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诗本性情

虽然台阁体文人多为酬唱应和而作，不乏夸大相互恭维之语，但在创作思想上，却追求诗歌最本真的面貌，即抒发作者内心情感世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记载：“大底以清和婉约之音，提导后进，迨杨士奇等嗣起，复变为台阁博大之体”，[6]故台阁体是由西江派发展而来，有着江右派平易自然的诗风传统。杨士奇称“诗必本于性情言行，以极乎修齐治平之道”，其他台阁文人也纷纷以性情作为诗歌的本质和内涵：“诗以道情性为真”（《胡广诗话》）；“诗，本乎人情”（《李时勉诗话》）；“诗者，志之所发也”（《王直诗话》）；“夫诗者，吟咏性情者也”（《周叙诗话》）。词句虽不同，但表达的意思却是一致的。杨士奇进一步指出：“古诗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咏，以感发人心。”《诗经》中的篇章都是吟咏性情而发的。“心之所之谓之志，而诗所以言志也。”（《胡广诗话》）诗表达了人内心的感受。“其贤者感深伤切而尤有不能已乎其情，遂相率作为诗歌以挽之。是皆出于人心之自然，非勉强而致也。”（《金幼孜诗话》）发自内心的感情自然真切，不可勉强、虚伪、造假。基于此，台阁文人一致赞成“诗本性情”的思想观点。台阁文人最具代表的应制诗，在一般人眼中无非传达对明朝仁政局面的感念，歌颂君主英明恩厚，彰显自己对国家热爱和对君主效忠。但细细品味诗歌言语背后所蕴含的感情，难道只是阿谀粉饰之作，全然没有作者的真性情？

台阁文人是国家思想和政策的主要拟定者、决策者，对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导向作用。社会安定、国家昌盛与他们的辛劳付出是分不开的，在他们的眼中，那治世太平是他们不懈努力的成果，那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内心真实感受的自然流露。也许，真性情流露之时略有尘世的俗气，但那亦是作者的一腔热血和激情。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诗文中充满雍容典雅的台阁气的台阁文人会提出“诗本性情”的文学主张了。台阁文人都是学识渊博之士，遣词造文信手拈来，毫无滞顿艰难之苦：“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浑成。”（《胡广诗话》）“发乎自然而非造作也。汉魏迨今，诗凡几变，其间宏才实学之士，纵横放肆，千汇万状，字以炼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模拟取其似，功力极矣！而识者乃或舍旃而尚，陶、韦则亦以其不炼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性情之真，近乎古也。”（《胡广诗话》）直抒性情未加雕饰的文字也是台阁文人展示自身才华的最佳舞台。

台阁文人以“性情”为根本来度量诗歌的高下优劣，“夫诗本情性，学问以实之，仁义以达之，笃敬以足之。学问其力也，仁义其气也，笃敬其诚也。学问不足则其力不固，仁义不至则其气不充，笃敬或间则其神不清。三者不备，不可以言诗。三者备矣，又必先明体制、审音律；体制明矣，音律审矣，又必辨清浊、去固陋；清浊辨矣，固陋去矣，又必得乎兴象，则其发也，沛然矣”。（《李时勉诗话》）诗歌在有情性的基础上，加之学问、仁义、笃敬三者可以为诗，其余如体制、音律、兴象则为次之。“盖诗有体格，有制作，有音律，有兴象。必辨其体格，详其制作，审其音律。体格明，制作精，音律谐，而后可以言诗。至于兴象，则在乎其人学问之至，用力之久，自当得之，非可以言喻。”（《李时勉诗话》）可见他并不是一味追逐性情，而抹杀诗歌中的人为作用和效果。由此可见，诗歌直源性情，而不受世俗的沾染，加上诗人的谋篇布局，协调音律，刻画意境，才是优秀的作品，也才是台阁文人所赞扬称道的诗歌。

[1]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2] 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下同，不另注。

[3]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4]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5] 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朱孟震诗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778页。

[6]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