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庄子及其思想

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生卒年月，学界说法不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17]庄周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庄子祖上系出楚国公族，后因吴起变法，楚国发生内乱，先人为避祸而迁至宋国蒙地。庄子因崇尚自由而不应同宗楚威王之聘，故生平只做过地方漆园吏一类的小官。庄周是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被学术界尊为“老庄哲学”。

人们对于庄子的一般印象大致如此。先秦道家学说首推老庄。然而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其实在哲学上不属于同一个类型。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对老子的思想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下面，我们探讨一下庄子的思想。

庄子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庄子》之中。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其（即庄周）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18]可知，庄子著书有十万余言。而今本《庄子》仅33篇，共6.5万多字，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较司马迁之记载，少了许多。《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五十二篇”[19]，大抵不错。然今本的33篇，可能是在晋代郭象注《庄子》时删减而成的。以前一般认为《庄子》全部为庄子所著。从宋代起，有学者认为《内篇》为庄子本人所著，而《外篇》和《杂篇》是后人托名。总的来说，《庄子》除了《杂篇·说剑》类似纵横家所著以外，其思想还是较为统一的。通读《庄子》，我们发现，庄子的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道”的本体性

在对“道”的本体性认识上，老庄可谓一脉相承。庄子对“道”有一段描述：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20]（《大宗师》）

首先，庄子认为“道”是真实而有信验的，无所作为亦无行迹。所谓“有情有信”，即为《老子》第二十一章所说的：“窈冥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精”与“情”古时通用，故庄子的“情”，就是老子所谓的“精”。其次，庄周对“道”的特性的描述也与老子颇近。庄周认为，“道”是“无为无形”的，是说“道”看不见、摸不着；“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是说“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与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义同。再次，庄子说“道”是“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即是说“道”自身就是本，就是根，在未出现天地的远古时代，“道”就已经存在；它能生出鬼神、上帝和天地。换句话说，“道”就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最后，庄子认为，“道”是在太极之上而不算高，在六合之下而不算深，先天地存在而不算久，长于上古却不算老，揭示了“道”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特性，即在空间上是弥漫宇宙，无处不在的；在时间上是贯通古今，无时不在的。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道”的本源性问题上，庄子的认识与老子是一脉相承的。

（二）无碍无待的逍遥游思想

“逍遥游”的思想是庄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庄子反对投身社会活动，志在不受任何拘束，追求优游自得的生活旨趣的思想。在庄子的眼里，客观现实中的一事一物，包括人类本身都是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这就没有绝对的自由，要想无所依凭就得无己。因而他希望一切顺乎自然，超脱于现实，否定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作用，把人类的生活与万物的生存混为一体；提倡不滞于物，追求无条件的精神自由。正如陈鼓应先生所说：“《逍遥游》篇，主旨是说一个人当透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而使精神活动臻于悠游自在，无挂无碍的境地。”[21]庄子为了阐明这一主旨，在《庄子》中用了许多比喻、寓言故事，如“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这里，庄子借“列子御风而行”，说明了虽然轻盈美好，免于行走之劳，但还是有所“待”的。关于“待”，徐复观解释说：“庄子认为人生之所以受压迫，不自由，乃由于自己不能支配自己，而须受外力的牵连。受外力的牵连，即会受到外力的限制甚至支配。这种牵连，称之为‘待’。”[22]如若能遵循宇宙万物的规律，把握“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域，便是“无所待”。这便是“逍遥游”的境界了！而能真正达到“逍遥游”境界的人，也只有达于忘我之境的“至人”，无功业牵绊的“神人”，以及无荣誉之想的“圣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勘破世事，精神不受挂碍与羁绊，达到了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亦即“逍遥游”之境。庄子在《逍遥游》中充分地阐释了自己的“逍遥游”思想。

（三）“是非两行”的齐物思想

老子认为，天地间万事万物都存在着对立、矛盾的两个方面，且这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会互相转化，这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这一点上，庄子的思想与老子不同。庄子也认为，事物存在着对立、矛盾的两个方面，然而不同的是，庄子用自己的方法将事物的对立、矛盾都消解掉了。庄子用来消除事物差别的方法有如下几种：其一，庄子用“道”的眼光看待一切，则万物齐一，没有了差别。庄子用自我的主观精神看待是与非、生与死、贫与富、穷与达。这些矛盾对立面在“道”的境界下，完全成了无差别、无矛盾的了，彼此都是一样的。《齐物论》云：“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庄子认为，一切事物从通体来看，就没有完成和毁誉，都复归于一个整体，只有通达之士才能明白这个道理，进而认为，只有圣人才能不执着于是与非、物与我的争论而保持事理的自然与均衡，这就是所谓的“两行”。其二，庄子用相对主义思想观察事物，让事物处于同一类别之下，以消除其差别。如《齐物论》云：“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这里，事物的大与小、寿与夭的界限，让庄子用相对主义给消解掉了。换句话说，就是大小、寿夭等的差别，不再是靠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而是靠人们的主观看法来评价了。正如王明所说：“对相对主义来说，任何东西都失掉了它的质的规定性。如，大如屋柱，细如草茎，没有差别了。”[23]《德充符》亦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肝胆虽紧密相连，但若从两者不是同一种东西的角度去看待，则相去甚远；而如果从同属人体内脏器官的角度去看，则两者又没有什么差异了。所谓“两行”即是从事物的两端进行观照，使两端各得其所，而不是执其一端。

（四）“安之若命”的宿命思想

庄子的宿命论思想与儒家所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同。[24]因为儒家所说的“天”，乃是其所信奉的宇宙的主宰者——天帝，而庄子则将人的生死归结为无可奈何、不可抗拒的结局。既然是不可抗拒的必然结果，那么人就应该顺从命运的安排，泰然处之。庄子不止一次地论说生死问题，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德充符》）。这里，庄子强调的是人在命运——生死面前无可奈何，然而又为人们指出了一条安然处之的方法，或者叫方向，那就是修“德”。这里的“德”也不同于儒家所修持的道德行为，而是指“道通为一”的，可以消除一切矛盾、对立的主观精神。这就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人们面对生与死时的恐惧与不安。《齐物论》亦云：“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庄子认为，生死、利害并无分别。在《大宗师》中对真人的描绘，充分体现了他的生死观。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

庄子心目中之“真人”，是不以生存为喜，不以死亡为恶；出生不欣喜，入死不推辞，无拘无束地死去生来便罢了。不忘己之所从来，亦不求己之所焉往，承受际遇欢喜无忧，忘掉死生复返自然，此即谓不以心智侵损大道，不以人为辅助自然。这样的人才称得上“真人”。若然，其内心忘却一切，容颜静寂安闲，面容质朴端严；冷肃如秋，温暖似春，喜怒变化如四时运行一样自然，与外物合宜相称而无人能窥测其真谛。这里的“真人”其实就是前文中所说的得道之人。《大宗师》又云：“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庄子意谓，泉水干涸了，鱼困于陆地之上，以湿气相嘘唏，借唾沫相湿润，倒不如彼此相忘于江湖之中。与其赞誉唐尧而非议夏桀，倒不如忘却两者之是非而融化于大道之中。庄子又云：“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可以看到，庄子非常看重生死问题，认为死和生均非人力所能左右，犹如黑夜和白天交替那样永恒地变化，完全出于自然。在死生面前，人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这都是事物自身变化之实情。由此，我们可知，庄子的“死生，命也”，是以与道相融来消解生死界限而解决生死问题的，故而穷达、是非、毁誉、得失等一切问题也就不再是问题了。

（五）“顺物自然”的无为思想

老子的社会政治哲学是无为而无不为，即所谓的无为而治。庄子的社会政治观与老子有相似之处，即庄子也主张自然无为。这集中体现在《应帝王》之中。庄子借无名人之口云：“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庄子主张为政之道，毋庸干涉，常顺人性之自然，以百姓之意志为意志，人民才可享有自由与幸福；只有治人者去除私欲，才能走向为民为公的路径。为政者游心于恬淡之境，顺应事物本性而无用私意，清静无为，天下便会被治理好了。庄子又云：“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应帝王》）意谓，明王治理政事，功绩广被天下却像与己不相干，教化施及万物而民不觉有所依恃，其虽有功德却不能用名称说出，使万物各得其所，而自己却立于不可测识的地位，行所无事一样。此言明王能不居功而民自化。最能体现庄子“顺物自然”思想的就是关于“混沌”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

混沌寓言内涵颇丰，有喻纯朴自然为美，有喻各适其性，还有以南海喻阳，北海喻阴，中央喻阴阳和合之说。[25]而无论何种喻义，皆能说明庄子之无为自然思想。陈鼓应揭示此则寓言故事喻义云：“混沌喻真朴的人民。‘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为政者今天设一法，明天设一政，烦扰的政举，屡屡置民于死地。庄子目击战国时代的惨景，运用高度的艺术手笔描绘混沌之死以喻‘有为’之政给人民带来的灾害。”[26]诚然，这是陈鼓应对庄子思想的引申，但起码也说明庄子寓言本身已含有为治人者提建议的意味。

（六）“与天为一”的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的，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庄子《达生》篇云：

未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事奚足弃而生奚足遗？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

庄子《达生》篇旨在言养神，强调人精神的作用。“达生”之义便是通达生命之真义。庄子认为，若要身体免于劳累，则应舍弃俗世。唯有舍弃俗世，方可心正气平，心正气平方可顺随自然同步变化，与自然同步变化便是接近道了。故而，舍弃俗世，方能使精神不亏。精神充足，形体健全，便能与自然合而为一。这里庄子所言之“天”即大自然；人即人类；合，就是相互融合。天人合一就是要保养人自身的精气，顺随自然的变化而变化。此便是庄子天人合一之思想内涵。《周易》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与庄子显然不同。《周易》认为，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有人之道，人之道在于“成万物”。再具体地说就是：“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爻而成卦。”[27]周振甫认为，从前圣人创作《周易》是要顺从性命的道理，因此确立阴阳为天道、柔刚为地道、仁义为人道，并认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却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将阴与柔、仁相对应，阳与刚、义相对应。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在《周易》中，人与天地是对应关系，庄子则进一步发挥了《周易》的天人观念，认为人不仅仅可以与天对应，而且经过一番修养的工夫，是能够“与天为一”的，即以人道去合天道，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这便是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庄周学说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个人生与死的问题，关注更多的是个体的生命体验。正如漥德忠所言：“庄周的学说本来是人生论，其中心是解决生与死的问题，即个人安身立命，因此同《道德经》一样，并不言及政治，且注重现实超越自身的无我境地。无我境地即服从绝对的天，与天合为一体。”[28]虽然漥德忠的观点有些偏颇[29]，但就其大端而言，还是较为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