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书的研究现状与本书的研究思路
由前文所论可知，钱锺书的文学思想不仅是跨文化的，也是跨学科的，是一种典型的比较诗学，对它的研究，不单单涉及的是纯粹文学批评与理论问题，更关涉到比较诗学、比较文化等问题；两者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但以往的研究却往往将两者割裂开来，分别讨论，形成了钱锺书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和比较诗学研究这两大领域。下面就从这两方面入手进行述评。
《管锥编》一出版，对它的研究就开始了。已故厦门大学教授郑朝宗在《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上发表的《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读〈管锥篇〉与〈旧文四篇〉》是其中较早也是较为突出的成果，该文指出：“如果有耐心通读全书，特别是其中的有关文艺的部分，并参阅《旧文四篇》，就会明白作者实际致力的是‘诗心’、‘文心’的探讨，亦即是，寻找中西作者艺术构思的共同规律”。“诗心”“文心”探寻一说，是对隐含于钱锺书理论实践中的基本线索与内在特征的揭示。稍后郑氏师徒出版了《〈管锥编〉研究论文集》，除收录上文之外，还结集了其弟子们的钱锺书研究文章，他们或是从历史，或是从哲学，或是从方法论等角度，对钱锺书的理论观念进行挖掘与梳理，在研究上构成一种规模化和集束效应。郑氏文章对《管锥编》具体理论碎片的整理也开启了后来者这一方面的工作，紧接着，其弟子陆文虎即重点梳理了《谈艺录》及《宋诗选注·序》中的文论思想，对其内涵进行了一定分析，相比其师，涉及的范围更广，也更深入。由于时代的原因，郑氏师徒一方面开启和支撑了钱锺书诗学研究的新天地，一方面——从现在的眼光看来——也不可避免存在某些缺陷，如研究的深广度不够、知识结构陈旧，等等。这些都有待一个新的时期的到来。
进入90年代，随着国内学者学术视野的开阔，从此对钱锺书诗学观念中的单一理论范畴的讨论越发深入，涉及面更广，关注的问题也更细。或者讨论钱锺书的语言观（胡河清：《钱锺书语言研究的当代文化意义》）；或者探究钱锺书的史学观（李洪岩：《钱锺书先生论六经皆史说》；林校生：《钱锺书史学观刍说》）；或者讨论钱锺书的修辞观（高万云：《钱锺书的修辞观》，黄刚：《诗与通感》）；或者抉发钱锺书的创作论（郑淑慧：《钱锺书荒诞文学创作论刍议》）；或者考察钱锺书诗学研究的意义（黄志浩：《钱锺书诗学研究的现代启示》），等等，可以说文学理论的各类问题，全面铺开，无论大小，都有所论涉。
微观研究的发展，为宏观研究准备了条件，到了一定程度，后者自然展开。最早从体系的角度研究钱锺书诗学观念者，是周振甫、冀勤1990年左右编著的《钱锺书〈谈艺录〉读本》。不过此书严格说来只是一本注释性著作，是为一般读者作“辅导”用途的参考性读物，并没有对钱锺书诗学观念做深入阐析，在深度上尚不能与纯粹研究意义上的学术著作相提并论。在《读本》之后，陈子谦出版了他的钱学专著《钱学论》，从品格论、情境论、比喻论、方法论四个方面解读钱锺书的文学思想。其中，对钱锺书学术方法论——辩证法思想，挖掘尤深。相比周著，此书在深度上有了长足进步，但它只是由独立的单篇文章组合而成，彼此之间并不具备前后相贯之理路。可以说，它也还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体系性研究专著。
进入21世纪后，上述状况有了实质性改观。2006年，许龙《钱锺书诗学思想研究》出版，此著是对钱锺书诗学思想——诗歌之学的首次全面梳理、阐析与总结。其特点是以现行的文艺理念对钱锺书所提出之概念和范畴进行深入浅出的现代阐释，有不少地方有发微探幽的妙笔，体现出相当的识见，以及扎实的理论基本功。但许著仅仅局限于讨论观念本身之内涵，而不能超越出来，全方位地探究主体提出、阐发此一观念的目的、意图，以及时代意义与价值。写作于2009年的陈颖的博士论文《对话语境中的钱锺书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对钱锺书文学思想的系统整理。从论域范围来说，陈著较许著又有所拓宽，从对单个文体的讨论，扩展到对整个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是目前为止对钱锺书文学思想考察中最全面的专著。此文框架严整，界限分明，范畴清晰，体现了相当的体系性。但此文重点并非对钱锺书文学理论具体观念之内涵的阐发，而是对钱锺书整体批评理论特点——对话性质的分析与描述，即它以对话理论为支点，将钱锺书批评观念从本质论到接受论进行整合，整合的过程，也是演示对话性质的过程。尽管不可否认此种学术操作确实能够显示钱锺书批评理论开放辩证的一面，但仅仅以对话性质对之加以概括，在一定程度又必然会造成对钱锺书文学观念内涵与价值的遮蔽[16]，从而妨碍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理解与把握。
由上观之，关于钱锺书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无疑是丰厚和扎实的，从文学的本质到文学的接受的各个范畴、命题、概念都有一定程度的抉发和探讨，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理论资源。不过上述理论成果仍有值得进一步完善和开拓之处。首先，在广度上，仍没有一本专著就钱锺书的整个文学思想进行梳理和总结，可开掘的空间仍然不小。其次，很多研究只是就理论而谈理论，更为关心的是钱锺书“说了什么”，“怎么说”的问题，而往往忽视“为什么说”的问题，换言之，钱锺书学术研究的目的、意图，以及当下意义与价值，没有得到应有关注与重视。值得进一步思考与开掘。
关于钱锺书比较诗学的研究，相比前者，稍微靠后。比较诗学的研究不仅要求对钱锺书相关理论有精确把握，而且也必须对这些理论所关涉的西方背景有深入了解，具备一定的外国文学理论知识。这对于刚刚面向西方开放的中国学者来说，需要一个知识结构调整与更新的过程。因而这方面的研究最早的不是对钱锺书文学观念的比较研究，而是对钱锺书文本比较文学方法论的发掘。可以说整个80年代都是如此。据笔者查阅，涉及这方面研究的文章主要就是如下几篇：赵毅衡《〈管锥编〉中比较文学平行研究》（《读书》1980年第2期）、张隆溪《钱锺书谈比较文学和“文学比较”》（《读书》1981年第10期）、张文江《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一本早期著作——读〈谈艺录〉》（《读书》1981年第10期）、陆文虎《〈管锥编〉与比较文学》（《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增刊）、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现状与前景》（《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等。此时学界对钱锺书比较文学方法论的研究的重视，一方面固然存在上面提到的原因，另一方面恐怕也与钱锺书文本所显示的比较文学意识、眼光和方法，对于比较文学这一新鲜学科在中国的建构所具有的示范意义与价值密不可分。
甘阳为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中译本1988年版写了一篇《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的序言，可算是较早的从比较诗学角度对钱锺书的研究，此序给我们梳理了一条现代语言学诗学化发展的脉络，在最后他将钱锺书的语言研究纳入到这一发展潮流中，指出：“钱锺书《管锥编》以‘周易三名’开篇，正是极其深刻地抓住了中国语言（以及中国人文文化）这种‘一字多义且可同时并用’的基本特征，实为《管锥编》之纲。”[17]虽然只是简单一句话，却深刻揭示了钱锺书语言学研究与诗化研究内在相通之处，即都强调隐喻性和多义性。后来的学者对此反复征引，可见其具有深远的理论辐射性。稍后李洪岩发表的《诗化哲学与钱锺书》一文，明显就是对此观点的发挥与扩展。
随着90年代中国学者对西方了解的广泛与深入，从比较诗学角度对钱锺书文本的开掘开始，成为钱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或立足实证，考察渊源，进行影响研究，或普遍联系、内在沟通，予以平行研究。具体地说，从这几个维度展开：一是考察钱锺书与某一具体国别文学的关系，如许丽清《钱锺书与英国文学》（复旦大学，2010年）；二是考察钱锺书与单个西方理论家的关系，此方面研究成果较多，涉及的人物主要有休谟、康德、尼采、海德格尔、瑞恰慈等；三是考察钱锺书与西方某一时代的关系，如季进的《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四是考察钱锺书与西方某一学说的关系，如钱锺书与阐释学、形式主义、符号学、心理学、新历史主义等。从具体研究状况来看，二、四两项研究较充分，这主要是因为涉及的面较窄，容易驾驭和把握。而在这其中，对于钱锺书与阐释学和形式主义关系的研究尤其深透，成果很丰富，这是因为这两派学说特征较分明，钱锺书在文本中论述也较多。相比较而言，一、三两项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季进与许丽清的论著，就笔者目力所及，是仅有的成果。它们涉及的是宏观研究，似乎很不好下手，即如季进著作所论，是钱锺书与现代西学的关系，但这现代的内涵不好确定，季进将它限定在20世纪，但问题是他讨论的学说很多都是20世纪以前的，比如心理学，他论到詹姆斯，其成果主要在19世纪末；他论到狄尔泰的阐释学循环，此人也基本属于19世纪，似乎他讨论的是现代阐释学，但他在论到“循环无穷的阐释境界”一节时却不知不觉又回到了传统阐释学论域。而且季进之所以讨论钱锺书与20世纪西学的关系，是因为20世纪西学的学科界限似乎更明确，更具特征性，便于以此为参照对钱锺书思想观念进行针对性梳理。许丽清关于钱锺书与英国文学的研究也可做如是观。至于钱锺书与西方古代文学、近代文学，或者钱锺书与法国文学、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等的关系却没有人进行专门梳理。恐怕一时也很难有人去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钱锺书文学接受的特殊性。众所周知，钱锺书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具有宏阔的学术胸襟，善于采纳百家之言，但他不盲从，不迷信，不固守，我们很难看到他对哪家哪派，表现出无保留的推崇和接受。一切知识与观念的接受，在他那里都是一种消纳的过程，最终化为了自我的一部分，犹如水中之盐，而非眼中之屑，可感觉，而不能指明。有似艾略特所谓传统，是一种无形的影响，了无痕迹，无法把捉。相比钱锺书，现代文学其他学者对西方接受的情形似乎相对要明确些，如王国维对叔本华康德、朱光潜对克罗齐，都是非常偏嗜的，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很大，不但在外在的学问上，甚至在内在的心理气质上也有影响，大多能找到一条由接受到疏离的发展演变之轨迹[18]，而这种情况在钱锺书这里却非常模糊，让人很难感觉它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钱锺书的思维是非常辩证的，论到一个问题时牵涉的作家、学者很多，往往不拘泥一家，正反都有，我们常常不能确定他到底认同哪一方，有时他似乎只是搭建一个对话的平台而已，自己隐身在后，不显山露水。即如他讨论到梅圣俞的“以俗为雅”时联系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原则，但同时却又认为“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有学者根据前者，认定钱锺书认为“文学创作中往往反常的程度越高，就越具美学价值”[19]，显然不符合事实，将钱锺书文本简单化了。诚然，比较阐述框架，确实能够较为集中深入探讨钱锺书的文学对外关系，但同时又会为框架所限，无形之中，忽视了对象的多样性、复杂性、交叉性，容易将问题导入以我为主的简单化，从而有碍对钱锺书的思想渊源进行客观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显然，对于钱锺书这样的独特个体来说，与其设立一个甲与乙式的封闭的、排他性的宏观模式[20]，不如以具体理论问题的探讨为立足点，对古今中外的所有对象进行广泛联系，将钱锺书的诗学观念与比较视野沟通起来，毋庸煞费心思去考虑个体、派别、国家、时代等界限或壁垒，从而在论证上获得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本著即采取此一思路，一方面深入钱锺书文本，全面寻绎、梳理、总结其片段思想，建构为现代逻辑结构；另一方面广泛参阅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典籍，将钱锺书文学理念置于人类文化宏阔背景中进行参照、比较，同时又紧密联系时代语境，回到钱锺书理论发生“现场”，考察其产生之意图、目的等，通过这三方面的研究，力图呈现钱锺书文学思想的整体面貌，揭示其贯通中西，横越学科的特点，阐发其对文艺理论研究的长远意义与普泛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