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之本——诗本人情

文学表现的真谛，是中国诗人千百年来不断探索的课题。“诗言志”的观点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的发掘成果。但由于“志”本身内容的丰富和各人理解、立场不一，以及后代政论家过于强调诗的政治教化作用，导致了诗的艺术价值被人们忽略。刘崧作为一代文学大家，对诗的见解有独立性。“诗本人情而成于声。情不能以自见，必因声以达。故曰：‘言者，心之声也’，声达而情见矣。夫喜怒哀乐，情也，而各有其节焉。清浊高下，声也，而各有其文焉。情而无所节也，声而无所文也，则不得以为言矣，而况诗乎？则情之发也必正而和，声之奏也必宏以远矣。”（《槎翁文集》卷九《陶德嘉诗序》）诗发由心生，为了表情达意而产生的，“存之于心而为爱，发之于言而为颂”。（《槎翁文集》卷九《钟廷方录癸卯寿诗序》）这种感情在心中就是爱，由内而外，付诸文字时，就是诗歌。世间事物千千万万，但是情感却是发自内心的，是真实的、诚挚的，“世变万万，情性一致。其于诗也，未尝无所法，而拘之则卑矣。未尝无所自，而袭之则陋矣”。（《槎翁文集》卷九《萧子所诗序》）世有善恶，人有美丑，“余尝求汉唐以来，迄今作者之诗，因以观其人。凡其人之美恶、邪正、穷达、修短，若是乎其不齐也，而其诗亦往往因之以见，而莫之遁焉”。（《槎翁文集》卷十《刘以震诗序》）人有伪善，但是诗却无法掺假，因为诗本人情，诗中的情感是无法仿造的。

刘崧“诗本人情”的观点顺应了文学内在的发展规律，体现了文学内在的要求，“又为歌诗以申道其思慕慨叹，真情至性，缠绵往复，读之虽隔万里，而油然见其肺腑不尽之怀，恻然有间关无穷之虑。此其爱之深者，故其发之于言者，有不能浅也。而其同时相和者，复有以道达其情志，讽而诵之，信乎其可以兴也”。（《泊庵集》卷三《李氏史弟倡和诗序》）有时诗人并未刻意抒情，但是人的情感心绪又怎么能掩饰得了，常常不知不觉中自然流露于笔端，“悲愤之作，往往流出肺腑”。（《槎翁文集》卷十一《跋文信国公三诗墨迹后》）正因如此，统治者采诗以观社会民风，“古有采诗之官，凡风俗之微恶，心志之邪正，与夫政治之得失，其泛然杂出于歌谣者，皆采而录之，以献于天子。于是，前所谓微恶邪正得失者，咸于燕观而考之，而谓之风焉……圣人卒不轻绝之者，亦惟以其美刺忧伤之间，讴吟咏歌之下，于凡人心，天理之贞，自有不可得而掩焉者耳”。（《槎翁文集》卷十一《三衢徐欣名诗稿序》）刘崧这一思想在后世不断发展完善，影响广大。

因为诗本于人情，所以在诗歌中展示的气势，是诗人喜怒哀乐的直接体现，“抒夫性情，发于词章”。（《槎翁文集》卷十《巢云诗集序》）从诗歌中可以读出诗人的情怀、气魄和胸襟，“其乐足以导和，歌足以述情，威仪足以合礼，而言议足以成德”。（《槎翁文集》卷六《秋日宴中和堂诗后序》）“君培高蓄深，克自振厉，至掞词摛章，光彩横发，倾其座人。如春花间柳，风日争妍；如寒泉触石，霜月孤照。丽而不流于媚，淡而不极于苦。”（《槎翁文集》卷八《万德深沧江稿序》）优秀的诗歌引人入胜，使人心旷神怡，如沐春风。著名诗人梁潜也有类似的观点：“盖其气同志合，情好绸缪，故其发于咏歌若金石奏而律吕谐，凤鸟鸣而声气应，至于相忘于情，相赏以心，相矜以为高，相夸以自豪，虽其一时之作有不可掩者，要之皆所以道其志而无伤也。”（《泊庵集》卷七《银浦唱和诗序》）饱含情感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往往引起读者共鸣，“诗以道性情，而得夫性情之正者尝少也……然其忧悲欢娱哀怨之发，咏歌之际，尤能使人动荡感激，岂非其泽入人之深，久犹未泯耶”。（《泊庵集》卷三《雅南集序》）读者闻恬和之音则心平气舒，听哀伤之调则催人泪下，正可谓优秀的作品读后“余音绕梁”，使人“三月不知肉味”，达到忘我的境界。