲讽或者至少是漠视。让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大学中，这样一种思维习惯，从研究生时代就开始被灌输。我们不是鼓励我们的研究生把科学训练视为国家事务中任何领域的领导者都必不可少的能力，而是一再让他们觉得，他们受到的训练只适合科学的教学、研究或者相关的技术工作。结果是，大不列颠的科学毕业生很少去大制造业或商业公司寻找职位，很少能在银行、金融或保险公司中获取职位，很少申请海内外民事服务的工作。……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的文明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而那些受到科学训练的人却听任那些缺乏科学素养的人占据了工业、政治、金融以及帝国各种服务部门中的核心位置。难道，这不是当前我们糟糕的经济处境的根本原因吗？”[41]

尽管格里高利本人的政治态度相对温和，但他呼吁科学家们积极介入社会和政治议程，还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以保守和持重著称的英国的“High Scientists”来说，要调动他们的政治热情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格里高利的呼声无疑有很强的号召力。

在其编辑和主编《自然》的近半个世纪的生涯中，格里高利爵士不懈地推动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改进传统英国的社会文化结构，呼吁科学家及社会各界重视科学及其社会影响，并最终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英国的科学政策和文化。1939年，格里高利在从《自然》杂志退休的告别词中，他回顾道：“在这个杂志的早期，人们还没怎么认识到科学能够给工业带来的实际价值，或者在现代政府中科学应该占据什么样的地位。那时科学资助申请被人执意描述为是科学工作者们为了自己的职位，而不是为了知识和工业的进步。现在，要让我们的政治家和工业领袖充分认识到科学能够在物质、精神等方面给予社会巨大价值，还需要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可以说，有一点已经得到普遍认可了，那就是在科学上的花费是有利可图的投资。”格里高利欣慰地指出，四十五年来，英国科学投资从4万5000英镑增加到了200万英镑，仅科学和工业研究部的经费就达到了70万英镑。他指出，科学和工业研究部的科学经费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投入了工业方面的研究，但其回报却远远大于花费。因此，格里高利高兴地看到“《自然》杂志一直宣扬的政府对科学的资助政策被接受了”[42]。格里高利还指出，除此之外，《自然》杂志呼吁的关注科学的社会影响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都得到了英国全社会的广泛赞同。对于以“让科学家们觉悟到自己在塑造文明生活上有怎样的力量与影响”为特别使命的格里高利来说，他四十五年的《自然》与科学生涯无疑是成功的经历。

就这样，在以BAAS、BSG、《自然》杂志社和格里高利等人为代表的科学人（man of science）的不懈努力下，英国社会乃至世界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逐渐加强，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学者、工业家、媒体人乃至政治家的注意与共鸣，他们不断发出相同的声音，提出类似的主张。这些声音和主张慢慢汇聚成一股显著的力量，“科学的社会关系运动”慢慢形成了。

受英国BAAS、BSG以及《自然》杂志的影响，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也开始认真地关注科学的社会影响。[43]1937年12月30日，AAAS理事会成员举行全体会议，所有成员一致赞成通过一项决议，该决议称：“科学及其应用不但正在改变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环境，而且极大增加了人们之间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复杂性”；因此，“在1937年12月30日，美国科学促进协会通过决议，决定把检查科学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作为一个目标；并且AAAS将邀请具有类似目标的BAAS以及其他科学组织进行合作”[44]。甚至像电力大会，化学工业学会，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等非科学组织，也纷纷发表对科学发现应用的社会影响的关切。

除了这些英国和美国国内的运动外，一些国际科学组织也开始采取行动。1937年4月27日，来自7个国际科学组织和20多个国家的98位代表出席了在英国伦敦的皇家学会举行的科学联合会国际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第三届全体大会。大会的一个主题是讨论阿姆斯特丹皇家科学院的提议，即任命一个委员会，“努力在有关科学和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方面达成合作”[45]。具体说来，该委员会将总结调查“关于物理、化学以及生物科学的相互联系、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科学结论的实际应用”。该提议小心地将委员会调查研究的范围“严格限制于科学活动的范围”。委员会将从整体上调查科学对世界图景以及人类生活和社会的物质方面的影响，并鼓励和促进对其社会影响的研究。它最初的计划是准备一份附有详细文献材料的报告以在下届ICSU的大会上提交和流通。会上，有人提议在英国（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国家）成立“科学的社会关系研究学会”（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Science，SRS）。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国际科学界，对科学和科学家的社会价值和责任的关注几乎已经成为一股潮流。这一方面反映了科学对社会的无法继续忽视下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越来越多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的觉醒。这一运动主要发源于英国科学界，也在英国最早得到确认并获得了它最恰当的名称，“科学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 of Science）[46]。

这场运动最初是由像格里高利这样的持有温和社会改良主义倾向的科学人以及BAAS及Nature这样的组织和杂志发动的，但不久，这场运动的主角，变成了一些支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更加鲜明的激进科学家，如贝尔纳、李约瑟、李维、霍尔丹和霍格本等人。他们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并在30年代逐渐登上这场运动的中心舞台，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冷战时代的开启，这些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家的政治处境日趋艰难，而科学的社会关系运动也随之沉寂下去了。

注释

[1]Keith Hutchison Decline and Fall of British Capitalism,New York:Hamden,Conn.,1966,pp.159-160.

[2]英国是20年代欧洲各大国中唯一经济停滞的国家。参见钱乘旦、陈晓律等《帝国斜阳：20世纪英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3]John Raymond,ed.,The Baldwin Age,London:Eyre&Spottiswoode,1960,p.21.

[4]刘成、刘金源、吴庆宏：《英国：从称霸世界到回归欧洲》，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287页。

[5]刘成、刘金源、吴庆宏：《英国：从称霸世界到回归欧洲》，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6]刘成、刘金源、吴庆宏：《英国：从称霸世界到回归欧洲》，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7]盖里·沃斯基（Gary Werskey）把High Science的特点总结为三条：第一，它是“纯科学”，也就是说，它仅仅出自理智的目的，而不是实用的或功利性的目的；第二，它是“硬科学”和“实验科学”，也就是它既不同于技术性的科学，也不同于那些远离经验的思辨性学科；第三，它还是“时尚的”“热门的”科学，即能持续地提供刺激，是一流头脑从事的工作。显然，皇家学会和剑桥大学的科学家是High Science的主要代表。参见Gary Werskey,The Visible College,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8,p.21。

[8][英]G.H.哈代：《一个数学家的辩白》，载《科学家的辩白》，毛虹、仲玉光、余学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9]G.H.Hardy,"Today and Tomorrow",Scientific Worker,Vol.5(March 1925),p.117.

[10]A.Parry,ed.,Peter Kapitsa on Life and Science,New York,1968,p.118.转引自Gary Werskey,The Visible College,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8,p.122.

[11][英] 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页。

[12][英]卡尔·波普尔：《走向进化的知识论》，李本正、范景中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108页。

[13]William McGucken,Scientists,Society,and State,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4,p.10.

[14]如在1875年，BAAS的报告向政府建议成立一个国家实验室和一个科学与教育部，进一步提高对科学的资助。结果，英国政府将皇家学会的科研资金提高到了4000多镑。在BAAS的努力与影响下，英国全国对科学的资助从1859—1860年的70115镑增长到了1869—1870年的346528镑。详见R.M.Macleod,"Science and the Treasury:Principles,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in G.L.E.Turner,ed.,The Patronage of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yden:Noordhoff,1976,p.116。

[15]"The British Science Guild",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Vol.2,No.2339,Oct.28,1905,p.1144.

[16]Roy MacLeod,"Science for Imperial Efficiency and Social Change:Reflections on the British Science Guild,1905-1936",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Vol.3,1994,pp.155-193.

[17]这一术语来自历史学家杰弗里·塞尔（Geoffery Searle）和伯纳德·塞默尔（Bernard Semmell）等人，用来指个人主义的托利党分子（如约瑟夫·张伯伦）、自由党人（如霍尔丹爵士）和费边社会主义者（如韦伯夫妇）以及BGS等社会组织。

[18]英国著名艺术家阿诺德·本内特（Arnold Bennett）说，“我认为，《自然》也许是英国所有周刊中最重要的，远比任何一份政治周刊重要”。引自Richard Gregory,"News and Views",Nature,Vol.126,Nov.29,1930。

[19]理查德·阿尔曼·格里高利（Ricahrd Arman Gregory）于1864年1月29日出生于布里斯托。早年他曾在克利夫顿学院任实验室助手，后来他转入皇家科学院，并在那里遇到了对自己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H.G.Wells,T.H.Holland，特别是诺曼·洛克尔（Sir Norman Locker）。1889年，他成为洛克尔爵士的研究助理。洛克尔爵士不仅是《自然》杂志的创办者（1869年），也是该杂志创办后的第一任主编。格里高利成为洛克儿爵士的助理之后，不但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而且还常常为《自然》写作一些无论文笔还是立意都十分出色的科学随笔，这引起了洛克尔爵士的注意，并于1893年聘任格里高利担任自己的助理主编。不久后，格里高利就开始实际负责主编的工作直到1919年正式接替洛克尔爵士的主编位置。1939年，格里高利也从《自然》杂志主编位置上退休。这样算起来，格里高利主编《自然》杂志的时间长达40多年之久。详见Sir Harold Hartley,K.C.V.O.,F.R.S.,"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Richard Gregory,Bt.,F.R.S.,1864-1952",Nature,Vol.171,Jun.13,1953。

[20]格里高利爵士对英国科学界的影响还可以从如下的事实得到反映：他被选为很多科学社团或会议的主席或名誉主席，如英国科学基尔特，科学教师协会，皇家气象学会，教育学会大会等。此外，除《自然》杂志外，他还长期主编《教育杂志》，主持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的科学部。

[21]R.Gregory,"Science and the Empire",Nature,Vol.110,Dec.16,1922.

[22]R.Gregory,"Science and the Empire",Nature,Vol.110,Dec.16,1922.

[23]R.Gregory,Discovery,or the Spirit and Service of Science,Macmillan&Co.,LTD.,1916,p.284.

[24]R.Gregory,"Science and Industry",Nature,Vol.124,Sep.7,1929.

[25]T.H.Huxley,"The Progress of Science",Method and Result:Collected Essays,Whitefish:Kessinger Publishing Co.,2004,pp.47-53.

[26]T.LL.H,"Science in Industry",Nature,Vol.117,May 15,1926.

[27]R.Gregory,"Creative Science and Industry",Nature,Vol.128,Aug.29,1931.

[28]R.Gregory,"The Message of Science",Nature,Vol.108,Dec.22,1921.

[29]R.Gregory,"The Message of Science",Nature,Vol.108,Dec.22,1921.

[30]R.Gregory,"The Message of Science",Nature,Vol.108,Dec.22,1921.

[31]他激烈地批评道：“工党最近的宣言没有讲到科学做了什么或可以做什么以推动世界的发展……但问道：‘科学方法除了运用到那些战争组织及其破坏性的设备之外，还能有何用处？’我们可以从Ruskin的断言中找到类似的话：‘科学的进步只能根据杀死和毁灭有尊严的生命的工具的发明来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忘恩负义的罪过。”R.Gregory,"Science in Civilization",Nature,Vol.103,Aug.7,1919.

[32]弗兰肯斯坦是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在1818年创作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中的主人翁。弗兰肯斯坦是一位生物科学家，用许多碎尸块拼接成一个面目可憎的怪物，并用闪电将其激活，结果他却无法控制这个逐渐变成恶魔一样的怪物，最终自己以及家人都被这个怪物杀害，怪物自己也因悔罪而自杀。后来，在英语中，Frankenstein这个词指那些毁灭了其创造者的东西。

[33]R.Gregory,"Science in a Changing World: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Nature,Vol.137,Jun.13,1936.

[34]R.Gregory,"Science in a Changing World: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Nature,Vol.137,Jun.13,1936.

[35]R.Gregory,"Science in a Changing World: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Nature,Vol.137,Jun.13,1936.

[36]R.Gregory,"Science and the Empire",Nature,Vol.110,Dec.16,1922.

[37]R.Gregory,"Science and Labour",Nature,Vol.106,Sep.9,1920.尽管格里高利明白英国工业的进步要依靠“科学、发明和工人”三者形成合力，缺一不可，但他和《自然》杂志对普通工人的看法却是消极的。比如在次年《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书评中，评论者认为，工人运动不仅反社会，而且越来越反民主。他们的行为针对的不是雇主，而是社会。因此，“这些工人想做的是坏公民”。“这帮子人无疑没有认识到，他们正在对他们的同胞犯罪；这只证明了他们智力的低下。”“下层人通常都是一些激进的坏公民。”（W.Inge,"Social Degeneration",Nature,Vol.107,Jun.9,1921）关于科学与劳工的话题，在《自然》杂志上展开了讨论，在20年代发表了不少相关的文章，其中著名左派科学家李维（H.Levy）也参与了讨论。这种观点逐渐发展，最后发展成认为工人在人种上天生就是低劣的。盖里·沃斯基（Gary Werskey）指出，格里高利本人和《自然》杂志针对工人的这种观点预示了不久之后《自然》杂志对优生学的支持。详见G.Werskey,Visible College,pp.31-33。

[38]《自然》杂志上发表的E.麦克布莱伯（E.MacBribe）的文章中说：“在一些有着大量未开发自然资源的国家进行一些革命性的试验也许不会导致一些无法挽救的永久性破坏，但在英国，这是关乎生死的大事，我们要坚决与之战斗”。详见E.MacBribe,"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Biology",Nature,Vol.118,Sep.4,1926。

[39]在《自然》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很多篇相关的讨论，如1920年3月至5月，贝特森（W.Bateson）等著名科学家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或者也可参见W.Pope et al.,The Organiz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Cambridge:MIT Press,1919。

[40]R.Gregory,"Cultural Contacts of Science",Nature,Vol.142,Dec.17,1938.

[41]R.Gregory,"Science and Politics",Nature,Vol.129,Jan.9,1932.

[42]R.Gregory,"Retrospect and Prospect",Nature,Jan.7,1939.

[43]《自然》杂志发表社论（Vol.141,Apr.23,1938）说，这样一场关注科学的社会关系的运动，“部分是源自英国发起的运动，目的是使BAAS成为大不列颠讨论科学所引发的并有助于解决的社会问题的主要平台”。另外，AAAS就是仿照BAAS成立的。

[44]"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Society",Nature,Vol.140,Jan.22,1938.除了科学的社会责任之外，这次会议还决定在世界范围内捍卫科学和思想自由，并声援那些专制国家内遭受迫害的科学家。

[45]"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Nature,Vol.140,May 22,1937.

[46]对这一运动的确认和介绍，参见《自然》的社论，"Social Relations of Science",Nature,Vol.141,Apr.23,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